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婚姻、婚俗与性爱

第一章 婚姻的缔结1：从“说媒”到“相媒”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一句人人皆知的中国古谚。西村的男孩子长到十六七岁，女孩子到十五六岁时，就到了“当婚当嫁”的年龄。当然，这里的“当婚”或“当嫁”不是指结婚而是指订婚。中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男子为22岁，女子为20岁，西村人的实际结婚年龄也大体如此。从婚姻的提起到婚礼的举行（结婚），一般需要5～7年，可称此过程为“婚姻缔结过程”。这个过程有若干程序，有种种习俗，并有一系列仪式。婚姻缔结过程长、程序复杂且仪式较多，这是西村婚姻与现代都市婚姻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

一 “说媒”：婚姻的提起

“说媒”又称“提亲”，是婚姻中间人开始介绍婚姻当事人双方信息、当事人父母开始考虑子女订婚事宜的过程，也是婚姻缔结的开始。提亲最多的季节是冬季（尤其是春节前后），因为此时为农闲期，亲戚间走动频繁，信息交流集中。

传统婚姻讲究“明媒正娶”，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缔结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说媒至少在理论上为每桩婚姻必不可少的程序。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村一名叫SJS的男青年，没经人说媒与同村一个女青年通过自由恋爱结婚，成为当时西村最大的稀罕事。1990年春节期间，笔者在西村调查时，正值一个叫WJ的男青年结婚，新娘是他在八里湾（距西村6公里）读高中时谈的恋爱对象，人们仍多少以惊奇的态度来谈论这件事情。这些年来，村中年轻人自由恋爱的例子增多。一个女村民告诉笔者，受电视的影响，现在大约有70%的男孩和女孩在介绍对象之前都谈过恋爱。笔者不知道她的这个估计是否符合事实，但有一件事情证实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变化，即当笔者与一些年轻人谈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句话时，他们都表示这句话早已过时，已没有人相信了。同成年人和老年人交谈，感到他们对自由恋爱也持比以前宽容得多的态度。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这种现代“说媒”方式也影响到西村。1985年，西村一个叫WCX的单身男子，在周围人的劝说下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不久便有一个外地女子寻启事而来。她在西村住了一段时间后，声称要回去办手续，办完手续回来举行婚礼。WCX为其准备了路费，但该女子一去未返。此事给西村人留下了“征婚广告”新方式不可信的负面印象。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人们的观念有所变化，但村落中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例子仍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大家或为邻居，或为同族，过于熟悉，男女之间缺乏新奇感。此外，谈恋爱在人们眼中仍是有些“丑气”（“羞耻”或“不好意思”）的事，仍要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也有进入青春期的西村男女谈恋爱的例子，但因年龄小，大部分恋人都没有结婚。即便少数谈恋爱成功，最后仍要托人说媒，即仍要经过说媒这个程序使婚姻符合社会习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男女似乎采取不同的标准：男子如果没有让父母操心便找了对象，被认为是有本事的表现，而女子自己找对象却较难被人们接受。对于女子来说，这样的事情在平时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与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很可能成为被对方攻击的污点。人们对于在城里工作的人的婚姻缔结又有一种看法。对西村人来说，城里是另一个世界，那里实行着与村里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今天西村绝大部分婚姻的缔结仍需要媒人的介绍，因此说媒对于大多数婚姻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一般来说，男孩十六七岁就开始有人提亲，少数人在15岁之前就已订婚。村民说，新中国成立前甚至有所谓“娃娃媒”和“指腹为婚”的例子，但现在已没有这种情况。在为子女组织婚姻方面，人们似乎普遍具有一种“下坑捞鱼”一样的心理，认为早点下手才能挑选到好的。孩子到了订婚的年龄若仍没有人提亲，父母会主动托人帮忙。如果男孩子过了19岁或20岁仍没有订婚的话，缔结婚姻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人们俗称这种情况为“搁住了”。

具有缔结婚姻可能性的人叫“媒茬儿”。媒人在正式说媒前手里要先有“媒茬儿”，即要先掌握有可能缔结婚姻的男女的一定信息。媒人来往于男女两家之间，负责介绍双方的情况，列出双方的种种好处来，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媒人在准备介绍婚姻的时候有以下几个因素必须考虑。

首先是家庭背景。家庭背景俗称“地儿”（发音接近“地啊”），尤指男方的家庭背景，主要包括经济情况、父母名声、宗族集团背景以及在社区中的地位等。人们通常用“地儿好”或“地儿不好”来对男方的家庭条件做出评价。一个人在多大年龄开始有人说媒以及说媒者的多少，一般来说与家庭条件成正比，即那些富裕、在村落社区中地位高的人家，主动为其子女说媒的人就越多，时间也越早。反过来，人们也以一个人在多大年龄有人说媒以及说媒者的多少来判断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和名声。“他们家名声不好，你看，孩子二十好几了，还没人提亲”，人们常常这样评论。所以，婚姻的缔结过程也是一个家庭接受社会评价的过程。有人上门为孩子说媒一事本身表明，当事人、当事人的父母及其家族在社区中的评价基本获得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人的出现只是公众的一个代表。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家庭条件本来很好，说媒者也多，但因为找对象太挑剔，过了二十三四岁仍未找到对象，婚姻缔结反而变得困难起来。

