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刻研究杂谈
现代学术分科固然是发展趋势，但是以学科自限则是非常糟糕的。如果在研究之中将必要的经验、方法和知识划在专业领域之外，必然难以有所推进。石刻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工作，需要跨金石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石刻文物和文献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当下石刻研究者往往囿于专业领域，不能融会贯通，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正确的方法。面对石刻文物，我们各自的专业背景既可能是提出问题、有所发明的利器，也可能是遮蔽我们学术视野的障碍，这需要我们时刻自警，每开始研究一个石刻问题，都要深究是否从石刻文物出发开始工作，是否遗漏了重要的前代研究成果，是否全面调查了石刻拓本，在石刻文物和文献的复杂关系中是否有所疏漏。本文就唐代石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略申浅见，不能系统完备，尚祈方家教正。
唐代石刻文物、文献，以墓志数量最大，更因不断出土，带来许多新的研究热点，格外引人注目。正如荣新江强调的，与墓志相较，唐代神道碑类石刻涉及的人物更为重要，多与史籍所记人物重合，信息容量大，但作为旧材料却长期乏人问津，研究状况与其文献价值迥不相侔。这类石刻的保护、公布、释录、研究均有缺陷。保护方面，如陕西渭南市下邽镇白氏家族墓园的白敏中神道碑，据云出土于“文革”前，今已断为两截，长时间没有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至2004年才被重新发现并刊布录文。
类似没有得到保护，或者虽然收藏在文物保护机构但是从未刊布者，为数尚多，令人担忧。盖石刻文物极易遭人为损毁，缺乏保护或不能及时拍照、传拓、刊布，往往难免归于湮灭的命运。
唐代神道碑考古发掘中也存在遗憾，例如咸阳机场唐代墓葬区埋葬的多是皇亲国戚、高门显贵，应当据此前的考古经验和关于高官墓葬规制的文献记载适当扩大保护发掘范围，以便将距离墓葬封土稍远的神道碑保护起来。最为明显的是窦希瓘神道碑部分被毁事例，据发掘者称，“唐窦希瓘神道碑200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西蒋村，是新出土的唐代石刻文献，未经史志和金石著述记载。该碑碑主系唐玄宗之舅窦希瓘，立碑者是碑主之长媳昌乐长公主，书丹者是唐代著名书法评论家、书法家窦臮”，具有重要价值。遗憾的是此墓考古发掘时，神道碑可能因为未划入考古保护区域，场外施工打夯时，将神道碑打碎，部分碑石内容永远丢失，令人痛心。
石刻文物原件的研究是石刻研究的开端，若不直接从原物出发，难免会有各种问题。或出自地下，或曾经断裂损毁，需要先做好缀合复原，剔除土锈等工作始能释录文字，进行研究。从原石加以释录，往往会得到最全的文字信息。如陕西昭陵《姜遐碑》经过缀合，录出一千八百余字，较旧录多出近一千字。又如《韦贞范墓志》，曾经长期放置于牛圈，牛坐卧其上，文字几乎泯灭，“大唐西市藏墓志整理小组”反复就原石辨识，将残泐部分之外的全部文字都释录出来。韦贞范为唐宁王李宪宫人，曾为宁王育有一子李琯，墓志尺寸较大，文字逾千，原刻笔画因遭磨损而变得极浅，整理小组用两个手电筒分别从平行于志石表面的上下和左右方向打光，令不同方向笔画显示出阴影，最终得以辨识全部文字，若仅仅依赖照片或拓片，这方《韦贞范墓志》就无法完整释录了。当然以上两个例子属于特殊情况，但是举凡原石有断裂、漫漶、变造、疑伪等情形时，研究者亲自目验原石就变得非常必要。若原石无以上问题，那么清晰的原石照片和拓片应当作为研究的基础，仅仅根据书上缩印的拓片照片，甚至仅仅转引别人的释录文字，难免会产生真伪混淆、释文不准、忽略格式、遗漏细节等等问题。
一般来说，大型碑刻刊布拓片照片时都存在问题，即使《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八开本尺幅加拉页设计，仍不能满足学者逐字辨析大型碑石文字的需要。更有甚者，某些石刻图录的编者或出版社为了减省工作、降低成本，将拓片照片切分为若干局部，分页编印，如此则石刻文本不能连缀，读者还需据碑式重新加以复原，用起来费时费力。大型碑刻图版的最佳方案是兼有较为清晰的石刻文物拓片原图和文字原大尺寸的逐字排列图像。古人遇重要的石刻，往往即收藏全拓，又制作剪裱本，目的就是既保存碑版原式，同时又方便阅读和临习。今天出版的石刻拓片单行本多采用此种形式，也不必剪裱原拓，只需将原拓图片按文本顺序排印即可，但是在剪切图像时也偶有丢失或排错文字的现象，必须对照原拓全图细心校勘方可利用。
