专题论文

中国煤矿业近代转型的外因作用分析

陈争平 云妍

摘要：中国有悠久的用煤历史和采煤传统，但是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现代性质的煤矿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外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随着近代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业贸易的扩大，以蒸汽为动力、煤炭为燃料的外国商船进入中国主要航线并逐渐占据优势，新式航运需要大量廉价和优质煤炭，为此，在华外商不断勘察内地煤炭资源并游说中国政府采用西式方法采煤。19世纪70年代，在西方势力的持续压力下和中国政府自身用煤的需求下，新式煤矿开始建立。近代新式煤矿引进了西方技术，使得采煤业脱离了传统的手工业部门而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世纪之交，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并占据主要投资市场，又大大刺激了民族资本投资新式煤矿，从而推动了整体煤矿业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近代煤矿业 转型 外因

在全球化潮流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从近代开始大转型，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总的来讲，这一转型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一大转型过程中，各行业内因和外因具体作用并非是千篇一律，有必要结合史料多做行业史及企业史的具体案例分析。在西方工业革命进程中，煤矿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煤矿业也有重要地位。本文选择煤矿业为案例，尝试根据有关史料对中国煤矿业近代转型的外因作用进行分析。

一 转型前中国煤窑业概况

中国煤炭资源分布较广，平原和丘陵地带都有富矿。清前期已有800多个州县有开采煤矿记载，主要产煤省份有直隶、山西、山东、陕西、湖南、四川及东北几省。中国煤矿的开发既受自然条件制约，又受各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因此清代在近代工业兴起前传统煤窑业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在近代工业兴起前，煤炭主要用于炊爨”，明清时人口密集而柴薪缺乏的北方城镇需要用煤代替柴薪，煤矿的开发多伴随城市的发展而来；而南方山林多，用煤代替柴薪的需求不强的地区煤矿开发较少。清代随着城镇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北方煤窑业发展较快，直隶的宛平、房山，山东的博山、峄县，河南的巩县，陕西的同官，山西的平定州，湖南的湘乡、安化、耒阳，都是比较有名的煤产区。尤其是北京附近。清政府为京畿安定，多方鼓励在京西招商开采煤炭。“北京地区煤矿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就主要是由京师这个大的燃料市场引起的。”

二是煤炭量重价廉，运销“距离都不远”。清前期大多数煤的运销是在省区内或邻近省区进行的，一些销路较长的也多依赖水运。

三是民营煤矿业发展迅速。清代民营煤窑开办需要向官府申请，发给窑照，封闭，停采也要经过批准，并负责执行保甲、户口管理等规定。在税赋之外，地方官吏勒索自是不免。如在山东峄县，“间以其羡遗诸官吏，是为窑规，岁糜金无算”。据说当时一个大窑“岁纳资自府至县约费万金，小者亦数千金”。此外，煤窑多在民地，地主以占有土地权和缴纳田赋为名，通常要从采煤收益中分取一份颇大份额，有的还另有他项索取。地方恶霸、土棍，以及封建把头势力，对煤窑挟制、要挟、勒索等情事，较之一般手工业更属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清政府对于煤在各种矿产中的管理最松弛，税课也最轻，民营煤窑业仍然得到空前发展。

四是清中叶煤窑挖掘技术虽有进步，仍然是依赖人工，已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煤矿矿藏往往多层，下面的煤层较厚，而一般土法开采因井巷靠自然通风，照明靠油灯，挖煤用镐、锤、钎子，运煤用荆条筐等，技术手段较原始，采煤仅及浅层，产量有限。而有的地方官吏为减少事故发生率，会要求煤井“不得过深远”。清前期的煤井技术大约以山东淄博一带和四川江北县比较先进。山东淄博井口提升已用滑轮和绞车，代替传统的辘轳，并使用畜力代替人力，同时采用双井以通风；江北县甲子洞煤窑运煤用“竹撬滑拖”，比传统的拉筐效率高多了，至道光年间又改为“铁撬滑拖”。尽管清代的煤井技术有所进步，但因沿用人力出煤和排水困难，仍不能深掘。传统煤窑常有两大患，即“刨挖年久，窑洞坍塌”和“刨挖渐深，被水淹没”，绝大多数报废的煤窑是由此造成，其煤层并未采完。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必然造成中国煤炭资源的极大浪费。

