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社会思潮”问题研究述评——基于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团队的审视与思考

刘海娟

摘要：根据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团队近年来关于香港社会思潮问题的研究成果，本文从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香港社会思潮、港人道德价值观、港人国家认同、香港社会运动、香港社会阶层及政党政治等方面，分别梳理了研究团队的研究观点、研究问题、研究角度和研究结论，透过他们的问题意识、审视的目光、思辨的火花和研究的归结点，把握今后香港社会思潮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香港 社会思潮 群体意识形态 道德价值观 国家认同

回归前后，港人的身份意识建构开始萌芽，并且逐步形成。香港社会思潮在影响香港大众意识、左右香港近期的社会运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团队近年来关于香港社会思潮问题的研究成果，从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香港社会思潮、港人道德价值观、港人国家认同、香港社会运动以及香港社会阶层和政党政治等方面，分别梳理了研究团队的研究观点、研究的问题、研究的角度和研究结论，透过他们的问题意识、审视的目光、思辨的火花和研究的归结点，把握香港社会思潮问题今后的研究动态和研究发展趋势。

一 问题意识

当前的香港社会思潮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香港各个阶层的经济利益、政治愿望与文化诉求，并伴有明显的地域群体情感和本土主义价值取向。

（一）问题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香港社会从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型，实现了经济飞跃。在社会历史条件的急剧变化下，港人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社会诉求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回应。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香港回归议题的提出，港人的主体意识快速形成，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源自西方社会思潮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取向在港人的社会运动中展示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政治能量，凝聚了不同政治取向的社群。1997年香港的回归，不应只是国家主权的恢复与法理回归，更应是香港人心的回归。在实施“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除了要在经济、政治上继续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外，还要真正实现香港的人心回归，这就有赖于对当代香港社会思潮的深刻洞悉、积极回应与科学引领。在香港与内地深化合作、共同繁荣的重要发展机遇期，全面了解香港与内地在社会思想深处的隔阂与异同，引领香港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形成两地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逐步达到香港与内地在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一致，真正实现港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层面的回归，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近年来，香港呈现社会政治化倾向，呈现把政治争议凌驾于经济与社会问题之上的态势，有时矛头直指中央政府。由此可见，在“一国两制”下，英国遗留下的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意识仍然深刻影响着港人的思维方式，香港依然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香港回归后不少的政治争拗和管治问题，都反映着这种深层次矛盾。

香港社会思潮承载着港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群体心理，反映了港人对现存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的态度指向，建构着港人的精神世界与集体心理状态。获取社会成员认同的社会思潮，能把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利益、需求、兴趣凝聚在一起，形成思想意识趋向一致的社会认同。因此，只有全面把握香港社会思潮发生作用的规律，系统剖析香港社会思潮的内涵、特征及其引导机制，我们才能深刻把握香港社会的思想动向，更好地调整香港与内地的利益矛盾，凝聚港人向心力，增强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二）问题的核心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为经济基础服务。当香港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祖国之后，我们必然面临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社会形态中，有没有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有，它何以可能？“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已经从法理和实践上部分回答了上面的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社会中，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能不能在“两制”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国家意识形态）呢？依据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我们说在“一国两制”中必须有也应该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来引导不同的思想观念。那么在现实中它何以能？为什么能？它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丰富和发展对“中国道路”的认识。

以往学界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着手，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一国两制”不仅可以从政治、法律上去解读和研究，还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解读和研究，即研究在一个国家中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此问题的研究（理论研究）和解决（理论实践）关乎“一国两制”的真正实现。

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如何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对香港社会思潮的有效引导，是一个崭新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要提高国家意识形态对香港社会思潮引领的有效性，必须搭建“包容性”价值平台，以具有时代生命力的“中国梦”统摄和引领“香港梦”，借助共同理想的力量汇聚内地居民与香港同胞共同的民族情感、心理诉求和精神纽带。摒弃“思潮批判”的旧范式，建构“思潮引导”的新范式，通过对香港社会思潮的分析和引导，在对话、交流、讨论、沟通的基础上，找出其共同的目标，相同的价值平台，利益博弈的平衡点，形成“社会共识”。在对话的前提下引导香港社会思潮向国家意识形态靠拢。