其次是当事人的条件。当事人被称为“小孩儿”，个人条件包括长相、身体、品德等。对当事人条件的评价是“中”或“不中”。一般来说，两个“媒茬儿”的“地儿”和“小孩儿”的条件越接近，婚姻缔结就越有成功的可能，但这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家庭背景和个人条件可以互补，如相貌好可以弥补家庭贫穷的问题。所以，媒人的判断是总体上的“般配”。

再次，地区和距离也是媒人必须考虑的因素。西村人的通婚半径为6～7公里。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人们走亲戚主要靠步行，这个范围恰好是在一天之内步行能够打一个来回。现在，自行车多了，坐汽车、拖拉机的人也多了，步行走亲戚者已不多见，按说通婚范围应有所扩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通婚范围反而有缩小的趋势。村民说，过去同村结婚者极少，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同村结婚者增达20多起。这主要是因为实行责任制以后亲属集团的功能增强，人们希望新亲戚尽可能近些，以便有困难时相互帮助。特别是那些只有女性后代的家庭，考虑到老后问题，更不愿把女儿远嫁，女孩子也不愿离父母太远。但也有例外，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一个叫KLR的女孩，高中毕业后不甘心窝在这个小天地里，经媒人介绍到新疆结了婚。在当时，她算得上该村最勇敢的女孩子，她至今仍保持着远嫁的记录。

在半径6～7公里的范围内，通婚方向也是有选择的。西村人不愿把姑娘往北面的村子嫁。北边村子的土地属于黏土，人们轻蔑地称北面的村子是“淤地头”，认为那些村子的土质不好，生活贫穷。但他们不拒绝从这些村子娶姑娘。另外，人们更愿意选择靠近公路、交通方便或靠近城镇的地方。

最后，提亲者与当事人家庭的关系也是考虑因素之一。许多媒人说媒是出于一种建立更大的人际联系的考虑。譬如，介绍一个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人，等于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系，扩大了已有的关系网络。大多数媒人与被介绍者都是亲戚、熟人、邻居关系，利用介绍婚姻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原有的联系。不仅如此，人们还有一种在已有的亲戚关系之上建立新亲戚关系的倾向，这叫“亲戚摞亲戚”，近亲结婚就是这样的例子。过去，习俗允许与母亲姐妹（姨）家的子女结婚，俗称“姨娘结亲”，西村也有这样的例子。但不允许与父亲姐妹（姑）家的子女结婚，这被称为“骨血倒流”。可能与政府的宣传有关，西村人已经认识到近亲婚姻不好，已不再出现“姨娘结亲”的情况。

由于很多情况下提亲者与当事人家庭有某种亲戚关系，这就使当地的亲戚关系网络具有这样的特点：某个家庭或家族同一两个村落的人形成多组亲戚关系，亲戚关系网络集中在一两个村落。这也说明西村人婚姻缔结以及由此带来的亲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较封闭的特点。以SL家为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见图1-2）。

SL，住在主村东门里。亲戚关系主要集中在距西村6公里的陈寨和距西村2公里的罗寨。SL的一个姑姑嫁到陈寨，经姑姑做媒，SL娶了一位陈寨的姑娘；SL母亲的娘家是罗寨，SL的一个姐姐嫁到罗寨，经她做媒，SL的女儿嫁到罗寨。SL的两个儿媳妇娶自罗寨，其中一个儿媳妇也是SL的姐姐介绍的。

二 “打听媒”：对媒人提供的信息做暗地调查

理想的媒人应当如实介绍双方的情况，但一般来说媒人为促成婚事，会着力介绍双方的优点而隐瞒双方的某些缺点。隐瞒缺点有时并非故意而是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完整。谨慎的父母总是要对媒人提供的信息做一番调查，这个过程叫“打听媒”。“打听媒”是在暗地里对对方家庭状况及个人品行的一次调查活动，也是对双方家庭名声和地位的一次考验。那些在社区中有较好声誉、能够经得住考验的家庭，人们称为“受得打听”，相反的家庭称之为“不受得打听”。有两种情况不需要“打听媒”：一种情况是，媒人是自己特别信得过的亲戚或朋友，对其提供的信息完全信赖；另一种情况是，两个“媒茬儿”住在同一个村子，彼此了解，用不着打听。“打听媒”通常是由当事人的父母向信得过的人（通常是住在对方村子的亲戚或熟人）进行询问以获得对方的详细情报。在这个问题上，女方通常比男方更为谨慎。有时女方的父母对从他人那里得来的情报仍不放心，会亲自密访男方的家庭，譬如，装作过路人到男方家寻水喝，借机同男方家里人聊天，观察家中的情况等。

