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青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历史背景

青年独立成为社会学的分支议题仅仅一个世纪有余，虽然社会学本身也是相对较新的领域，青年研究出现的原因却不止于此。事实上，在市场关系的产业化阶段，年轻人最终成为重新组建社会结构的主要驱动力量。在这一时期，产业工人阶级的集体更替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刺激了代与代之间的经济竞争。

一 青年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

这种加速的转变事关重大，不仅关乎工人阶级，并且关乎生产资料拥有者和资本积累者。在科学进步的助力下，年轻一代可以获得额外利益，他们不再受制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并且时间间隔很长的传承方式。此外，科技在生产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生产的扩大和国际化也增加了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专业人士的需求。终身教育的进步使得这些工程师、生产设计人员、管理人员、顾问和其他专家，维持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根据涂尔干的理论，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减少把外部性、表面构造因素作为青年社会化属性的冥想式分析，而优先考虑青年自我实现的制度性、内生性（本体论）因素。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前者在个人主义社会形式的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而在个体卷入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阶段，后者的出现势不可挡。

青年在工业化社会中自我认识的过程也变得年轻化，特别是涉及公民的自我认识。比如20世纪初开始出现青年自发性运动，公众人权组织继而在20世纪后半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后诞生了少年的司法权利，儿童和青少年权利也在国际公约中获得通过。

年轻人通过两种机制参与社会生活，这将影响他们的心态、价值观、公共立场，以及他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第一，让青年融入社会的文化、道德、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以主流社会规范为他们的基本心态和行为激励。第二，以社会和职业结构的差异来区分年轻人，这是通过职业指导和专业结构进行经济和教育筛选的结果。

最终，年轻人要么选择认同主流经济和社会规范（包括分配方式），形成无冲突的社会；要么选择不认同，即出于各种原因，选择拒绝社会规范，包括意识形态、法律和分配方式，这将导致隔阂和代际冲突。

二 青年的年龄界限和定义

关于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解释，人口统计标准并没有现成的范式。它主要是用来分析青年的年龄界限。而年龄设定本身受限于社会结构再生产中新老世代更替“纠缠不清”的界定。这也是社会学并未以严格定义限定青年年龄的原因：既无上限，也无下限，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国家层面都是如此，例如，适婚年龄、选举年龄和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均因国别而有所差异。年龄上限的规定也是多种多样，例如，俄罗斯规定35岁及以下为青年知识分子（科学类的标准是40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俄罗斯著名学者坎恩对青年做出定义：青年是一个社会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其具有共同的年龄属性特点、社会地位特征和心理特性。当青年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对象时，这个定义作为一种工具性认知方法是非常适用的。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这种工具性方法被事实验证是正当而有效的，无法简化为“青年社会学”：与女人、老人和其他人口群体一样，青年本身不构成一种社会制度，因此也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科目。在社会学分析中，青年只是社会关系的真实或潜在的参与者，所以，一个研究者拥有从社会学的各个领域研究青年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无法将年轻一代从他们与前辈的互动中分离开来。因此，我们认为青年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主题，定义和描绘了分配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从起源、形成（社会化）一直到运行（固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在其他方面，青年是另外一些研究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医学）的分析对象。

就整体而言，社会再生产首先意味着职业结构的再生产，其次是阶级结构，最后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用一种社会结构（如常见的世代更替）再现一个正常社会运作的全过程。在俄罗斯，一个完整的再生产周期（更替）一般需要40年，包括长达10年的初始阶段（工人从16岁开始工作，直到26岁被替换；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轨迹）。

对于“青年”的社会学阐释使得它可以与任何社会制度相关联，成为构成整体社会结构所必需的元素之一。尽管如此，当青年作为一个社会学分析的议题时，分配关系仍然是关键因素。分配关系明确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建立，体现在社会制度上是作为一种“舞台”来发挥个体的社会功能。