二 研究的具体问题

香港人和内地居民本属同一个民族，共享同一文化，但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两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社会制度和发展历程形成不同社会身份建构轨迹，香港居民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港人身份意识。香港回归祖国20年了，但在部分港人的观念里，对“国家”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关于领土和地域文化的关系上。文化提供了塑造社会角色的价值和规范，个体通过自觉或无意识地遵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范式，形成个人对国家的认同、归属和忠诚感。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中华文化、英国文化、殖民文化、岭南文化在香港的冲突和交融，以及如何形成港人的身份意识；在香港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变迁；香港社会思潮的历史成因，它与殖民史、移民社会、香港人口结构和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香港受殖民统治以来，港人的身份意识、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的变化历程；港英政府“无国界”的意识形态教化对香港社会思潮的影响；香港社会思潮的基本观点和形态分类，国际环境因素对香港社会思潮的影响；香港回归以后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等。应积极分析和认识十八大后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以及与香港共建“社会共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国家意识形态和香港社会思潮之间可能存在的转译机制和对话平台；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有效引导香港社会思潮的路径、方法和模式。如何既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引领态势，又保持香港社会思潮相对的地域独特性？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如何培育港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这种认同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方式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引导香港社会思潮？

对以上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研究。

（一）研究香港社会思潮的历史成因

研究香港社会思潮与香港殖民史、移民史的关系；香港社会思潮与内地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香港社会思潮的基本流派和主要观点，及其在香港社会中的作用与作用途径、方法等问题，以此形成对香港社会思潮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二）研究香港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同属于社会意识现象，二者存在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社会思潮是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相互转换的桥梁，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具有“晴雨表”、调节器和引领者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可能冲击和威胁国家意识形态，损害和侵蚀其权威地位和指导功能，甚至动摇其地位。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香港社会思潮与内地既有共性的地方，又有相异之处。正因如此，从香港回归至今，香港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依然存在隔阂、矛盾与冲突。因此，要详细梳理香港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理清两者的关系。

（三）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对香港社会思潮有效引导的理论路向

主要包括：国家意识形态有效引导香港社会思潮的目标、向度、路径和一般规律的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在香港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性与主体性地位的实现路径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对香港社会思潮有效引导的方式、途径、载体和手段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对香港社会思潮有效引导的现实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国民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国家意识形态有效引导香港社会思潮的阶段性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研究。

三 研究情况的综述

（一）香港社会思潮研究

1．研究香港社会思潮的历史成因，香港社会思潮与香港港英统治史、移民史的关系，与内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香港社会思潮的历史成因研究

徐海波、冯庆想（2013）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香港社会思潮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香港在长期被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碰撞，形成了独特的本土主义文化思潮，殖民主义文化在港人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我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为获取最大的利益，不断对港人进行去国民化的教育，中国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语”状态。同时他们还分析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与中西文化、岭南文化、香港文化的关系。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多维度出发，对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分析，探讨其形成、发展规律及内在作用机制。通过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洞察港人观念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有助于内地和香港思想文化方面的对话与交流。他们认为，促使香港文化回归中华文化，寻找根和源，积极吸纳内地先进文化因素，提高国家认同感、民族依附感、香港归属感，建设维护国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群体意识形态系统是新时代赋予香港的使命。

徐海波、冯庆想（2013）以港人思想观念深层次的运行逻辑为前提，为内地与香港搭建沟通平台创造条件，分别探究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发展过程和现状。从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功能来看，它较好地承载起整合港人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调整港人的利益矛盾，凝聚港人向心力、增强港人公民意识的功能。在社会稳定和强大经济实力的作用下，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通过媒体、教育、网络等渠道，使港人逐步获得趋向一致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消解了社会成员对现存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否定，抑制了社会变革的政治冲动，磨合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关系，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平衡的状态。

（2）香港后殖民时代的身份意识研究

香港虽已回归多时，但关于港人国家认同的建设工作依然没有完成，本土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是香港国家认同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甚至一部分港人将“香港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

