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论 《鲁迅译文全集》研究的基本架构

在中国现代文坛，从事文学创作且投身翻译事业的作家大有人在，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冰心、郑振铎、徐志摩、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批作家兼翻译家的文化人中，鲁迅是出道最早、用力最勤、产量颇丰、质量大多臻于上乘的一位译界高手。

核算鲁迅文学翻译实践的业绩，评估鲁迅文学翻译研究的状况，寻求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多种路径，是研究者难以回避的学术任务。本专著是学界对《鲁迅译文全集》[1]所有译作逐篇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初步尝试，希望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 鲁迅文学翻译的工作业绩

据笔者统计，鲁迅在1903～1936年的33年里翻译了俄苏、日本、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芬兰、西班牙、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美国、英国16个国家，13个语种[2]，110位作家的251种（部、篇），总计33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3]。具体统计如下：（1）欧美大国作品20种（部、篇）：英、美两国作品分别为1篇，法国作品7篇（部），德国作品11篇，这部分作品占鲁迅译作总篇数的7.97%。（2）欧洲小国作品26种（部、篇）：捷克、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作品分别为1篇，保加利亚、芬兰作品分别为2篇，匈牙利、奥地利、荷兰作品分别为3篇（部），西班牙作品9篇，这部分作品占鲁迅译作总篇数的10.36%。（3）俄苏作品105种（部、篇），其中俄国作品48篇（部），苏联作品57篇（部），占鲁迅译作总篇数的41.83%。（4）日本作品99种（部、篇），占鲁迅译作总篇数的39.44%。

鲁迅上述翻译文学作品结成30部集子出版，具体情况是：中长篇小说6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工人绥惠略夫》《毁灭》《十月》《死魂灵》；短篇小说集7部，《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日本现代小说集》《竖琴》《一天的工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山民牧唱》；剧本2部，《一个青年的梦》《桃色的云》；童话集5部，《爱罗先珂童话集》《小约翰》《小彼－ －得》《表》《俄罗斯的童话》；散文随笔集1部，《思想·山水·人物》；文艺理论、批评集9部，《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美术史潮论》、《壁下译丛》、《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艺术论》（蒲力汗诺夫）。另外，鲁迅还有80篇散篇译作[4]。

二 鲁迅著述研究和鲁迅翻译研究的不平衡状态

1938年，由蔡元培作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的《鲁迅全集》20卷由上海复社出版印行，该全集收录了鲁迅的著述和翻译作品，著述部分和翻译部分各有10卷，各有300多万字。可见，译作占据了鲁迅著译的半壁江山。

100余年来，关于鲁迅著述的研究取得辉煌成果。通过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检索，该馆以“鲁迅研究”为主题的藏书有5000余部；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以“鲁迅”为主题的学术文献有56200多篇，以“鲁迅”为主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有1500多篇；通过国际知名的“亚马逊”（Amazon）检索系统，检索到涉及“Lu Xun”的书籍有3892部（多数为鲁迅作品外语译本）。根据笔者估算，国外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在120部左右，论述鲁迅的文章在四五千篇，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在100篇左右。

相比之下，学术界关于鲁迅文学翻译研究的投入和产出都要逊色得多。通过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和其他检索系统检索，目前有鲁迅翻译研究书籍10部；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以“鲁迅文学翻译”为主题的学术文献有389篇，以“鲁迅文学翻译”为主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有152篇（其中专门以鲁迅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6篇）；通过国际知名的“亚马逊”（Amazon）检索系统，检索到涉及“Lu Xun.s translation”的书籍有144部，这些书目基本都是鲁迅作品的外语译本。据笔者了解，国外研究鲁迅翻译的有日本学者写的专著1部[5]；国外以鲁迅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只有1部，也是目前仅见的西方关于鲁迅翻译的论著[6]。

一个多世纪以来，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鲁迅著述研究相比，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拓展与深化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是鲁迅研究工作者迫切的学术任务，也是鲁迅研究领域能够取得突破的重要学术生长区域。

三 《鲁迅译文全集》的两个研究向度及其基本研究状况

笔者认为，鲁迅文学翻译研究论域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研究，即侧重于翻译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和侧重于文学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具体分述如下。

