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川边：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界线的东侧，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川边康区”。辛亥革命后，新兴的中华民国并没有走上民主、共和之路，而是陷入了分裂与割据的状态，“内战”成为国家政治中的关键词。

偏在一隅的川边康区也没能逃脱这一厄运。民国伊始，西南边疆的川、康、云、青就成为地方实力派割据与相互争斗的舞台，而四川省内的割据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亦堪称前列。1918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体系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34年。在这一体系下，各军阀势力在自己的防区内不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将“防区”演变成为割据的“独立王国”，其间，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多达数百次。

在这种情形下，川边康区无可避免地沦为四川军阀们争夺的“防区”。直到1928年刘文辉接管前，这里的执政长官“走马灯”式地轮换，同时，民匪劫掠、军队哗变之类的事件此起彼伏，地方建设无从谈起。

被遗忘的康区：1912～1927年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如果说1905～1911年这7年是川边康区最令人振奋和充满希望的7年，那么1912～1927年这16年则是最让人沮丧和濒于绝望的16年。

1912年，尹昌衡西征，平定了土司叛乱，遏止了藏军东侵，恢复了赵尔丰设流的大部分疆域。袁世凯政府将川边划为特别行政区，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以康定为首府，辖32县，与西藏以工布江达为界。但因太昭、嘉黎、硕督、科麦、察隅5县为藏军所据，其时“川边特别行政区”所辖县实际为26个。尹昌衡未及施政，即被袁世凯调至北京软禁。1914年1月，北洋政府撤销“川边经略使”，另设“川边镇守使”，受四川都督节制。自此而至1925年的12年间，川边康区始终以“川边特别行政区”的建制存在，并先后经历了张毅、刘锐恒、殷承瓛和陈遐龄四任“川边镇守使”，镇守使署设在康定。除最后一任陈遐龄外，前三任川边镇守使的任期都为一年左右。

第一任川边镇守使张毅为湖北人士，之前在四川都督府担任参谋长，是当时的四川都督胡景伊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同期同学，由其保荐就任。张毅任镇守使时期，川边康区在尹昌衡西征后，局势尚且稳定。张毅赴边，由川省调配陆军三个团，并将原有的边军11营分为三统，分驻巴安、宁静和昌都。1914年4月，定乡驻军发生叛乱，驻军营长陈步三率全营暴乱，席卷全康。叛乱平息后，张毅被撤职查办，由刘锐恒继任川边镇守使。

第二任川边镇守使刘锐恒为四川涪陵人，行伍出身，清末任云南提督，民初任建南前五营统领，因与袁世凯政府某要员有亲谊关系而出任镇守使。就任未久，驻康定边军营长傅青云索饷哗变，大肆抢劫。刘锐恒被免职，由殷承瓛接任。

第三任川边镇守使殷承瓛，云南人，前清秀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适时，蔡锷之护国军入川，殷承瓛以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身份随军转战到成都，由蔡锷任命为川边镇守使，带领滇军一团驻守康定。1917年，蔡锷病逝于日本，四川发生川军驱逐滇、黔军队的巷战，客军式微，处境堪忧，殷承瓛遂致电北京政府，推荐旅长陈遐龄为护理川边镇守使，自己率领滇籍军政人员返回云南。

第四任川边镇守使陈遐龄（1873～1950年），湖南溆浦人，前清武举，曾赴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陈遐龄任标统驻防雅州。尹昌衡西征时任营长，继升任团长，后来参加平定陈步三叛乱的战役，升任旅长。

陈遐龄在川边镇守使的位置上任职八年。这八年正是四川省以“防区制”形成军阀割据与混战的时期，陈氏自然也不会在这场混战中甘于寂寞。在就任川边镇守使之前，在川军中担任旅长的陈遐龄就趁护国军兴之乱局进驻了雅安地区，并于该地设立旅部行营，控制了雅属六县。在1917年10月就任川边镇守使后，他又奉四川督军刘存厚之命进攻护国军委任的宁远屯垦司令张煦，兼并了宁属七县。这样，后来西康省建制内的康、宁、雅三属在1917年底都在陈遐龄的控制之下。

然而，正是在陈遐龄进攻张煦之时，被称为“第二次川藏纠纷”的“类乌齐事件”爆发，驻昌都的边军彭日昇部被藏军围攻数月，陈遐龄置之不理。最终彭部因弹尽粮绝而降，彭日昇被解送拉萨，囚死狱中，边军营长兼昌都县长张南山投河自杀。金沙江以西的恩达、昌都、察雅、宁静、贡县、武城、同普7县以及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白玉、石渠4县悉被藏军占领，“川边特别行政区”仅余15县。

