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中的政治与学术
陈先达
一 文化自信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
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相关性来说，它是当代中国现实中最重要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中国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文化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难以说清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和必要性，难以说清制度的优越性和它对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智慧的继承性，难以说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如果我们脱离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把文化自信问题变成一个与中国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无关的所谓纯文化学的问题，就是把沸腾着中国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时代性课题，变成一个书斋中的问题，遮蔽了它在中国现实的重要意义。
从文化本身来说，原本不存在“自信”与“不自信”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怀有眷恋和热爱之情。“美己之美”是文化民族性的表现。当文化自信成为一个问题，它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肯定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文化自信的对立面是什么？是文化不自信，是文化自卑。在当今，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问题，只有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当代现实的舆论场才能理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屡遭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国人中弥漫着一种文化自卑情绪。从技术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最后到文化不如人，总之，中国一切不如人，连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月亮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大胜利。但是文化自卑思想，在一些人中并没有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完全绝种。它的现实表现就是关于道路和制度的选择问题，认为中国应该走世界文明道路。所谓世界文明之路，就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之路。这条路才是世界文明之路，才是人类发展的普遍道路。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完全离开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轨道，是沿袭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主义之路，是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的封建社会老路。
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世界文明之路，是人类的共同道路，而中国根据自己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自己的国情选择的道路就是非文明道路呢？说到底，就是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在当代中国，凡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怀有自卑心理的人，就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种极度的不自信的表现，就是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作为衡量中国现实的尺度，把别人鞋子的尺码作为衡量自己的鞋子是否合脚的标准。如果说，“郑人买履”中的郑人是宁愿相信鞋样而不相信自己脚的愚人，那么，那种鄙视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而只相信西方文化优越的思想，就是中国曾经被殖民的余毒未尽。如果离开中国近代百年的耻辱史，脱离当代关于中国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构建的论断，就不可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提出文化自信问题。把文化自信问题放置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传统文化”错误彻底“反省”的背景下，显然是一种理论误导。这不仅未理解文化自信问题的现实性，而且会导致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进步潮流，诱发复古主义的沉渣泛起。
当然，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具有政治现实性，而且包含文化理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性问题，必然同时会呈现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问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学理性极强的学术问题。不懂文化的本质和功能，不懂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就难以深透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而且着重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说明，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比，文化自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内涵，它涉及的是文化能动作用，以及只有文化才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
为什么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当代文化结构的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是应该只适应市场需要呢，还是同时要具有规范和调节市场主体作用，防止资本的逐利本性对道德、对思想、对政治产生负面效应？文化理论问题研究越深入，对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理解就会越深透，就会从政治问题进入理论问题来思考。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被理论所把握，并且能从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才能真正进入广大干部头脑并为群众所理解。
文化自信更基础。文化包含价值观与理想和信仰，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品格，也是民族成员的素质提高和道德修养之泉。作为精神家园，它仿佛巨大建筑物的地基和承重墙。没有地基和承重墙的建筑物是经不起任何震动和冲撞的。没有文化支撑的民族，经不起强敌入侵和政治上的狂风巨浪。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道路的选择、理论的创新还是制度的构建，如果不注重文化建设，精神田园杂草丛生，就如同要建设高楼而不夯实地基一样。
文化自信更广泛。文化的主体是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化自信问题不仅仅属于文化人、属于知识分子、属于文化工作者，而且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各个不同领域和不同职业，属于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在社会构成的各种要素中，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如同空气，无所不在。只有建立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才能从文化心理和情感上得到最广泛、最大程度的认同。
文化自信更深厚。文化有不同于经济和政治的特殊功能。文化当然是由经济和政治决定的，但它的反作用又会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时空限制。在社会形态变化中，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会为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取代，而人类文化是一种继承和积累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君主制度不再存在，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创造的文化仍然作为传统在发生作用。文化当然也是变化的，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会因变化而没有传统、没有积累、没有继承。在社会结构各因素中，文化的作用是最为持久的，不仅持久而且深厚。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深且厚。它有长达数千年的持久性积累和发展，既有我们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又有近百年革命先烈创造的革命文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创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既代表过去、现在，又代表未来。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文化持久而深厚积累基础上选择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的。它不是浅土插花，而是在文化沃土中深根栽树，得到中国深厚文化之泉的持久浇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要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学经典，从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吸取大海般的哲学智慧。
二 文化自信视角的历史审视
文化和历史不可分。历史是文化之根，文化是历史之魂。历史是社会的整体性存在，是文化产生的土壤和活动舞台。因此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它的历史。不理解中国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
