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结构设计及其方法论基础

一 概念界定-状态变量-控制变量的结构设计

无论是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是对经济的短期表现，马克思主义都提供了科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在长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笔者深深体会到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威力。因而本书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作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应该指出的是，同样信奉或同样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士，如大卫·哈维（D. Harvey），承认马克思的《资本论》内容上的深刻性和文本上的引人入胜，但否认《资本论》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直接关联（阿里吉，2009: 9～10）。王今朝等（2015）则论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工资和利润的论述对于揭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消费、效用差异性的科学性。这种来源于生产过程消费的不平等、效用领域的不平等足以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哪怕是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之间也存在直接关联，而至于更加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更是如此了。

在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要辩证地理解。比如，尽管从几百年的历史可以同意马克思（1966）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的观点，但也应该认识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内部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就足够大了，以至于足以影响这个国家的生产以及它与外国的关系。一个国家怎样把握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根据自己的详细的特点，正确地选定自己的理念并在这个理念指导之下安排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否则，人们就可能会盲目相信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实际上，合乎唯物辩证法逻辑的说法应该是一国的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自己，才能最后解放全人类。这也是本书理论的一个前提，一个与列宁的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一致的前提。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本书发展了一个概念界定-状态变量-控制变量的理论框架。这种结构具有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针对性。发展模式问题是社会的整体问题、根本问题，必然涉及多层次的相互作用的变量。仅本书所识别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极为复杂。不仅控制变量可以作用于状态变量，而且状态变量也可以作用于外生变量，一个控制变量可能作用于其他控制变量。但限于篇幅，本书并没有对它们给予过多的论述。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出这样一个概念界定-状态变量-控制变量的理论，从而给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一个严谨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状态变量直接作用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的有无和大小，而控制变量则对状态变量本身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产生影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发展出多层次模型（卢克，2012）。按照这种模型，控制变量是比状态变量层次更高的“情境”变量。这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概念界定（见本书第二、第三章）上看，经济发展还原到个人，就意味着个人价值在占优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尽可能高的实现。中国是否实现了经济发展，就要从整体上看，中国人是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一个飞机工程师在其有生之年没有能够让自己年轻时立下的发展中国的飞机工业的梦想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然存在巨大的机会成本，中国就不可能走了一条占优的经济发展道路。

本书选定企业组织、技术和资本作为状态变量。讨论这些变量似乎是老生常谈，但章节顺序的安排反映了本书相对诸多西方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优越之处。西方理论家们攻击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作“黑匣子”。本书则在第四章就研究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对企业赋予这样的理论地位的著作是不多见的。在讨论完企业后，第五章讨论科学技术而不是资本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而且讨论的是中国研发所依赖的制度结构。这在西方创新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中都是较少见到的。本书第六章才讨论资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了，这正如土地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了一样。本书认为，影响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程度的变量层出不穷才导致这一结果（见第六章第二节）。可以说，本书的企业组织、技术和资本虽然被许多作者处理过，但本书的处理顺序安排和处理内容安排具有与这些客观存在的性质的一致性。第七章是关于控制变量的。在一些理论家看来，对一个社会施加一套控制系统是不可能的。其实不然。就像控制论中有不变量一样（维纳，1963: 51），在社会系统中也有一套一经选定就不能变化的量。我们把这些量作为控制系统。再仔细想想，在过去500年中，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最基本的特征，即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发生过什么变化吗？没有！在沧海桑田的变化中，没有控制变量，又怎能保持自我呢？