杨晗旭、徐海波（2015）认为，目前港人国家认同所处的困境，本土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是香港国家认同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该冲突导致部分港人将“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身份对立起来。部分港人不认同“中国人”身份仅仅是问题表象，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港人自我身份建构话语权的缺失。他们发现，从“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殖民逻辑下香港“本土意识”的构建过程，到“伪主体”的症候无意识地代他人言说，“伪主体”意识是港人国家认同困境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必须用反思性“自我”消解“伪主体”，才能使香港真正走出国家认同困境。港人重新熟悉真正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而非西化的带有殖民色彩的“伪自我”；与那个真实的“自我”对话，从而掌握自我叙事的能力，完成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这是港人自信心恢复和建立的过程，也是香港真正完成回归的过程。

黄月细、徐海波（2015）还原了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历史，分析其怀柔的殖民管治策略，并揭露其隐藏在怀柔表象后的真实意图和香港“殖民地情结”的成因。通过分析殖民统治的含义及基本理论、类型，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怀柔管制形成过程，对怀柔管制策略进行了实质评析。他们认为，“殖民地情结”是后殖民时代的一种正常现象，应该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引领，以社会教育为平台，以国家意志为推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去除部分港人的“殖民地情结”，逐步解决香港人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问题。如此，“一国两制”的实践才能成功。

辉明、徐海波（2016）提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本土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双重属性，他们评析了港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他们分析了本土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内涵及二者的关系，考察目前港人双重身份认同的现状，认为本土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的失谐，造成香港与内地两地之间的冲突。造成这种现状的深层次原因是香港与内地经济发展失衡，以及利益关系的失谐。他们探究了促进“本土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的途径，认为“一国两制”为我们实现双重身份认同和谐，走出国家认同困境提供了最佳选择，即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关系上建构统一的国家认同——“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

2．香港社会思潮的基本流派和主要观点，及其在香港社会中的作用与作用途径、方法等问题

（1）香港伦理价值观研究

徐海波（2013）通过对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伦理向度的分析，得出“解码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中的伦理向度，对于成功实践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重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现代伦理向度，非常迫切和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他通过分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伦理向度形成的影响因子，认为因为不同的伦理价值观相互碰撞，香港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亦不同于外国的独特的价值向度，即“香港价值意识”和“香港伦理精神”。最终，徐海波提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伦理向度是以中国传统伦理为基础，以次生伦理为形态，以商业伦理为主流的重要结论”。他认为，重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现代伦理向度非常迫切和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他认为，香港不但要实现主权回归，更要实现香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中以“国家、民族、身份”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回归。了解和解码香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伦理向度就成为了解和认识香港的必要途径之一。东西方伦理文化资源的“历史合流”，导致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伦理特质是：伦理向度的基础为中国传统伦理，伦理向度的形态为次生伦理，伦理向度的主流为商业伦理。

傅鹤鸣、徐海波认为（2015）当下香港尽管从主权意义上已彻底完成了从英国殖民统治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伟大历史转折，但以我国本土价值标准而非西方价值标准为取向的道德文化建设却还在路上，且任重道远。原因在于：回归前，香港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移民社会，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对港人有较大影响，但“在中国传统与西方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中，由于中国文化纯粹由民间自发保留，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则是由政府全方位推动，经过100多年的努力，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显然取得了胜利，占据了上风”。回归后，由于“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始终不足。因此，回归后中国内地在价值观念上要影响香港人也不容易，阻力非常大，在香港仍然是西方价值观念及‘两制’观念占上风”。因此，如何把握捉住回归后香港社会道德文化建设这一历史命题的内在逻辑与可能之向度，是关涉港人“安身立命”的身份识别与价值认同的关键问题。

（2）香港民主与政治思潮研究

香港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香港特殊的社会历史与迅猛的现代化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港英政府时期香港民主探析》中，冯庆想、徐海波（2016）以100多年港英政府的政制演变为线索，把香港民主发展划分为两个历史区间，即1841年至1982年和1982年至1997年，并依次呈现其变化脉络。他们认为早在第一个阶段，香港民主就处于缺失的状态，即便出现了民主的萌芽也只是形式的民主，港人并不能接触到民主的实质。到了第二个历史阶段，“香港民主政治迅速发展，虽然在这背后有港英政府的政治盘算，但不可否认，它在自身的扩张式发展过程中衍生了强化民主主体政治参与的激励机制，客观上激发了港人参政议政的热情与兴趣，消除了港人历来的政治疏离感，推动了港人对民主的原则、程序、选举等形成较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与情感体验中助推香港民主的飞速发展”。他们提出，“在港英政府管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受限于其政治建制无法消解的专制性，香港社会一直缺乏民主生存的土壤。直到20世纪中期，港英政府才渐渐推出形式民主，为香港民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养分。但由于缺乏大多数港人民主主体的参与，这样的民主形同虚设。20世纪80年代，在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历史契机下，香港民主伴随代议政制的快速推行，开始踏上迅猛发展的轨道”。

