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 金融结构的含义与理论发展概述

关于金融结构的定义并不统一。戈德史密斯在其开创性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最早提出金融结构（Finance Structure）的概念，是指“各种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是“反映各国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并通过制订八个金融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状况，将金融结构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三种类型。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简化了评价指标，把金融结构定义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在金融体系的相对重要性，并将金融结构划分为市场导向与银行导向两种类型（Demirguc-Kunt和Levine, 1999）。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金融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主要以王广谦教授和白钦先教授为代表。王广谦（2002）认为，金融结构指的是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运作、组成与配合的状态，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由内在机制决定的、客观的、自然的结果。白钦先（2005）把金融结构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狭义的金融结构侧重于金融工具结构和金融资产结构之间的相对规模，而广义的金融结构则比狭义的金融结构要复杂许多，广义的金融结构包括一定时间内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组织、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等。现有文献普遍采纳了第二种定义（林毅夫等，2009），将金融结构定义为银行和市场的相对构成，本书也是如此，并构建了三类指标描述和比较金融结构状况与特征。

金融结构理论起源于经济增长理论，甚至可以说整个金融理论都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副产品。在资本主义早期，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已经察觉到银行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引擎”（金学群，2004）。但受限于当时经济学的“二分法”，金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奠定了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肯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于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需要，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制度、人口、教育等内生变量纷纷被纳入研究范围，逐步形成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Romer, 1986; Lucas, 1988）。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作为一门学科逐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金融结构理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金融结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和1956年合作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各种金融中介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可视为把金融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来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一文，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1969年，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完善了金融结构理论。从此，金融结构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人们认识和分析金融问题的有力武器。现有的金融结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方面，最近几年在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金融风险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二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探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中心。现有关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论和无关论，二是最优金融结构论，三是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

（一）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是否相关

早期的一些研究者（Robinson, 1979; Lucas, 1988）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因而否认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者（Levine, 1999, 2002）虽然承认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基于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是以银行为主还是以金融市场为主，其经济增长速度并无太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认为金融结构并不重要，因为银行和金融市场只是金融体系的不同方式，都是为新公司的成立、产业扩张提供融资服务，两者是非竞争的，而是互补关系，共同为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体系中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选择什么样的金融结构。Beck（2000）, Demirguc-Kunt和Levine（2004）, Ergungor（2008）通过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跨国公司层面的数据对金融结构与经济表现做计量分析，并未找到证据来支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

但是认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无关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二者是相关的，因为金融结构决定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路径和效率，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Allen and Gale, 2000）。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King和Levine（1993）对77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样本做这样一个跨国回归，发现人均GDP的增长和金融结构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Kul B. Luintel和Mosahid Khan（2008）运用时间序列和动态异质性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由世界银行提供的14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数据，结果发现金融结构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非常显著。

（二）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在现实中，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都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在理论上将金融结构简单地划分为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之后，相当一部分研究转化为这两种金融结构孰优孰劣的比较之争，形成了“比较金融理论”。具体来说，认为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更好的观点强调银行在以下方面的积极作用：①银行能够实施有效的监督，比如要求资产抵押和账户跟踪；②银行在解决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具有优势，比如获得企业财务信息或签订债权保障协议等，从而提高投资的使用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③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制度环境较弱的时候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具有明显的优势。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和市场相对于银行在资本配置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相对于银行，金融市场极大分散了风险，有利于技术创新；②除了信息披露外，金融市场还发展了相应的机制，主要包括大股东的直接监督、小股东“用脚投票”、收购威胁等，使得资金供给者能够对融资者实施一定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关于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之间的详细比较可见Levine（2002）的详细论述。

由比较金融研究进而延伸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林毅夫等（2009）较早提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他针对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的“金融市场越发达，经济发展效率越高”的主张，强调：①最优金融结构是由最优产业结构决定的，与实体经济适应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②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③如果金融体系的实际结构背离了其最优路径，则会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尹雷、赫国胜（2014）选取33个国家1989～200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GMM估计、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龚强、张一林、林毅夫（2014）研究发现，最优金融结构随产业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当产业的技术和产品较为成熟时，风险相对较低，资金回报较稳健，银行是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而在技术前沿的产业中，创新和研发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较高，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三）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单纯研究金融结构和经济规模增长，开始关注研究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和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的领域。龚强等（2014）发现金融市场能更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Tadesse（2002）通过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市场导向型的融资结构有利于整个经济部门的创新，而银行导向型的融资结构仅对信息集中度比较高的工业部门的创新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左志刚（2012）通过32个国家10年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权益性金融渠道的发展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而银行信贷扩张则会对国家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影响。杨俊等（2012）利用2001～2012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直接融资的发展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分项指标来看，直接融资在改善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优于间接融资，但间接融资在提升经济增长福利方面的作用更好。杨俊等（2012）基于中国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进行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FMOLS进行了估计，发现直接融资比例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三 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

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和产生区域效应两个方面。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都是假设在完全有效市场下进行的。而在完全有效市场的假设下，金融结构对实际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金融市场是不完善的，存在金融摩擦，开始在货币政策传导模型中引进金融结构因素。杨玉明（2009）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货币传导机制的路径和效果（樊明太，2004；蔡跃洲、郭梅军，2004; Elbourne &Haan,2006；唐雷、赵卫东，2008; Kartrin, 2009；尹雷，2013）。一些研究者还发现由于金融结构差异导致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如Cecchetti（1999）发现由于欧盟国家不同金融结构导致形成若干个货币效应区，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实现同样的效果。胡振华、胡绪红（2007）发现我国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四 金融结构与金融风险

早期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金融结构与金融风险的相关性，但多是从比较金融即银行导向和市场导向的金融结构不同风险分担方式的角度去研究。如Allen和Gale（2000）认为银行能够提供更有效的跨期风险分担，而金融市场具有更强的跨部门风险分担能力。这主要是因为银行产品单一但有能力向客户提供长期贷款，通过平衡不同时期的收益实现跨期风险分散；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提供比较丰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由于不同期限、不同“风险-收益”结构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彼此搭配，为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跨部门风险分散的机会，实现异质金融风险的横向分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多数研究者相信，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在风险管理方面优于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则打破了这一神话，人们开始认识到无论哪种金融结构都无法完全消除金融风险，不存在完美的金融结构。

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不仅认为不同金融结构能够分担不同的金融风险，而且认为金融结构本身也是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应寅锋（2009）认为美国金融结构失衡导致金融危机。马方方（2009）则从金融结构变迁过程中的资产泡沫来解释金融危机。陈雨露、马勇（2009）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导向型”比“银行导向型”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刘春航（2012）从杠杆率、相互关联度、集中度、同质性和外部关联度五个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与金融风险的关系。高顷钰（2014）认为金融结构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看到，当前国内外关于金融结构与金融风险的研究正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扩展。

五 小结

以上文献基本概括了金融结构理论发展方向和概况，可以看到金融结构理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在其他方面的进展有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现有文献将金融结构与金融风险和货币政策分别进行研究，导致分析不够全面、深入、系统，理论成果缺乏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