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第一节 文献回顾

一 占优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独特）竞争优势

从军事理论和实践看，陷敌于劣势，发现并获取自身优势是一支军队制胜的不二法门。优势越大，取胜就越有保障，胜利也就越大。从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实践看，一个后发国家如果不发现和建立强大优势，就难以抵消先发国的强大优势，就难以发展，即使经济有所增长，增长的利益也会被先发国抽走。因而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GDP的增长，而是怎样在西方先发优势和自身后发劣势的重重包围之中，找到先发国家不愿意其找到更不愿意其采用的系统性的优势，来实现自身伟大目标的问题。有一些学者对此做出了探索。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独特）竞争优势是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或理论概念。

（一）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比较符合人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常识，所以，一些学者赞成比较优势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尺”和“寸”二者之间如果对立严重，以至于冲突，比如，在衡量一块布料短了几寸的时候，“尺”偏要说，要用它来衡量，就如先发国家偏要后发国家用它的标准来衡量其社会制度，那就是霸权逻辑和霸权行径了，比较优势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特别是，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只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把亚当·斯密的两个价格变量的简单比较错误地扩展为四个价格之间的简单比较（见第七章第二节第二部分分析），而不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战略。把比较优势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只是后人所做的错误的引申。中国一些人或许想与西方和平发展，问题是，西方这样想吗？西方希望自己的国际地位受到威胁吗？

（二）后发优势

后来居上并不罕见，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也可以理解。然而，从辩证法看，是否落后他国越多后发优势就越大呢？从语义学看，既然是落后的，劣势就应该起主导作用，又怎会因为落后而产生一种或多种优势来扭转原来的劣势呢？后发优势尽管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能够起作用，但其作用是否足够大以至于能够克服后发劣势，还能使后发国家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超越呢？当实现一定程度的追赶后，这些后发优势是否依然存在、依然强大呢？特别是，后发优势与那种先行优势具有针对性吗？从这些角度分析，后发优势还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当前，中国内需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通缩通胀反转、中等收入陷阱、新常态、三期叠加等的提出都意味着后发劣势似乎越来越大，而后发优势的力量则越来越弱。与这个后发优势概念具有类似逻辑问题的是西方管理学的竞争优势概念。关于中国经济具有竞争优势的说法令人奇怪：一个起步较晚的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哪里呢？

（三）（独特）竞争优势

管理学中特别强调（独特）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使组织别具一格和与众不同的特质（罗宾斯、库尔特，2004: 215）。戴尔公司就被认为“在信息技术上的巨大投资使得公司能够以竞争者无法模仿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要”（罗宾斯、库尔特，2004: 364）。这就言过其实了。任何方式都可能被模仿，其独特性都是具有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限制的。本来公有制社会制度已经根本地改变了企业的竞争态势，比如它避免了遭受新加入者的威胁，它也使得购买者和供应商的议价变得并不重要，它也消除了竞争者，对于企业的唯一的威胁是替代产品的威胁（罗宾斯、库尔特，2004: 217～218），它从而也使得波特（2002）的竞争战略失去了针对性。

龙斧、王今朝（2011）把（独特）竞争优势归结为由毛泽东一代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原理和中国社会改造与发展的具体实践之特性相结合的真正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平等价值观、经济发展要素的社会属性实现，符合中国国情，带有中国特色的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建立、稳固所产生。王今朝、龙斧（2012）对（独特）竞争优势的内涵加以了探讨，而龙斧在使本书成为可能的申请大纲中，把（独特）竞争优势规定为在主要要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依靠一些被忽视的因素的独特性产生出结果上的绝对优势。比如，中国1949～1976年在资本、技术、劳动力素质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西方所认可的现代工业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Robinson, 1973）。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难以解释这种优势和结果。

（四）占优策略和占优优势

本书拒绝比较优势，而接受后发优势和（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合理内核，进而提出占优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这里的“占优”一词看似来自西方博弈论，且与它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其根本性的差异。