在《香港中产阶层政治形态分析》中，杜婷、徐海波（2013）通过对香港中产阶层崛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了他们的政治观。他们认为，从香港社会内部来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带来资金与劳动力，同时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香港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到了80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再次为香港充入大量资金，使香港从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与此同时，广大的香港草根阶层和高学历人才步入中产阶层。从外部环境来看，香港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较为缓和的社会阶级矛盾，全香港普遍认同的自我努力的价值观，以及广大草根阶层把中产阶层视作“香港梦”的代表，这些因素都导致香港中产阶层大规模扩大，也使得香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特征。由此他们提出，中产阶层正逐步成为香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他们带着自身诉求开始积极参与政治。

《香港社会阶层分化与政党政治的演进研究》（2013）与《香港社会政治思潮的兼容化趋势及原因分析》（2015）两篇文章都是从香港政党政治发展的角度论述香港民主政治的。不同的是，前者是对香港政党政治的现状做出分析，而后者则更侧重于探究面对香港当下的政党问题，香港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在《香港社会阶层分化与政党政治的演进研究》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历史背景、经济发展轨迹以及香港当前社会阶层分布等因素的分析，提出“一方面，港人缺乏职业政治发展渠道，没有代表中产阶层的政治团体。另一方面，港人深受英国殖民教育非政治化的影响，缺乏经验，只能成为政治上的‘Yes-man'”。于是有意愿参政的中产阶层极容易受到个别居心叵测的团体的迷惑，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由此文章得出结论：当前，香港政党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政党政治尚不成熟。由于香港政党政治尚不成熟，社会政治思潮兼容化倾向已经成为香港政党调节政党政治，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行为。在《香港社会政治思潮的兼容化趋势及原因分析》一文中，徐海波、包毅（2015）提出，基于香港广大中产阶层并没有足够的参政经验，也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香港主要政党不再刻意宣扬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其利益表达往往不限于某个阶级和社会阶层，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依归，开始向互相借鉴、互相吸收的方向发展，如都奉行相同的价值观、注重民生的改善、运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等。香港社会政治思潮呈现出“似左非左、似右非右”的兼容化倾向。他们认为香港出现的这种兼容化思潮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只是政党在坚守信念与实践纲领时表现得更加灵活、开放、务实和包容而已。

综上所述，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香港经济、政治和社会氛围为香港民主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社会的政治意识发生根本改变，中产阶层崛起并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3）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研究

香港直到1997年才正式回到祖国的怀抱，在漫长的历史中，香港不断找寻自我，而香港本土意识就是在港人不断追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港人特有的思想意识。

黄月细（2014）与冯庆想（2016）分别详细分析了香港意识形成的背景、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香港意识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形成时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了使英国人能够在香港赚取更多的利润，英国人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二战后，时任港督杨慕琦为获得港人支持，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制定出台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建立廉政公署整治吏治，兴建公屋、居屋改善香港人的生存环境，实施九年制免费基础教育等，着力培养香港人安居乐业的本土意识。这一系列政策促进了香港意识的产生。加上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多数人都是从内地移民而来，因此在香港，只要你愿意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这也造就了港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本土意识”。第二，黄金时期。“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意识无疑是一种自信乐观的意识。良好的国际周边环境给予香港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经济起飞，给人们创造出一种‘人人有机会’的黄金岁月，于是港人渐渐生出一种‘世界公民’的优越感。”第三，重塑时期。1997年回归后，亚洲金融风暴、“非典”肆虐，造成香港经济急速倒退，香港经历经济发展的低迷期。在香港内外交困的状态下，中央政府给予香港最优惠的政策，最坚定地支持香港恢复经济。但在1997年回归后的这20年的时间里，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总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回归以来，由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原因，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在香港蔓延，在重塑港人身份意识的过程中，部分港人几乎完全丧失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在香港社会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香港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同一、分裂与糅合，香港身份与国家身份的角力与整合，香港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与融合，这充分反映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本土性与国族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在《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本土性与国族性的角力与融合》中，冯庆想、徐海波（2016）对存在于香港社会中的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国家身份与本土身份、国家利益与本土利益三对关系进行了详尽分析，指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本土性与国族性的角力与融合，虽然表征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各个维度中，但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国两制”的张力。基于此，他们提出要从两个方面着力，“我们要实现香港价值和国家价值的接轨，促成香港与内地达成基本一致的国家共识，推动香港从法理回归向人心回归的转变，这既离不开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开明、文化强盛与社会进步，也离不开我们对香港人观念体系的正确引导”。