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表现为持续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渴望达到社会结构中财富分配的最优位置（或者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在于劳动力的公共分配）。这或许可以直接解释他们（常见于大多数年轻人）在自我认识的最初阶段，想要达到社会结构最高阶层位置（“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的潜在欲望。俄罗斯学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揭示过这一现象。当年轻一代不同意分配关系的基本原则、意识到社会不公，他们认为前辈所施行的现有的社会结构没有吸引力、不希望再复制下去。这导致了不平衡的消费行为，改变了青年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对社会优先利益的看法，包括在生产关系中自我实现的方式。难怪所有追求经济关系和分配原则发生变化的社会革命都是成功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革命常常由年轻人所引领。这也真实地发生在俄罗斯，即20世纪90年代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通常发生在两大群体的互动过程之中：接受某些职业培训的年轻人，一般就读于高等教育机构（现今俄罗斯1.01亿人中， 15～2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1.5%）;其余的被雇用劳动力分布于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约0.69亿人）。前者即将取代后者，两者都在不断挑战对方，有时甚至发生冲突（例如，欧洲在技术革新推动经济体系剧变时期发生的1968年大规模学生运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青年的社会属性大于生物属性，这个群体的年龄界限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其范围相对狭窄，而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变得更宽泛。定义青年的年龄界限的主要经验性标准是不交叉的劳动力轮替的时间间隔。它本质上指一个世代是一个可行的经济生产周期，因此，不可能有通用的标准用于定义青年的年龄界限。这一标准在不同的社会有所不同，尤其当有些社会的结构正在更替（重建），而且家庭、政治、民事法律关系（在许多国家，年龄的边界是根据少年法律规范来定义）的状况也各有差异。

以上所述只给出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整体性理论化理解方式，并不完全是可验证的经验。在容纳多样化利益的大空间中，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展示自身社会身份。年轻人的社会化旨在将多样性的个人认同正式整合到社会实体中。当国家选择以经济交易公平的准则建立社会关系，社会由宪法、立法、民众团结以及种族和宗教宽容共同支撑时，年轻一代的社会化和自我实现会变得理性化。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代际关系的失衡会产生大量的青年问题，需要加以分析和纠正，以保持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

三 俄罗斯青年研究的前期发展

青年研究的起源和早期状况

20世纪初，俄罗斯青年对政治运动的参与越来越引人注目，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对青年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因此变得重要起来。急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进一步的阶级鸿沟以及与传统的断裂，包括家族关系的解体。正因为如此，著名的俄裔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撰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传统家庭瓦解以及国家和监护机构在儿童的养育和职业教育中作用扩张的文章。随着专业教育机构和学生的数量增长，研究人员也开始关注学生的课堂和课外时间安排、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

与此同时，宣称保护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君主专政制，无力稳定局势。列宁在其作品《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证明，君主有理由相信，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社会研究专注于工业生产低迷、劳动绩效降低、军队弱化导致的青少年越轨问题，国家机关对此非常关注。

官方的统计数据证实了军队失修的程度：在1902～1904年，227158名士兵中19.5%由于酒精依赖被逐出军队。在此期间，24岁以下的青年超过50%的人酗酒。此外，根据1907年俄罗斯学校研究，43.7%的学生经常消费白酒；柯罗文对22617名农村青年的调查显示，61.2%的男生和40.9%的女生消费白酒。

另一个研究重点是青年的自杀现象，这也通常由酗酒引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14年，俄罗斯青年研究随之停止，直到1922年国内战争结束，人民开始参与国家的经济复苏，青年研究才逐渐复兴。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反对连续的经济资本化（除了1921～1928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小段时间）。正是在采用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时期，俄罗斯培养出了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工程师。

20世纪20年代国家成立了大型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有资质的青年工人的职业培养和劳动力适应，以满足恢复和新建工业场所的大量需求。除了研究青年的劳动条件，也有必要研究他们的休闲和娱乐状况。让更多的年轻人受到教育被宣布为新的苏联政府的主要社会任务之一。因此有大量的研究关注了学童和学生学习的负荷和休闲。

新的经济原则和新的意识形态是新的国家建立的基础。与此同时，影响社会发展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有所加强，特别是针对年轻人。苏联政府非常重视以意识形态的多种手段建构公众的道德良知，为此，苏联社会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电影、文学和大众媒体对年轻人思想倾向和道德观念的作用。

关于青年农民工作条件的研究很少，不及城市青年的研究多，对农民阶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文化发展和酗酒问题。青年人无家可归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官方统计，1923年在苏联有4万～6万无家可归的青年。研究人员也被吸引从事青少年滥用药物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初，10%的未成年人使用兴奋类药物，大部分的可卡因成瘾者在20岁以下。