男方和女方在“打听媒”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男方打听的内容相对简单并偏重于女方的个头、长相、性格、操行（与男子交往的情况，有无婚前性行为的传言）等；而女方打听的内容要详细得多，主要包括家庭的经济条件、宗族背景、在村落社区中地位、人口、房屋、大型农具情况，小伙子本人的个头、长相、性格、品德、文化程度、能力，小伙子的父母能否与他人和睦相处、在社区中的名声、有无“作风”问题等。

女方十分重视男方父母的德行，男方父母若经常与邻里吵架或者有“作风”问题，对子女的婚姻缔结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有这样一个例子：

某妇，传说婚后与村中一男子有暧昧关系。一日，该妇相好的男子的妻子把她拉到大街上，公开骂她“不要脸”“半夜门”（当地对暗娼的俗称）。该妇的名声对其儿子的婚事产生了不利影响。她的儿子到21岁仍没有定亲。人们认为这是该妇名声不好造成的。据说，曾有几次媒人提亲，皆因女方在“打听媒”时打听到该妇名声不好而告吹。人们评论说：“他妈那个样子，不受得打听。”

若在“打听媒”时发现对方有重大问题，会婉言回绝媒人的提亲。有时候，提供情况者正巧曾与被打听的对象家吵过架，他们会借机说一番坏话，或者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大其词，例如，“他家可不是个好地儿呀，总是跟人家吵架，现在还同某某家不搭腔哩！”证明此家庭在社区中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这一信息足以使婚姻缔结失败。“他们家是同孩子的奶奶分开过的，孩子的奶奶就一个儿子，要是儿子对母亲好，怎么会分开过呢？”这会让人做出“子女对父母亲不孝顺”的判断，这是一个道德上的大问题，这样的家庭也会使人却步。有时候被打听者不愿提供情况，做出欲言又止的样子，这也足以引起打听者的怀疑。西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社会舆论执行着对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评判工作，“打听媒”这一程序能够从这种评判中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社会舆论并不鼓励提供负面的信息。在“打听媒”过程中提供不利信息而使婚姻缔结失败的行为俗称“打散媒”，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之一，是一种罪恶，当地也有“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亲”的俗谚。当然，有的人并非出于恶意，只是道出了真实情况，所以“打听媒”是对一个家庭声誉的真正考验。社会舆论力量之强大，足以使那些平时品行不好、动辄与别人吵架的人和家庭，到了孩子有人提亲的年龄，便不得不有所收敛。

三 “相媒”：对婚姻对象的“面试”和实地考察

经过一番详细的打听，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便告知媒人可安排“相媒”了。“相媒”即“相亲”，是双方家长对当事人的长相、品行以及家庭条件等所做的实地考察，是“打听媒”的继续和深入。和“打听媒”一样，女方对男方的考察要比男方对女方的考察严格而详细，这是因为将来是女方到男方家生活而不是相反。“相媒”的第一步是组成一个有权威的考察小组。这个小组一般由当事人的父母和族中有威望的人组成。依其宗族规模的大小人数为3～7人。为了使考察小组有足够的代表性，一般每个宗族的分支（门）有1名代表参加。当事人的父母有时不参加，有时只有母亲参加。考察小组负有重大责任，考察结果对于婚姻的缔结过程是否继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约定的日子里，女方派出的考察小组在媒人的带领下到男方家里进行一次全面的实地考察。小伙子要向客人问候，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端茶倒水、搬凳子、递烟等。考察人员根据小伙子的衣着、仪表、言谈、举止来判断他的性格、品德、社交能力、懂不懂事等。他们还要对小伙子进行一番“面试”：与小伙子交谈，向小伙子提出一些问题，对他的回答做出评价。对于许多小伙子来说，这可能是其平生第一次在这么多的陌生人面前表现自己，所以常常紧张得冒汗。考察小组还要通过与小伙子父母的交谈了解他们是不是“清亮人”（明白事理者），由此推测将来嫁过来的新人能否同他们和睦相处。在做了这样一番交谈之后，小伙子家里的所有人会找一个借口到外面去，以便让考察小组能够单独对家里的财产情况做更详细的考察和议论，考察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住房情况：有多少间房，是瓦房还是草房，是新房还是旧房，有没有院墙，院墙是砖砌的还是土垛，有无大门，院落的大小，有无新院落，园子中有无押井，等等。

第二，家中的物什：家具，被子，有没有电视机，电视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有无自行车和大型农具。在20世纪90年代，倘若家中有一台小“四轮儿”（拖拉机），对婚事更有利。