五是清代各省煤矿，仍以零星小窑为多。这种小窑，一般有8～10人劳动，其中有雇工，也有劳动者合伙性质的。例如淄博煤田的“份子井”，是由几家各出资金“份子”和劳动力组成，所得亦按份分配，这是一种合伙性质的煤窑；直隶万全县亦有三四人在农隙时共同下窑挖煤的劳动合伙事情。地主、商人独资或合伙开办煤窑，雇工采掘的情况亦有不少。这种煤窑雇工人数有数人、数十人不等。京西门头沟开一座中等煤窑，大约需银1000两的投资，雇工二三百。四川江北县甲子洞煤窑至道光年间雇工增至七八百人。

京西煤窑还存在“诓诱良民，逼勒入窑，关禁不容脱身”，强迫实行奴隶劳动的情况。前辈学者曾推断，“在清代中期，特别是在道光之后，京西地区的煤窑中，奴隶制劳动只是作为自由雇佣劳动的一种补充而存在”。

二 近代煤炭市场的国际联通

煤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之关键性资源。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有广泛的煤矿分布，19世纪30年代煤矿业成为英国三大支柱工业之一。可以说，工业革命被煤引燃，并被蒸汽机和铁路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驱动着，而这二者的出现又都离不开煤。煤为工业的全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并通过蒸汽机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煤矿业本身的转型），最终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西方有历史学家评价说工业革命的本质包括了“生产过程中新动力资源的应用”，“煤炭和人力资本是工业革命的两个基本要素”。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西方的轮船运输、船舶修造、公用事业等随之进驻广州、上海等口岸城市，这些新式产业形态需要消耗大量煤炭，近代中国煤炭市场很快与国际市场联通。

据资料显示，上海1858年输入外煤29485吨，到1862年已增至173580吨；输入的外煤主要包括产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的煤（见图1）。其中，英国煤输入较早，并且是开埠早期英国对华进口商品中除棉毛纺织品、鸦片、金属之外较为重要的一项，后来因运费过高，逐渐不敌运输距离更短的澳大利亚、日本的煤，大约自1869年后进口量落后于澳大利亚，1870年开始又落后于日本；后来就只有产自英国威尔士的加的夫煤因煤质较高，尚有少量进口。澳大利亚煤大约自1865年后进口增加，据当年的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由于英国煤的价格上涨，有些轮船就更普遍地使用了澳煤”；不过同样由于运输成本的原因后来也逐渐退出上海的外煤市场。美国来煤先后包括了白煤和质量很高的无烟煤，进口数量相对平稳，不过由于价格较高，也影响了其市场销售量。日本煤输入晚于英国和澳大利亚，但由于距离中国较近，特别是1870年长崎附近的高岛煤矿采用西法经营成功后，进口数量大量增长，从1873年开始在上海市场上成为消费量最大的外煤，逐渐将其他外煤赶出市场。

中国本土的煤随着外国煤进口增长也逐渐进入上海交易市场中。其中，台湾煤输入上海时间很早，1865年在上海每吨卖到5到6.5两，低于其他各国煤价。1866年输入6190吨，随后几年时高时低，1868年和1869年曾分别高达17613和12965吨，甚至超过了当年日本来煤数量，但1870年又迅速回落至5759吨，据说原因是“当地人发现种粮食和种其他作物比开采煤矿更为有利”。不过，此后上海进口的台湾煤总体仍呈上升态势。

来自长江口岸汉口和九江的煤（有的产自西部各省）大约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供应航运轮船：上海市场在其他外国煤价有较大上升后，大多数江轮开始烧用中国本土的煤，但是由于原始成本和运输成本相加过高，直至19世纪70年代尚未能进入上海市场。不过，行驶于上海和汉口之间的轮船至1870年已使用了大量沿江煤矿生产的煤，这种情形甚至导致了上海所有外国煤的价格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外国煤进口快要成为无利可图的事业。1879年，汉口煤用运费和各项费用都很低的三桅船运至上海，从而正式进入上海市场。从1880年开始，上海的外煤进口也将“中国的和外国的”一并统计。

另一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天津，大约自1863年海关资料中开始有外国煤的进口数字统计和显示。虽然最初几年进口数量不多（来煤国主要为日本），但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有大幅度增长，1880年曾达到了近两万吨（见表2）。不过，总体数量规模上不能与上海相比。

