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话语标记研究的三个视角

关于话语标记研究的一般性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趋势性问题却少有深入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试着提出以下研究方向和视角，旨在抛砖引玉。

一 语体优先序列视角

优先序列最初是计算机程序的一种算法选择，在一个问题出现多种解决方法和技术的时候，它帮助人们确定应该优先选择哪个才是更合适的。近年来，在语言学界比较热门的类型学将其运用到语言单位或者语法性质之间的蕴含关系中。在话语分析中，郑群提到，微观社会因素（micro-sociolinguistic factors）的研究主要涉及与话语密切相关的角色、话语场景、权力关系等。就话语场景而言，通常是话语越随意，标记语的使用频率越高（Biber等，2009）。这实际上就是说，语境以及和语境紧密相关的语体是可以有优先序列的。

话语标记与情景语境之间的关联方式仍是其作为小品词嵌入交际活动的主要途径。菲尼克斯（Phoenix）认为，话语标记的用途与它们所处的情景语境之间相关联的方式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领域。话语标记的功能不能在不考虑其被使用的各种各样交际活动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定。这凸显出一个事实，即上下文线索在解释话语标记功能时是不可或缺的。菲尼克斯在观察“so”在不同的文本类型（语体）中的使用情况后发现，“so”主要出现在大量的独白即兴文本的组织和结构中，跟自发性言语活动相比，演讲者容易朗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这就不易在组织演讲话语时插入“so”这样的词。“so”标示上下文“因果”逻辑关系时不会改变话语的含义，这时可以被“because”替换，前后小句可以颠倒顺序。而与其他话语标记显著不同的是，“so”的两个最明显的话语功能是构架功能和响应功能。

话语标记与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关联性个案研究表明，话语标记有时会增加听话人的推理难度。沙瑞福安（Sharifian）和麦尔科姆（Malcolm）通过数据分析认为，通常是说话人在表达整个概念化的事件（而不是它的一些部分）出现困难时，“like”作为话语标记会被用到。也就是说，当说话人发现表达某些经历时没有足够的英语词汇的时候，其就会不断地使用“like”，这也表明说话人并没有完全表达出自己脑海中的想法。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听者对说话人的文化架构并不是很了解，说话人在表达其意图时所遇到的困难就被放大了。

沙瑞福安和麦尔科姆提到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用到话语标记：一是当话语与意图的想法出现概念性分歧时；二是当说话人的想法与创造的语言形式有不适应的地方的时候。在这个研究中，已被识别的“like”的用法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类型：它们都标志了在已被编码的想法和出现在说话人当前的思维中的想法之间的一种差距。沙瑞福安和麦尔科姆归纳了“like”的九种用法，即含义为“大约”，含义为“事实上”，含义为“举例来说”，标记“叙述对听者来说不熟悉的经历时所遇到的困难”，预见“尴尬的情况”，标志一个表达中承诺表达的减少，标志引用，标志叙述视角的变化，标志谈话中词汇上、语法上、体裁上的变化。他们认为，语言使用者未必被其语言结构所建立起来的界限约束。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主要出现在人类概念化的服务中。人类的概念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而语言符号似乎是用来编码、表达、商议等的动态概念。针对土著英语中“like”的用法，说话者可能用非传统的方式补充语言单位，来表达他们概念上、态度上和情感上多种多样的信息。

其实，语境参与度（语境敏感性）由低到高到底是什么面貌，话语标记在其中的指称度由高到低的变化又是怎样的，目前的研究都无法解释，所以，话语标记与语体的互构性研究将是话语标记研究的难解之题。