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和苏联经济越来越军事化和计划性，国家对青年进行总体性控制，对实证社会学数据的需求减少了。国家通过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文明化”，将儿童、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汇集在充满政治色彩的“自我管理”的组织中。

这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被规范地组织，它们必须遵照国家定义的不可辩驳的标准，只有地方一级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以确保“竞争力”，以此对青年组织进行伦理控制。总体上，这对年轻人的道德是有益的，但常常达到一种自虐的程度，表现为“不良思想”的“自我鞭策”（这样的忏悔被称为自我批评）或吹毛求疵（被称为积极的批评）。

1929～1933年一些关于青年社会问题的文章发表，但大多来源于早期的研究结果或官方统计。总体上，社会学偏向社会志（Sociography），这种对于农民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专题描述方法流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欧洲。而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社会志开始转向地理描述。这种区域研究是面向本地和具有爱国性质的。这一时期也开始发表一些关于青年的统计性文章。

战后时期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第一个十年（1941～1955），几乎不存在即时社会信息的需求，因为总人口的减少消解了潜在的代际竞争。此外，许多年轻人读完七年级（14～15岁）就去工厂工作，同时也在夜校学习。劳动力无法实现轮替，相反，巨大的人员缺口，使得地方党委大力推动年轻人教育以改善教育不足的现实，尽管有时他们自己并不情愿。

代际的低张力会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发展职业生涯的利好条件促使当局（赫鲁晓夫时期）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添加了一定的民主元素。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期被称为“解冻期”（1956～1964）。苏联社会学研究也在此期间复兴。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复苏，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研究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的所有社会学研究，以及在此期间发表的所有社会学论文，都特别关注青年的亚文化——作为特定群体的产物，值得做出自主性分析——并与前代进行比较。根据“共青团真理报”民意研究所（格鲁申）的第一个民意调查和基于此进行的研究包括小说的研究（高根）、工厂工作伦理的议程研究（雅多夫和兹拉夫米斯洛夫）、乡村生活方式研究（阿鲁秋尼扬）、家庭和伦理问题研究（科哈契夫）、休闲时间结构研究（普鲁登斯基）、代际人生轨迹研究（舒柏金、李索夫斯基、尤兰尼斯），以及人格社会学的概念研究（坎恩、欧勒山斯基）。其他社会学家也按照年龄组对这些课题做出局部研究，特别关注了年轻一代共同属性的变化。

坚不可摧的苏联社会学传统，是将青年视为社会关系中的能动性角色，而非被意识形态压制的主体。到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理论研究者的著作沿用了这一范式，使“民意”现象的制度化在社会学界获得合法性。在这个时期，年轻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学研究的自主性主体。

然而，另一批社会科学家也涌现出来。他们以青年为研究对象，不是为协调青年利益以促进社会稳定，而是让年轻人接受指令性的直接约束。这些理论研究者往往聚焦于大众媒体、儿童和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对社会道德和舆论的控制形式和方法。这并不能说是真正的教育研究（相反，应用社会学方法经常被用来客观地反驳这种教育理论），而是臃肿的行政人员体系中一些中层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领导的老套工作方式。

后来的社会学研究扩展到青年的政治激进主义问题。共青团高等教育学校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受到团中央的管制，其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也意识形态化。研究人员使用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与社会生产不相干、不适用，但符合意识形态要求，而非对现实社会的趋势进行归纳。这类研究的总体质量非常低，这也是由于研究人员往往没有受过专业的社会学训练。