1．占优策略

在博弈论中，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是指博弈一方所选择“不管与其博弈的对手选择什么策略，这个策略都是它的最优策略”的策略。本书吸收了“占优”一词的这个含义，把它用于中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抗博弈中。据笔者所了解的文献，这种应用是西方博弈论专家所没有做过的。可以想见，即使有人做过，也极少，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熟悉博弈论文献的人大都知道，博弈论论文和著作的写法都是非常抽象的，因而应用价值有限。

在博弈论教科书中，占优策略只是被略略提及，并没有如在本书中这样获得一个中心概念的地位。在一些高级的研究中，占优策略确实作为一种实施机制，并且被认为是“无须关注细节”（Chung and Ely, 2007: 447-476），然而，这些文献只是研究拍卖等问题。检索论文发现，到2016年9月1日，JSTOR所刊载的题名包含“占优策略”的西方文献只有14篇，Science Direct只有25篇，Emerald只有1篇，题为《销售的协同力量：提高销售力效率的占优策略》（Adel et al. , 1993: 65-73）。中国知网所收录的题名包含“占优策略”的文献只有3篇，且其中1篇的“占优策略”的内涵并非博弈论意义上的（章玉贵，2012）。这些中西方文献都与经济发展无关。检索著作发现，到2016年9月1日，武汉大学图书馆没有收藏1本题名包含“占优策略”“占优优势”的经济理论著作。博弈论文献还忽略了占优策略的占优程度。这在发展模式问题上至关重要，因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程度可能决定经济发展的成败。

但占优策略确实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实施机制，而且其存在性足够广泛，从而为其实施性提供了基础。中国俗语“以不变应万变”就是相关行为人把一种既定的策略作为自己的占优策略。毛泽东曾总结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原则，也是一种占优策略。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时候，他就是在说资本主义是占优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当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同时也指出这种占优性只是一个历史现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的不可消除、不断发展的矛盾，“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也就是资本主义将要被占优了。

2．占优优势

占优策略的优势可能极大。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看，既然“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这种相对封建主义占优的策略所产生的优势是巨大的，可以说，产生了一种绝对优势。当然，这种绝对优势只是结果意义上的，它不排除在其他方面的劣势，不排除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复。又如，1927～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处于人数劣势、装备劣势、训练劣势等，却最终取得了彻底打败国民党和对日本、美国的决定性胜利的绝对优势（“事后”）。这种结果上的绝对优势不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的概念只是指两个国家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相关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另一个国家相应产品的价格的事前优势，并不是指结果优势，也不是指策略优势。在本书中，除非明确指明，绝对优势一词是与占优策略、占优优势相连的，是结果意义上的，是占优优势所产生的结果。

占优优势的概念并不排除中国在某些重要领域获得先行优势。实际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中国巨大的、根本的先行优势，同时也是占优优势（泰勒，2013）。在高铁建设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似乎也具有了先行优势。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家，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凯恩斯，无论是诺斯还是科斯，尽管分析技术似乎现代，但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占优优势了，有的只是某些领域的以及其基础上的GDP先行优势和制度上的先行劣势。在龟兔赛跑中，乌龟在兔子睡觉时跑到了兔子前面并不是因为乌龟有速度优势，而是因为它有先行优势。西方资本主义的存在确实曾有其合理性，但它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占优策略，不能产生结果上的占优优势、绝对优势了，因而不能排除新的更为优越的制度的可能性、现实性。这样看来，他们即使打着实证主义等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旗帜，实际也属于纯粹的规范判断、道德说教。他们的那些言辞华丽、形式新奇的规范判断和道德说教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足为奇。

以上文献回顾表明，占优优势的概念有希望成为比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先行优势、后发优势等更具有语义合理性和逻辑科学性的概念（当然，本书所论证的占优优势一旦付诸实践，使得中国取得西方所无法撼动的经济发展，最终会表现为中国具有后发先至的优势，这也可以定义为一种后发优势）。

