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

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除了明确其方向性的趋势之外，还必须对其战略底线进行概括与界定，明晰那些有可能带来政策转向的政策性短板位居何处；同时对于21世纪以来的大国冲突有一个理性和深刻的认识：即中美关系不仅受限于国际环境因素、力量转换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战略实施能力和战略承受能力的影响。中美冲突也与其他大国冲突一样，难以随意而为，难以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出现巨大改变，而是有其规律性和客观限度。中美关系不仅受限于核时代的恐怖平衡，也受限于相互制约与自我制约因素的影响。

一 美国对华战略底线

对美国的对华战略进行探讨显然涉及美国的战略底线问题，所谓战略底线是其战略的最低承受环节，也是其战略出现转变的关键节点。超越了这一环节，也就意味着美国的战略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先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关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关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一步一步地把美国的势力排挤出周边地区和其他美国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如中亚、东亚、海湾地区和非洲？（2）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彻底扰乱和破坏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3）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承诺放弃武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上几点可以集中体现为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影响到或直接削弱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涉及国际体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否受到破坏，同时涉及与美国利益直接相关的中亚、中东、东亚和非洲地区。而东亚显然是中美利益的重要交汇点，美国关注的是美国是否被排挤在未来的东亚合作之外。当然，作为最有可能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热点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关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

东亚存在着一系列牵动地区变局的重要因素，比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等，这些因素均与中国和美国相关。如果说，美国的东亚战略是以对华战略为核心的话，那么其东亚战略的底线也就是对华战略的底线。虽然美国的对华战略底线也许在其官方文件中并未清晰地界定出来，但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政策依据。具体而言，为了保障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不受削弱甚至得以继续扩大，美国东亚战略的底线就是确保亚洲的力量对比不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变化。“华盛顿应不断地阐明，它不会让亚洲力量对比的变化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需要不断提高美国亚太驻军的作战能力，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军事关系。对美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应在亚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保护美国和亚太盟国。”

显然，亚洲的力量对比如果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局面就是美国改变政策的前提，比如，在东亚的力量对比或影响力对比出现中强美弱的局面，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发挥着美国所无法控制的作用或主导作用；再比如，在东亚重大的热点问题中，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主导力量。因此，阻止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就成为美国的战略底线。

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的一些重要高官即提醒美国战略界注意中国挑战美国成为霸主的危险，这事实上也构成了美国东亚战略和对华战略的战略底线。“我们的论点是，过去十来年中，中国为自己确定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防止日美两国建立某种‘遏制中国’阵线，并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南中国海和东海，以便控制该地区重要的海运线。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它的目标是确保它那个地区内所有的国家——不论是要在东海行使石油勘探权的日本，还是要就美国海军舰只访问它的港口一事作决定的泰国——都不会不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换言之，中国主导亚洲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现实。美国以其自身短暂发展史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可能的发展之路，认为中国将首先争取在亚洲的权势，实现中国式的“门罗主义”，并据此向全球主义改变。米尔斯海默写道：在这种“群雄乱战”的局面中，中美之争当然是焦点之一。“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他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不让远处大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这正是门罗主义所表明的），那么中国的利益所在无疑是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当然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就在其对华政策演讲中公开阐明了这一立场：“在亚洲，中国已经在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承认多边外交在亚洲的有益作用。然而，如果中国为寻求具有支配性的强权地位进行活动，对中国的担心就会上升。”与主导者相关联的因素是影响力的变化。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对他国影响力的扩大历来十分警觉。如果中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超过美国，两国在东亚的主导者身份就会出现替代，这就意味着美国失去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一直有丢失亚洲之忧，随着中国崛起，这种担心呈几何级数增长。丢失亚洲意味着美国退守为地区国家，因此，防止美国丢失亚洲这应该说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底线。