（一）侧重于翻译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向度

翻译是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转化的过程，翻译行为包含的要素有：原著（信息源）—原著出版、发表（信息传播）—译者（信息传递者）—译著出版（信息的再传播）—读者（信息接受者）—评论者（信息的评估者）。

具体到鲁迅文学翻译的翻译研究，它包含这样一些环节：对鲁迅所译原著文本的考察—鲁迅获得原著途径的探寻—译者鲁迅翻译资质和翻译思想的研究—鲁迅译作的出版、发表情况钩沉—鲁迅译作读者状况调查—鲁迅译作出版、发表后批评家的评价意见整理和研究。对鲁迅文学翻译的翻译研究向度各环节的研究分述如下。

1. 鲁迅所译作品原著的来源，以及鲁迅译作与原著、转译本的对比研究本引论第一部分“鲁迅文学翻译的工作业绩”已经较详细地考辨了鲁迅所译作品原著的来源，不再赘述。

（1）鲁迅的两种翻译工作语言是日语和德语。他首先是通过日语直接翻译了99篇日本文学作品，并借助日语译本大量转译其他欧美文学作品；其次他通过德语直接翻译官方语言为德语的德国和奥地利的14篇作品，也借助德语翻译了许多欧洲文学作品。鲁迅通过日语和德语直接翻译作品为113篇，占他所译251种（篇、部）作品的45.02%，这意味着鲁迅译著的54.98%是通过日语和德语转译的其他语种（国家）的作品。

受语学能力限制，绝大多数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阅读鲁迅所译的东欧、北欧和一些西欧小语种国家文学作品的原著。从小语种原著入手阅读鲁迅所译作品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2）鲁迅译作与原著、转译本的对比研究。学术界对鲁迅译作与日语、德语原著的对读，以及对鲁迅译作与日语、德语转译本的对读开展得相当有限。少数研究者已初步进行了鲁迅所译日本文学作品与日语原著对读；对鲁迅所译大量俄苏文学作品与原著、转译本的对读极为罕见；对鲁迅所译欧洲小语种国家文学作品与原著、转译本的对读几乎付之阙如。中国目前的研究者所学的外语基本上以英语为主，但鲁迅不通英语，他对英语文学也不怎么感兴趣，所以多数研究者的工作外语与鲁迅的工作外语严重不对等。鲁迅除了在年轻时代转译过一篇美国小说《造人术》和《红星佚史》中的16首诗歌外[7]，就没再碰英语文学作品。今后需要大量精通日语、德语，以及欧洲小语种的学者投入鲁迅译作与原著的对比研究中去。

2. 鲁迅获得原著途径的探寻

鲁迅本人的文章，以及周作人和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文章，都提到了鲁迅在留日时期通过东京的书店购买和邮购外国文学作品。1912～1936年的鲁迅日记也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他获得外国文学原著和转译本的途径。鲁迅翻译研究界已出现了一些研究鲁迅获得外国文学渠道的文章，但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

3. 译者鲁迅翻译资质和翻译思想的研究

（1）译者鲁迅翻译资质研究。1980年代初曾经有多篇论文考察了鲁迅的语学水平，对他作为翻译家的能力大为肯定。翻译界也有人质疑过鲁迅的译家资质，因为他的多数作品都是通过日语、德语转译的。不能直接翻译而是转译外国文学作品，当然是译家的欠缺，但是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除了精通英语、日语两大外语，还同时精通德、法、俄等重要外语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更不用提懂得其他小语种的人了；其实即使在今天，精通三四种外语的译才同样相当罕见，所以过于苛求鲁迅的语学能力是不明智的。

关于鲁迅的德语能力，学界基本同意鲁迅具备较好的笔译能力，但是还没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晚年借助德语译本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才会译得那般辛苦。关于鲁迅的日语能力，日本和中国都有很多作家、翻译家惊叹鲁迅日语水平之高。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对鲁迅日语译作的翻译情况进行了研究，但是对鲁迅99篇日本文学译品和他通过日语转译的大量欧洲、北美文学作品的日语翻译水平做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还没出现。