相对于现代石刻研究，旧式金石学范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历代金石学家积累的知识却不过时，当代石刻研究者，应当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有效地继承前代积累的相关知识，为今天的研究奠定基础，非此不足以言学术推进。石刻文物因为时代久远，文字日渐磨灭，故首先需要详细调查早期拓本，以求将文字释录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古人研究石刻，首重善拓，今人限于学科分野，往往不能兼顾旧拓版本之学和史事考订之学。张沛编著《昭陵碑石》所收诸碑的释录继承了罗振玉《昭陵碑录》和《昭陵碑录补》的成果，我们从《昭陵碑石》附录的《现存昭陵诸碑著录及录文一览表》中能看到罗振玉二书因为利用了传世的旧拓本，所以录文字数明显多于此前各书，尤其是《房玄龄碑》和《孔颖达碑》。罗氏所录《孔颖达碑》较之孙三锡《昭陵碑考》多录五百多字；《房玄龄碑》较之《昭陵碑考》多录三百五十九字。但尤为可惜者，罗振玉《昭陵碑录》并未言及所据墨拓版本，仅在《石交录》说“所据之本必求精拓、足拓，或据旧拓、宋拓，每遇一本必参校一过，故金石文字之著录如予之于昭陵诸碑，前人殆未有其比”。稍加比勘不难发现《孔颖达碑》罗氏并未根据李宗瀚旧藏宋拓本校订，此拓现藏日本东京三井记念美术馆，二玄社《原色法帖选》中有彩色影印本，可补录若干字；李在铦旧藏《房玄龄碑》宋拓罗氏亦未寓目，故录文仍有疏漏，此拓有民国石印本，2013年重庆出版社据以翻印，收入《初唐楷则丛刊》，较为易得，此宋拓善本尚在美国私家收藏，一说民国时流入日本，归中村不折，不确。正当罗氏编辑《昭陵碑录》之时，宣统元年（1909）邓实于上海神州国光社以珂罗版影印李在铦旧藏宋拓本《房玄龄碑》和谢希曾旧藏明拓本《孔颖达碑》，至1918年商务印书馆又以珂罗版影印李宗瀚旧藏宋拓本《孔颖达碑》，这些印本罗氏都有机会寓目。张沛也未考究罗氏所据拓本，仅在《昭陵碑录》序言中提及又据原石增补订正罗氏录文，至于是否据善拓增补未曾说明，令学者无从据拓本按验，仍存遗憾。此外，昭陵诸碑善拓今存世者尚多，以吴湖帆、朱翼盦两家旧藏为最，吴氏本多在上海图书馆，朱氏本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陈麦青撰文《吴湖帆对昭陵碑拓的搜求考藏》，依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的鉴定意见，强调吴湖帆所藏昭陵诸碑有二十种，且多为宋明善拓，版本价值十分珍贵。今《唐俭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彩色影印本。朱翼盦先生藏拓有宋拓《孔颖达碑》、元拓《李靖碑》、明拓《契苾明碑》等，均见朱家溍编《欧斋藏碑帖目录（二）》，其中元拓《李靖碑》有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近年故宫博物院陆续编辑出版“欧斋石墨系列丛书”，已出十种，希望今后能优先刊布朱翼盦旧藏昭陵诸碑善拓。不长于石刻拓片版本之学的学人，应该充分利用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方若撰、王壮弘增补《增补校碑随笔》，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善本碑帖过眼录（续编）》及《中国碑拓鉴别图典》，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等基本工具，庶免失误。
在缺乏善拓的情况下，根据拓本重新释录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例如河南偃师的《徐浩神道碑》，自清乾隆年间（1736～1796）移入偃师县学，今在偃师商城博物馆，文字几乎磨灭殆尽。王楠近作《徐浩神道碑史事人物笺注》，总结前代研究史时发现此碑最早的录文竟然是《金石萃编》（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和《全唐文》（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郭宏涛、周剑曙虽有释文，但是照抄前书，并无校补增订。王楠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私人藏拓重新校录，补订旧录文字颇多。