决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软实力之外的硬实力历来是美国考量亚洲实力变化的关键所在。从军事战略上而言，美国具有压倒性的海上优势。美国更为担心在中国周边地区，美国有可能会逐渐陷入战略劣势。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所言，美国将很可能把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和中国不断发展更强大的海上力量看作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挑战。美国将很难接受中国对东亚海域战略性变革的期望。“中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崛起伴随着中国对修正东亚大陆的地区秩序的要求，这只是挑战了次要的美国地缘安全利益。与此不同的是，假如中国正在呈现的发展海上力量导致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它将构成对中美合作的严重挑战。”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美中走向军事冲突有两个关键性的阶梯：第一个阶梯，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出现在亚洲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状况或者可能替代美国的地位，但即使迈过了这个阶梯，美国仍然不会与中国一战，因为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依靠其保有的海上优势维持的。第二个阶梯才是危险的。也就是美国人讲的，当中国真正发展起远洋海军时，中美对决才有可能出现。显然，从军力上而言，中国发展起足以抗衡美国的远洋海军力量之时，将会被美国视为超越了美国东亚战略的最终军事底线。2011年以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布局尤其是南海问题上的突然和明确的介入，拉动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打破现状的”的较量，用意在于美国将中国包括航母在内的海上力量的发展视为陆权与海权争夺转变为21世纪两个大国海权争夺的序幕。

虽然在现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仍有巨大的避免冲突的回旋余地——尚未跨越第一个阶梯，但为了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提前到来，美国将会竭力阻止中国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做法将是尽力谋求扎紧第一道防护网线。危机升级至失控或局部战争也是美国必须加以防范的事件之一。东亚出现任何有可能导致美国介入或被动卷入的局部战争也是美国试图防范的战略底线。在这一前提之下，美国维持其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不被破坏将成为其战略底线。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必须防止“亚洲出现可能导致战争的对抗、怀疑和不安全事态的扩大”，避免触发地区和全球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同时，美国也相信对于亚洲事态的变化，美国在确定其战略底线时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虽然，对于防范战争而言，美国具有地缘上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对于美国确立战略底线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的战略是将战争推离美国本土的战略，远离本土的战略给美国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战略缓冲，尽管远程打击能力也可能威胁到美国，但美国仍然在预警和阻击能力上占据上风。”

也就是说，美国的担心与防范正在增加，但并没有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所有这些情境（scenarios），无论基于历史事实还是理论假设，都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远处的强大竞争对手永远都不可能做到一件它必须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在美国的周边地区对美国发起挑战，因为它不可能自由自在地渡过宽阔的海洋而登陆美洲本土。”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十二分的（more than enough）海军（和战略空军）力量，在海上足以阻止任何企图与美国在美洲较量的海外竞争对手。

虽然美国必须防范来自崛起国的威胁，但美国仍具有地缘和战略上的先发优势，具有较大的缓冲余地。如果我们延伸开来，美国不会在外围地区诉诸战争，同样美国也不会因为别国的核心利益而与一个大国展开一场较量。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言，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争端都不可能触及美国的生死攸关利益”。受美国保护的核心价值、因威慑失败而走向战争所带来的风险与代价以及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信誉三者之间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美国对中国挑战美国的时间临界点也有一个判断：即使中国能够提前10年或者20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上达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水平，然而，至少在2033年以前，中国将不能造就用于挑战美国全球军事主导地位的必要的军事力量和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当然，到2033年的时候，美国将会继续在军事上大量投入，特别是在对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方面继续确立优势地位，中国将很难快速地超越美国。如果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行为体，那么，即使在对中国最有利的条件下，在未来的30年里也不会出现这种挑战。

美国比较乐观的另一基础在于：如果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集中了国际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权力，那么就会导致任何反制它的行为付出巨大代价。根据单极乐观主义流派的观点，美国的硬实力已经跨越了这一门槛，这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可能反制美国，因为它们缺乏这样做的能力。简言之，单是美国自身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规模就成为一道强大的跨越门槛障碍（entry barrier），它迫使潜在的“对等竞争对手”望而却步，及早打消与美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念头。