在《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及其负面影响》一文中，黄月细（2016）重点研究分析了由香港极端本土主义思潮衍生出的两种错误论调，即香港城邦论和香港民族论。他通过批判两种错误的论调，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时刻提防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带给我们的负面的影响，并且要正确引导香港社会思潮。他给出建议：首先，积极回应“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论调，以正视听。其次，着力引导香港人与时俱进地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内涵，既不应把“一国”与“两制”对立起来，也不应陷入固化思维。最后，合理细化“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实行有利于消除香港人和内地人心理隔阂的具体措施，在香港人日常生活中逐渐建立起基本的国民身份认同。

（二）香港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

1．研究香港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有效引导香港社会思潮的目标、向度、路径和一般规律

（1）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研究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从文化的维度出发。香港作为一个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独特区域，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都对其影响深远，因此，分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必须把握文化这条脉络。《香港人价值观变迁及其形态特征分析——以香港社会文化为切入点》（2014）、《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2013）和《香港本土意识中的后殖民主义——滞碍香港人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内因探析》（2014）三篇文章均以香港文化、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与为视角，认识和分析香港社会思潮。但前两篇文章是从宏观角度把握文化对香港社会思潮形成的影响，而后一篇文章则是具体引入了后殖民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分析后殖民主义文化对于香港社会思潮的影响。

杨晗旭（2014）在分析中引用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文化殖民是一种新的殖民方式，这种殖民方式以文化为手段，不仅消解殖民地对前宗主国的印象，而且将其价值观、生活方式、话语体系渗入殖民地新建立起来的本土文化之中，成为这种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他认为，香港由于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本土意识中具有鲜明的后殖民文化特征。由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一旦形成，便成为构建殖民地民众身份意识的主要力量。他认为，香港后殖民文化因素对建构港人国家认同具有阻遏作用。“首先，后殖民主义不仅颠倒了香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还导致了香港人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着力点发生了位移，令港人将殖民历史看成是香港最值得重视的历史。其次，后殖民主义文化通过港人自我身份的误认阻碍港人的国家认同。最后，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对内地的排斥成为香港文化建构未来乌托邦想象空间的媒介物。”因此杨晗旭提出，在重视两地之间资源竞争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些表层问题之外，在谋求加强港人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后殖民主义文化所制造的香港本土意识的认同错位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其在本质上不仅是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课题。

徐海波、冯庆想（2014）探讨了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逻辑与资本主义因素，界定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特征。他们认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逻辑为：殖民主义在香港社会从争夺自然领土空间向占领话语权、意义符号等文化空间不断深化与转型，通过各种“隐蔽”的途径渗透到港人意识中，最终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建立起来的观念上层建筑，“港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主体，殖民主义文化在塑造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是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岭南文化和移民思想，以香港本土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具有殖民主义烙印的、多元的、复合的观念体系。

冯庆想、徐海波（2016）认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混杂的意识形态、多元的文化价值与独特的社会身份建构了港人身份认同。他们在把握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身份之间的转译的规律基础上，以香港一百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为线索，在不同的视域下探析了港人社会身份的建构历程。在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港人在同各种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的对话和抗争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身份。一方面，港人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透露出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同时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冲击；另一方面，港人社会身份与香港本土的商业活动、政治运动、文化经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展开了一个重新建构的动态过程。

（2）港人国家认同研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香港社会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每一种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港人的认同观念。想要实现香港的完全回归，必须实现香港人心回归，构建港人新的国家认同观。

