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能力研究综述

Rubin（1973）认为资源本身是不产生任何经济价值的，就企业而言，如果仅仅是占有资源而不能能动地对原始资源进行有效处理和配置，以激活资源所蕴含的潜在价值，企业就无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足。有的学者在对静态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批评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和竞争优势，不仅在于其拥有异质性的优质资源，还在于其自身具备对这些资源进行适当组织、营运、管理从而实现价值创造的能力。所以，在资源基础观的后续发展演化过程中，学者们逐步强化了能力在获取和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以能力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观点，即企业能力论，如企业竞争能力（Company Competence）、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Capabilities）、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网络能力（Network Capability）等。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网络化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推进，网络内蕴含的资源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知识和网络研究领域的学者在拓展传统资源观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网络能力和吸收能力的理论观点。

学者Ritter（2000）、Moller和Halinen（1999a）、Hagedoom（2006）从网络治理的视角提出网络能力的理论观点，他们将基于企业网络形态特征所形成的网络规划、关系管理以及网络占位等类型的各种能力视为企业在网络环境下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因素。这些网络内组织间的动态竞争能力——网络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有效避免潜在冲突，并通过与网络内合作伙伴展开互动交流获取自身所需的知识，从而最终推动创新水平的提升和网络竞争优势的巩固。新经济时代企业越来越依赖外部知识资源来推进自身创新和提高绩效，面对网络化时代组织间知识转移存在的诸多管理挑战，作为组织内的一种动态竞争能力——吸收能力能够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具备高水平的吸收能力的企业往往能够更好地利用网络内其他合作伙伴的新技术、知识，推动其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企业吸收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决定企业从外部知识获取利润的难易程度。鉴于此，以Cohen和Levinthal、Zahra和George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提出了吸收能力理论并开展了一系列后续研究。以下我们将根据本书的需要分别就上述两种企业能力进行综述。

一 网络能力研究综述

网络经济时代，创新模式逐步由简单的线性模式、交互作用模式向网络模式演化，网络成为当代企业创新的重要环境特征。企业唯有主动对所处的外部网络进行管理，充分挖掘和使用网络内其他企业的知识、资源与能力，优化企业外部网络关系，不断组织新产品生产、上市，才能在复杂而多变的网络竞争环境中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开发、管理网络内组织间各种关系的网络能力亦被视为一种核心能力。企业的网络能力关注的就是企业在处理其外部网络关系的技巧和效果上的差异，这种企业外部网络化的能力是能够给企业带来显著的创新绩效和竞争优势的。鉴于此，本节将首先对网络能力的相关研究展开综述，以便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一）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

对网络能力的直观理解就是一种网络化的能力，也就是处理网络关系的能力。学术界有关企业网络能力的思想，最先是由Hakansson（1987）提出来的，他在研究中指出：企业在处理与外部网络间关系方面的技巧和效果上是存在差异的，有些企业在网络规划、网络构建、网络关系维护和网络利用方面经验比较丰富，对外部网络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而另外一些企业则往往在上述网络关系处理方面显得简单和外行，对外部网络资源的利用程度不高，故引入了网络化能力（Networking Ability）的概念，即“企业改善其网络位置的能力和处理某单个关系的能力”。

Gulati（1999）认为企业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会在客观上使企业与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等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这种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竞争方式的改变与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因此，他明确提出决策层管理者必须意识到与外部组织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而且要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即要求企业具有发展和管理外部网络关系的能力，也就是企业的网络能力。

Moller和Halinen（1999a）将企业对网络管理的行为划分为：产业、企业、关系组合以及交换关系四个网络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网络愿景、网络管理、组合管理和关系管理的网络管理理论框架，且提出了网络管理能力（Network Management Capability）的概念。

学者Ritter（2000）则较好地对网络能力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可操作化的研究，他将网络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掌控、利用和开发其外部网络关系形成竞争优势的一种技巧，且具体可以通过网络管理任务绩效和网络资格管理条件来衡量”。在此基础上，他还开发了测度网络能力的量表，在量表中网络能力被划分为任务执行和资格条件两个维度：资格条件是执行网络任务的前提，而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又可以提升网络管理的资格。

国内学者徐金发等（2002）将网络能力定义为一种“关于企业发展和管理外部网络关系的动态能力”，其本质在于通过寻求和运用网络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并以战略、关系和过程三个层次划分网络能力的三个维度：网络构想能力、网络关系组合能力和网络角色管理能力。