第三，粮食：有多少粮食、粮食的种类等。

第四，家畜、家禽的饲养情况等。

在笔者调查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体来看，西村人还不富裕，多数人没有存款、金戒指之类，更没有股票、名贵字画等，故对一个家庭的财产调查主要限于生活和生产资料。媒人会向考察小组介绍说：“这台电视机是去年买的，还是彩色的呢！”“这是新打下的花生，还没卖，有1000多斤。”“喂了两头猪，一头已经够秤（达到国家收购的重量）。”或者指着远处的一所房子说：“那处院落也是他们家的，房子已盖两年了，押井也打好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意味着新人一结婚就有一套单独住宅，可与父母分开生活。

当考察小组结束考察准备离去的时候，小伙子和他的父母会魔幻般地出现在门口。小伙子再次递烟，热情地挽留客人，一定要他们吃了饭再回去。当然，他们并非真的要留客人吃饭，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他们“懂事儿”。

尽管考察小组十分认真地工作，他们仍有受骗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前，曾有这样的事情：小伙子身体有严重残疾，“相媒”的时候让小伙子的哥哥、弟弟或其他人代替本人出场。新中国成立后已不再发生这种事情，也没听说别的村子有这样的情况。不过，比较穷的人家为了应付“相媒”，从邻居家借一些像样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临时摆放一下是常有的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借暖水瓶、花被子、收音机等，90年代则借彩电、VCD唱机等。

男方对女方的“相媒”要简单得多。第一，男方在组织考察小组方面没有女方那样认真，考察小组的人数没有女方小组的多，通常情况下是由小伙子母亲与另一位女成员（小伙子的姐姐、嫂嫂或族中其他女成员）两三个人组成。第二，相媒的地点不限于女方的家里，可以在媒人家或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地点。男方的“相媒”有时是在姑娘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经媒人指点进行的。譬如，在赶集、赶会或看电影、看戏的时候，媒人指着一个穿花格子上衣的姑娘说“就是她”，相媒者便从不同侧面观察一番。这说明男方更多的是注重女方本人而不太注重其家庭条件。

女方派出的考察小组会在回家的路上对小伙子家庭以及小伙子本人的情况议论一番。他们会准确地指出家中摆放的那台彩电是借来的，但他们对这种“撑面子”做法表示理解，不会因为对方弄虚作假而怀疑对方有人格和道德上的问题。他们会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抓住主要的东西做出判断。倘若当事人的父母没有参加考察，考察小组人员会向他们详细报告考察结果并说出自己的意见以供他们做决定时参考。这种意见对于婚姻能否缔结十分重要，不过他们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发表对婚事不利的看法）之后，总是不忘非常谨慎地说一句：“这是你们家的事儿，主意还得由你们自己拿。”有时候，女方对男方的“相媒”是分两步完成的：先对小伙子本人考察一番，再考察他的家庭。

2000年7月，笔者考察了两个“相媒”个案，具体记录如下。

个案一 JW, 1984年生，住在主村东门里，初中毕业，个头1.84米，说话、行动稍慢。曾学过烹饪，现在外地一家餐馆打工。2000年6月21日“相媒”。女方住在府里庄（距西村0.5公里），媒人是西村小学教师ZLH。媒人与JW的父亲同在学校任教，其娘家是府里庄村。姑娘是ZLH娘家的一个远亲，高中毕业后在府里庄村小学任代课教师，长JW两岁。说媒的起因是：姑娘的姨妈也是小学教师，认识当小学教师的JW的父亲，也知道JW，认为他的条件和人不错，便托ZLH介绍。正式订婚前的“相媒”经过如下。

6月18日，女方通过媒人捎来口信：女方家人想见见JW。6月19日，JW由其父亲带领到府里庄村女方家中。寒暄一阵后在堂屋落座。姑娘从里屋出来，低着头，红着脸，低低地问候说：“恁来了？”然后端上茶水、瓜子，就躲到里屋去了。女方的父母、姨母、姨夫以及族中几个近亲在场。在“打听媒”的时候，女方父母得到这样一个信息：JW有点“憨”（傻、不灵活）。女方家对这一信息十分重视，遂向住在JW家附近的一个亲戚询问。这位亲戚说，小伙子并不“憨”，只是因为个子高，不像小个子那么行动灵敏罢了，小伙子本人和家庭条件都不错。女方父母仍有点儿不放心，打算在相媒时仔细考察一下。这天，由7个男子组成了一个“面试委员会”对JW进行“面试”，还特意聘请了一位在县教育电视台工作、村里有名的“见过世面”的人。他们问了JW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在外面干什么工作？忙不忙？一个月挣多少工资？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当他们知道JW刚工作两个月就独立掌勺时，均感吃惊，问为什么学得这么快。JW回答：“教我技术的师傅想离开那个餐馆，早点儿把我教会，他就可以走人了。我从小就喜欢做饭，学得也认真。老板很喜欢我。”他的回答令在场的人都感到满意。“面试”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事后那位“见过世面”的人对姑娘的父母说：“寻（决定定亲）吧，小伙子绝对没有问题。我曾给人家相过很多媒，许多男孩子都被问倒了，这个孩子没有被问倒。”女方父母这才放心。第二天，女方家捎来口信：对小伙子没有意见，想看一下小伙子的家里情况。这实际上是正式相亲的通知。