美国相信，中短期内，美国力量能够阻止任何挑战美国战略利益底线的行为。这一点对于美国制定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威胁美国本土的战争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发生，而在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战争或战争风险，只要不与美国本土安全这一核心利益发生直接联系，美国都可以从容应对。对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底线而言，美国具有较大的战略伸缩度。美国需要做到的就是通过保证对于地区的承诺而避免引火烧身。因此，可以说美国的战略底线是分层和分级的。本土防御底线是核心层，而拉美层是相对外围，拉美之外的战略底线设计是第三层。尽管如此，美国作为全球霸权，核心层外围的战略底线也是重要的。由于前两层安全底线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都不存在遭受直接破坏的可能，核心层外围的战略底线就成为关键所在。因此，虽然美国具有战略上的缓冲设计，但如何规避哪怕是远离美国本土的战争风险尤其是东亚的战略风险就成为比较迫切的战略焦点。美国战略界现在强调的就是预防、预防再预防，预防越早越有效，美国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小。由此，美国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有效地连成一体。

在东亚这一地区，有可能成为引爆点的热点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美国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投入或介入意在防止别国误读美国实力而收缩美国的管理范围从而产生冒进行为。对此，战略家莱恩有一番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在东亚的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包括钓鱼岛、南海争端在内的一系列争端，对于美国虽然不具有内在的战略价值，这些争端的任何结果都不会增加美国安全“附加值”，但如果美国不承担相关责任，将会使美国丧失在盟国中的信誉，从而使战略态势朝向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将可能增加中国等国的战略冒险。

美国不愿因为中国台湾或东亚其他的领土争端而卷入战争，但现实的情况是东亚的潜在热点地区又在增加冲突的风险。因此一方面美国会设法管控盟国可能的冒险行为，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得不做好军事准备，以应对由于这些热点问题引发的纷争。对于美国的战略承诺而言，这就出现了“美国霸权大战略的反常逻辑（perverse logic），越是属于美国次要利益的地区，美国越是要坚定地加以保卫”。

这就是美国实力下降却不得不表现出继续扩张的态势的深层原因，也是美国加大对东亚投入的无奈选择。然而，东亚作为次战略重心成为美国战略的焦点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排序出现了转变或出现了混乱，而是进一步明确了将东亚作为美国战略核心利益服务的前沿这一战略考量。但是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平衡的需要，美国又绝不可能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对于东亚的战略投入仍是有限度的，仍需要考虑其他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谋取最大的收益，只要别国不对美国霸权提出挑战，美国是可以与之共处的。强化盟国的责任分担就成为这种战略的首选，为了凝聚盟国的力量，就必须造势，夸大或渲染某一国家威胁的严重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几次东亚之行都可以视为美国串联盟国或准盟国形成对中国战略围堵的造势之行。希拉里在美巴关系出现忧患之后对印度的奖赏，希望印度发挥亚洲领导者的作用是别有用心，其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亚的所有热点问题都是美国外围安全战略所涉及的问题，当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其安全战略的侧重点必然会出现变化。

总之，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明确底线，与维护这一战略底线相关联的因素，比如核心外围区的防范、热点的控制和利用、联盟的管理、均势战略的灵活运用以及地区内领土和主权统一问题的介入与干预都成为维护美国战略底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美国对华战略的战略限度

战略底线与战略限度仍有不同，战略底线强调的是美国的最终承受能力，超越这一底线，美国将可能不惜代价做出强烈反应。战略底线是美国战略作出重大转变的警示线。而战略限度是指美国的战略意图与实施能力之间的差距。它包括美国的战略抵达能力和解决能力、国内国际对其战略能力的制约，以及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所需要的全球战略目标与区域战略目标的平衡等。

从战略限度的角度看，美国学者承认美国影响国际体系中战争与和平的能力极为有限，美国的影响力现在都在被欧亚大陆悄然出现的多极格局所侵蚀。其次，美国进行安全环境塑造可能带来的益处（possible benefits）必须与美国卷入一场欧亚大国战争可能付出的代价（possible costs）相权衡。