邢小强和仝允桓（2007）将网络能力界定为“企业通过识别网络价值和机会，塑造网络结构，开发、维持与利用各层次网络关系以获取稀缺资源和引导网络变化的动态能力”。网络能力是网络环境下企业核心能力在战略与管理层面上的拓展，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张君立、蔡莉和朱秀梅（2008）基于战略层次和执行层次界定企业的网络能力，将网络能力定义为企业构建、维护、管理和利用网络关系来获取各类有限资源以赢取长远竞争优势的能力，并将其划分为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网络管理能力和网络利用能力四个维度。

朱秀梅、陈琛和蔡莉（2010）基于关系网络视角将网络能力定义为：企业在网络导向驱动下，利用关系技巧和合作技巧进行一系列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活动以实现资源获取的能力，其本质上是企业有效管理关系的能力，是企业通过开展构建、管理、有效利用网络关系以获取外部资源等一系列网络活动实现生存和成长的能力。

任胜钢（2010）认为，企业网络能力是企业通过识别外部网络价值与机会，发展、维护与利用各层次网络关系以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动态能力，他认为网络能力主要涵盖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关系管理能力和关系组合能力四个方面。

李贞和张体勤（2010）则基于知识管理的视角将网络能力定义为企业构建外部知识网络的能力，它是网络规划、网络管理、网络知识吸收和网络知识传送四个维度能力的有机结合体。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学者们对网络能力概念内涵的界定主要是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的：其一是从网络能力对网络整体的掌控入手，将其视为网络内行动主体开发、利用组织内外关系的一种能力；其二则是从网络能力对组织间关系的影响入手，从操作层面对网络能力进行界定。但是无论是从网络整体层面展开还是从操作层面入手，落脚点都在对网络关系的控制和影响上。

（二）网络能力的构成维度研究

随着企业网络能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依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和分析视角对网络能力的构成维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下梳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种理论分析框架。

其一，Moller和Halinen的网络能力理论框架

Moller和Halinen（1999c）从网络整体性视角出发，将企业的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构想能力（产业网络层面）、网络管理能力（网络中企业层面）、关系管理能力（单一关系层面）、关系集合管理能力（关系集层面）四个维度，而且认为这四个维度的能力之间是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无论哪个维度的能力出现“短板”，都将对企业整体网络能力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

网络构想能力（Network Visioning Capability）是企业从战略层面管理网络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发展有关企业网络的有价值的看法和预测其潜在演化方向，从而使得企业能够挖掘到网络组织系统内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遇。网络管理能力（Net Management Capability）则是焦点企业从整体网络的角度对网络内部的企业进行分工、定位的能力，它能够帮助企业动员、协调网络内其他行动者拥有的资源或活动，并通过规划、分配以及执行各种不同的网络管理工作来推动网络的变革，借此来实现不同类型企业的价值。网络内的个体企业往往都同时处于多个不同的网络之中，由此，企业就会不可避免地与网络内的其他企业构建不同性质与形式的联结。关系集合管理能力（Portfolin Management Capability）则是个体企业对这些不同网络联结关系进行管理的能力（譬如企业管理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关系等的能力）。关系管理能力（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apability）则是指对网络内企业的二元关系的管理，即企业对某个特定企业或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管理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上述三种能力的基础，也是企业网络能力的基本分析单元。

其二，Ritter的网络能力理论框架

Ritter（2000）将网络能力视为企业的一种技术特征，它能够帮助企业主动地控制、利用和开发其外部网络关系，并以此形成自身竞争优势。他将网络能力划分为任务执行（Task Execution）和资格条件（Qualification）两个维度。任务执行是指企业为达到组织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即通过任务的执行实现个体资格的展示。而资格条件是指个体执行某项任务所不具备的工作特征，具体到网络管理中可以被理解为帮助个体发展、维持和利用关系的特征（见图2-1）。两者密切关联，资格条件是执行各种网络管理任务的前提，它能保证网络任务执行的效率，而个体在执行网络任务的过程中又可以提升自身网络管理的资质、资格。