大量理论讨论承认控制机制的存在，但认为控制可多可少，并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机制设计就是减少控制。有人认为，在具体领域里甚至在宏观层面，国家可以进入也可以退出（Goodrich, 1968）。这种方法不仅为中国所采用，而且为世界诸多国家所采用。但这并不是一种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两分法假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一个是完全由政府主导、计划控制，而一个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这是经济学的烟雾和修辞所杜撰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由政府主导、计划控制的经济，更没有完全的自由放任。自由放任是资本控制、资本说了算的代名词。西方以为拥有船只就能贸易、以为拥有舰只就能劫掠他国资源和财富。自由放任本身就是排除政府的任何控制，更不用说由政府主导了。它甚至要用资本控制政府，包括控制外国政府。这就是自由放任的本质。在它们无法撼动政府的主导权的时候，这只不过是资本家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花招。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的叙述甚至对一些历史已经显示出重要性的变量关系，比如，一个控制变量对于另一个控制变量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关系，无法展开详细讨论。明晰状态变量、条件变量、控制变量的关系本身就是巨大的任务和贡献。引入太多关系会使得本书的篇幅过于庞大。一些管理学变量也在本书中省略了。西方企业的营销能力、管理能力、资本设备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优势构成了他们国家的竞争优势，似乎可以成为他山之石。本书把这些变量作为次级因素而抽象掉了。在更宽广的视野中，不难发现，历史路径、社会与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设施、人口、资源、劳动力素质都可以构成状态变量。但本书或者对它们未加论述，或者毋宁把它们（如劳动力素质）作为显示经济发展的变量，而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状态变量。

二 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经济发展模式的设计是设定一个科学的目标，然后寻找达到这个目标及其分目标的具有可操作性、充分性和时间一致性的手段。简言之，目标要科学，手段要有工具理性。本书用多元函数的分析体系来反映所研究的课题的这一本质。数理的看，我们定义一个目标函数φi（x），这个目标函数在本书第三章中被定义为劳动力的价值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既涉及产品产量，也涉及货币价值（它们代表生产力），还涉及社会制度（代表生产关系），是它们的总和。它本身即反映了人们总是想同时达到多个目标的事实，也确实有可能存在多个合意的目标需要追求。于是我们定义φ=（φ1, …, φG），其中G表示目标的数量。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发展。本章将确定其中每个具体的分量到底是什么、需要达到怎样的数值。

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目标、道路设定的科学性问题，还包括走上这一道路的手段的科学性问题。手段的科学性既包括与目标相匹配、相一致的程度问题，还包括充分性问题。手段科学性要求既不能用“牛刀宰鸡”，也不能用“蚂蚁撼树”，毕竟，过犹不及。在数理上，我们把它表示为如下问题。梯度过程（Gradient Process）: dxi/dt=λi（∂ φi/∂ xi）（对于连续变量）或Δxi/Δt=λi（Δφi/Δxi）（对于离散变量）。这个梯度过程使得政策的调整、个人行为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发生关系成为可能。它们当然与一个国家决策者的科学决策能力有关。第四章至第七章的框架都是在这种工具价值的理念下设计和展开的。

在上述方法和框架之下，笔者确认，西方发达国家只不过是在一个更早的时间点起跑而已，它的发展速度并不为快。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尽管起点较晚，但完全可以因为一套更为优越的发展模式而超越西方。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做深入的调查分析，特别是，在现实中是否存在本书所没有考虑到的重要变量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所谓得算，用于经济发展的场合，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就会好了。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固然不能穷尽所有发展的瓶颈性、决定性因素，但尽可能地发现这些因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要做得比他国多，比他国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目标的达到就是不言而喻的。

相对那些在选定的数据之间仅建立参数关系实则内容贫乏的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本书上述函数分析容许具体数据的变动（如就业、技术、资本、GDP、制度、精神等）。大批计量回归分析其实只是对自己选定变量关系所做的一番查看，并没有产生科学的政策意蕴，即使产生，也只能解决一些局部问题，往往会产生顾此失彼的后果。所以，问题并非仅使用数据，而是怎样使用数据。本书表面上看起来很少使用数据，其实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数据。“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的路要更快、更经济。理论具有压缩数据的功能。本书的理论化讨论是一条优化的研究方案。本书的论证很少使用具体的数据。这不是本书的劣势，而是本书的优势。从本书的观点看，一些大量积累数据的著作（如皮凯蒂，2014）其实并无太大新意。