中美冲突具有战略上的限度主要依据三点：美国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发生战争两败俱伤；存在着上升国与崛起国和平共处的新的可能途径。中美能否避免冲突的发生还取决于中美相互制约能力的变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冲突有其明确的限度：既要避免两国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同时也尽可能避免由于第三国引发两国的间接军事冲突。美国对华战略也有其底线。美国对华的对抗遏制正转向合作遏制，中美之间不会出现美苏式对抗或冷战的局面。

对于美国而言，即使实力第一，一国遏制其他国家也比用他国或联合他国一起遏制成本大，反之，对于中国而言，一国应对联合遏制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并且也存在引发联合反遏制的可能性。因此，当遏制出现后，对于遏制与反遏制的国家而言，其遏制成本都会是巨大的，遏制与反遏制将会引发更大的战略对立和战略冲突，甚至引发战略格局的转变。中国与美国既是战略竞争者又是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调与取舍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冲突升级之后，两国的安全成本都会上升，安全收益均会下降，因此，即使是仅仅出于安全成本的考虑，两国都应该试图将安全对抗尽可能降低到可以承受的程度。美国对华战略的战略限度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国无法因为亚洲的领土争端而卷入过深。亚洲的领土争端和由此引发的危机是美国所需要的，但美国的做法仍是策动相关国家与中国争夺，美国发挥暗中制衡的作用。

（二）美国面临的威胁很多。在全球范围内，美国面临诸多威胁，这些威胁的迫切程度有所不同且经常变化，这些威胁中的一些威胁可能在不同时期交替成为美国安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美国必须对这些威胁做出比较平衡的反应，很难全力集中于某个、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的威胁。

（三）美国难以形成冷战的联盟遏制局面。冷战时的联盟阵营很难实现，美国很难划定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对手的对手是我们的伙伴这样的结盟原则。世界上主要国家都推行全方位外交和“无敌外交”，美国很难建立起反华统一战线。

从未来看，美国的战略底线仍会得到维护，而美国的战略限度也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一种单一的对抗战略。“中美关系史是一部游离在有限合作和有限冲突之间的历史。两国之间的互动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虽然不同时期两国国内对对方的感受不时出现情绪化的冲动，但它们既没有在友好时期结成过正式的军事联盟，也从未在敌对时期进行过全面战争。两国之所以一直没有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太多的分歧；之所以没有进行过全面战争，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太多重要的而且必须维护的共同利益。”

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还是一个核心利益的确定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是否会重新修订或改变其核心利益，是否会继续扩展或维持其核心利益的现状。如果美国的核心利益得以延伸或扩展，中国可能会在新领域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传统核心利益，但有可能会与美国战略的新关注点发生触碰，比如外层空间问题、极地问题、美国的海上航行问题，以及网络战争等可能影响到美国全球新利益的领域。

三 战略转换问题

诚然，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战略底线或中美冲突限度都是受实力变化、突发事件和国际环境的总体变化影响的，不同的条件下，美国的对外战略会出现新的战略调适和战略转换，比如战略递进、战略收缩与战略扩展、战略试探与战略调适，当然这里还包括战略误导与战略误判问题等等。

首先，必须特别重视美国的战略攻守变化。作为霸权国，美国具有一定程度战略变化的空间。美国的战略储备使其对外战略不仅仅受限于外依存度，无须只依赖于扩展一个选项。还有一点，美国需要应对的权力政治的变化带来的威胁目标呈分散化，在各大洲都有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对外战略很难聚焦于一两个国家，其全球战略的平衡性出现了难题。虽然美国试图将美国的主要对手进行分类，而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平衡，但各大国和新兴国家均热衷于全方位外交，而不再是限制发展空间的结盟外交。即使是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也试图超越联盟排斥性带来的困境。战略聚焦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对华战略的实施。