鉴于网络内管理某项特定的单项关系任务与跨关系任务或多关系任务存在巨大差异，学者Fords（1980）、Moller和Halinen（1999d）等将网络能力的任务执行维度划分为特定单项关系任务和跨关系任务。而鉴于网络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对管理者资质条件的多元要求，学者Jackson（1993）则将网络能力的资质条件维度划分为专业技术资质和社会交际资质。具体而言：特定单项关系任务主要涉及建立新关系（Initiation）、交换（Exchange）、协调（Coordination）等方面的内容；跨关系任务主要涉及计划（Planning）、组织（Organizing）、员工参与（Staffing）、控制（Controlling）等方面的内容；专业技术资质主要涉及技术能力（Technical Skills）、经济能力（Economic Skills）、法律能力（Skills in Legal Matters）、网络知识（Net Konwledge）等方面的内容；社会交际资质主要涉及个体的沟通能力、网络冲突管理能力、独立思考、合作意识等方面的内容。

其三，徐金发、许强和王勇的网络能力理论框架

在徐金发、许强和王勇（2011）的研究中，企业运用网络能力开发外部网络合作关系被划分为战略、网络、关系三个层面（见图2-2）。战略层面上，企业对外开发网络关系被视为企业的一种战略目标；网络层面上，企业对自身在网络中的角色和位置进行清晰界定以期能与合作伙伴共同合作完成任务目标；关系层面上，企业充分挖掘网络组织关系中蕴含的网络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对上述三个层面分析的基础上，网络能力被解读为涵盖网络构想能力、角色管理能力和关系组合能力的集合能力。

具体而言，网络构想能力是企业从战略层面上对外部潜在网络关系进行识别和发展网络关系的规划能力，它能够帮助企业从潜在的各种网络组织系统中挖掘自身发展所需的知识、能力和资源。角色管理能力是企业根据自身在网络组织中所扮演角色的要求履行职能的能力，强调企业自身能力的发挥，主要涉及的是企业在网络中的定位、任务和管理职能方面的内容。关系组合能力是企业将其自身与网络内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的网络关系视为资源和能力的组合，通过组合来发挥协同效应，从而提升企业网络竞争优势的能力，而不再停留在合约层面来履行规定的职能。两者相比，角色管理能力强调企业的专业能力，而关系组合能力则强调企业的整合能力。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Timothy J. Sturgeon, Robert C. Feenstra, 2010）研究认为，企业网络能力的维度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即其实随着企业成长环境的变化，或者在网络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企业网络能力各个维度的侧重性有所变化。在网络结网期，企业对网络规划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在网络发展期，企业侧重于强调网络构建能力；在网络稳定期，网络关系管理能力则成为企业网络能力的重点维度。

综上所述，学者们不仅对于网络能力的具体维度划分存在某些差异，而且在以下方面仍存在共识：认同网络能力的整体特征属性，强调战略性网络能力或网络构想能力对网络构建的导向作用，并在实际研究中将这种宏观层面的能力与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层面的网络能力（比如网络建构能力、网络运作能力、角色管理能力等）严格区分开来；鉴于网络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应对整个网络层面的管理能力与企业层面的关系组合的管理能力以及某一具体关系的管理能力加以严格区分。总之，对企业网络能力进行科学划分是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网络能力和在实践中提高网络能力效用的前提和基础。

（三）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网络能力是集群企业基于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构建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能力，企业着力培育网络能力旨在实现网络内合作伙伴间的高效互动、获取高质量的知识溢出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国内外的学者就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

Lorenzoni（1999）研究了意大利药品、食品与纸制品包装机器制造业三个领导企业的网络演化进程。研究发现：网络能力在决定企业选择与哪些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网络能力强的企业不仅能够准确判断供应商的竞争优势是否可以为自己所利用，而且更善于组合自己的供应商网络，把各种能力适当地在其之间进行分配。

Sarkar（2001）在对美国182家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较高的网络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挑选出最合适的网络合作伙伴，从而以最小的代价构建最优的外部网络架构，并进而提升企业的销售额、市场份额与产品研发水平等市场绩效。

Ritter（2003）分别以德国、英国、丹麦和马来西亚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网络能力与吸收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关系，通过网络能力，企业可以参与到其他企业技术开发过程中，这对网络协作伙伴间技术交流和创新成功会产生直接影响。

方刚（2008）从资源观的视角以统计分析的方法检验了网络能力对网络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网络规划能力、网络配置能力和网络运作能力对知识转移具有显著性影响；企业的网络规划能力、网络配置能力、网络运作能力和网络占位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性影响；知识转移在网络规划能力、网络配置能力和网络运作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能够起到中介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网络能力通过知识转移进而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都要大于其影响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