与西方经济学那种动态优化方法不同，本书的函数分析不是建立在研究经济行为基础之上。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经济行为研究（如斯托基、卢卡斯，1999）不是研究具有代表性人物的经济行为，而是研究具有统治力的人物的行为，但又用它来摹写普通人的生活，因此，这种行为的理论分析必定被实践所证伪。这就使得西方的经济理论不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其次，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根本不是对劳动力节约或是资本节约的理性选择结果。因为这种理性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后才出现的事物。从整个社会及其长期发展来看，微观上的诸多理性（如成本的节约）并不重要。一个国家内部结构的功能运作及其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较才具有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与这种理论不同，本书试图得出结构性的结论。本书贯穿了对制度的研究，并把对制度的研究的数理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本书接近完成的时候，笔者发现本书的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所形成的逻辑结构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协调博弈（库珀，2001）框架在形式上非常切合。在这里，论述这种切合性对于祛除那种盛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非现代的观点是有好处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可以描述成协调博弈。这种协调博弈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包括国内国际的协调博弈，包括领导班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协调博弈，其中还嵌套着低层次的协调博弈。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描述为领导班子选择索要低收入，人民群众也索要低收入，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描述为领导班子选择索要高收入，人民群众也索要相对较高的收入。这两个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在一个博弈中得到描述。这个博弈的收益矩阵是受一个函数控制的。博弈的双方不可能都得到高收益。结果是，宣称将给人民改善生活的领导班子借助其权力得到高收入，而人民群众得到低收入。领导班子可能还借助“空谈博弈”来要求人民群众不反对他们得到高收入（如通过腐败、资本控制）。理论的供给相对是低成本的，它就是“空谈博弈”中空谈的一个原型。但本书是把空谈博弈看作有约束力的。领导班子向社会传递“时间就是金钱”“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具有约束力的空谈博弈，因为总是会有人试图让别人相信他们，也确实有人会相信他们。当一个理论上升到国家的指导性理论的时候，它就具有了约束力。特别是当一个理论对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产生影响的时候，它的约束力就更毋庸置疑了。宣扬马克思主义则是与“时间就是金钱”“按要素分配”方向相反、作用相反的空谈博弈。

协调博弈理论非常注意行动的协调。当中国人相信公有制时，公有制就会成功。1945年，当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时，东北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但当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实行了土地革命后，东北人民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辽沈战役胜利的社会基础。西方协调博弈理论指出了这些结果。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指导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更具体的例子是，领导班子对于收入、货币的态度（比如是否让一部分掌握权力或接近权力的人先富起来）决定了博弈的均衡解，而领导班子掌握、相信什么样的理论决定于其的立场和态度。一个短视的受经验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惯性支配的领导班子注定将国家的经济发展引导到没有前途的未来。不同的理论将协调行动得到不同的“均衡”结果。当人们不相信公有制时，公有制必然失败。这种正反对比说明，没有科学理论就没有正确的信心，就没有正确的预期，就没有科学的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下，这是极其危险的。

本书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优越性理论可以用于协调中国的行动，它首先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可以和西方展开竞争。公有制因此成为中国的占优策略，即无论西方采用什么战略，中国的最优策略都是选择公有制。对于所有破坏这种策略的行为都应该予以惩罚。这种惩罚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有利的。这可以用如下的收益函数来表示。