中美关系应有超越于美苏关系的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两国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准则要远远多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进与退是关键，至少有四种组合：以进为退，以退为进，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将体现为以进为退，总体收缩、局部强化（比如在东亚的战略），攻守平衡，策略变化，战略微调。

随着实力的变化，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采取全方位对称性战略，而是可能更多采取不对称战略。美国对华战略注重对称性战略的一面，即全球均势的一面，同时未来一段时间将可能更为重视非对称性的一面，即以主动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在合适的时机介入地区事务。在加迪斯看来，对称战略提供了抵抗“累积性威胁”的保护，它要求决策者做出要么升级、要么丢脸的简单选择。但是，它也涉及让对手挑选竞争的性质和场所。这对处于守势的国家来说，无疑要求无限的资源。因此，它要求“有坚毅的神经，必须理性地，甚至冷酷地区分边缘利益与紧要利益、可容忍的威胁与不可容忍的威胁、可行的反应与不可行的反应”。

其次，关注战略递进与战略递减的转换。战略原则可能长时期持续，但战略目标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战略目标的改变常常取决于阶段性目标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实力变化与国际环境的改变。从一个地区性国家发展为地区大国进而成为世界大国，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战略目标始终处于战略递进的变化之中。建国之初，美国总统华盛顿警告说，美国人不要卷入任何联盟。杰斐逊更简洁地说，“要和各国进行贸易，不同任何国家结成联盟，这是我们的座右铭”。随后美国于1823年推出门罗主义。1904年老罗斯福总统提出“罗斯福推论”，进一步发展了门罗主义。直到1933年，小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陷入经济危机，于是美国放弃干涉政策，推行睦邻政策，重回孤立主义。1947年杜鲁门利用二战胜利之机，推出新的全球战略。

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呈阶段性递进。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不断递进的，在实现一个阶段性目标之前它是不会将这个目标之后的目标具体化的。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官方显示并无入侵中国的计划，但一旦在军事全面控制和占领朝鲜之后情况却难以预料。由此不能忽略中国军事介入的作用。若中国军队没有介入朝鲜战争，美军顺利推进至鸭绿江，美国军事战备会否出现顺应形势的战略递进是难以确认的事情。朝鲜战争之前，美国的东亚战略将韩国、中国台湾置于其防御圈之外，而朝战一爆发，美国迅速调整了这一战略，并进驻中国台湾海域。同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未定论，而中国入朝参战也正是基于美国可能出现的战略递进而实施的。中美建交后的美国对华战略确认了新的阶段性目标，其一是相互依存，同时保持有利于美国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其二是主导性融合，按美国的要求进行改变，对中国进行规制。阶段性目标相联系，每一阶段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和前提。

战略递进体现了其战略上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联系性。无论是战略递进或战略递减都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和战略试探。2010年美国介入南海争端，是一种典型的战略试探，试图以台海争端之外的南海争端来试探中国可能出现的战略反应。可见，战略递进与战略试探常常连在一起。所谓美国的战略递进就是随形势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此外，战略欺诈与战略误导也值得关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战略欺诈的表现形式在于夸大对手的威胁，渲染对手的力量，模糊时空界限，把未来的潜在威胁视为当前威胁，把历史事件政治化、现实化。还表现为化虚为实、无中生有，声东击西，制造事端，为美国的战略部署寻找借口和合法性依据。对于美国而言，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美国不会破坏国际社会的整体稳定，但从美国战略史来看，美国善于用诈，通过制造局部危机来保持美国的整体控制力，而且总是通过迂回的方式达到目的。美国媒体和战略界有时会散发与实际意图明显相反的信息以误导中国。比如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意在警示美国国内政界重视对华战略，或散布中国崩溃等信息以搅局或进行舆论施压。

总之，我们一方面必须明确美国现时和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战略底线和战略限度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对可能出现的变数有所准备，任何战略防范的方案都不可能限定于单一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