（2）鲁迅翻译思想研究。探讨鲁迅翻译观一直是鲁迅翻译研究的热门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有四五百篇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及六七部专著都致力于鲁迅翻译思想、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些学术论著对鲁迅翻译理论有了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为了不简单重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本专著中不再将主要精力研究鲁迅翻译思想和理论，拟在结尾处的“余论”部分来探讨鲁迅翻译思想的基本构成及其特征。

4. 鲁迅译作的出版、发表情况钩沉

研究界有较多关于单篇（部）鲁迅译作的出版、发表情况的文章，还没有出现系统地研究鲁迅250多种作品的发表情况[8]，以及31部翻译作品集[9]出版情况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限制，本专著只会简略地介绍鲁迅译作单行本的出版情况和这些译著单篇发表的情况。期待翔实地研究这个问题的论著和系列论文面世。

5. 鲁迅译作读者状况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够重视读者对译作影响的研究。读者反映批评理论业已揭示，读者也是文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应该继续漠视读者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力。

1931年12月，在与瞿秋白关于翻译的讨论中，鲁迅交代了他对翻译文学读者大众的分层情况，他说：“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对于基本不识字的丙类读者，翻译文学的文字读本是无效的，鲁迅说，“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等；对于乙类读者，“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10]。鲁迅对自己翻译文学的预期读者及其阅读能力做了这样分类：甲类读者，能够阅读直译的作品；乙类读者，能够阅读意译（改作）的作品；丙类读者，不具备阅读翻译作品的能力，可以借助视听艺术向他们推广外国文艺。

鲁迅文学翻译起步于1903年，现在再去还原当年鲁迅译作的接受历史，难度肯定是不小的，好在鲁迅本人的文章和周作人、许寿裳等知情人的回忆录对此有所披露。应该更加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成为译坛著名人物之后他译作的广泛读者群的情况；开展21世纪鲁迅译作读者情况调查是切实可行的。目前学术界在鲁迅译作接受状况的考索和调查上投入力量还相当薄弱，应该加强这一环节。

6. 鲁迅译作出版、发表后批评家的评价和鲁迅的反应

鲁迅文学翻译的批评家是鲁迅译作读者中的特殊族类，他们对鲁迅翻译的评价更容易在媒体上呈现。从留日时期所翻译的作品几乎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到五四时期成为“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事业的引领者而引起关注，到1920年代后期以降亮出直译、硬译的大旗而广受关注，再到与瞿秋白交流，与赵景深辩驳，与梁实秋争论，鲁迅翻译文学引发的评论界的关注和鲁迅的反应，都可谓读者批评的最佳演练场域。学术界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实绩，但是目前还缺乏整体的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二）侧重于文学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向度

从已有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成果来看，多数论文和专著都侧重于翻译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鲁迅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翻译理论的研究上。虽然有少数专著和论文也对鲁迅翻译文学的文本有一定的关注，但是全面、系统地对鲁迅全部译著中的251篇（部）译作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的文学性研究成果还未出现。

笔者认为，造成这样重翻译而轻文学的研究状态，原因有二：一是研究者普遍都有这样的意识，即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翻译是十分艰难的，因而也最值得关注，而翻译的产品——文学似乎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当作一个水到渠成的成果，不值得投入太多精力去研究；二是在鲁迅翻译文学中还存在着一个较为特殊的难题，即鲁迅早期翻译文学所用的语言是非常古奥的文言文，这20万字的译作至今还没有注释，要从字面上读懂它们，需要相当水准的文字解读能力，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需要充足的耐力和耐心，像鲁迅《域外小说集》里的《谩》这样的译本，很可能读过好几遍才可能初步读懂它极为深奥的文字背后的意蕴。

笔者认为，开展鲁迅文学翻译的文学向度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首先，鲁迅330万字翻译文学作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来自外国的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的资源，如果不对它们逐篇地细读且进行一定的整合研究，鲁迅文学翻译文本中所包含的珍贵精神遗产就会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而不能为世人所知。

其次，鲁迅文学翻译作品中的思想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他本人的思想，但是这些译本中的思想大多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和深度的认同，这些思想元素与鲁迅著述文本中的思想要素构成碰撞、对话的关系，因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鲁迅思想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认真全面阐述鲁迅译著的思想元素，就难以把握鲁迅思想的整体面貌。