马鸿佳、董保宝和常冠群（2010）在以我国377家高科技企业为研究样本的抽样调查中发现：企业网络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信息资源的获取，信息资源的获取与高科技企业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网络能力对信息获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任胜钢等（2010）在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的346家制造业企业的调研中发现，网络愿景、网络构建、关系管理和管理组合通过外部网络结构的中介作用对企业创新过程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网络愿景、网络构建、关系管理和管理组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联系强度、网络位置在模型内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网络能力通过影响企业资源整合能力，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具体地，企业网络能力的不同维度分别通过影响资源获取、拓展、控制能力，综合影响企业创新能力。

上述学者对网络能力的研究表明：网络关系是作为企业所处的典型外部环境特征而存在的，它的形成、结构、治理与演化等行为都会对内嵌在复杂网络中的企业的绩效和竞争态势产生显著性影响。因此，嵌入复杂网络中的企业只有积极主动地对其所嵌入的外部网络进行管理，充分挖掘和利用企业外部网络成员的知识、资源与能力，持续地优化企业的网络关系，积极进行知识创新，加速实现新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上市，才能在复杂而多变的网络竞争环境中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地位。

二 吸收能力研究综述

在知识经济迅速崛起和经济全球化深度推进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开发、利用外部环境中的资源尤其是知识资源变得尤为重要，而吸收能力作为企业处理知识的一种组织内能力，亦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吸收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概念内涵、维度划分及与知识溢出及创新的关系分析等方面，以下我们对其中的主流观点进行梳理。

（一）吸收能力概念内涵

吸收能力的概念起源于宏观经济的研究，Adier（1991）认为吸收能力是一个宏观经济体系利用和吸收外部信息和资源的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90b）公开发表的文章《吸收能力：学习与创新的新观点》被学术界一致认为是吸收能力形成的奠基之作。在该文中，他们将这个原本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概念引入组织分析的微观视野中，将企业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从外部环境识别新知识的价值，消化并将之最终应用于商业化目的的能力”。

Mowery（1995a）在探讨国家创新体系时，将企业的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处理外部知识中的隐形成分以及对这些知识加以调整所需的技能。

Kim（1998）从知识管理的视角探讨吸收能力，将知识吸收的手段和结果具体化，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学习能力是组织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是一种模仿性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是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是一种创新性学习能力。他从知识存量、组织惯例和过程的角度证实了企业现存的知识基础和努力强度是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重要变量因素。

Zahra和George（2002a）从学习过程的视角透析吸收能力，认为吸收能力是企业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从而发展组织动态能力的一系列组织惯例与过程，这能够有效减少实证研究中吸收能力构念测度的模糊性。此外，他们还进一步将吸收能力分成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和现实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前者针对企业可能获取并利用的外部知识，主要指知识获取和知识消化能力；而后者则针对企业已经获取并利用的外部知识，主要指知识转化和知识应用能力，并在研究中强调了知识转化的作用。与以往研究中对吸收能力的定义不同之处在于，该定义侧重汲取知识管理领域的相关成果来对吸收能力的内涵进行界定。比如他们吸收了Cohen和Levinthal的研究中所强调的对知识的消化和利用，Mowery（1995b）、Kim（1999）的研究中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来源、知识的转化等思想。

虽然我国学者在吸收能力领域的研究不及国外相关领域活跃，但是亦提出一些值得借鉴的观点。

譬如我国学者高展军和李垣（2006）在其研究中就将吸收能力的内涵概括为：吸收能力是企业对外部知识在评价、获取与消化的基础上，将企业原有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的一系列组织惯例和过程；吸收能力建立在企业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具有领域限制和路径依赖的特点；吸收能力存在于企业个体和组织两个层次上，作为基于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力的强弱最终表现在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程度上。

陶锋（2009）着重关注国际代工过程中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与后发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一视角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获取、同化、转化、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以分析全球价值链代工关系中的组织学习，即代工企业如何吸收客户外部知识以促进创新。

在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吸收能力的概念内涵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学者们都认为吸收能力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动态能力，它影响企业利用知识、资源来构建企业内部运作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

（二）吸收能力维度划分

鉴于学者们对吸收能力的理解角度各异，因此对于吸收能力的测度维度也是有差异的。在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前学术界对吸收能力的分析主要从两个维度出发：其一是过程维度，它以Cohen和Levinthal、Zahra和George的研究为代表，核心观点在于认为吸收能力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学习过程的组织能力；其二是结构维度，它以Kim等人的研究为代表，核心观点在于认为吸收能力是组织学习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资源基础。以下我们将沿着他们的研究脉络依次梳理。