勃列日涅夫停滞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

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的政治结构和工业生产中，劳动力轮替的停滞导致了老人政治的加强。社会科学家们开始着眼于年轻一代中激进主义的新兴形式以及政治互动。与此同时，专业的社会学家认识到，青年是一个相对自主的、基础性的社会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化的主体，“政治激进的青年”的说法被改成“政治文化的青年”;新的研究注意到青年对于结构建设的作用以及保护青年权益的基层组织；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和职业生涯被更多地关注，在代际职业轮替匮乏的背景下，这是一个紧迫的议题。大多数的年轻人感受到社会压力，表现为某些越轨行为（吸毒、酗酒和卖淫），自然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1985年施行了反酗酒的特殊措施。事实上，在1900年，50°伏特加在俄罗斯的平均消费水平为每人每年4.9升，而到了1980年，这一指标达到了12.6升。1985年，20岁以下年轻人有49%消费烈酒，26～30岁则有79%，其中有86%的男性和67%的女性。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城市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热衷于西方流行文化。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从无所不在的社会主义标准转变到个人自由的象征，这在20世纪90年代酝酿出老一辈的怀旧文化。到1986年，出现了很多摇滚乐队。党和国家文化部门试图以“赞助”的方式收编这些乐队，但收效甚微，因为此时共产党和共青团已经失去力量，从而使年轻人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压制中解放出来，这也是苏联青年音乐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年轻一代对西方流行文化的追随既为负责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关所关注，也受到图书出版商的重视。苏联时代有阅读小说的传统，其对形成年轻人的道德准则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买书也是民众将资金资本化的方式以及当局控制通胀的工具。苏联出版的书籍，人们购买了70%。据官方统计，1981年，家庭藏书总量超过30亿美元，而所有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总额为4.7亿美元。在1986年，30岁以下的年轻人（包括年轻家庭）平均每个家庭有260本书。

利用空闲时间阅读的苏联时代传统，被西方新的休闲形式所取代，如去迪斯科舞厅。这意味着高水平的个性解放，但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看，它是庸俗的。去迪斯科舞厅的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平均每晚愿意花费300美元。对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来说，这是一种隐形的铺张，他们在原来的成长历程中被清教徒式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所约束。

在商业中表现个人价值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它最早出现于1987年苏联自雇佣就业法的实行中70%的年轻人持乐观态度，希望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但在一年以后，乐观者数量下降了10%。由于社会主义的非企业化和保守主义，年轻的合伙人和企业家遭遇了诸多问题，包括：① 购买原材料和设备的困难；② 个人自由时间限制了自雇佣活动的实现；③ 购买运输工具的困难；④ 对自雇佣就业的国家政策是否能够长期实施缺乏信心；⑤ 办公室租赁的困难；⑥ 对青年企业家的公开谴责；⑦ 代表地方的当局过度控制；⑧ 营销的困难；⑨ 高税收；⑩ 专利昂贵。

四 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青年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青年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作为一个非规范的现象（后来被称为非正式的，或“非官方”的），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尽管在俄罗斯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中，社会研究专家的工作转移导致了“瘫痪”,但它仍然是青年研究的主要焦点。

在那个时代，民众谈论的不只是政治危机，还有代际尖锐的文化冲突。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取代了进化式的“改革”，这样的转变本质上推翻了以封建地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被更灵活的以个性化表现为基础的分配形式取代。

本质上，这一切意味着人的潜能被现实化为一系列新形式，包括人格化的特定领域和生产性投资的形式、管理协调的形式、智力创意的形式、信息和沟通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转型非常艰难。尽管发生了一些负面事件（主要是试图恢复苏联，即短暂的1991年8月政变和1993年10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社会主义复辟），但改革最终还是以和平的形态进行。无论如何，这确实造成了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的巨大心理紧张。即使在1999年，对于苏联的解体（图1-2-1）以及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优越性都未形成明确的观念（图1-2-2）。

很多人在犹豫，支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俄罗斯。不稳定的因素造成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焦虑、不确定性心理以及社会与青年之间的紧张局势，阻碍了人们做出稳定的政治选择。到90年代末，早期的民营企业成长为小企业。总共有838000家企业，但20～30岁的年轻企业家仅占20%，主要是由于缺乏职业教育和经验以及启动资金。这意味着即使小商业在新的市场关系中有所作为，若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广泛规模，也无法成为一种社会经济的“引擎”，于是年轻人对现存分配关系感到不满。直到最近，年轻人还是对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形势普遍持悲观的看法，几乎与整体平均数保持在同一水平（图1-2-3）。此外，经历2008年至2010年的经济危机也助长了青年的悲观态度。

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时期（2000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比较显著的标志是由国家调控来增加就业，让青年参与职业教育以减少失业。后者表现为专业和职业教育机构在俄罗斯的数量从1985年的502家增长到2010年的1115家，而在俄罗斯的大学就读的全职学生从1.6万增至3.1万。