最后，鲁迅翻译文学作品大多为具有丰富审美价值和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本，只有通过深入细读，才能阐发出这些文本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建立鲁迅译作和创作在美学和艺术上的对话关系。

通常可以从文字层面、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着手文学作品的文本研究，具体到鲁迅的翻译文学，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对文学向度的研究。

1.《鲁迅译文全集》的注疏

如前所述，鲁迅翻译作品与著述作品字数相当，都有300多万字。自20世纪50年代、70年代、8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几代学者在半个多世纪里密切合作，出版了多个版次的带有详细注释的《鲁迅全集》，对鲁迅著述文本中涉及的人物姓名、书籍、报纸刊物、团体机构、国家民族区域、历史事件及社会事项，以及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外文词汇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给予注疏，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读鲁迅的著述文本，尤其是对于鲁迅留日时期《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古奥文言文章的注释，为读者扫清了文字障碍。

1938年上海复社刊行20卷本的《鲁迅全集》，其中第11～20卷为鲁迅译作集，编者们对鲁迅这些译作没做注释。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10卷本的《鲁迅译文集》，同样是没有注释。2008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人员编订的《鲁迅译文全集》8卷本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除了有少许的译作出版和发表情况说明，并未对鲁迅译作文本做注释。2013年底，中央编译出版社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诸多鲁迅译作版本中选取初版本30册原样影印，编成《鲁迅译文初版精选集》出版，这个版本的鲁迅译文集仍然没有注释。

鲁迅早期文言翻译作品大多近似天书；鲁迅1919年起采用白话来做翻译，但由于采用直译、硬译的方法，他的大量白话译文中仍然有不少晦涩难懂的文本，这是造成普通读者对鲁迅译作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研究者对鲁迅翻译文本发生研究兴趣的原因，艰涩难懂的文字大大影响了鲁迅翻译研究者的研究进度和深度。

有志于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者应该开展合作，对鲁迅330万字的翻译作品全集做注疏工作。《鲁迅译文全集》注疏本应该吸收《鲁迅全集》60多年来的注释经验，对鲁迅全部翻译文本涉及的人物姓名、书籍、报纸刊物、团体机构、国家民族区域、历史事件及社会事项，以及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外文词汇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给予注疏。

2. 鲁迅全部翻译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阐释

可以借助现代阐释学方法来解读鲁迅的翻译文学作品。现代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指出：“每一个翻译，甚至是所谓的直译也是一种解释。”[11]他的观点可以简化为翻译即阐释（解释）。阐释学Hermeneutics源于古希腊语，原意为“了解”，该词与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有关，这位信使充当了把神的意旨传递给人类的翻译者、传达者。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解释了赫尔墨斯这类精灵的功能；他说，精灵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存在，精灵“把人的东西翻译和传达给神”，“再把神的东西翻译和传达给人”[12]。可见早在古希腊时期，翻译与阐释就有着不解之缘。阐释学又称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

在鲁迅的文学翻译遗产中，有三重的阐释、翻译关系。首先，鲁迅对251种（部、篇）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行为，就是他对这些复杂文本的阐释行为，他在汉语读者与这些外语文本作者之间充当了信息传达者、阐释者的角色。其次，研究者解读这330万字的鲁迅译作，就是研究者把鲁迅译作丰富复杂的意蕴翻译、阐释给读者（含其他研究者）的行为。最后，读者研读鲁迅译作的过程也是与之进行对话和阐释的过程。鲁迅的多数译作（尤其是早期译作）以晦涩难懂著称，研究者的任务是洞烛鲁迅译作中晦暗不明的幽微思想元素，清扬鲁迅译作被平淡表象掩盖着的深刻精神命题，开掘鲁迅译作人物凡庸衣冠遮蔽下的幽深心理刻度，阐发鲁迅翻译文学作品审美上的超迈，探寻鲁迅翻译文学作品艺术上的独异性。