其中，ei表示一个国家的领导班子的行动，e-i表示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行动，θ表示这个国家所处的状态（殖民地、半殖民地或独立；独立后的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如果我们假设B′1＞0, B′2＞0, B′12＞0, B′21＞0, B′3＞0。在这个博弈中，协调行动不会比不协调的行动的收益差，但不同的协调行动的收益是不同的。实证的和理论的分析可以证明，私有制将是一个黏滞的无效率的均衡状态。中国选择私有制还会构成对西方的策略互补性。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二项选择不是一次博弈，而是重复博弈。由于重复博弈的性质，中国将损失极大。反之，中国如果选择公有制，将导致私人的最大化利益的最小化。因为所有相关变量的正向共同运动（Positive Comovement）将补偿所有一切而有余，而每个行为主体的“较高水平的行动”（库珀，2001: 22）及其所导致的相关变量的较高状态将进一步促进正向运动。所有制并不是一个原子式的概念，它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变量的正反馈作用（或互补性作用）。

当然，本书与西方协调博弈和空谈博弈也有重要的差异。第一，协调博弈的成立是以互补关系成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互补关系，那么，协调博弈实际上导致逆向“囚徒困境”。比如，西方两个私人企业同时研发出了同一种产品（相当于协调到同一行动之上），结果可能两个企业都失败。原因就在于这两个企业之间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但很显然，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并不总是涉及互补关系。第二，协调博弈通常假设博弈双方具有对称性。然而在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中，领导班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往往是不对称的。只有毛泽东所主张的“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政府才能使得协调博弈成立。在其他情况下，则往往会出现非协调博弈的情况。比如，领导班子如果对美国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做出过度反应，协调博弈就会走向一个糟糕的结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而已）。第三，领导班子的收益函数，也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去定义。第四，协调博弈通常被西方学者用于宏观经济（如库珀，2001），而在本书被用于政治经济中。当然，宏观经济中的一些问题稍加深入就变成政治经济学问题。比如，宏观经济学中的政府可信性问题就很容易转变为更为根本的政府怎样才能可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如果没有解决这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宏观经济学中的政府可信性问题就是伪问题，因为政府根本是不可信的。第五，在这里，最优和次优还不足以描述这些变量的状态。占优和被占优才是科学的概念。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承受一时、一次、暂时失败，允许帕累托次优，而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可持续性和优势性。

尽管有上述的不同，但是，本书指出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与西方的协调博弈理论的联系还是有益的。一方面，本书这里是想展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并非绝对排斥西方经济理论。他们往往对西方经济理论采取一种开放吸收有时甚至是过度开放吸收的态度。另一方面，它这里是希望借此吸引受西方经济理论训练较多的人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开放吸收的态度，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这里面有巨大的空间。比如，协调博弈还可以用于研究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协调问题。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将比金融学、宏观经济学产生更富有价值的成果。或许，这样，本书能够引起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心有所属的人的更多触动。

三 本书方法论的广泛适用性

与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论证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完善市场经济的存在性不同，本书采取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目标-手段的框架设计除了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外，还具有极强的适用性。比如，它还能用于如下一些问题。

（1）把φ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上述框架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复杂。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它的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导致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得到实现。然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社会主义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社会主义如何建立和维护，当然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问题。

（2）把φ理解为资源的分配。上述框架就是 {φ=（x1, …,xn）xi≥0,,j=1, …,r}。其中，r表示资源的种类，i=（1, …,n）表示全体社会成员。中国土地革命可以用如上方程来表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也可以用上述方程来表示。

（3）把φ理解为社会福利、民生。它允许我们考虑一个社会存在层级结构时的资源配置效果。用c表示中央政府，而n表示这个社会所拥有的经济单位（上面的成分）的数量。m=（m1, …, mn, mc）∈M1×…× Mn× Mc于是可以用来表示机制，其中我们允许n→∞，这使得资源配置上的微小的差异就可以让整个社会在不同资源配置制度下的福利差别巨大。社会福利、民生可以由如下方程表示：φ（m, U）= [x1（m1, U1）, …, xn（mn, Un）]。

（4）还可以把φ理解为中国在“市场”发展了30年后产生的投资过热、内需不足、比例失衡、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生产率低下、分配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存在，说明我们把φ定义为一个多元函数的必要性。经济发展模式的设计需要尽可能地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