尽管边事岌岌，陈遐龄并未停止参与四川省内各军阀争夺防区的战争。1923年，他亲自率军向成都进发，参加杨森、刘文辉的八部联军与第一军熊克武的内战，被熊击败。战败后，他将镇守使之职交由属下孙涵代理，自己北上洛阳向吴佩孚乞援，未果，遂息于北京做寓公。

1925年春，陈遐龄的军队被刘文辉和刘成勋收编，“川边特别行政区”亦为刘成勋兼并。因刘成勋的防区还包括上川南的23个县（雅属6县、宁属7县、嘉属7县、邛属3县），超出了“川边”的范围，“川边镇守使”的名称遂废止，北洋政府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设“西康特别行政区”，“西康”之名再次启用。

刘成勋（1883～1944年），四川大邑人，在青少年时入四川陆军武备学堂速成班。四川总督锡良调任云贵总督时，刘成勋等一批武备生被带去服务任军职。后锡良推荐刘成勋到东北赵尔巽幕下任职，积功升至营长。1912年3月，刘成勋自东北返回四川，被武备学堂同学、第四镇统制刘存厚任命为第四镇参谋长，后随四川都督尹昌衡出征西藏。1914年，刘成勋被川边镇守使张毅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参加剿灭陈步三叛乱的战斗，收复打箭炉。此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刘成勋以其被称为“刘水漩”的圆滑与狡黠，历任川军旅长、师长、军长，实力不断壮大，1923年6月被推举为四川省省长兼川军总司令。1926年8月，四川军阀纷纷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输诚后，刘成勋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

然而，接管川边康区却成为“刘水漩”在四川内战中左右逢源、坐收渔利的绝唱。他在“西康屯垦使”的位置上尚未坐稳，即于1927年6月遭到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进攻，被迫下野，其防区、部队均由刘文辉接管。康区遂进入刘文辉主政时期。

之所以说1912～1927年这段时期是20世纪上半期川边康区最让人沮丧乃至绝望的时期，并非仅仅因为频繁的战乱和领土的沦陷，更是源于“康区”在“国家”心目中之地位的滑落。

在赵尔丰的时代，这里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尽管尚处“化外”，但潜力无限。下面是一段深受赵尔丰赏识的边军管带程凤翔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抵达藏边康区所属之察隅后的呈文。

……兹就所经之地论，其土壤之膏腴，水道之便利，林木之蕃盛，地势之平衍，随处皆是。由桑昂下行五日抵杂瑜，丛林深树，未尝间断，取材之富，莫此为甚。至于大小平坝二三十处，有十余里为一坝者，有四五里为一坝者，广狭不齐，等差则大小参半，肥硗不等，黑坟之土壤实多。俄京以下多乱石，竹瓦以下半属净土。且山势崇高，泉源溥博，不费疏凿之工，足资灌溉之用。间有本坝乏水之处，引而导之，皆可遍及，水利之便，莫此为甚。恍觉以下，宜称当道，间有稻田长林，丰莫不省，平畴之地，壤土既沃，石埆亦稀，一百四十里中，平坝共七八处，若于此地就势开垦，用力少而成功多，即内地上腴，恐不及此处之收获也。至于水利，较上游尤便。百余里之沃壤沦为旷土而不耕，岂夷民尚农而不辨土地之肥硗乎？良由地广民稀，人弗遍及也。若得人招为垦夫，提倡农政，则六百余里之旷野，可置良田数万顷，亦可添富民数千家，变穷谷为隩区，转移即是耳。若杂瑜上、下两村，沿龚曲东西江岸，萃庑而居，不可谓不多矣。然地大物博，平地三分之二。而四面山野，悉产黄连、虫草、贝母、知母等药与熊、豹、狐、狸等皮。又产獐子，可取麝香。

……杂瑜雨多晴少而土黑沙细，沙土性最宜晒，雨水虽多而不害稼，且温和无殊内地。沿途多野产番椿、香枏、小竹、籘萝等物，又有兰草、海棠等花。是盖天地中和之气醖釀而成，此其地之所以宜稻也。至土壤之沃美，气候之和平，不特巴塘，乡城不及，即置之内地，亦上等之区焉。

这段如散文诗般优美的描述，展现的是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中，在赵尔丰和他的干将们的心目中，这片西南高原之上的土地所具有的潜力与魅力。