二 语法化视角

话语标记的演变和形成与其语法化过程密不可分，尤其是涉及去语义化的过程。话语标记的去语义化主要是从真值意义到程序意义的转变过程。而去语义化的结果是语言单位越来越主观化。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将广义的空间关系分出四个等级，其中“社会空间”的语法化程度最低，“逻辑空间”的语法化程度最高。特劳戈特（Traugott）（1982）将韩礼德（1970）区分的三种语法功能排成一个语法化程度由低到高的等级：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无论连续等级如何排列，最终都殊途同归，即客观性趋弱，主观性增强，语义由实转虚明显。哈桑（Hansen）和罗萨瑞（Rossari）认为，语法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语义的流失，而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漂白”。通常所说的语用小品词，它的真实意义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并且被“语用功能”这一被主要阐释的概念所取代。“语用化”和“主观化”的概念被用来暗指语义变化的间接后果。而利用“主观化”这一术语来描述其标量标记的语义轨迹：从“客观的”、“命题形式的”、“基于外部描述环境的”标量标记到“主观的”、“有程序性的”、“基于内部描述情况的（评价性的、感知性的、认知性的）”标量标记。而演变的动因则是语用造成的，他们同时强调，编码语用含义的过程是说话人试图调节与他人沟通时所用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单位不可避免地主观化。

话语标记的语法化地位伴随着历时发展会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路径，是否能够将话语标记范畴化进而抽象出相对整齐的规律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 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

话语标记的研究从诞生伊始便被纳入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中，席建国（2009）将其直接称为语用标记语。无疑，从历史语用学的视角呈现话语标记的发展历程不仅是其研究的应有之义，更是其前沿趋势。苏珊（Susan）从主体性、主体间性和言语交际者立场的历史建构的角度分析了立场标记是如何发展为话语标记的。周树江、王洪强认为，话语标记语是一种语用现象，词语的原有意义与特定语境共同形成其话语标记的意义，其话语意义的形成经历了广义语法化过程，该过程也是词语由指称功能向非指称功能的转化过程。正如特劳戈特（1995）指出，语法化中词语的意义变化是沿着从命题到语篇再到人际层面的轨迹进行的。在语法化过程中，话语标记语原有核心意义被虚化，与此同时，其话语意义也得到了充实。也有学者对“No”进行个案研究时发现，如果“No”的作用仅限于说话人对于之前的话语表达命题的否定或排斥，那么“No”就不是一个话语标记。“No”作为话语标记，戈德曼（Goldman）总结了其三种意义：话题转换、误解消除以及话轮冲突的解决。那么，是否可以说，站在语用学视角上，“No”就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标记？站在语法学视角上，“No”只是否定范畴的一员？究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话语标记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主要是充分考量言语交际活动中不同的变量对其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斯科特（Scott）以黑人为例剖析话语标记的使用，她认为女性黑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两种话语标记——“girl”和“look”。在小组和个人的两组采访中，受访者都表示：她们不仅使用不同形式的语言进行交际，而且会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彼此的关系进行区别处理。“girl”一词的使用暗示黑人女性之间的孤立关系，“look”则常被用于唤起人们对非黑人女性的不同之处的注意。对这两种话语标记的使用揭示了女性在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会对语言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社会立场。作者通过斯科特对录音材料的对比分析揭示出：在采访过程中，由于语境化提示有标示语气变化的作用，因此韵律和公式语可以帮助标记这些语气变化。在标记确指文化时，语境化提示表现为两种形式：韵律提示和公式化提示。韵律提示根据其节奏轻重相间、语调抑扬顿挫的特点，又分为三种独特的形式：语句高音区的转换、音质的变化、声音松紧的掌控。韵律提示还可以通过元音加重来引起注意。公式化提示更具隐喻性，它需要很强的语境依托，从文章中得到特定的文化知识。分析结果进一步揭示出“girl”和“look”这两个标记语体风格转换的词所呈现的模式。

作为变量可纳入研究视野的很多，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工作性质等都可能对话语标记的使用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话语标记问题的研究在当下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为“活”的语言材料建立话语分析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促使话语分析不得不将话语标记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展开研究。第二，话语标记的研究还不成熟，或者说正走向日趋成熟。从最基本的定义问题到最关键的方向性问题，学界都不置可否，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可见其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