三 外商要求在中国以新法采煤

促使中国煤矿业近代转型的最初主要动力来自航运业。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人进一步获得了到内地经商的权利，外轮可在长江自由航行进行转口贸易；在外国人眼中，它“标志着第一个条约的结束和新条约签订后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开展贸易的新时代”。此时，经历了世界航运中以煤炭为燃料的轮船取代依靠风力的帆船的技术革新，外国商船显示出它庞大的竞争实力。大约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沿海航线，外国货船逐渐代替了中国船舶；在主要的内河航线长江，外国商船也“几乎成为汉口以下的长江上唯一的航行工具”，并因此承担了中国人购买的大量土产在国内口岸之间转运的运输业务。

迅速崛起的新式航运业需要获得大量廉价和充足的煤炭供应。1847年，航行远东的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和中国台湾的一个商人订立了一张购煤700吨的契约，期冀把基隆作为自己在远东的一个煤炭供应站。1848年，美国筹划开辟横贯太平洋的中美轮船航线，次年（1849），美国驻华公使德威仕（J. W. Davis）亲自跑到台湾鉴别台煤质量以确定是否适合轮船使用；随后几年间，美国政府及驻华机构甚至多次动用海军力量到台湾执行煤矿勘察任务。19世纪60年代中期，天津的一家英商广隆洋行（Lindsay & Co.）老板海德逊（J. Henderson）开始在京津一带四处“踏勘煤苗”，并从京西斋堂煤矿运出大批煤炭到天津，供应外国轮船使用。在整个沿长江航线一带，都不断有外国人勘察煤炭资源，湖南湘潭、四川夔州、湖北大军山、江苏句容等地在60年代皆被详细考察过。

所谓“廉价的燃料是使航运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这种供应在当时却不能在中国本土获得。一方面，中国从未有大规模开发煤矿资源的传统，煤几乎没有贸易可言，更没有与之相配套的运输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煤矿业停留在手工煤窑水平，供货数量不稳定、不可靠，且质量往往不敷需要，例如台湾煤在上海市场上虽价格低廉，但“燃烧太快，用于轮船则占面积太多，以致不适用于航运”。因此，外商不断推动本国驻华使领机构向清政府交涉，主张“要求中国允许使用外国资本与技术于中国煤矿的开采方面”。

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国公使文翰（S. G. Bonham）请求在台湾鸡笼山一带开挖煤矿，“未行”；随后又照会闽浙总督刘珂，希望对方采购鸡笼山煤炭，以备轮船之用，后者以“台湾非通商之地，该国船只不应违约擅到”为由拒绝。同治二年（1863），美国驻京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向总理衙门介绍一名美籍矿师庞伯里（Raphael Pumpelly）前往北京西山一带查看煤窑，并劝中国设法开采。同治五年（1866），英国驻华公使阿利国（Rutherford Alcock）动员福建督抚开采澎湖厅署之青螺乡虎头山煤炭，称“如任废弃，殊为可惜”，希望派人帮同开采，“获利不少，可助中国轮船经费”。当时已有外国人试图在湖北大军山、台湾鸡笼山自行开采，皆受地方拦阻。

1866年，《天津条约》即将届满十年，要求开放矿区被纳入《天津条约》修约谈判的主要议事日程中。美国公使麦莲（R. M. Mclane）联合英国公使包令（J. Bowring）威胁清政府开放“中国海岸州岛，捕鱼采矿”，实际主要是瞄准台湾煤矿；接任麦莲的伯驾（P. Parker）又更进一步，甚至提出英、法、美三国分别占领舟山、朝鲜和台湾，作为压迫中国同意修约的“最后手段”。1868年在修约谈判期间，英、美两国欲将开采煤矿纳入约章，明定其事：英使阿利国提出，“煤窑请于宛平、句容两处，先准洋人开挖”，又邀美使劳文同到总理衙门游说，复又“请于西山煤窑到京之路先造木路；京师之西山、长江之两岸、山东、粤东产煤之处，俱请开挖”。经过谈判，清政府在最后拟议的条文中，同意在江苏句容、江西乐平、台湾基隆三处试办煤矿，但在《新修条约善后章程中》又规定，“由南省通商大臣查看该处情形，自行派员试办。其应否雇用洋人帮工及租买机器一切，悉凭通商大臣主政”，西法采矿之约形同虚文。英方对此颇不同意，最后没有正式签字；各地方上则继续以“未便令洋人开采”，或民风强悍、种种不便等由，“始终未允所请”。注

注《奕等奏天津牛庄登州三口出口土煤仍照前定税则征税毋庸议减折》，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1874年10月6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十册，第3901～3902页。"