从过程的视角对吸收能力进行维度划分的研究主要如下。Cohen和Levinthal（1999）认为吸收能力是一个过程，主要可以分为对新知识的识别、理解和应用三个维度。而Lane和Lubatkin（1998a）则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评估”阶段，将吸收能力划分为识别、评估、理解和应用四个维度。Van den Bosch等（1999）则强调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选取相应的组织整合方式及组织结构，他们在构建模型时，提出了“吸收能力—学习—新的吸收能力”螺旋上升的反馈循环，证明吸收能力能提高组织学习的绩效，而组织学习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吸收能力。Zahra和George（2002）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出发，将吸收能力理解为企业获取、消化、转换以及利用外部知识的一系列组织惯例和流程的过程，此外，他们还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与实现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两个维度，潜在吸收能力强调获取与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实现吸收能力则包含转换与利用知识的能力，实现吸收能力与潜在吸收能力之间的比率则为效率因子。

从上述文献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基于过程维度对吸收能力的剖析能够较好地从整体层面把握企业的知识吸收过程，这对于理解外部知识的溢出具体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是有利的。但是，这种维度划分下的吸收能力包括获取、同化、转化和应用阶段吸收能力或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这些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都难以被清晰度量，即便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层人员也无法做到对这四个阶段吸收能力大小的辨析。可见，过程维度的吸收能力无论是在管理实践过程中还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中都遭遇到操作性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加以克服。

以下我们从结构的视角对吸收能力进行维度划分。与吸收能力过程视角的诠释不同，结构视角对吸收能力的维度划分主要是基于企业内外的资源基础观形成的，先验知识、R＆D投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知识管理制度等都被视为影响企业自身有效吸收外部知识溢出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我们借鉴学者Tu（2006）的研究分析，将吸收能力的成因作为结构视角。以下，我们将回顾现有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和近期较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Cohen和Levinthal（1990c）认为个体成员的先验知识水平是组织吸收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先验知识包括由管理者和工人掌握的相关工作技巧、技术和经验，先验知识与企业的R＆D水平有关。充分的先验知识有利于正确预见未来的技术变化，促进了组织学习；先验知识不足则难以正确预见未来的技术走向，不利于组织学习。特别是在对国际战略联盟和合资企业研究中发现：适当的知识基础对于成功实现组织学习是非常重要的（Shenkar，Li，1999）。

Borensztein（1998）在其构建的“资本品生产模型”中指出吸收能力的阈值现象：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受东道国人力资本临界值（Threshold Effect）的影响，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才能充分吸收FDI的技术外溢，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有越过0.52年（男性接受中等程度教育时间），FDI才会产生积极影响。

Lane和Lubatkin（1998b）研究认为企业的组织结构弹性会影响吸收能力。他们分别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组织弹性越大，认知范围就越宽，吸收能力就越强。另外，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成功的企业往往倾向于建立更灵活更有弹性的组织结构。

Lin（2006）考察了组织要素对组织吸收能力、组织创新与组织有效性的影响，用246个台湾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中的组织要素包括组织学习文化、组织结构和集体导向，结果发现组织学习文化是吸收能力和创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Lyles和Salk（1998）认为具有弹性的（非官僚的、非等级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将获得更多的知识，决策集权化与流程形式化运行的组织，对其动态地解决问题的行为有负面影响。

Welsch（2001）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吸收能力与企业响应性的关系，发现由于小企业减少了官僚制、等级观念和高成本的信息系统投入，其更容易对变革做出响应并进行创新。他认为对于作为衡量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吸收能力，企业响应性越高，其吸收能力就越强。

Schmidt（2005）较全面地考察了内部因素对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了企业研发活动、内部知识转移激励和员工素质对吸收能力的作用，把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企业研发活动、先验知识与个人技能、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机制。在实证测度中，企业研发活动用研发支出、持续的创新活动及是否设有研发实验室来衡量；先验知识与个人技能用员工教育水平、技术看门人、经验、技能来衡量；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机制用部门协调程度、员工交流程度、知识共享激励、组织文化等来衡量。

刘常勇和谢洪明（2003）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吸收外界知识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主要受到先验知识的存量与内涵、研发投入的程度、学习强度与学习方法、组织学习机制的影响。