如果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历过高度的文化自信阶段、短期的文化自卑阶段和当代的文化自信重建阶段。这是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文化自信问题上的马鞍形，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马鞍形是不可分的。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从先秦到明中期的高度发达，随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解体，经过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浴火重生，中国再度和平崛起。不以中国历史为背景，我们对文化自信的马鞍形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就会是抽象的、非历史的。
中国不仅是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性的文明古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不缺乏文化自信。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为什么有这种文化自信呢？因为自秦汉至明中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势最强盛的国家。在公元前后曾是与罗马帝国相对称的东方秦汉王朝；当世界经历罗马帝国的分裂，经历波斯大帝国的兴衰，经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中国直到唐、明和清朝前半期，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疆域辽阔、长期保持统一的泱泱大国。正因为有发达的农业经济支撑，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有统一的国家保障，中国文化才最为发达，最为自信。
商周时代典籍，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代雄风，盛唐气象，两宋文化之高度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史的辉煌篇章。秦始皇陵墓中发现的气势雄伟的兵马俑，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所显示的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宋代发达的城市文明，以及古代中国穿越沙漠、扬帆远航的陆海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人的高度自信。
第二阶段，文化自卑阶段，文化自信处于低谷阶段。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外扩张和殖民时期时，经过长期发展并处于成熟和高峰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和解体。昔日辉煌的东方大国变成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泥塑巨人。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劫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无数条捆住中国手脚的绳索、套在头上的枷锁和插在身上的吸血管，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存亡危机。有人说，中国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直到康乾时代还是世界第一。这只有统计学意义。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中国明末和清初，犹如百足之虫，看起来还是庞然大物，实际上已落后于西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由众多的劳动力生产的农业产品构成的，而西方虽然由于人口少，国内生产总值当时总量不如中国，可是它们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时代，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中华民族发生危机，国家发生危机，文化自信必然发生危机。这段时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自卑阶段，也就是文化自信的低谷时期。
文化自信的低谷期与国家衰败是相联系的，它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同时又唤醒了更多中国人。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醉状态下唤醒似的。”的确，中国近代遭受的耻辱和苦难，既摧毁了统治者和一些人心中盲目自大的天朝大国式的愚昧，也同时唤起了具有民族情怀的先进中国人椎心泣血、奔走呼号，开启了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
路在何方，中华民族复兴应该走哪条路？当时学术界能想到的只有两条路，这就是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说的，一条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化之路，一条是主张返回中国固有文化，维持原有封建体制之路。至于所谓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本质上属于第二条路的改良和变形。实际上中国还有第三条路，这就是革命之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启了这条道路，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孙先生逝世过早，抱恨终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继续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这条路，才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之路。
我们当代正处在第三阶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也是文化自信的重建阶段。中国历史经过文化自信、文化自卑到当代文化自信的重建，仿佛是个马鞍形或者用哲学术语说是个螺旋形，但不是黑格尔的三段式，不是回到起点，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我们当代的文化自信，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优秀西方文化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建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的重建，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新的基础上的重建，是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重建，相互结合，又相互促进。不是往回走，而是往前进。
三 树立文化自信之路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强调文化自信，也强调文化自觉。当年费孝通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的论述极为精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对文化的哲学反思。不建立在哲学反思上的文化自信，往往容易陷入盲目自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不愧为世界文明古国。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对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延续和发展，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融合相处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民族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众多学派，各有其贡献。中国的哲学思想尤为发达，中国可以说是发育良好的早熟的哲学民族。只要我们读读《易经》，读读《道德经》，读读《庄子》，读读中国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及其继承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的精彩纷呈的哲学思想瑰宝。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儒家学说道德论底色比较浓重。它主要是伦理之学、道德之学、成人之学，是为培养有道德的人，培养圣人、贤人、君子。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为君为民，都有各自的道德规范。这是它的不世之功，至今仍然是我们重建道德和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儒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辩证统一体。人是世界的主体，但不是世界的唯一存在。关于人的学说，道德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道德修养是人的最重要修养，但人不仅仅是道德存在物。离开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往往陷于抽象。道德教化注重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而不是注重把世界改造成为一个适合人的优良道德生成的社会。历史证明，如果只强调对人的道德教化而不注重改造社会，不注重合理社会的构建，单纯道德教化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流于空疏和说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很高的智慧。但在儒学范围内，“天人合一”的本义并非研究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其中可发酵的智慧被包裹在天人境界的道德追求之中，并没有得到科学性的阐述。我们当代对传统“天人合一”扩展式的解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对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吸收后的重释，并非儒学中“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的原意、本意。这种重释是允许的、需要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相适应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新的科学元素的范例。
