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代际视角的引入

代际社会流动（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研究在社会学领域有很长的历史（Zeng and Xie, 2014; Chan and Boliver, 2013）。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长期关注社会流动问题——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多大程度上由其家庭背景决定，不平等是如何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Rumberger, 1983）。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代际分层研究就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局限于用简单的统计技术研究职业流动（Ganzeboom et al. , 1991）。第二阶段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将间接效应引入社会学，形成了经典的布劳-邓肯职业地位获得模型。该模型强调父亲对子女职业的影响主要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变量实现，父亲的职业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而子女的职业又受到自身教育的影响（Blau and Duncan, 1967）。该模型提出后，在代际研究中直至今天都在被广泛使用。随着对父辈-子辈两代社会经济地位传递的深入研究，有学者提出多代传递也应该是人口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通常与人口学领域的基本过程，如生育、死亡、迁移、婚姻匹配等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口学话题（Mare, 2011）。

通常被当作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职业、收入的两代影响和三代甚至多代影响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财富的代际传递并未得到深入的挖掘。而财富的几个重要特点使得财富的代际传递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已有研究表明，财富积累是遗产继承与来自家庭转赠、收入、存款和投资策略的函数，而遗产继承是代际转移财产的最直接的路径，占了财富积累的约一半（Gale and Scholz, 1994）。同时，财富可以通过影响子女健康、教育、职业等各方面发展而最终影响到下一代的财富积累，财富的直接代际传递能够为后代提供长久的优势，上一代的财富不平等会加重下一代财富不平等程度（Morgan and Scott, 2007）。所以，财富对下一代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于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提出的途径，它不仅可以通过教育等间接方式影响下一代，最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影响子女财富分配。家庭财富与一些关键的人口学变量——婚姻、生育、迁移流动等密切相关，将代际视角引入财富研究至关重要，财富变量给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提供了新的素材。财富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测量变量，因为它能够捕捉代际不平等和个体或群体在一个社会分层体制中经历的更微妙的优势和劣势（Ruel and Hauser, 2013）。

财富本身的特性——代际传递性使得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Campbell and Kaufmanb, 2006）。一方面，财富可以通过继承传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直接影响下一代的财富分配。有研究者认为，美国种族之间的财富不平等有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财富的代际转移（Blau and Graham, 1990; Wolff, 1992）。另一方面，上文也提到，家庭财富是后代健康、教育、职业等各方面发展的经济保障，财富的直接代际传递能够为后代提供长久的优势（Khan, 2012），上一代的财富不平等会加重下一代财富不平等程度（Morgan and Scott, 2007）。

财富积累的生命周期理论尽管描述了人一生的财富积累轨迹，但是忽略了代与代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童年时代的家庭背景决定了成年后的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Mogan and Scott, 2007）。代际的财富转移是导致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同时，除了直接的财产转赠外，父母甚至祖父母对孩子的投资也非常重要（Mogan and Scott, 2007），前者是直接影响，后者是间接影响。

在中国，引入代际视角分析家庭财产尤其重要。中国是一个传统家庭观念很强的国家，代际关系紧密，代际的财产转赠非常普遍。子女结婚时的彩礼、聘礼就是典型的例子，父母为子女买车买房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父母一代既定的社会分层状况对下一代的社会流动至关重要。在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房价收入比严重偏高的今天，父母是否有能力进行财产转赠将直接影响子女的财富水平。上一代的财产分配格局得以持续和传递，影响到了年青一代的财富水平和分布。

研究财富的代际流动最理想的数据是长期追踪调查数据，但是，中国目前还缺乏这类数据。不过，在截面数据中，对父母信息的回顾性调查（如被访者14岁时父母的工作单位等）为本书初步探索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财产水平的影响提供了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