徐海波、冯庆想（2013）通过分析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提出“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是港人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们与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助于了解港人思想观念深层次的运行逻辑，为内地与香港搭建沟通平台创造条件”。黄月细、徐海波（2013）认为，在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开展国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国民教育，进行国民教育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香港回归十几年来，港人的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建构工作仍未完成，香港国民教育对于构建港人的国民身份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强调了香港核心价值观形成与教育的关系，对香港国民教育的内容做出具体的分析。他们指出，随着“一国两制”的落实和公民教育的开展，国家观念、民族意识逐渐渗透进港人价值观念中，在增进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香港与内地关系的日益密切和香港公民教育的深入发展，香港人的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将会越来越强烈，国家、民族认同也必将成为香港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国民教育意识形态与身份意识建构——从香港国民教育开展受阻谈起》一文中，徐海波、邢立军（2013）首先理清了国民教育的意义，即“说起国民教育，人们往往乐于将其同中央集权、强行宣教、洗脑等词语联系起来。国民教育是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概念，它把对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培养放到突出位置。国民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一种，在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领域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徐海波、邢立军认为，导致香港国民教育受阻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教材的编写、材料的选择、行文的政治色彩、教化过于直白。第二，香港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青年对内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有相当多的误解。第三，方式转变，需要从灌输型向渗透型转变。最后他们提出，“虽然以渗透型教育替代灌输型教育，是今天香港国民教育乃至内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但是，也需要看到，渗透型教育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所以，至少在现阶段，把渗透型教育与灌输型教育相结合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在《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和构建途径思考》一文中，邢立军、徐海波（2014）通过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现状进行分析，利用表格数据分析发现，当下香港青年群体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注程度普遍提高，但是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并不高。他们认为，“香港青年对当前香港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应当得到肯定和鼓励。但是，他们的结论所暴露的问题，反映了他们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所出现的偏差，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注意”。针对这些问题，邢立军、徐海波提出要“以传播媒介构建国家的正面形象，以两地文化交流与融通带动国家认同的提升。发挥国民教育的正面引导作用，以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青年一代的成长与进步”。

综上所述，研究一般认为，当前构建港人国家认同的最有效途径仍是开展国民教育，但要注意方式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应善于利用新媒体等途径，而开展国民教育的对象应更侧重于青年一代。

2．国家意识形态对香港社会思潮有效引导的方式、途径、载体和手段研究

（1）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与香港社会思潮的新关系研究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提出至今，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香港、澳门的相继顺利回归，也证实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科学性与实现性。但是，在新的历史阶段，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与香港社会思潮的新关系。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与“一国两制”关系的再认识》一文中，郭小说、徐海波（2015）提到，“一国两制”的实践发展，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为其提供价值支撑、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也需要构建具有统一性、包容性和协商性特征的国家意识形态。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拓展，香港许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主权和法理回归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实现港人在民族、文化、国家和身份意识上的“人心”回归，给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

《内地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比较研究》（2013）与《内地与香港意识形态对话研究》（2014）两篇文章都就内地与香港意识形态的共性与差异进行了深入探究，区别在于，前文侧重于分析两地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后文则在分析香港与内地意识形态差异性基础上，探讨了两地意识形态是否有必要展开对话，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在哪里，以及如何展开对话等问题。徐海波、包毅认为，内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流意识形态，而香港则是以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内地与香港都注重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亦格外注重经济价值观的培育，这是共性。差别在于“内地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正义，反映内地共有的基本价值理性，除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新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想也在民众中传播，但这并不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而香港作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本土化的思想意识形态。将自由主义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政府通过教育、媒体等方式将自由主义理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力发挥意识形态对政权合法性的辩护功能”。在虽有差异但也有共性的基础上，他们提出要加强两地的对话交流，尊重差异并善用一致性。面对香港，我们要做的“第一是包容差异，不能简单粗暴地求一致，这样只会适得其反。第二要在认识差异的基础上懂得反思，内地与香港意识形态间对话目的不是希望香港意识形态向内地靠拢，而是希望通过了解香港意识形态，在发掘各自文化的根源性的同时，还要学会彼此学习、理解和沟通”。