新的职业吸引了年轻人：经理、金融专家、营销专家、经销商、房地产经纪人等，以及其他一些在苏联时代未能发展的专业领域，如法学、经济学、心理学或社会学。老一辈人数不足的行业中，年轻人经历的代际竞争较少。为了适应年轻人的专业需求和偏好，社会职业结构在2000年重新调整，政治领域的争论有所减弱。在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社会科学家重点研究青少年行为的监管，为政府机构做研究报告。

其他研究青少年问题的学者转向职业教育系统这一社会基本设置，剧烈而紧张的城市化造成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增多，以及不断增长的专业竞争，后者比较容易影响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的年轻人的生活规划。这可以从飙升的离婚率中清楚地看到，在2000年离婚率竟高达70%，后来这个比例逐渐下降，2010年为59.7%, 2008年为52.6%。也有一些社会学研究关注代际传承，如宗教和种族宽容方面的代际传承。

从1990年到2000年，基本上没有关于俄罗斯青年问题的大规模全国性抽样调查。只有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和社会预测与市场营销中心这两个机构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一是《俄罗斯的青年：问题与解决方案》（2005，共646页），这项研究致力于年轻人的生命周期、休闲、思维的形成、宗教宽容、创业、法律意识的发展、人口和移民问题，以及青年极端主义、亚文化、青年政策与国家战略规划的研究；另一项成果是戈尔什科夫和谢尔勒吉撰写的《俄罗斯青年：一个社会学图绘》（2009，共592页）。这本专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年轻人作为主体的社会化和自我实现（青年人口再生产、青年集体意识的发展、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参与大众传播、民间参与、种族和宗教宽容），青年就业（职业认同和选择专业的动机、专业教育的平等机会、教育和就业质量、工作条件的适应），青年的越轨行为（吸毒和酗酒的增多、流浪、卖淫）。

年轻人对生活条件的不满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状况的看法。这种不满源于某些社会差异，贫富差距是其中之一（60.5%的年轻人认为非常严重他们往往将其看作阶级矛盾，本质上，这成为当局与民众之间的一种拉锯战。有意思的是，年轻人更关心的是富人生活方式的特点，而非其财务水平。平均而言，30%的青年认为地区之间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但他们主要是指莫斯科与其他各省（33.1%）的差别。

总体上，年轻人对代际差距有比较简单的认识，80%的人甚至不认为这在现代俄罗斯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年轻人的普遍认知中，并没有对政治差异的明确认识，他们通常是以二分法来看：俄罗斯与西方，独裁与民主。就前者而言，平等被看作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对于后者，他们会优先选择民主。

宗教冲突，尤其是伊斯兰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对抗，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不像民族关系，特别是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常常是本地人与移民的关系问题造成的。

人们认为拥有一个亲密的家庭和孩子，以及被人尊重，是生活中的最佳成就。其他优越性条件还包括物质生活丰裕和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就整体而言，现代俄罗斯年轻人不能称之为个人主义的、激进的或极富野心的。他们重视智识能力、能动性和自信心。年轻人的道德理想，包括善良、慷慨和幽默感。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人是聪明、自信、善良、有进取心和幽默的。这个人物形象，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仍然保有人性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显然，并不是所有俄罗斯年轻人都这样认为，而只是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想法。

大多数的年轻人（67.8%）认为他们无法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让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56.5%），这种态度可能是由自治性青年民间组织的缺乏造成的。

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期望当局是家长式的、尽可能地保护和支持青年。他们（43.8%的青年）愿意接受权威主义和积极的家长式管理；然而，大多数的年轻人（56.5%）希望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向往民主，已经准备好担当风险。

年轻一代比前代更成功地适应了新的竞争性市场环境。这个进程对于那些出生和成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代人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职业上都是比较困难的（图1-2-4）。而那些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历，并且还有价值结构转变的心理缓冲机制。年轻一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社会化，因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出劳动关系方式和生活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下所有年轻人都没有顾虑。

结论

自2000年以来，年轻人所关切的问题几乎没有变化。他们主要的忧虑在于：一是怕没有谋生手段（这种情况在危机期间有所增加），二是怕找不到或失去工作。另外，年轻人也关心他们和亲人的生命安危。

年轻一代认为，有四个关键的因素可能会推动俄罗斯经济的发展：高科技（科学）、机械工程（生产资料的制造方式）、军工复合体、道路建设。显然，新一代和老一代都希望俄罗斯在未来成为一个拥有高科技经济、创新科技、强大军工和高效的运输及通信系统的工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