具体到文体上，鲁迅译作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文艺理论和批评之分。对于鲁迅译作各类文体大体上可从内容和艺术等方面入手进行解读，但也有不同的侧重。对于鲁迅翻译的小说，可以从主题、人物、景观、心理等内容要素，以及叙述、结构、技巧、语言等形式层面去阐释。对于鲁迅所译的诗歌，应该注重诗行的排列、音韵的布局、意象的组合、情境的营造等方面的诗艺特色。就鲁迅的散文译作而言，从情、理、意、味各方面进行综合的品读，是可行的途径。就鲁迅翻译的戏剧而言，阐释者对戏剧冲突、人物塑造、人物台词、戏剧结构、戏剧情境等要素都可以有所评骘。至于鲁迅所译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可以围绕“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文艺四要素，辨析鲁迅为自己和中国文艺向外国文论寻找资源的意态，探索鲁迅文艺思想和外国文艺思想的对话关系。

3. 鲁迅译作与创作的互文对话关系研究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对话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两个不同主体的话语之间所具有的同意和反对，肯定或补充，问和答的关系”[13]。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基础上，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我们把生产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14]。近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比较重视翻译文本的互文性问题，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总结了英语文学中的四类互文现象，即《圣经》互文、古典著作互文、文化互文和文学互文[15]。

西方互文性翻译研究忽视了文学领域中译作与创作之间所含重要的互文（对话）关系。事实上，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译入语与源语进行跨语言跨文化对话的产物，翻译文本生成后，原作者与译者之间，以及原著与译著之间，形成了互文的关系，而各个复译的译本之间也形成互文关系。笔者认为，在作家兼译者的情形中，作家所译的译作与他本人的创作同样构成了更为重要的互文（对话）关系。

鲁迅的译作与创作具有诸多的互文（对话）关系：⑴鲁迅所译尼采、安特来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的漂泊、梦幻、疯癫、复仇等现代性体验，与他创作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同类精神命题形成呼应；⑵鲁迅所译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安特来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与鲁迅创作中的启蒙思想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等现代性思想命题具有对话关系；⑶鲁迅对所译爱罗先珂、望·蔼覃的童话十分偏爱，这些童话显示了批判现代物质文明的“偏至”，讴歌世界大同，赞美童心与大自然等精神倾向，鲁迅对它们的偏好披露了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浪漫情怀；⑷鲁迅对所译安特来夫小说“鬼气”的耽迷，对长谷川如是闲笔下野兽之美的欣赏，对果戈理、芥川龙之介作品幽默讽刺的吸纳，对夏目漱石“余裕文学”低回趣味的品鉴，为他本人所创作品的多样化美学风格和丰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借镜；⑸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文艺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论过程中，不断淘洗、剖析、超越着自己的文艺思想。

除了上述所列诸多的互文性关系外，鲁迅翻译文学与他创作作品还具有更多的对话关系，有待于研究者去开掘和阐释。

四 本专著所依据的项目及其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介绍

笔者2009年申报并获得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名称为“重绘现代文学版图——鲁迅翻译文学研究”，该项目原计划对鲁迅文学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具体的研究任务有三个：一是对鲁迅各阶段文学翻译实践的具体文本，以及他各阶段翻译实践的时代语境进行研究；二是从文艺观、现代性思想命题、审美、艺术等方面对鲁迅创作与译作的对话关系进行研究；三是从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等层面探讨鲁迅翻译思想的创新性；然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阐述鲁迅文学翻译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的贡献和价值。

原来的项目设计拟对三个研究任务平均使力，如果按照原来的思路和框架去开展研究，可以撰写出一部相对比较全面、系统地探测鲁迅翻译文学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专著，但是这部专著会因追求面面俱到而难以呈现、突出论题的重点。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多年前申请本项目设计研究规划时，对鲁迅文学翻译研究近十几年来的情况调研不够系统全面；近几年来笔者对100余年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历史与现状做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发现自21世纪初以来，关于鲁迅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已积累了300多篇，其中一部分论文对鲁迅翻译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水准。而与此同时，笔者发现近10年来出版的10本鲁迅文学翻译研究专著（含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虽然对鲁迅翻译文学的文本有一定的介绍和解读，但是没有一部专著（更不用提论文）对鲁迅33年间翻译的251种（篇、部）330万字的翻译文学文本做全面的解读和阐述；此外，虽然出现了一些对鲁迅译作与他的创作之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为本专著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