然而，在1912到1927年间，除曾率军西征的尹昌衡外，几位“川边镇守使”在位之际，皆未曾踏足关外，任职最长的陈遐龄更是常驻雅安。“川边镇守使”的职位只是他参与四川内战的资本。关外的“不毛之地”，无论对这些边疆大员，还是对陷入内战的“国家”，都是一根弃之不舍又食之无味的鸡肋。

“西康”之路：1927～1950年

自1927年刘文辉接管康区起，川边康区终于结束了16年“走马灯”式的人事变动，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的23年里，刘文辉以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和后来的西康省主席的身份，统辖着这片土地。

刘文辉（1895～1976年），四川大邑人，是四川军阀中的后起之秀。他的快速崛起与刘氏家族在民国时期的势力是分不开的。刘氏祖籍安徽徽州，清初移民入川，居名山县，后迁居大邑县安仁镇，世代务农。民国年间，刘氏家族平步青云，枭雄辈出，出了3个军长、8个师长、15个旅长，还有1个省主席和1个战区司令长官，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刘文辉和刘湘叔侄，是刘氏家族最耀眼的将星。

刘文辉在进入川省军界之初，受到了家族嫡亲堂侄刘湘的大力提携。1916年，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即回到成都拜望已任川军旅长的刘湘，并在刘湘的保举下，在川军第二师第四旅陈洪范属下任上尉参谋。刘文辉在陈洪范所部任职五年，一路升迁，由上尉参谋升为营长、团长、旅长。1922年，经刘湘的策划和襄助，刘文辉改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自立门户，驻防重镇宜宾，总揽这里的军、政、财、文大权。在宜宾这块风水宝地上，刘文辉开始了他在四川省军政界势力突飞猛进的新阶段。

从1922年到1927年，刘文辉参加了四川省内的一系列军阀内战，辖有的防区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在1927年进攻刘成勋之前，刘文辉已据有下川南的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20余县。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四川军阀纷纷致电“输诚”，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时，刘湘为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此后，刘文辉又发动或参加了一系列战役，相继占领了川边、邛崃、雅安、泸州、合江、永川、纳溪、古蔺、资中、内江、隆昌、荣昌各处。至1928年底，四川基本形成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分割的格局，时称“四巨头”。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指定刘湘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1929年，刘文辉又打败了李家珏、罗泽洲、杨森的“同盟军”，占据了遂宁、南充和顺庆等县。此时，刘文辉拥有7个师，20多个旅，140个团，12万以上兵员，防区达70余县，占四川省过半。

然而，正当刘文辉一步步登上其军政事业的最高峰时，他与堂侄刘湘的矛盾也不断积累，并最终激化。1932年10月，同宗同族的刘文辉与刘湘为争夺对四川的全面统治，发动了四川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军阀内战。

这场内战对刘文辉的政治生涯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至1933年5月，二十四军和川康边防军被刘湘收编、改编了大部，还有一部分自找出路了。仅余残兵两万的刘文辉退至汉源，陷入绝境。此时，刘湘没有“赶尽杀绝”。据说，当时刘湘在召见刘文辉的朋友、在“二刘大战”中率部投靠了刘湘的冷寅东时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嘛！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对川边康区而言，在刘文辉1927年接管该地时，他的角色与之前的几任川边镇守使和西康屯垦使并无二致。那时，他的眼光是投向内地的，川边康区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转折点发生在1932～1933年。一方面，1932年，当时正值盛时的刘文辉接下了与藏方接洽“大白事件”之责，并与青海之马家军联合，取得了对藏军作战的胜利，收复了自1918年“类乌齐事件”后即被藏军占据的邓、德、白、石4县，川、藏签订《岗拖协议》，暂以金沙江为界。此后，川、藏间的军事对抗渐趋平缓。另一方面，1933年，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失败，防区仅余川边康区的18个县，军队仅余两万余人，自保尚难，无力再参与四川省之混战。

这一结局对刘文辉本人而言，无疑富有悲情色彩，但对已经近二十年无人关注的川边康区，则未必是坏事。川边康区成为刘文辉赖以生存的基地，他的眼光终于从“统一四川，称霸西南，问鼎中原”转向了这片生态迥异、族群混杂、文化异质的边疆地带。

早在1928年，刚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即颁布了西康、绥远、热河、察哈尔、宁夏、青海设立行省的政府令。在其他各省先后设立后，西康省却因刘文辉的懈怠而迟迟未进入设立议程。究其原因，当时的刘文辉尽管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但他的防区达70余县，占据了四川最丰腴的地区，他的眼光正瞄向四川腹地和中原，川边康区这片“不毛之地”根本提不起他的兴趣。当时，他仅在康定成立了一个由五个委员组成的“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负责讨论未来西康省的施政方针。政务会人少财绌，又无实权，自然也做不出大的举动，只是在形式上代表了川边康区的主政机构。但到1933年，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刘文辉开始主动推动设省事宜。