黄月细、徐海波（2013）通过分析香港和内地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者的差异和共同之处。他们在香港与内地核心价值观的比较中，旨在挖掘其相同之处，希望架起香港与内地进一步沟通的桥梁。香港融合中西文化之精要，形成了重商、自由、法治、民主、和谐、稳定、拼搏、诚信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观念的差异造成了香港与内地价值观的不同，然而香港与内地核心价值观的差异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香港和内地应当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加强对话与交流，共同发展。香港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香港经济、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也与香港本土的教育密切相关。香港国民教育风波引发的大讨论，实质上反映了香港核心价值观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殖民时期的“子民教育”以殖民教育为主导，呈现非政治化、非民族化、殖民化、去中国化的特点；过渡期的“公民教育”标志着香港真正的公民教育开始起步，但它的出台是为了配合港英政府代议制改革的需要，公民教育照样未能摆脱殖民教育的弊端，“无民族”、“无政治”依然是香港教育的显著特征。1997年香港回归是香港公民教育根本性变革的拐点。香港回归的现实在公民教育中得到明确体现，教育宗旨和目标进一步明确，教育内容有所调整，课程设置发生变化，教育力量不断壮大。从“子民教育”到公民教育的转变和发展，对香港核心价值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孵化和推动作用。过渡期以前，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灌输占据上风，推动着港人“重商、自由、法治、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回归以来，随着“一国两制”的落实和公民教育的开展，国家观念、民族意识逐渐渗透进港人价值观念中，在增进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引导香港社会思潮的途径、渠道和方法探索研究

现阶段，香港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加强内地与香港两地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显得更为迫切。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其中“香港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要用“中国梦”引领“香港梦”，实现两地的共同发展。《中国梦与香港群体意识的整合》（2014）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引领，以寻求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共同发展目标为契合点，提出建构中国香港梦，形成两地人民共同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动力。徐海波通过分析“中国梦”与“香港梦”的关系，提出港人要实现“香港梦”，必须走中国香港道路，弘扬中国香港精神，凝聚中国香港力量。他认为，香港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发展道路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香港精神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在香港的延续和发展，香港力量是中华民族力量在香港的拓展和具体化。他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掘‘中国梦’有效地整合和引领中国香港梦的现实路径，共同致力于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和保持香港社会繁荣稳定，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价值要求，也是探求国家意识形态高效地整合和引导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路径和模式的必然选择。真正实现港人在文化意识与价值认同层面的全面回归，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工作”。通过“中国梦”的价值引导，以国家意识形态有效整合香港群体意识，切实推进香港以国家认同、民族依附、价值归属等为核心要素的人心的全面回归。实现“中国梦”与中国香港梦是一个从自发意识向自觉意识逐渐转变、从低级层次向高级层次逐步完善的过程，既有阶段性目标的区分，又有持续性共同发展的方向，必须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价值主题进行。

黄月细（2014）通过分析香港意识的形成过程和内容，以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过程，提出对香港意识的展望。随着香港与内地关系的深化和“中国梦”的提出，香港人应该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找准新的定位，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做合格的“新香港人”。这是“香港意识”发展的理性选择。只有立足整个中国，把香港作为中国的香港，给“香港意识”融入更多的中国内涵，香港人才能走出思想困惑，找准自己的位置。

徐海波、冯庆想（2014）认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一是“香港精神”，“香港精神”集中演绎了港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反映港人的集体潜意识、核心价值观、社会风尚等，成为香港大众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香港精神”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印记。要直视“香港精神”内在的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坚持对“香港精神”进行“扬弃”。通过既克服又继承、既抛弃又保留的辩证否定过程，推动“香港精神”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前进，这是“香港精神”未来发展的方向。要想真正实现香港的人心回归，必须深入认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全面了解香港与内地在思想文化深处的异同与隔阂，探寻出两地意识形态之间的转译机制和对话平台，建构文化和意识层面的认同，逐步达到内地与香港在价值观念、政治认同和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一致，真正实现港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层面的全面回归。