如果笔者继续按照原来课题设计去做，势必要用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研究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在一个已经云集了太多研究者的论域内做一些重复性的研究，而不能集中更充足的篇幅来系统、全面地研究鲁迅翻译文学的文本，如果这样就难以形成笔者在鲁迅文学翻译领域的研究特色。经过慎重考虑，笔者调整了本论题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并按照这个思路对鲁迅330万字的翻译文学进行研究，重点落在文本细读上，同时也兼顾文本的翻译状况，最终完成了本课题研究工作。笔者2015年下半年给国家社科规划办提交了课题研究成果《〈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约50万字），该成果在2016年1月通过了国家社科规划办组织的专家鉴定，被评为优秀成果。

本专著《〈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突出一个重点，抓住两个关键环节，适当兼顾其他方面。它突出了鲁迅翻译文学文本阐释的重点，抓住了鲁迅翻译文学文本的细读，以及鲁迅译作与他创作的对话关系这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同时也注意对每部（篇）鲁迅译作的翻译状况做基本的研究，并在专著的最后部分用“余论”的方式简要地论述了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在“结语”中探讨了鲁迅文学翻译的价值和启示。这样就在鲁迅翻译文学本文研究的重点之外，兼及了对鲁迅译作翻译状况和鲁迅翻译理论及鲁迅翻译文学价值的论述。

本专著在中国近现代复杂丰富的文化语境中呈现鲁迅33年翻译实践的基本面貌，通过对全部251种（篇、部）鲁迅翻译文学作品的细读，阐述鲁迅译作复杂多样的现代性体验、思想命题、审美趣味、艺术形式，并对鲁迅译作与创作的对话关系进行研究。全书以鲁迅文学翻译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为经线，按照时间顺序对鲁迅30部译作以及80篇散篇译文进行诠释。

本专著由引论、第一篇至第四篇分论、余论等部分构成，其中四篇分论是全稿的主体部分。引论主要介绍鲁迅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架构和研究状况，并简要介绍了本专著的内容、方法等方面情况。

第一篇是对鲁迅早期文学翻译的系统研究，前两章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文化语境中考察了近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基本状况和青年鲁迅的思想精神状况；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对鲁迅留日前期、留日后期以及归国之后10年的文学翻译情况做了研究，重点是对所有译作进行细读。

第二篇是对鲁迅中期文学翻译的系统研究，第六章考察五四前后文学翻译的时代文化语境，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研究了这个阶段鲁迅文学翻译的所有作品；其中，用五章对鲁迅所译日本文学作品、文艺论著进行细读，两章对鲁迅所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进行阐述，两章对鲁迅所译童话作品进行诠释。

第三篇是对鲁迅后期文学翻译的系统研究，第十六章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文化语境进行考察，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五章是对鲁迅后期文学翻译的具体阐释，其中用三章详细剖析了鲁迅无产阶级文论译著，两章对鲁迅所译苏联小说进行细读；此外，另用四章分别对鲁迅所译童话、“弱小民族文学”、杂译作品和果戈理《死魂灵》做了解读。

第四篇的五章分别从文艺思想、现代性体验、思想命题、童话翻译以及审美风格五个方面，对鲁迅译作与创作的对话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探索。

余论简述了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基本构成，并对鲁迅文学翻译的价值和启示做了探讨。

本专著根据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复杂性，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文本细读方法，对鲁迅文学翻译全部251种（篇、部）文本的思想命题、精神体验、人物性格、审美风格、艺术形式、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解读。

其次，吸收了巴赫金等人的文本对话理论和克里斯蒂娃等人的互文性理论，对鲁迅译作与创作进行对话和互文关系研究。

最后，吸收国外“多元系统研究”等翻译学新方法来研究鲁迅的译作，既注重鲁迅译作与原著的对读分析，又注重把鲁迅文学翻译放置到具体时代文化语境中去考察，从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层面来探讨鲁迅文学翻译的选材、译介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及译本销售和读者反映等各个环节。

此外，本专著也吸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鲁迅译作与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在收集和阅读资料时运用传统考据学方法甄别史料，同时借助互联网络等现代高科技手段来收集史料、了解最新研究状况。

在以往鲁迅研究学术史上，还未有学者对鲁迅330万字、30个译文集所有251种（部、篇）译作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释。本专著系学术界首次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和探索，不成熟甚至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