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1936年9月迁址康定，刘文辉任委员长。1938年，刘文辉亲赴汉口谒见蒋介石，协商拟设之西康省的边界、经费、人事诸问题。至1939年元旦，在傅嵩炑首倡建省28年后，西康省终于正式设立。

将刘文辉与赵尔丰二人进行对比，产生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乍看来，二人的状况似乎颇为相似，一为“川滇边务大臣”，一为“西康省主席”，同样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肩负着镇守和开发边陲的重任。然而，相似点仅此而已，当这两个相隔不足半个世纪的人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时，所面临的时局与处境已若天壤。

在赵尔丰经边时，他的背后是整个大清王朝的支持。或许他要警惕朝中那些优柔寡断的官员弹劾他“行事操切”，也要花点心思驳斥西藏方面对他及其手下将领在康区大肆屠戮的诬陷，除此之外，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川边康区的改流、开发与建设上。他将“川滇边务大臣”的衙门设在了金沙江畔的巴安，在经边的七年中，除在1906年10月至1908年8月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因奉旨护理川督而留驻成都外，其余时间都在康区，且绝大部分时间在关外各县，或督军作战，或巡阅设治，足迹遍及东起打箭炉，西逾察雅，南及乡、稻，北抵石渠的大片地区。在许多地方，他亲自审理民间纠纷，劝谕土民改易风俗。

与之相比，刘文辉的处境和行止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之前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还是后来坐上了“西康省主席”的位置，他都始终无法摆脱“地方军阀”的身份，自然也就无法摆脱这一身份在民国时期的生存困境。

这一困境的核心来自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化压力，这构成了刘文辉政治生涯的主线。刘文辉与蒋介石的隔阂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的刘文辉就借国内兴起反蒋浪潮之际，与唐生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要求蒋介石下台。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刘文辉一方面暗中调集兵力，计划进攻武汉，配合冯、阎，一方面再次发出鱼电，公开反蒋。这两次反蒋经历，导致蒋介石坚决地将其划在了需要寻找时机予以剪除之列。若不是他在川战中失败，最终的立足之地——川边康区——实在不足以支撑他东山再起，同时蒋介石亦不希望四川省形成刘湘“一支独大”的情形，欲借助他的实力予以牵制，后来“西康省主席”的位置是不会轻易地落在他的头上的。

然而，即便刘文辉在康区暂时站稳了脚跟，他与蒋介石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在1935年红军过境时，蒋介石不但命令二十四军予以阻击，还派中央军十六军尾随红军入康，欲借此机会削弱刘文辉的势力，并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康区。当时，十六军在康定驻留了一年有余，城中原有的二十四军部队全部被设计驱逐，新成立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只能常驻雅安。

1938年下半年，在西康省正式设立前夕，蒋介石又在西昌设置了“委员长西昌行辕”，任命亲信张笃伦为行辕主任。该行辕设置的官方理由是如果日军进入贵州，国民政府将迁都西昌，建此行辕预作准备；但事实上，蒋介石欲借此来进一步控制地方势力较为强大的川、康、滇三省，并监督刘文辉与龙云的联结，才是更真实的原因。

从这两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坐在“西康省主席”位置上的刘文辉与担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所面对的情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同。对刘文辉来说，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与蒋介石的周旋与对抗上。

何况，刘文辉的困境并不止于此。在以“汉人”和“川人”的身份治理“康省”时，他还面对着来自土著精英的“自治”浪潮的攻击。自刘文辉主政西康起，地方上的“倒刘”事件就从未间断，土著精英频繁打出“康人治康”的旗号，对刘文辉在川边康区的统治合法性提出挑战。

在主政康区的20余年间，刘文辉就始终处在这样一种“两边不讨好”的夹缝中，无怪乎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雅安，而将康定的西康省政府交由代主席张为炯打理。康区的开发、建设固然是他要思考的内容，但他的主要心思还是用在了与国民政府、中共密使、川省政要和土著精英打交道上。这是他作为“地方军阀”所不得不处理的事情。

赵尔丰和刘文辉是川边康区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他们的治边思路和举措深刻地影响了这片边陲之地的社会进程。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说，上述所分析的二人的差异与他们的个性、人格无关，而更多的反映了时代、环境的变迁，反映了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之身份、地位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