清政府对外国开发煤矿一再排斥和搪塞，主要出于对外人的防备心理和对开朝以来既定矿业政策的奉行。原来，有清一代鉴于明朝开矿暴敛病民的教训，对于矿业时松时紧而倾向于禁，官吏则有开矿“聚众难散”之辞，民间且有地脉风水之说，积习日久，至晚清时期已成思维定式，一言开矿，辄引明代教训为戒，因此李鸿章总结说“近世学者鉴于明季之失，以开矿为弊政”。虽然道光与咸丰二朝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渐悟于“足国之道，首在足民”，一时矿禁大弛，但这主要是对国人弛禁。而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内乱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利过后，清朝廷新的政策方针更注重尽量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有限区域内（通商口岸和租界），并避免事端的出现。清廷认为西法采矿必然涉及西人拥有更多的活动范围，由此蕴含冲突与纷争也未可预料，在清廷及一般官吏看来，自然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所谓时人语“兴利之念，不敌其避罪之心”。

不过，在西方势力的持续压力下，清廷还是有所松动。早在《天津条约》修约之前的同治六年（1867），一些开明大臣已上书朝廷主张采用西法开发本土煤矿。船政大臣沈葆桢上折，呈请“可否官为设厂，召彼国之精于是术者，优予廪给，购置机器，于湖广之大军山先行试办”“请于各省海口产煤各山设官煤炭厂，或即募雇洋人，用火轮法开取，酌平价值，中外均售”。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惟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湖广总督李鸿章奏折中提到，“沪、宁各制造局仿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必向行内购办，轮船亦然”，认为可以“由官督令试办，以裕军需而收利权”。1868年新修之《天津条约》同意三处煤矿对外开放，也正是一个转变的信号。

另外，在清政府本身也逐渐出现了转变的内在需要。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已颇具规模，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建）扩地至四百余亩，广泛地制造各种枪支、大炮、轮船、水雷、弹药、铜引，福州船政局（1866年建）已制有15艘轮船，天津机器局（1867年建）制造的新式军火在产量上已较前两年多至三四倍，所有这些生产制造都需用煤。不仅军工企业，洋务派倡导的民用企业也需煤日多，例如1872年为抵制外轮挽航运利权而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伊始即以用煤为急务。“招商轮船，以及各口官轮船，所用煤斤，为数甚巨，必须向洋商采买，以资应用……倘日久生意兴旺，则各商承领船只愈多，需用煤斤愈巨”。在国防方面，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难民为台番所害进兵台湾，发生了所谓“琉球事件”，给清政府很大刺激，遂有筹办海防之议；1875年总理衙门决定每年从关税和厘金项下拨400万两作筹办海军经费之用，企望在十年内建成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水师。注11876年，又出现影响中英关系的“马嘉理事件”。在西北部，中俄关系因伊犁问题已趋紧张。边境暗伏危机，中外之间有再起冲突之势。因此，李鸿章奏折中禀称：“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

注1《光绪元年六月初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62～165页；又见《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附片》，《洋务运动》第二册，第424页。"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颁布上谕：“开采煤铁事宜，著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派员妥为经理。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挽越。钦此。”以此为标志，延续二百多年的以矿禁为主流的政策彻底松动，动议了二十余年的西法开矿也终于被采纳，中国近代新式煤矿业的历史由此开启。

四 采煤新法的引进

就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方式而言，18世纪煤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具有革命性，在这一过程中，蒸汽动力机的使用是关键性的一步。1705年的英国，简单的蒸汽发动机已被用于抽吸煤矿的坑道积水，这显示了工业化的先兆。大半个世纪之后的1774～1782年，英国人瓦特（James Watt）在纽可门蒸汽机的基础上试制成功适用于各个工业部门的新的蒸汽机，由此引发了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煤的使用在中国出现得较早，因而采煤技术也相应发展得较早，但采煤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技术上没有产生重大突破，也终究没有成长为像西方那样对社会经济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产业部门。近代新式煤矿业带来了新的技术，从而改变了采煤的技术面貌，也因此使得采煤业脱离了传统的手工业部门而发展成为近代工业。