许小虎和项保华（2005）的研究指出：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不仅取决于内部的知识积累，还取决于企业外部的社会网络环境，社会网络通过关系要素、结构要素、社会资本等对吸收能力的搜寻、吸收和应用阶段均产生影响。

吴晓波、韦影（2005）以我国长三角地区的集群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外部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与认知维度三个维度均通过提高企业吸收能力，最终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吴伯翔等（2007）结合上海地区企业的142个问卷调研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员工专业知识水平、企业与外部机构联系的紧密程度、企业对吸取先进知识的努力程度、企业内部员工间的互动、企业与合作跨国公司间的信任水平等因素对本土企业吸收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崔志等（2008）运用大规模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水平、企业的先验知识、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因素、企业R＆D活动水平及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五个因素对知识吸收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企业吸收知识的意愿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由上述对吸收能力维度划分的主流文献的梳理可知：相对于基于过程维度的吸收能力划分，基于结构维度的吸收能力划分在测度问题上得到了较大改进，无论是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管理实践过程中还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证分析过程中都便于操作和应用。

（三）吸收能力与知识溢出及创新的关系分析

目前学术界的许多研究都证明，吸收能力对于企业间的相互学习、知识转移、知识创新都有明显促进作用。

Cohen和Levinihal（1990）的研究认为外部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非常重要，吸收能力能够部分表征企业创造新知识的能力，这与“干中学”的模式截然不同，该模式强调的是企业如何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实现技术改进，而吸收能力则能够让企业做一些以前从未尝试的事情；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直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这为企业有效吸收外部知识溢出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Szulanski（1996）通过研究证实知识转移“黏滞性”的主要障碍在于接受方吸收能力的缺乏，即吸收能力的“短板”会阻碍知识实现有效转移。

Lane和Lubatkin（1998）在对国际合资企业知识转移的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经济合作者的特性在企业培育吸收能力过程中会起到作用，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基于一组企业（“学生企业”和“老师企业”相匹配），以组织知识的相似性或匹配性来评估吸收能力。因为“学生企业”的吸收能力与“老师企业”相关并随着“老师企业”自身能力的变化而变化。鉴于此，他们提出了“相对吸收能力”（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的概念，认为吸收能力是一种相对能力，企业的吸收能力不仅取决于知识接受方自身拥有的相关知识存量，而且取决于其与知识发送方——“老师企业”的知识相关度。

Lane和Lubatkin（2001c）在研究吸收能力对跨国合资企业的学习和绩效的影响时将吸收能力分为理解、消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三个维度。其研究结果表明，在知识从转移到实现绩效产出这一过程中，理解和消化外部知识能力影响知识的获取和学习，并非企业的绩效，而应用外部知识能力影响企业的绩效，并非知识的获取。因此，将吸收能力分为两个部分似乎更为恰当：一部分与知识的获取相关；另一部分与企业的绩效相关。

Murray和Chao（2005）在对影响知识接受方知识获取进而影响新产品开发和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知识接受方的潜在吸收能力越强，获取知识就越多；同时，企业知识获取还受到知识发送方资源强度的正面影响，而双方的关系越紧密，接受知识就越多。双方知识资源对知识获取的影响还受到知识特性和知识发送方对知识接受方的拥有权的调制作用。

部分国内学者根据全球制造网络中本地企业的情况，对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他们利用因子分析识别了吸收能力的三个维度（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并且验证了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与本地企业知识获取呈正相关关系，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徐二明和张晗（2008）在对我国不同行业近200家企业的问卷调研的基础上探寻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知识转化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而其对知识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明显。

周培岩等（2008）在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先验知识、组织协调、R＆D投资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受到先验知识、组织协调、R＆D投资的影响，同时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吴隆增等（2008）用我国珠三角地区117家高科技企业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吸收能力、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组织学习是吸收能力与组织创新中的中介变量。

蒋殿春和黄静（2007）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从技术研发角度对吸收能力和市场结构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论表明技术差距、研发人员质量、研发投入三个指标对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均有显著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近年来学者们对吸收能力的研究趋势渐热，着重探讨企业吸收能力对其创新绩效、知识转移等方面的影响，并得到了多角度的理论或实证检验。虽然学术界多角度探讨了吸收能力的建构维度，但是对吸收能力对于企业创新的具体作用尚未达成共识，这导致现有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