四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已有研究对香港社会思潮的具体分析仍显不足。关于香港社会思潮的研究范畴过于分散，缺乏整体性研究。虽然香港社会思潮与核心价值观、社会运动、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紧密，但是不能仅仅借助后者来佐证、分析前者，还需要回归前者本身，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系统研究它是什么，有哪些类型、特征，与内地社会思潮有什么不一样，等等。只有对香港社会思潮从理论的渊源、发展过程、历史成因、现实表现及其对香港人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等问题有清楚的认知，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已有研究中，梳理性研究较多。研究探讨了港人国家认同、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香港社会运动、香港社会思潮、港人价值观以及香港社会阶层及政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但仍是以梳理为主，完成了“提出问题”的过程。与此相比，“分析问题”的研究较少，同时深度也不够。例如，学者们指出了香港国家认同的困境，现状不容乐观，尤其是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状况堪忧，但问题产生的根源到底有哪些、在哪里，如何走出国家认同困境，特别是对于如何提升青年的国家认同的研究，仍没有提出能够超越现有观点的有效对策。一些观点虽然提出了内地与香港进行意识形态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对于如何跨越“两制”的制度藩篱，用“中国人”的共同体想象代替“香港人”的共同体想象，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挖掘出来，将其融合香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力和功能发挥出来，目前的研究尚未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果。这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点。

已有研究中，对引导香港社会思潮的研究比较缺乏。香港社会思潮对香港人人心回归的影响大而深远，是影响“一国两制”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因而无疑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然而，要引导香港社会思潮，还必须思考和分析引导何以可能的问题。既然研究的逻辑前提是国家意识形态较之香港社会思潮具有统摄力和先进性，因此，分析和回答国家意识形态相对于香港社会思潮的理论话语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也是今后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关于这些问题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

已有研究中，对香港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根源，缺乏对国家自身原因的分析。香港现今出现的种种问题，纵然有殖民统治、西方价值观主导、后殖民主义文化、本土主义运动甚至“港独”的原因，但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为什么低，国民身份建构为什么困难，从国家角度寻找原因的分析还极度缺乏。现在能够见到的仅仅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中查找原因的研究，但仅此是不够的。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之所以低，国民身份建构之所以困难，有没有“一国两制”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没有回归后中央对港政策的失误？有没有内地政治强势和经济快速崛起导致的内地学界出现“话语霸权”，疏远和堵塞了两地的交流与对话？这些方面的反思和研究尚极度缺乏。

已有研究中，研究视角重复，缺乏多样化。研究视角局限于香港意识形态、香港社会思潮和香港本土主义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免出现重复研究的问题。比如，对于本土意识问题，许多论文对其变迁过程进行了梳理，对香港社会运动，许多论文也进行了重复的横向与纵向的分析研究。同时，研究方法缺乏多元化，目前规范研究较多，实证性研究缺乏。今后应加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充分运用法学、新闻学、心理学、民族学等学科，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视域和路径，令研究的视角更广阔，研究方法更丰富。应适当增加图表和数据分析以佐证核心观点，提出的对策应更具有效性和可行性。

（二）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和问题

首先，进一步深化现有的研究成果和问题意识。当前的研究视角涵盖了香港社会思潮的主要方面，今后可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研究。比如：如何推进香港新一届政府的国家认同；如何通过自媒体强化内地意识形态对香港群体的影响；如何在“后物质主义”时代，认识香港青少年，促进他们的国家认同；如何引导香港本土主义社会运动，阻遏“港独”，防止激进本土主义对香港青少年的影响；如何增强香港社会底层对香港特区政府的认可，从而强化香港的“行政主导”。

其次，回归基本理论，深化对基本理论的研究。解释、分析、研究和认识香港在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状况、新问题，面对“一国两制”从理论到实践发展的几十年历史，面对“一国两制”实践在今天面临的新情况，面对“一国两制”实践在今天面临的国际、国内和香港地区的新条件，深刻反思“一国两制”的理论内涵、意义、功能和实践。为全面、准确认识和把握香港社会思潮，寻求确实可行的引导方法奠定扎实的基础。推进对于“意识形态”、“一国两制”、国家理论、民族理论的研究，应对“一国两制”在香港今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最后，当前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态势和热点问题不断变换，研究应该抓住这些热点问题，围绕“香港社会思潮”这一主题，对香港本土主义、“港独”、香港的政治思潮、民主运动、香港国民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当前香港的经济现状、政治生态、社会结构、文化发展，对香港社会思潮进行具体分析。应重点展开香港民粹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港独思潮”相关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交锋研究；研究本土意识，本土主义思潮与本土主义运动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在“一国”前提下，“两制”下的意识形态如何展开充分的对话；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引导香港社会思潮的具体方式、方法、机制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