光绪元年（1874）的谕令颁布后，李鸿章、沈葆桢除遵旨在直隶磁州和台湾基隆办矿外，在其他地方亦广泛物色，择佳矿试采。于是，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直隶开平矿务局等随之成立。其后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请开办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务总局。光绪十七年（1891），张之洞开办湖北大冶和武昌煤矿（炼大冶铁矿）。以上为主要的官方矿业。同时，受官方的影响和带动，安徽池州、山东峄县、广西贺县、直隶临城、奉天骆马山、北京西山等地先后又有私人和民间资本也投入到煤矿业中来。于是在1875年后的二十年间，出现了规模大小不同的新式煤矿十六座，不同程度地使用机器方式开采。

西方新法采煤与传统技术最本质的不同为机器的采用。因有机器的采用，开采范围扩大，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也大大拓展，因此形成一套复杂的程序和方法。这套程序和方法大致是：先实地勘察，对井田范围、建设项目、资金费用、运销经营等进行全面筹划；在初步选择的建井处打钻，探清煤炭存储情况，确定井位井深；然后，利用人工打眼，炸药爆破，机器提升排水，开凿两个井筒，井壁用石砌或砖砌；井筒打到预定之底后，开巷相联通风，再开平巷，横路上再开岔路，随之采掘；在建设矿井的同时，相应地建设地面天桥、锅炉房、运输线路（包括与矿区外交通线路）、机器修理厂及仓库、办公房等。可见，西方技术的引进并非简单购置几样机器可以完成。

以直隶开平煤矿为例，据《开滦煤矿志》记述，1879年2月（清光绪五年），由开平矿务局雇用的英籍矿师白内特（R. R. Burnett）主持，在距开平20里的乔屯西即今唐山矿旧址，使用炸药放炮、汽绞车提矸之西法开凿1号井，3月开凿2号井，两井相距100尺（30.5米），1号井为提升井，2号井为排水、通风井。在距地表200尺（61米）、300尺（91.5米）和500尺（152.5米）处，分别开凿三条平巷，各巷均与两井贯通，上巷通风，中、下巷为运输道巷。地面建有锅炉房、绞车房、煤楼、库房等，用锅炉蒸汽带动矿井提升、排水、通风机器运转。开平煤矿产量不断上升。为便于所产煤的外运，又建筑了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后来延展为京奉铁路）。

甲午战争后新办煤矿成绩最突出者应属萍乡煤矿。张之洞、盛宣怀为了办好汉阳铁厂要解决煤炭的质量问题，特向德国礼和洋行借400万马克，并请了两位德国矿师调查湖北及邻省煤矿资源，结果在江西省萍乡发现一大煤田，其煤质适用于制铁，于是决定采用德国矿师赖伦的方案，聘用赖伦为技师长，于1898年在萍乡挖煤。萍矿中心在安源，采用引进的机械挖掘、运输、洗煤、炼焦等，雇用一万多名工人，有机矿平巷3条，直井1口，安装矿轨、煤车、钢缆及起重、打风、抽水、砧石等机械，竖井最深处达800米，横井的双轨路有3000多米，在当时已属大型煤矿。矿山除总局及各厂栈房屋，大小机器制造厂，大小洗煤机，洋式炼焦炉，制火砖厂等以外，还有栈房、码头、轮驳等附属设施。1899年，萍矿开始出煤，每日约300吨；1903年年产量已增至12.2万吨煤，9.3万吨焦炭；至1907年，年产量已增至40.2万吨煤，11.9万吨焦炭。1910年株昭铁路通车后，萍矿煤除供应汉冶萍公司各局厂外，也供京汉铁路和停泊长江的外国船舰所用，甚至远销日本和美国。

清后期近代煤矿发展概况可见表3。

五 外资的涌入及煤矿管理新机制的引进

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在清末“新政”影响下，又兴起一轮开矿热潮，涌现出一大批官办、商办矿业；就在这时，外资开始涉足中国的煤矿业，外资煤矿（外国独资和中外合资）占同期新式煤矿开办的80%。外资的介入是中国煤矿业近代转型的又一外部因素。外商很早就有在华投资设厂的意愿，但这种投资的权利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才得到承认。

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加剧，其中包括在中国攫取采煤权益。列强攫取中国采煤权益简况可见表4。