6月21日，女方家派出的由6男6女组成相亲团乘坐一辆“奔马儿”（机动三轮车）到JW家“相媒”。到达后，男宾落座院子里，女宾坐在屋子里。JW给来客端上茶水、糖果和瓜子，坐在院子中同相亲团的男成员聊天，继续接受“面试”。女客们则主要对家庭的物质条件进行考察。考察团中有姑娘的姨妈，她看得最仔细。她看了房子里的摆设，拉开大衣柜的门，看看里面有什么衣物。当她看到柜子里放着几条毛毯时，啧啧称赞道：“毯子还不少哩！”但当她走出房子，看了房子的外部后，皱了一下眉，低声嘟囔道：“房子不太大，而且旧。”她又到西房（仓库）和厨房仔细察看。事后她评价说：“大衣柜里有不少衣服。他家里没有养猪，可见家里怪有（富有）的，条件不错。”第二天，女方打电话通知媒人：都没有意见，可以安排“见面”了。

个案二 KZZ，男，17岁，住在主村北门外。女方住在刘楼村（距西村6公里）。2000年7月7日“相媒”。“相媒”那天，姑娘家来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相亲团，看院子、房子，同小伙子谈话等，大约进行了1个小时。相亲团回去后，男方家人等待消息，但女方一直没有回音，这使小伙子家里很着急。笔者到达该村时，村民告诉我，KZZ一家正焦急地等待。两天后，女方家来电话说，对相亲结果没有意见，定在7月11日见面，小伙子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才知道，相亲团对小伙子以及小伙子的家庭条件较满意，但姑娘嫌小伙子个子矮，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有一天，姑娘在一个集市上见到初中时的一位同学（家住西村），姑娘向她打听小伙子的情况，这位同学对姑娘说，小伙子不错，一家人也挺好。姑娘这才下了决心。

四 媒人及其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作用

根据当事人的意志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婚姻可分成一系列不同的类型。这个系列的一端是完全的自由婚，即婚姻的缔结完全由婚姻当事人自己选择，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人不介入；另一端是完全的包办婚姻，又称“协定婚”（Arranged Marriage），即婚姻的缔结完全由当事人父母、亲属及中间人来决定，当事人完全无选择自由。在自由婚与包办婚之间，根据当事人父母和亲属介入的程度，有许多中间类型。不同类型的婚姻与家庭制度及社会的构造形式密切相关。自由婚姻由于是配偶的自由选择，较强调男女之间的爱情，其典型形式是恋爱婚。这种婚姻以男女间的自由交往为前提，而且社会阶层之间须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流动，比较适合以小家庭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包办婚姻多见于家族力量强大的复合大家庭。在这种婚姻中，结婚不单是当事人个人的事情，更主要的是家庭与家庭的结合，当事人以外的人介入较多，当事人的恋爱受到社会限制，男女青年处于隔离的状态。特别是在对于维护社会地位敏感的社会上层家庭中，这种限制较严格。结果便出现某种阶层内婚或身份内婚的倾向。在这种婚姻中，家庭财产、嫁妆或者聘金等经济因素受到强调。传统中国婚姻大都属于包办婚姻，而现在西村的婚姻则属于一种中间类型。

传统中国婚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间人（媒人）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媒人把处在隔离状态的青年男女作为婚姻候补者相互介绍，传递信息和信物，促成决定的形成，有时候甚至操纵婚姻缔结的全过程。因此，在考察乡村社会的婚姻缔结时有必要对媒人及其作用做一番特别的考察。

（一）文献记录

历史文献留下了大量关于媒人的记载。总体来看，文献记录体现的对媒人的看法分好与不好两方面，两方面的记录均很丰富。首先，文献中从好的方面记录媒人的材料很多。这方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材料可能是《诗经》中的记载，例如，“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匪我愆期，子无良谋（媒）”，可见当时媒人在婚姻缔结中已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更是强调媒人在婚姻缔结中的重要作用，媒妁的最大作用可以“隔男女，防淫佚，养廉耻”，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男婚女嫁的总准则。《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礼记》中说：“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无媒不交”。《白虎通义·嫁娶》中记载：“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可见，这些文献趋于将婚姻缔结过程中有无媒人发生作用视为衡量该婚姻是否道德、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古代媒人还受政府的重视。唐代法律中有专门的媒妁条文，并有“官媒”和“私媒”之分。我们虽然不大清楚当时“官媒”的身份和地位，但中国社会凡与“官”有联系的人一般来说在社区中的地位都不低。唐以后各朝代似乎也有类似规定。宋代婚嫁讲究“三媒六证”。“三媒”就是指当时媒人的不同身份和等级。《东京梦华录》中说：“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六证”是指双方主婚人、媒人及婚书（定帖）。一旦“三媒六证”齐备，婚事算是定准，双方均不得反悔。

