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异常活跃的学术思想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表现出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相辅相成的一面，被称为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李泽厚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这样评价道：“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转折。……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用繁荣一词来评价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状况可能有失过誉，但用解放和活跃来形容此时的思想状况当不为过。该时期异常活跃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文学自觉、玄学兴起和佛学兴盛三个方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的第一个特色，是文学走向自觉。鲁迅先生曾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文学自觉，实际上是指文学开始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走出来而趋向独立。它本身的功能和性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文学之为文学的抒情功能、表现技巧和形式特点越来越被人们所发现和借重。文学自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文学家的文学观念的自觉。魏文帝曹丕文学与事功并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再如强调文学表现技巧。南朝刘宋时重视声律的永明体的出现，正是士人在创作中越来越重视文学形式美，强调表现技巧的结果。又如文学批评的兴起。这一时期有大量文学批评专著问世，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是以文学活动为评论对象的文论专著。这充分地显示了文学已经成为有别于经学、史学的一种具有独立性的文化创构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对当时的编辑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时的文学总集、别集、类书的大量涌现，与这一学术思潮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的第二大特色是，由正始年间兴起的玄学思潮比较活跃，影响深远。所谓玄学思潮，就是当时士人围绕《老子》《庄子》《周易》所展开的哲理讨论，包括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有无问题、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谈玄析理、坐而论道成为魏晋士人的时尚。甚至到了东晋、南朝，玄学之风的影响还在。翻阅史书，有大量记载当时士人好老庄，喜谈《易》的记载。阮籍“傲览群籍，尤好《庄》《老》”；阮放“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嵇康“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谢鲲“不修威仪，好《老》《易》”；郭象“好《老》《庄》，能清言”；殷浩与叔父“俱好老易”；殷仲堪“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与此同时，《世说新语》还有大量当时士人谈玄析理、共相切磋的记载。比如，《文学》篇记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再如，“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衡”，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士人耽于玄谈的记载。诸如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裴、郭象、殷浩、殷仲堪等，都是名冠一时的玄学名士、玄学思想家。他们挥舞麈尾，相聚而谈，辨析玄理，形成了一种“大畅玄风”的文化思潮。魏晋玄学的兴起，无论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还是学术发展，抑或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玄学思潮也是魏晋南北朝书籍编辑的重要学术背景之一。它深刻地影响到经部、史部等书籍编辑的宗旨、编辑指导思想和具体编辑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三个重要学术思潮，是佛学的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诗人对南朝佛教兴盛的描述。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东晋南北朝之间，佛教事业达到了高潮。当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广大民众乃至上层统治者都以信奉佛教为时尚，百姓尤喜出家为僧，北魏孝明帝时，僧尼竟号称有200万之多”。佛教兴盛的高潮，是在南朝。南朝梁武帝萧衍以佞佛著称，不仅亲自编修佛经，阐扬佛理，而且多次“幸寺舍身”。《南史》记载：“癸巳，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讲法堂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仅此几端，就可知梁武帝信奉佛教到何等程度。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佛教的兴盛，离不开佛教典籍的编译、整理和广泛传播。无论是当时的北朝和南朝，与佛教传播如影随形的是佛教典籍的编译以及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几位佛经编译大师。他们的佛经编译思想，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的华美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