第一家外资煤矿是北京门头沟的通兴煤矿。它在甲午战争前原为华商段益三创办，1896年后有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先后投资接办，1907年英商哀基·纪尔马设立门头沟煤矿公司，资本50万两，成为一个中型煤矿。1901年，辽宁抚顺矿原由华商王承尧、翁寿等分别开采，1902年俄资以少量资本加俄军势力，占领矿区。烟台茨儿山矿原由奉天当局聘比利时人皮特辛为矿师官办，1898年俄人掺入，租买八分之五的矿区，并由中东路修建矿区铁路。日俄战争后，日本人以二矿均属俄人财产，由南满铁路接管；1909年与清政府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约》，清政府承认日本国政府开采抚顺、烟台两矿之权。德商德华矿务公司成立于1899年，资本1200万马克，开采山东潍县坊子、淄川马庄煤矿。1890年，中国官商筹办中兴公司，拟用新法开采山东峄县煤矿，但是资本不足；后议中德合办，资本200万元，华六德四，又因德方不缴款毁约。德国人根据《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要求铁路两侧30里内的采矿权为主，对山东矿权采取独霸政策。英商福公司在山西、河南采煤，利用借款给资金缺乏的华商，再让华商将获得的开采矿权转请英商福公司办理，因而获得“会办各矿”的实权。该公司在河南焦作的煤矿使用机器采煤，产量逐年增加。福公司又重视改善运输条件，由此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地位。

1900年英国资本诈夺中国开平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史的一大事件。该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和唐山，英军以“通匪”为由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拘留，不久又释放。张翼恐怕矿务局因有官督商办之名而被抢劫破坏，于是札委曾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Detring Gustav）“或借洋款，或集外国资本，将唐山开平矿局作为中外矿务公司”，寻求外国势力的等保护。德璀琳勾结英国“毕威克—墨林”公司（Bewick Moreing Co.），采用一步一步欺诈手段，使得开平矿务局所有产业，包括历年经营之矿井、机器、房屋、地亩、运河及在各地之码头，未经政府许可和股东同意，也未以任何代价落入英国人手中。

1907年，袁世凯命周学熙聘用德国工程师开办滦州煤矿，打算凭借滦矿对开平加以实力抵制。清廷则打算“以滦收开”。经过与英国人的激烈较量后，滦矿抵挡不住，损失奇重，内部也逐渐分化，主张实行妥协的意见渐占上风。至辛亥革命，股东害怕革命会影响到自己的财产权益，再次希望托庇于外人保护之下。1912年1月，双方签订了草合同；6月，周学熙与那森签订正式合同，自此开滦实行联合，两煤矿共同在天津设立“开滦矿务总局”，以总理营业事宜。联合后的经营管理大权尽归英人掌握。当初原拟的“以滦收开”最后竟成为“以开并滦”。开滦煤矿名为中外合办，实为英商控制下的煤矿企业。

滦州公司之股东情愿将管理大权拱手相让，是为了他们的私利。而这又说明他们认可了英商对煤矿的经营管理。

开平矿务局原来在唐廷枢的主持下，参照外国采煤办法，建立了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一方面这些管理制度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下的小煤窑作坊，是朝着近代工业企业迈进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开平矿务局的管理又带有很强的旧式衙门作风。管理人员以办矿为做官，致使人浮于事、营私舞弊、虚靡浪费、层层揩油现象产生。到了张翼接任总办一职后，情况更为严重。1887年6月24日《北华捷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当开平矿山正在欣欣向荣、继续发展的时候，所有督办、总办和其他大员的三亲六戚都成群结队而来。而且完全不管他们能否胜任，都一律委以差使，把他们养得肥肥的。”1901年出任开平公司总工程师的胡华（即赫伯特·胡佛，美国第31届总统）发现，工薪单上竟虚报了6000个名额，而掌管该事的职位是以5万元购得的。后来几次抽查的结果表明，实际出工数往往只有给资名册上人数的50%～70%，负责出包验收采矿工作、采购原材料。售卖煤斤、航运、出租矿局所有土地的办事人员，接受贿赂估计每人每年平均在2万两左右。在胡华“开平矿务公司报告”（1900年）中，曾反映“公司采用中式记账，既不能用来、也不打算说明成本。所列出的各项费用除了表示可能达到的最大数额外，也没有什么价值”。

