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国家庭财产积累的背景

1.3.1 中国家庭财产积累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物资由国家统一调配，私人财产严格受限，全社会处于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这一时期，工作单位以及在单位中的职位至关重要。单位是集社会、政治和经济功能于一身的组织，是永久职业地位的标志，个体和他们的家庭完全依靠所附属的单位获取物质资源和职业晋升机会（Xie and Wu, 2008），而工作单位内部的资源分配相对平均（Walder, 1992; Xie, Lai and Wu, 2009）。在这个时期，是否能够进入体制内单位和在单位内部的级别与资源再分配密切相关。

从1978年12月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内改革从农村开始，以安徽省凤阳县为试点，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包产到户。尽管土地所有权仍归国家所有，但农民获得了自产自销的权利，有了积累私有财产的机会，联产承包的改革可以说是向财产私有化迈出了重要一步。1980年国家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财产私有。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化，私人财产积累也越来越多。

谈到中国的家庭财产，不得不提的是城市住房。在中国城市，住房成为家庭最重要的财产。随着1980年国务院提出“住房商品化”，住房改革启动，住房逐渐朝私有化发展。1994年，国务院授权工作单位和城市政府允许家庭低价购买现住房（Walder and He, 2014）。1998年国发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促进了城市住房的大幅度私有化，城市普通工薪阶层从单位低价购得现有的公共住房（Guriev and Rachinsky, 2008; Yemtsov, 2008）。在住房私有化的过程中，单位类型和在单位中的职位高低与获得的住房面积、住房质量和地理位置等密切相关（Logan et al. , 1999;Walder, 1992; Zhou and Suhomlinova, 2001; Walder and He, 2014），体现了“在职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2003年国发1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发布，住房市场进一步规范，公共福利房私有化的过程也接近尾声（Walder and He, 2014）。此后，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房价不断攀升。尽管国家努力稳定住房价格，如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Li, Sato and Sicular, 2013），但由于城市居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高，房价持续上升。住房私有化和房价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家庭的财产结构，住房在总财产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尽管住房是一个家庭最基本的和必备的物质资料，但高额的房价让普通工薪阶层特别是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望而却步”。在财产积累行为上，一方面，住房本身就是一项最大的财产，有住房的家庭可以节省下购买住房的资金作为储蓄；另一方面，有住房的家庭可能会利用市场机会进行房地产投资、金融投资、出租住房等其他积累资产行为，进一步积累更多的财产，而没有住房的家庭租住房屋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从而减少了可能的储蓄。市场作用的增强，强化了一部分占有优势的群体的经济利益（Walder and He, 2014）。

另外，市场经济由起步、发展到成熟和不断完善，新兴的资本积累形式如股票、基金、债券等渐渐兴起，成为一些家庭的重要财产构成部分。私营经济繁荣发展，中国的极富人群绝大部分都是企业家，企业资产成为家庭财产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因素影响着中国家庭的财产水平和分布。

除了市场经济外，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还有几大社会变化可能会影响中国家庭的财产分配。一是流动人口规模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长期生活和就业。据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7%，意味着平均不到6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可能会减小全国的财产分配差距，但对于城市内部，无疑会扩大财产差距（Meng, 2007），众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相比，在经济上（包括收入、住房等）都处于弱势地位。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高校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上升。2013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国家统计局，2014），而1994年仅为90万（国家统计局，1995）。Zhou（2014）用方差方程（Variance Function）分解的方法研究了三大因素对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有一半来自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另外一半来自高等教育扩招和国企改制带来的人口就业结构变化，不过乡城流动人口增多对收入不平等上升几乎没有影响。这些人口和社会变化毫无疑问会影响到财产水平和分布，至于如何影响，目前尚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有待于未来挖掘和探索。

1.3.2 中国家庭财产积累的特殊性

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财产分布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产差距迅速拉大。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家庭财产分配相对平均，城乡差距拉大和区域差距扩大成为推动经济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因素。已有一些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财产差距持续扩大（李实、魏众、丁赛，2005；李培林等，2008；甘犁等，2012）。这跟许多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一样，但中国的财产分配又具有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财产积累的普遍出现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真正的快速积累在90年代以后。短短几十年内，中国从一个吃“大锅饭”的极度平均主义时代迈向财产私有时代，中国的财产分配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财产差距扩大。中国处在转型时期，各群体通过不同的途径积累了财产，体制内的群体通过住房资产的私有化和其他体制内福利降低消费支出从而积累了财产，这是基于体制性资源的财产积累；而另外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推动下，通过市场（如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积累资产。中国的财产积累出现了两类方式并存的“混合途径”（Hybrid Process）（Xie and Jin, 2015）。

二是市场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都在财产积累中发挥作用。市场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在市场转型背景下到底如何作用于家庭经济地位一直是社会学领域讨论的焦点话题，由此衍生出来的理论（比如市场转型理论、权力持续理论、市场-权力共同转化理论）以及实证研究非常多。但讨论多集中在收入上，忽视了财产，而财产和收入背后的影响机制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住房改革后，公共福利住房的私有化成为城市中大多数普通家庭积累私有财产的主要途径（Walder and He, 2014），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和在单位内部的职位高低，跟能否分到房和分到什么样的房直接相关。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单位规模和级别直接决定了职工的生活水平，包括住房的面积和质量（Bian, 1994; Walder, 1992）。住房资产作为家庭财产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最初积累时受到了体制因素的影响。接着，在市场经济作用下，房价上涨，有住房的人，尤其是有面积更大、质量更好、地理位置更优越的住房的人从这个过程中获益更多。所以，在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市场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共同影响财产积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制度性因素跟财产积累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紧密。

三是区域差异大。首先是城乡差异，城乡的二元分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不过城乡差距迅速拉大是在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发生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其次是区域差异，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深深地影响了之后的经济资源分配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内地，东中西之间、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各省之间等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区域差距逐渐拉开。区域差距大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明显特征，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城乡差异在对收入不平等的解释度上几乎为0，各州之间的差异也仅能解释2%左右（Xie and Zhou, 2014）。区域差异大，一方面，从宏观上可能会促使全国整体差异的加深；另一方面，家庭财产的影响机制和规律可能也会因区域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讨论中国家庭财产水平和分布时，区域差异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目前对中国收入差异的讨论非常多，收入有经典的人力资本模型解释（Mincer, 1974），有研究者加入政治因素改进模型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Xie and Hannum, 1996），对收入差距在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变化的研究和理论探讨也数不胜数。然而，作为不同于收入的另一个家庭经济状况指标——家庭财产却研究得比较少，尽管两个变量都能够测量家庭财政状况，但由于财产本身特殊的积累机制以及以上提到的中国背景的特殊性，使得有关收入的理论、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财产上。中国的家庭财产水平和不平等程度分别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市场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对家庭财产分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影响财产积累的机制有哪些？财产积累过程中弱势群体是哪些人？这些都是亟待实证研究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