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前言
一 王尔德创作的社会背景概观
王尔德全名奥斯卡·芬戈尔·奥弗莱厄蒂·威尔斯·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ertie Wills Wilde）。他于1854年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父亲威廉·王尔德（Willam Wilde）是当地著名的医生，因其医术高超而被封为爵士，母亲简·弗兰斯卡（Jane Francesca）是爱尔兰民族诗人、翻译家，她积极参与爱尔兰独立运动。王尔德自幼受父母文学素养的熏陶，耳濡目染，对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日后王尔德审美趣味的培养，增强其审美能力大有裨益。
王尔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9岁就成为当时爱尔兰4所皇家学校之一的波尔托拉皇家学校（Portora Royal School）的寄宿生。1871年，17岁的王尔德进入爱尔兰著名学府都柏林大学的三一学院学习，这一时期，他表现出了对希腊文学的浓厚兴趣。出色的学业与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为他毕业时赢得了一枚伯克利金质奖章。古希腊文学对美的崇尚对于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74年，王尔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英国牛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专门攻读古典文学。进入牛津大学是王尔德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不仅有机会直接受教于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兼艺术教授约翰·罗斯金和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沃尔特·佩特，而且也获得机会陪同牛津大学的古历史学教授马哈菲游历希腊、意大利等地，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希腊的自然风光与文化传统。在牛津大学期间，他热衷于罗斯金的美学演讲，其“美为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对王尔德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佩特否认艺术的教育作用，主张艺术与道德无关等观点及他所著的《文艺复兴》更被王尔德全盘接受。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1878年，自称为“美学教授和艺术评论家”的王尔德离开牛津大学，来到伦敦，结交了许多社会名流，频频出入文学沙龙与聚会。追求与众不同的装束及舒适生活成为这一时期王尔德生活的全部。
1881年，王尔德的第一部作品《诗集》在伦敦问世，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一作品，它也未能给他赢得太多的声誉，但仍为王尔德此后的唯美主义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尔德在其相对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1895年王尔德的创作与声望达到了顶峰，也就在同一年，王尔德因为“有伤风化的行为”之罪名被捕入狱，最终被判劳役两年。劳役之苦与精神摧残的双重打击最终击败了一生纵情享乐的王尔德。1900年11月，王尔德于孤独中客死法国一家名叫阿尔萨斯的旅馆中。
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是“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王尔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巨变推动着19世纪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是英国社会发生各种变化的时期，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科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迁。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初期，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1832年《改革法案》实施后，政治权力从没落的贵族手里落入中产阶级的资本家手里，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到了中期，英国达到了其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号称“世界强国”，然而在巨大的繁荣与富裕背后，也暗藏着广大劳动人民的贫穷与痛苦，越来越恶劣的工作条件、高失业率，最终导致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宪章运动”（1836～1848）[2]。此后的20年，英国社会进入了繁荣且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帝国逐渐衰弱，社会道德也日益腐朽。
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权威观念的绝对服从。这一阶段英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中上层阶级掌握了对政治的绝对控制权，人们在精神和信仰方面表现出了对权威绝对的恭顺与服从。“维多利亚人在较长时间里对现实社会总体与权威力量是信任、尊崇而顺应的。在政治、法律、伦理、宗教、文学艺术乃至家庭生活等方面，均以正统的权威观念为准则，甚至毫不怀疑而心悦诚服地接受。”[3]这种思想倾向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王尔德就是深受此思想影响的作家，他在其社会风俗喜剧《认真的重要》中就描述了两个女主人公格温多琳与赛茜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名叫“Ernest”的人，她们对Ernest的爱仅仅只是名字中“有某种激励人坚定信心的东西”[4]，她们盲目甚至近乎疯狂的爱恋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最真实态度。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权威的狂热、恭顺程度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可见，维多利亚人最重要的精神特征就是不探究所谓权威观念的实质内容，而是毫不怀疑、不持异议地全盘接受。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反思这一时期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自然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与矛盾。毋庸置疑，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社会发展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但是，正是在看似稳定、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帝国主义本身无法克服且愈演愈烈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个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与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5]这一时期英国的诸多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梅瑞狄斯、哈代等均在其艺术创作中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也表达了其不满的情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英国的文学创作深受欧洲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19世纪的伦理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主要特征就是伦理道德思想同文学主题的融合”[6]，哈代就是那个时代“执着于审美主义过去与现在，求索新的未来”的作家，“哈代小说的悲剧主义及其悲剧人物形象意义，主导方面在于抗议、批判那种粉饰维多利亚现实社会危机的、盲目的、虚伪的乐观主义”。[7]“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理论，而且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8]包括哈代在内的英国作家自觉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和批判那一时期的矛盾，是那个时期文学总的特点。
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原先被顶礼膜拜的维多利亚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他们开始怀疑广泛被遵从的家庭观、宗教观，逐步从“自我信赖走向自我怀疑，乃至自我否定”[9]。1872年，勃特勒在《乌有乡》[10]中就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规范、道德标准等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与讽刺，维多利亚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王尔德作为英国19世纪后期重要的作家，自然也加入到了反叛的行列中。不过，他高举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在“西方长期平衡的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迅速瓦解”[11]的时候，这不仅是对这一思想的反拨，更是在寻求一种审美的救赎，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有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也有其发展的可能空间。首先，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一种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出现，即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以保证资本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到19世纪末，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人们摆脱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同时，机器大生产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对机器生产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其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在19世纪末更加突显了现实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都商品化了，物质至上、金钱至上成为当时人们的唯一追求。同时，物质财富的发展与经济萧条并存，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伴随着贫困和堕落，导致人们陷入了极度的彷徨和迷茫之中。“欧洲人失去了坐标，失去了普遍接受的文化标准，以及共同认可的关于人类和生活意义的观念。”[12]大部分人沉沦于悲观与失望之中，而一小部分文化精英则慢慢产生了厌世的情绪，于是要求艺术纯洁、文化纯洁的呼声逐渐成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一股强劲的潜流。[13]唯美主义思想的雏形正逐步形成。