1900年英人接手开平矿务局产业后，大力裁撤冗员，更彻底地按照西方现代企业的模式进行经营和管理，比如采用西方会计核算方法，建立了一套崭新的财会制度等。原来官督体制下企业行政方面安排了很多官员的亲友，人浮于事，“以办矿为做官”，而专业基础十分薄弱。相比之下，在英控新企业制度中十分重视发挥总矿师、矿师、副矿师等技术管理人员的作用，聘请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西方技术专家来矿工作，给予他们较高的权力，总矿师当时不但代表总经理驻矿负责技术监督，也负责行政管理。开滦英控新企业制度中对机械设备管理和设备定期与停产检修等都曾作过明文规定。可以说矿方对矿区的生产管理是不遗余力的，保证了煤矿能够长期持续高效安全的生产。这样改变了从前中国企业经营对“用人得宜”的依赖，而真正实现了制度化运营，成为开平煤矿保持成功运营的有力保障。虽然开平大权落于英人，但是从企业制度变革角度，较从前不啻为一种进步。开平煤矿20世纪初企业制度变革及其成效，对滦矿以及其他中资煤矿的管理改善，有重要的外溢性影响。近代中国关于矿业的法律修订有若干次，形成的最重要的法律是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矿业条例》（简称“民三矿例”）和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矿业法》。这几次矿业法的制定和修正，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开滦煤矿的启示。

六 近代煤矿业转型

从整体上看，中国新式煤矿业在19世纪后半叶由洋务派官僚策动已经开始产生，又圉于官办及官督商办体制而发展缓慢。

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以及占据中国的主要投资市场给当时国人以深刻刺激，并唤醒更深的民族权利意识，终于在世纪之交形成了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一般商民的有广泛社会动员的收回矿权运动。从1903年至1911年，民族资本开始涉足新式矿业，掀起一轮自办矿业的高潮。在安徽，呈请开办矿务者纷纷而起，“一年之间，商人承办者二十余处”。

20世纪初，中国爆发了收回采矿权和铁路权的爱国运动，有力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新式煤矿业的发展。矿权收回运动以山西省为首。山西省平定、潞安、泽州、平阳五处煤铁矿权于1898年落入英国福公司之手。1905年，山西五处矿区民众纷纷组织矿山会，山西留日学生、全省商界、学界及一些土绅、京官等群起要求废约，收回自办。1906年初，英国福公司通过英公使，要求外务部令山西发给采矿凭单，外务部竟屈从。消息传出，群情愤慨。5月间中国留日学生在横滨集会，公推代表回国争矿权。山西票号商人号召各界筹集资金，于1907年初成立保晋矿务公司，自办山西各矿。在群众运动威力下，英国福公司不得不妥协，山西五处矿权由山西省以银275万元赎回，交保晋公司自办。

山西矿权收回取得胜利，推动了各省的矿权收回运动，1908年后又以中国方面赎买的方式收回山东峄县煤矿、奉天暖池塘煤矿、安徽铜官山矿、四川江北厅煤铁矿等煤矿权。但是重要大矿如开滦、抚顺、本溪湖、井陉、临城等仍在外商之手。河南省内英国福公司攫取的广大矿区，虽经河南士绅奔走呼吁，始终未能收回。不过，矿权收回运动造成很大声势，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绅商的看法。大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近代煤矿业特别是华资煤矿进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不仅煤矿创办个数激增，而且产量也增长极快。这主要是当时的世界大战使得列强无暇东顾，且战争本身产生对能源的大量需求，煤价的上涨也刺激了煤业生产的缘故。一战结束后，近代煤矿业的发展速度相对减缓，新办煤矿个数减少（参见表5）。

近代中国新式煤矿业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新式煤矿业起于国家主导，即自上而下的带动。最先一批新式煤矿皆为官办或官督商办煤矿。

第二，从资本性质的角度，新式煤矿业大致经历了“华资—外资—华、外资并存”的发展轨迹。近代煤矿业之初，政府排斥外资涉足中国矿业，新式煤矿几为特权产业；清末矿业开放后，外资大量涌入，中国最重要的煤矿除保晋公司外无一不有外资的渗入；随着矿权收回，原先的中外合办煤矿逐渐收回自办，至20世纪20年代初，在重要煤矿中，完全外资性质的仅日资的抚顺煤矿与烟台煤矿、英资的福公司煤矿和俄资的札赉诺尔煤矿四家，其余多为中外合办或完全华资。

第三，从经营方式的角度，也相应经历了从官办（包括官督商办）到商办再到国家参办的转变。从1875年到1896年间，煤矿皆以“官办”或“官督商办”形式由国家主持经营；大约自1898年开始，商业资本投资煤矿蔚然成风，包括同期的外资大量涌入，商办煤矿占据新矿主流；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国家资本主义兴起，官办思想开始回潮，从外资手中收回的煤矿，有些转为商办，也有相当一部分转为官商合办，政府经常以参股形式介入。