文学作品和传说中的媒人也有很好的形象。传说中的“月下老人”是主管婚姻之神，“月老”是一个和蔼、对人类充满关爱之情的正面形象。《西厢记》中的红娘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正面的媒人形象，她巧嘴利舌，想方设法帮助张生与崔莺莺于“明月三更夜幽会成亲”。面对崔夫人的再三拷问，她慷慨陈词，有理有据，终于促成秦晋之好，流芳百世，“红娘”也成了“媒人”的代称。

历史文献记载也有批判媒人的一面。《战国策·燕策》记载：“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为取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衔，弊而不售。顺而无败，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此辈志在规酬，往往捏词设诈，以售其欺，遂有轻信而堕其奸者。”这些记录表明人们对媒人的鄙夷态度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对媒妁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称媒妁是“中国淫风之起源”，“自由结婚之大蟊贼”，“夫媒妁者，古人以之比于鸠鸩，后世以之伦于谩妲”。媒妁之人，大多乃趋附之徒，好事之辈，他们行于此道，只为博取厚酬，交欢豪族，财帛之外，他非所顾。故“短长其言，上下其手，事成则己任其功，事败则人受其祸，其心术与狐蜮相去无间矣”。同样，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和戏剧舞台上“媒婆”或“媒汉”也有负面的形象。例如，《水浒传》中的王婆，为得钱财，为潘金莲和西门庆做媒，杀死武大郎，最后被武松所杀；以歌颂自由婚姻为题材的现代戏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媒婆也是一个十足的反面形象。对媒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这样几点：一是提供不实信息，欺骗双方；二是获取钱财；三是阻止男女自由结婚。

（二）西村的实际

现实生活中，西村人对媒人的看法也有两面，对媒人可以说既恨又爱。媒人是重要的，人们需要他们，也重视他们。许多媒人的工作是义务的，不要报酬，所以人们认为媒人说媒是好事，是一种积德行为，“说成一个媒，胜烧七包香”。有人在求别人说媒时会这样说：“给俺的孩子说个媒呗，积点儿德。”媒人在村民心目中有正面的形象，例如，村民对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演唱的《西厢记》（豫剧《拷红》）唱段都很熟悉，很喜欢“红娘”这个角色，红娘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故他们把媒人称为“老媒红”或“媒红”等。媒人在说成媒后受到重谢，婚后的“请媒人”（又称“请大宾”）宴席是当地最丰盛的宴席。将媒人称为“大宾”也说明人们对媒人的重视。在这种宴席上，小伙子及其父母真诚地向媒人表示感谢，有时候小伙子甚至跪在地上敬酒以示诚意。所以，为了接受这样的谢意，媒人常常不得不喝得酩酊大醉。

人们对媒人还有另一种看法，特别是对那些经常说媒或以说媒为业的人是蔑视的。女媒人被贬称为“媒婆”，俗语中有“人馋说媒，狗馋舔碓碓”，认为说媒是为了吃喝。新中国成立前西村流传着两首骂媒婆的歌谣，一首是关于“团圆媳妇”（童养媳）的，另一首反映的是买卖婚情况，歌谣表明了悲剧婚姻受害者对媒人的怨恨。