二 本书与西方其他文献的关系

（一）本书与西方历史、经济学史文献的关系

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研究的主题是“西方是如何变得富有起来的”（鲍莫尔，2004）。诺斯（1994, 1990）的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但“西方是如何变得富有起来的”只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实然的问题，是一个是什么的实证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机制、道路的设计的规范经济学问题。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看作自发演化的，因为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看起来较为有限。其特有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既是对这种现实的反应，也是对政府作用的限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而言，西方所经历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而不是最优的一种，更不是唯一的一种。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国际条件都不同于西方。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摆脱西方的控制，西方当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任务，所以西方历史学研究和西方经济史研究对于中国经济道路选择的意义不会很大。研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缺的就是实证，因为它不可能有，因而也不可能依赖那种实证。

（二）本书与西方激励理论的关系

西方激励理论（拉丰、马赫蒂摩，2002）无论是考虑努力工作的激励、提高产品质量的激励，还是投资或储蓄的激励，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下展开的。这可以在它的委托人向代理人提出的“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契约安排设定与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一致性中看出来。然而，所谓的确保契约强制执行的“公正法庭”不过是保证资本主义秩序的法庭而已。可以想象，当劳动者作为代理人必须满足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委托人的要求时，他自身的合理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满足的。于是，资本所有者就采取办法尽可能地区分不同效率水平的劳动者，选择那些高效率的劳动者作为代理人，并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称为逆向选择下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还不够，西方激励理论还要保证高效率的劳动者一旦被雇用，就不会偷懒，也就是要老老实实地为资本所有者创造价值。当然，这种创造价值既可能是在普通工厂里劳动，也可能是不辞辛苦地进行研究开发。因此，西方激励理论所研究的不是一般性的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的激励机制，而只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激励机制。对此激励机制所产生的经济结果，鲍莫尔（2004）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就此作用而言，资本主义的有效性是无可比拟的”。这当然是夸大其词。马克思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说法只是承认资本主义的激励机制比“过去一切世代”在生产力创造上都好，而没有说这种激励机制在所有世代、在所有方面都好。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增长绩效只是相对于以往的经济制度而言的。它只是空前，而非绝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来实施拉丰、马赫蒂摩（2002）所建议的那些激励机制的效果是令人生疑的。

（三）本书与西方社会选择理论、占优实施机制文献的关系

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是一种社会选择，即一个社会的集体做出了一种发展经济的方式的决定。社会选择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不存在一种理想的社会选择机制。那么，完美地解决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是否还有希望呢？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是建立在静态偏好和经济主体偏好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其实，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抉择而言，见识卓越的领导人完全可以说服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同意他所做出的决策，即使这些人原来并不一定具有多高的理性，即使这些人在阶级地位上差异巨大。比如，当毛泽东决策持久抗日的时候，他让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同意了他的决策；当毛泽东决策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时候，他让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同意了他的决策；当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让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同意了他的决策；当毛泽东决策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他让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同意了他的决策；等等。其实，就一个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具有唯一性这点来看，我们看不出阿罗所假设的那些具有理性的经济主体为什么会做出不一致的选择。这不是独裁，而是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下做出的社会选择即使事后证明是错的，也只要迅速地识别这种错误并加以纠正就可以了。社会在做出关系社会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选择时需要尽力减少可避免的成本，但也无须总是无比正确。这样看来，西方学者在社会选择理论中关注社会选择函数的性质实在是叶公好龙。他们在考虑其他问题时，就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而不理了。

本书关于中国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西方的占优实施机制的文献有些关系。下面，我们根据Mas-Colell等（1995: 868～875）对西方的占优实施机制的文献进行探讨。这种探讨也帮助我们厘清本书所使用的一些概念。

首先，西方博弈论中的Strategy经常被翻译为策略。策略是个体层面的概念，它是指给定一个人，拥有偏好，根据这个偏好，做出的选择。当然，我们在考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并不是个人选择。但每个人都对发展模式选择有他自己的意见。但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并且与他人是同质的，他的选择应该只有一种，并且与其他人的选择相同。假设有I个人，第i个人的策略记为Si。