唐代书法名碑往往没有受到学者的充分重视，或许大家小时候都临习过的碑版，却始终从未当作史料看待。例如《神策军碑》仅存宋拓孤本，其录文不见于历代金石典籍和《全唐文》，故极少有人利用此碑研究武宗会昌三年（843）前后回鹘汗国破灭之后南下进入唐朝疆域的嗢末斯（李思忠）一支的情形，当时宰相李德裕的文集中关于唐代君臣反复商议此事的诏令奏议有数十篇之多，应当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法书名碑又如《化度寺碑》《信行禅师碑》，均与长安三阶教的重要寺庙化度寺，以及重要人物僧邕、信行等人相关，早已为三阶教研究者所重视。近来《信行禅师碑》在大谷大学藏本之外，又有翁氏藏本在美国发现, 2017年宝玥斋吴滨冰醵赀于苏州古吴轩影印出版，最为易得。
除了碑志主人、撰者、书者，刻工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对于刻工的生平、身份、所属的机构及其作品做了详细的研究。可以补充的是即使身为官吏的石刻刻工，除了履行职务之外，也有为私人服务的情况，而且著名书家多有自己常用的刻工，例如近年出土的《邵建和墓志》记录了柳公权与刻工邵建和、建初兄弟之间密切的关系，又如琅琊颜氏家族与刻工河南史子华，东海徐现、徐璹兄弟与刻工河南屈贲的关系也值得关注。常为某书家镌刻作品的刻工，甚至逐渐将其风格带入其他书家的碑刻之中。
石刻拓本题跋墨迹辑录方面，沈津《翁方纲手札题跋集录》（以下简称《集录》）堪称典范，但流传海外者，如日本三井记念美术馆藏宋拓《化度寺碑》、宋拓《孔子庙堂碑》，大谷大学藏宋拓《化度寺碑》等均是翁方纲用功最深的拓本，题跋批校殆满，均在《集录》之外；又近年新出拓本及私家藏拓上还有不少翁氏批注题跋，也未该录，仍有补充的余地。盖因真迹难得，故向来读者极重《集录》之类搜集墨迹题跋的著作，但这种倾向失之偏颇，题跋墨迹须与收入文集的论说题跋一同研读才能比较完整地把握翁氏的学问和趣向。不仅看待翁氏如此，其他各家也是如此，这是我们需要自警的。明末毛晋曾经将宋贤二十家题跋从各自文集中辑录出来，编入《津逮秘书》之中，包括书画题跋、石刻题跋和典籍题跋，最便阅读。如今更有曾经主持《全宋文》编纂的曾枣庄主编的《宋代序跋全编》，更将宋人题跋搜罗无遗，足备检讨。
石刻研究工具书方面，杨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对于石刻研究史的整理提供了极大便利，可谓泽被后学。但是此书也有显著的缺陷，例如所收石刻下限为元代末年，且涉及书目仅限金石专书、方志，未能深入文集、笔记等其他类别的典籍，更未旁及题跋墨迹，晚清民国的石刻专书搜罗不全，亟须后人增补。若将文集、笔记、石刻专书、方志以及碑帖、墨迹中的石刻题跋编为联合索引最为便利，方不至遗漏前人研究成果。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金石组冀亚平曾有续编的设想，已制定了凡例，无奈馆方不予立项，只得作罢。此外，还有很多石刻类别尚缺少必要工具书，例如佛教造像题记，无论目录还是图版，都不够完善，除了极少比较集中的大型石窟之外，均缺少必要的目录和图集，某些重要的题记还未刊布。而今文献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延续前辈的思路，编制石刻研究工具书，继续总结石刻研究成果，提供研究便利，示后人以途径，是我们的时代任务。
中古石刻的地域分布不均，但是也有部分地域向多有石刻留存但注意不足者，如岭南和桂海地区。近年日本学者户崎哲彦关注这一区域石刻，已出版《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桂林唐代石刻の研究》、《中国乳洞巖石刻の研究》和《中国桂林鐘乳洞内現存古代壁書の研究》等著作，成绩斐然。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金石拓片组集中搜集桂海碑林石刻，亦足以支持相关研究。
以上拉杂涉及唐代石刻研究的几个方面，主要强调重视石刻文物的原貌，应以调查石刻文物作为研究的起点，不能忽视原石的地理位置、出土过程、周边环境和承载信息，如果仅仅看重文字部分而忽略其他，则难免失之偏颇。若原石不存或漫漶难识则应全面调查早期拓本，依据善拓加以释录，以期保存尽可能多的文字资料。若无早期拓本，则应广校众本，互相配补，若下足功夫，应该可以超越前人的释录。充分利用前人的石刻工具书，继承前代学人思路并发挥数字时代优势，继续编纂范围更为广泛、标引更为深入的新工具书，我们也是义不容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深入挖掘石刻史料的价值，不断推动学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