骂媒人歌（其一）

十八岁大姐嫁给周岁郎，

每天晚上抱上床，

睡到半夜要吃奶，

劈头盖脑几巴掌。

我是你的妻，

不是你的娘！

不怨爹，不怨娘，都是媒人坏心肠。

媒人的肉放锅煮，

媒人的骨头当柴烧，

媒人的皮当鼓敲。

骂媒人歌（其二）

铁笊篱，花笊篱，俺娘卖我西凹里。

看不见东，看不见西，只见小燕往南飞。

小燕小燕等等我，咱俩坐下比公婆。

你的婆婆好一点，我的婆婆打死我。

不怨爹，不怨娘，光怨媒人不在行。

媒人的头，熬成油，媒人的皮，砸成泥；

媒人骨头扔锅底，烧成灰，捏成人儿，

又当孙子又当侄儿。

吃俺的细粉菜，喝俺的丸子汤，

叫你的喉咙里长疔疮。

为什么人们对媒人会有这种矛盾的态度呢？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媒人有好有坏，人们的具体体验不同，对媒人的看法也不同。但这里还有文化层面的原因，那就是媒人在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对其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集中了强烈的爱与恨。传统的婚姻完全靠媒人介绍，不经媒人介绍的婚姻不被社会承认。婚姻缔结过程中，两家之间大部分的信息传递工作都通过媒人进行。当地有民谚：“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可见人们对媒妁的重视程度。婚姻缔结上的一些用语也能说明媒人对于婚姻缔结的重要性，例如，婚姻缔结早期的几个重要步骤都与“媒”字相联系：“说媒”、“打听媒”和“相媒”，一桩婚事可以称为“一桩媒”或“媒情事”，找对象也可以称“寻媒”，促成婚姻缔结被称为“撮合媒”，阻止婚姻缔结的行为被称为“打散媒”，等等。“媒”这个词几乎与“婚嫁”同义，而这些用法在词典里是没有的。人们极为重视和尊敬在解决“终身大事”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媒人是极其自然的。但由于传统婚姻模式是一种“无交往婚”，当事人婚前一般不见面，媒人在介绍双方情况和传递信息时会隐瞒双方的真实情况，故当地有“十媒九谎”的说法。有的人结了婚才知道对方有智力障碍或身体有严重残疾。也有媒人借说媒大敛钱财。媒人是包办婚姻存在的重要原因，所以受到人们的指责。传统婚姻模式下，媒人这个角色具有双重性质：媒人既是许多人间喜剧的缔造者，又是许多婚姻悲剧的制造者，既给人们带来幸福又给人们带来痛苦，所以媒人既受人赞誉和尊敬，又受人指责和怨恨。完全把传统社会中的婚姻悲剧归结为媒人的责任是不公平的。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社会，婚姻的缔结也不都是完全听媒人的。如前所述，当事人父母以及族人集团通常会对媒人提供的情况做一番或明或暗的调查，许多情况下对婚姻的缔结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媒人而是当事人父母以及族人集团。上述歌谣反映的“童养媳”和“买卖婚”两种婚姻悲剧多数情况下不是媒人一人造成的，父母有时出于生活所迫，会为子女组织这种形式的婚姻，因此，许多婚姻悲剧都有父母的参与或至少经过他们的同意。这些歌谣反映的对媒人的怨恨实际上掩盖了当事人的父母、族人等人的责任。媒人之俗的存在是传统中国婚姻的需要，不能简单斥之为“陋习”。即便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大城市人们的婚姻也不都是完全的自由恋爱婚，许多人缔结婚姻仍需要朋友介绍或借助婚姻介绍所、网络婚介之类的机构。今日农村社会大多数婚姻仍是经媒人介绍的，自由恋爱婚仍只是少数，所以仍需要媒人。

媒人通常需要掌握较多的信息，并有一定的口才。西村没有以介绍婚姻为职业的媒人，介绍婚姻的人都是业余的，不专门收费，只在介绍成功后接受一些礼品或吃酒席。在生活贫困的年代，招待吃饭是媒人的主要报酬。那时候，即便很贫穷的人家，也要准备几个鸡蛋和酒来招待媒人，婚姻缔结成功后男方要设宴款待媒人以示感谢。宴请媒人的宴席是当地最丰盛的宴席，故那个时候的媒人可以说是图吃喝。在已解决了吃饭问题的今天，多数情况下说媒不再图吃喝。最近一些年，媒人的作用似乎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之间交往增多了，他们能够通过同学、朋友了解婚约对象的情况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媒人的介绍。电话在村落中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媒人在两个家庭之间来回传递信息的麻烦。这些因素使媒人的重要性大为下降。这些年大宴媒人的风气有衰落的趋势，代之兴起的是向媒人送一份厚礼，一般是10斤猪肉、几瓶酒和罐头、几条鱼等，这说明媒人的报酬朝着某种可衡量的实物方向变化了。有不少说媒者与被说媒者是亲戚关系，说媒纯属亲戚间相互帮忙。索要钱财的媒人也是有的，但他们通常不是本村人而是外村一些具有半职业性特点的媒人。这些人专门收集“媒茬儿”信息，那些年龄已大、找对象困难的男子不得不花钱求助他们。

（三）个案考察

信息不发达、人与人交往不充分的传统中国村落社会，媒人是重要的信息传递者，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0年笔者在西村调查，记录了若干媒人的情况，以下介绍三个个案。

媒人一：既“说猪”又“说媒” SMD, 76岁，住在主村东门里。前后说过35对媒，其中成功17对，是西村说媒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媒人，可谓西村的“名媒”。笔者在2000年7月8日采访了他。现将他的情况记录如下。

他原是村里一个“猪说合”（生猪买卖的中介人），谁家要卖生猪，先来找他，“俺家的猪长成了，给俺找个买家呗”。谁家想买猪，也来问他：“俺想买头猪，有卖家没有？”他就在村里跑，在买卖之间当说合。生意做成后，收取买方五六元的中介费。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禁止私下买卖生猪，村里设置两名“生猪买卖、屠宰税收代征员”, SMD失业。由于跑的人家多，对村里各家的情况比较了解，SMD不仅掌握各家生猪的生长情况，也掌握了人的成长情况，谁家的孩子到了该寻媒的年龄、条件如何等，他都大体知道。找他说媒的人也多了。他就这样在当生猪买卖中介人的同时，也当起了媒人。既“说猪”，又“说媒”。