其次，机制是社会中相关的人的策略及其所达到的结果。把这个结果记为R。于是，机制就可以表示为 [S1, …, SI, R（S1, …, SI）]。

最后，所谓占优实施机制，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社会所意愿的结果（作为目的，比如，工业化、人均GDP水平、社会平等等），所有相关的人都有一个占优策略，记为（, …,），这些策略所达到的结果R（, …，）就是社会选择所意愿的结果。本书基于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论证是符合这些框架形式的。比如，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令世界各国欣羡的速度、水平，那么，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占优实施机制。但是，也应该指出，西方人的占优实施机制只是限于理论的探讨，很少应用，更没有应用到经济发展模式的设计和论证上。笔者也只是在基本完成该书时，注意到了这些西方文献。

三 经济发展的占优策略、占优优势：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策略的同构

揭示194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与1937年中国的抗日形势存在极强的同构性有助于理解中国选择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可靠性。让我们先从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看看这个新的概念是怎样提炼、怎样确立内涵和机理的吧！本小节下面直接引用毛泽东（1938）的表述（见引号内内容）来加以论证。

第一，从起点看，1937年，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1949年，西方国家也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世界是一等的，特别是，美国依然可能“将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并割断中国的命脉，就像一战期间割断德意志帝国的命脉那样，就像二战期间割断日本帝国的命脉那样，就像冷战期间割断苏联的命脉那样”（阿里吉，2009: 203、290、301）。即使不能割断，美国依然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和平瓦解中国，或挑拨他国与中国的关系以渔利。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在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西方，因而不能迅速地实现根本的经济改观，而且经济发展的努力可能遭到严重挫折。

第二，从过程看，1937年，“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1949年，中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的资源来实现经济发展，而西方国家开始耗尽其经济发展的潜力，因为它们失去了原材料市场、商品市场。西方国家想用封锁中国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同样可能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也确实达到了一些反面（中国1976年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三，从人民的愿望看，1938年，“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很多人都说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1949年，几乎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经济的发展，几乎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将崛起、经济将发展，“东风将压倒西风”。

第四，从人民对于道路的认识看，1938年，对于抗日战争“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1949年，即使那些有思想、有阅历、有官职、有文化的人依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争论不休，其中梁漱溟在1953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而1980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否有“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也是可以考虑的。

第五，从社会心理看，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存在急性病。1949年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则存在唯生产力论、唯GDP论。

问题的同构性自然导致它们各自的最优化解决方案也具有同构性。

第一，从达到目的所需的时间看，1937年后，中国抗日战争不能速胜，但也不会速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1949年后，不可能迅速富裕，经济发展可能也要百年，但中国经济总量依然可观，可以打得起抗美援朝之类的保家卫国的战争。

第二，从中国的行为空间看，1937年后，中国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有“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1949年后，中国可以而且确实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第三，从中国达到目的所需要的条件看，1937年后，抗战胜利需要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1949年后，中国经济发展也需要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并且也是主要需要它，而不是外资。

第四，从达到目的所需要的战略手段看，1937年后，“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1949年后，中国经济发展也需要在各行各业的广阔领域中展开，既要迅速地研发新产品，又要迅速地从过时的产品生产中退出。

第五，从实施战略的主体看，1937年后，中国抗日有正规部队，有在农民中组织的游击队。“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1949年，经济发展则既有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国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也远未形成。

由于抗日战争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同构性，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形成了与《论持久战》中所主张的与抗日战争策略、战略类似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道路了。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完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此形成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同时又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和“唯一的路”。“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新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1996: 1029～1100）。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全部问题在于，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并且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适时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毛泽东，1996: 621～656）。这就是毛泽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所采取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变、怎样强势）的占优策略，而且，历史证明，它必将使中国获得占优优势。中国仅仅用了20年，即在20世纪70年代就不再被西方强国视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与美国、苏联、日本和西欧一起被视为五大权力中心之一，并且排名第三（肯尼迪，1988: 495、501、510）。同样基于以上问题的同构性和解决方案的同构性，今天中国依然拥有同样的占优策略，依然可以等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更为深刻的社会危机。日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损失较中国可能为小，但它陷入资本主义的制度锁定之中，又在二战后附属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中国即使在1980年后的30多年里才与美国接近，但中国主权的独立自主性则完全超越日本。中国完全可以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那样设想“天下有变”。从21世纪之后的许多方面来看，从西方学者的著述以及文化现象看，世界确实可能即将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