此外，近代煤矿业中也存在着“二元”式的经济生产格局，即土法开采与新式开采并存。一方面，以机采为特征的新式煤矿的发展对原先作为手工业范畴的小煤窑的开采有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从历年机械采煤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看（表6），机械采煤的比重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1912年，这一比重是57%，至20年代，平均比重是69.8%，至1937年已达到84.3%。这是中国煤矿业近代转型的关键指标，由此看来转型是成功的。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104页。

七 结语

清中叶煤矿采掘技术虽有进步，仍然是依赖人工，这种落后状况造成中国煤炭资源极大的浪费。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近代中国煤炭市场很快与国际市场联通。外商不断推动本国驻华使领机构向清政府交涉，主张“要求中国允许使用外国资本与技术于中国煤矿的开采方面”，他们是中国煤矿业转型的最早主张者。

在清政府方面，关于用新法采煤问题讨论了20多年，拖延不决。直至19世纪70年代洋务新政发展对煤矿业转型也产生了内在需要，在李鸿章、沈葆桢等推动下，西法开矿终被采纳，中国近代新式煤矿业的历史由此开启。

西方新法采煤与传统技术最本质的不同为机器的采用。因有机器的采用，开采范围扩大，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也大大增加。中国当时不仅在机械学，而且在地质学等方面人才奇缺，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不得不引进“外脑”来指导探矿、掘井、挖煤、抽水等工作。诸如开平矿的英籍矿师白内特、萍乡矿的德籍矿师赖伦等“外脑”，都为中国新式煤矿业发展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当时在煤矿运输方面也需要外国技术，需要引进铁路、轮船等先进运输方式。

外资的作用较为复杂。一方面，当时中国资金严重不足，启动工业化需要外国资本；另一方面，外资因其特权地位和雄厚实力对民族企业形成压制和排挤。过去的研究比较强调外资对本国经济利益冲突的一面，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做具体分析，例如萍乡煤矿就是用借德国资金来启动的，这样的举借外债应属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有利于新式煤矿业的发展。我们也认为，虽然近代开滦煤矿曾落于外资之手，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它的作用与影响并不局限于民族权益之局部得失，而是外溢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引发了制度变革等其他后果。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有所谓“鲶鱼效应”的概念。如果将“鲶鱼效应”理解为一种负激励机制的话，它的效果和作用其实不只存在于企业管理范畴。自经历了20世纪初收回矿权运动及“一战”时期民族工业的勃兴后，民族资本的近代煤矿业已有了长足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其中许多已具备实力在市场上与开滦煤矿展开竞争。开滦总矿师杜克茹（比利时人）在30年代的视察报告总结道：“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有：1．在上海市场及长江下游有山东的中兴、华东及博山各矿。2．在天津市场有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府附近的大同晋北矿；位于河北省京汉县郑家庄附近的井陉矿。3．在汉口及京汉线有位于河南省北部京汉线上的六河沟煤矿。”杜氏所言这些煤矿中除井陉矿（中德合资）外，其余皆清一色的华资煤矿。其中，山东中兴煤矿是国人投资最大的煤矿，也是开滦煤矿20年代以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为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各华资煤矿皆注意学习和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在不断进步中壮大民族企业的整体实力。据统计资料所示，1912年全国机械开采总产量中，外资企业（外国独资和中外合资）产量占91.9%，而至1937年，这一比重降至72.5%。由此可见，作为“鲶鱼”的外资的闯入及其活动，并不完全造成对民族经济的破坏和打击，从较长的时期看，它有着促动效果，有助于打破和“激活”原先封闭僵滞的社会经济环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中国煤矿业的近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官民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仍然离不开外因的多方面重要作用。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Cause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Chen Zhengping Yun Yan

Abstract: Although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coal exploitation, coal industry in modern terms didn't appear until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external force played a key role. With the increase of trade port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commerce business, foreign steaming boats entered into China and gradually took dominant position on Chinese main shipping routes, in the course of which consumed and also called supply of coal in large quantity and good quality. Therefore within a period of over 20 years, foreigners continuously explored and searched coal resources in China, and mobilized Chinese government to exploit coal reserves with western, machinery technology. In the 70s of nine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foreign interests and Chinese own needs from governmental enterprise, modern collieries started to be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 was greatly updated with the introduce of new mining technology and thus separ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ector.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influx of foreign capitals in Chinese market deeply stimulated Chinese national capitals to invest in modern coal industry, which promoted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al industry.

Key words:Chinese Modern Co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External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