“走的人家多了，认识的人也多，知道的情况也多了。在说猪的过程中，人家也常托我：‘给俺的小孩儿想个媒茬儿呗！’都是熟人、亲戚，知根知底的，说媒也算是帮人家的忙。不认识的人咱不介绍。咱村SQG的媒是我说的，女方娘家跟俺有点拐弯亲戚：她娘家哥哥的孩子是俺孩子舅舅的干儿子。这边，我跟SQG是一个生产队的，SQG的父亲同我的关系不错，就介绍了。本来关系不错，说成媒，关系又进了一步。”

“说媒也跟说猪一样，先把双方的情况介绍一下，双方都满意了，就安排见个面。介绍时什么也不隐瞒，以前会隐瞒，因为那个时候两人不见面。现在不隐瞒了，想隐瞒也隐瞒不了，因为现在都兴看，长得怎样，本人一见面不就看清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给两家说合说合。过去，亲自跑的多，现在大部分是靠捎信儿。大家住得都不远，亲戚、邻居、熟人多，有啥事就捎个信儿。比如说，女方要到男方家相媒，事后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要先告诉我，我再告诉男方家里。现在有了电话，传话更方便了。当然，有时还得来回跑。说成的这17对媒，没有一对离婚的。我只管说媒，介绍情况，结婚以后闹别扭，我就管不着了。我把你们撮合成了，结婚后你们生气，能怪我吗？说媒时先估量双方的条件，主要是长相和家庭条件，要大体差不多才行。双方见了面以后，也有不成的。有的是看不上长相，有的是不满意家庭条件。一般是父母托我说媒，本人托我说媒的很少。现在也有自己谈的，但还是少数。有的是先看上了人，再托我说合。说媒成功以后，要谢媒人，叫‘请老媒红’，请喝酒，给媒人送兜儿（礼包）。请媒人喝酒一般都很热情，把媒人灌醉，但我没有醉过。酒宴上一定要有一条大鲤鱼，所以请媒人又叫‘吃鲤鱼’。我从来没有收过人家的钱，过去生活紧张，管顿饭就算不错了。人家都说，说媒是好事，是积德，反正说媒总比打散人家的媒好吧。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好几年没有说过媒了，有人托我说，我也不说啦。”

村落社区对他的看法是复杂的，既感谢又有些瞧不起。他喜欢吃肉，村中人喜欢同他开玩笑，听说他又说媒了，取笑他说：“XX爷，又嘴馋了不是？”

媒人二：受了埋怨，再也不干了 LJY，女，36岁，住在西村北门外，有成功说成4对媒的记录。在这4对媒中，有3对的女方是LJY表哥家的姑娘，1对的女方是LJY娘家的邻居。4桩婚姻的男方均为LJY的邻居。目前，3桩婚姻的夫妻关系正常，1桩婚姻的夫妻关系出现问题。这桩出现问题的婚姻的情况如下。LJY将其表哥家的二女儿AX介绍给其隔墙邻居家的小伙子XW, 1999年12月16日二人结婚。婚前，XW经常到女方家干活，深得女方父母的喜爱，但AX对小伙子不满意。AX的父母对她说：“是你表姑姑介绍的，要是不好，你表姑能介绍吗？”在这种情况下，AX与XW结婚。结婚后，二人关系一直不好。AX经常住在娘家。偶尔回婆家，也不理睬公公婆婆，不干活。还常常埋怨媒人：“表姑，你给我说的是啥媒嘞！你说他家多有钱，其实家里穷得很，公爹有心脏病，还欠着人家4000块钱，真想拉倒（离婚）! ”LJY说：“我给你们介绍，结婚以后我就管不着了。我既然给你们说成了媒，不会再把你们打散。要拉倒你们自己拉倒吧。”LJY后来对别人说：“经过这件事，我是‘大闺女生孩子——经过一次就改正’。说的这个媒，她恨我一辈子。今后洗手不干了，再不说媒了。”

媒人三：以说媒为职业 距离西村2公里的施寨村，有一个职业媒人。他骑着摩托车，到附近各村走动，掌握了大量的情况，成为一个走街串巷的“职业媒人”。这里所谓的“职业媒人”，不像城市中婚姻介绍所的工作人员，不是一个注册机构，也没有固定工资，只能算是一个“说媒专业户”。“职业媒人”与一般媒人的区别是：第一，介绍活动范围较大，扩及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村落，有时候也到西村来；第二，介绍人与被介绍人通常没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有明确的以现金支付的介绍费。过去说媒接受宴请或礼品，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开始以现金方式收取介绍费，每介绍成功一桩媒，收费80元，2000年涨到100元。从提亲到见面订婚，就算介绍成功。订婚后如退婚，所收介绍费不退。此媒人老于此道，常向人夸耀自己成功的记录。他常常向还没有订婚的小伙子这样宣传他的工作：“我手头有一大把大闺女，想要什么样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