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充分发挥它的长处，但也应该认识到儒家文化也有其短板。在儒家文化中，最有地位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最著名的学者是经学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注经，最有威望的大儒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而不是科学家或发明家。至于技艺匠人更不可能占有一席之地。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这样的歌颂匠人之作，在儒家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西方，文艺复兴后，随之而起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现代社会理论和启蒙思想家群起。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发展生产力，必然推动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发明；因为反对封建制度，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做理论准备，必然会出现像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出现百科全书学派，出现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它们是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历史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这是由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推动的，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法制度为纽带的儒学是适应封建社会需要的，它无法适应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变。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读经、科举、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学可见其长，而不见其短，因为当时并没有这种要求，不足之处不会太明显。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二百多年并向外殖民扩张时，中国直到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仍然是封建社会，仍然是儒学主导，虽有西学的引入，但最多处于所谓“用”的地位。以这种重道德而缺少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伴的儒家文化，当然不能从思想理论上应对外来的侵略。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文化自觉，仍然把复兴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核，而不注重在当代文化构成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是一种进步，是对儒学走出社会困境和转化的一种推动，决不能因为纠正“五四”的某些片面性错误而向后转。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笔者认为，总结中国历史和文化自信发展的马鞍形进程，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文化自信与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是命运与共的。中国文化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之所以一脉相连，从未中断，虽经曲折，没有像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历经帝国灭亡、国家分裂、文化碎片化的命运，是因为中国通过民族文化融合，长期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而且强大的国家存在。近百年中国任列强凌辱，是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落后、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国力衰弱的结果。因此，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的重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离不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离不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如果不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开放后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重建是不可能的。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说，他看到外国人在中国坐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品桌前，川流不息地献上山珍海味，在淡淡的中国情调的电灯罩下，谈论着中国的古董和字画，享用中国的文明给他安排的一切，为此，鲁迅沉痛地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席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鲁迅如此激愤，是激愤于中国当时国力的衰弱，中国的物质文明和艺术珍宝只能成为外人的饕餮大餐，而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费孝通说得很对，“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正面临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这个重要机遇，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道路越来越为世界所承认，中国的制度建设所显现的优越性打破了西方民主制的历史终结的神话。没有经济实力，没有国力，文化自信就会沦为空谈。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树立文化自信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古今中外的关系。古今关系，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线性关系，不仅要高度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还要充分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自信重建的丰富内涵。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经典的学习，要提倡学习中国儒家经典，但作为国家文化政策来说，不是要培养继承儒学道统的当代新儒者，而是要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中国文化，要有利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经典的研究和阐述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新元素。当代中国，不同于古代中国；当代中国社会，也不同于古代社会。我们既应该培养精通中国各方面传统文化的学者专家，更应该发展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培养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家、现代法学家和各个行业中的现代高素质人才。儒学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不应重复，也不可能重复。
中国历史经验证明，我们还要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即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自古就善于吸取外来文化。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汉唐佛教的传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发生过重要作用。闭关锁国是不利于国家和文化的发展的。马克思在文章中把当时与外界隔绝的清王朝形容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
社会主义中国从不拒绝向西方学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之多，是世界之最。真正害怕我们学习西方的是某些怀有政治偏见的西方人自己。他们最乐意的是向中国输出他们的价值观，输出他们的所谓民主和人权，最不愿意的是向中国输出他们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发明。科学和技术封锁是他们对付其他国家的方法。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是关起门来自信，而是以最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广纳世界各国之长，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点是我们的对外开放题中应有之义。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把它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事物是辩证的，理论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化自信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和文化的支撑作用，同样我们也要看到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凸显，对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的实际作用。因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正以实践成果证明文化自信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决心。
强调文化自信绝不是盲目自大，文过饰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道路仍然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在与时俱进，中国制度构建仍然在不断完善和法制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从严治党、铁拳反腐，大力推进民主、法治、人权建设。我们从不讳言，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当前的一些问题，有些是社会进步的代价，有些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和道德教育滞后造成的，有些是改革开始时始料不及的。自我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事业，方向正确是最重要的。当然，正确的方向并不能保证每项措施、每次决策、每个步骤都完美无缺，无可批评。而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虚心倾听和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是最有效的纠错机制。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一定能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