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自然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的文艺复兴当然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它实质上是一场以古典文化复活为外衣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欧洲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变革条件下的产物，是中世纪晚期欧洲世俗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进一步加速了欧洲的变革。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在文学、艺术、教育、政治思想等方面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它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不再以上帝为自然法的来源，而是从人性中去寻找自然法的来源。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狄德罗就十分强调对科学的追求，希望以理性主义代替宗教神学的绝对性。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神学“上帝造人说”。这些无疑为人们追求更加科学、理性的世界做好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法国颓废思想的影响下，英国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不再拥有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的垄断地位，80年代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业社会的市侩风气，奉物质为万能的势利哲学，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道德，开口闭口的责任义务，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们讨厌的表里不一”，[14]这些都是促成唯美主义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在19世纪末，艺术的精神找到了完美的体现。为了达到精神上的逃避和解脱，唯美派作家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去寻找“美的无忧的殿堂”。唯美主义在其美学宣言中表现的反社会、反传统的精神，其实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评和维护艺术纯洁的积极思想。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唯美主义者处于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在物质万能的社会里，虚伪的政治法律制度只能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他们开口闭口的道德规范也只不过是虚伪的摆设。此时，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美学观念已深入英国社会，特别是其“艺术无功利性”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唯美主义者顺应这一思想潮流，提出了他们的唯美主张。
由于18世纪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19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在文学方面，浪漫主义诗歌也出现了保守和激进两种分化。保守的湖畔派诗人有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前者多描写大自然，后者则大多描写神怪故事；激进派的浪漫主义诗人有拜伦、雪莱和济慈。其中拜伦在其未完成的杰作《唐璜》中，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讽刺战争和宫廷中的黑暗，并谴责英国上层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而济慈则是一位深受古代文学艺术影响的诗人，强烈追求诗歌之美。他在《希腊古瓮颂》里描绘了古瓮上若干有感染力的画面，表现了艺术品中永恒的美。[15]进入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更加残酷，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宪章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小说家萨克雷创作的小说《名利场》充分暴露了19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中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现实。这一时期的小说家还有《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爱米丽·勃朗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作者乔治·爱略特。在19世纪中叶的诗人中，有兼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的阿诺德，有创建“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但丁·罗塞蒂，有重视诗歌形式和音韵之美的斯温伯恩，他们的思想与艺术创作与唯美主义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唯美主义者摒弃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也反对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是贪婪、丑恶和苦难的。唯美主义艺术创作保留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同时又加入了主观的特点。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从个人的主观层面上理解艺术和美的根源。唯美主义的产生是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利思想和市侩风气的反拨。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90年代出现了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学。
王尔德虽然不及他同时代的萧伯纳、哈代、叶芝和詹姆斯那样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但是其倡导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以及在创作实践中所揭示出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伦理道德观，成为那一时期文学独有的特点。国内外对王尔德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研究者大多还只是就其唯美主义本身展开讨论，即使在研究具体的文本时，也是基于其唯美主义艺术的审美主张而展开，并已形成一定形式的研究定式。19世纪几乎所有的英国作家都将关注伦理道德问题作为那一时期的自觉行为。由于唯美主义艺术的特殊主张，研究者几乎不太涉及王尔德创作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实际情况是，他们忽略了“19世纪众多作家和作品都尽可能地描写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道德问题，表现时代的道德主题，并对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并企图提出自己的道德理想”[16]这一基本事实。可以说，关注伦理道德问题并表现与之相关的主题，是19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因此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研究王尔德的艺术创作特别是以英国社会为背景的王尔德戏剧，将有其独特的意义，也必将会有全新的发现。本书试图全面地梳理王尔德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包括童话、小说、戏剧中丰富的伦理内涵，并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进行综合、归纳，以发现他在作品中所揭示的唯美艺术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的既冲突又融合的特点。
王尔德虽然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主张艺术不涉及道德。然而就其艺术创作实践而言，他一刻也没有离开“伦理”“道德”这一主题：王尔德宣扬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在其创作实践中有着截然相反的表现，他无时不在进行道德追问。王尔德在其创作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喜剧中更多地关注了社会政治、婚姻家庭、爱情等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话题，有揭露、有批判、有讽刺，甚至还希望建立一种理想的道德社会，重建新的伦理道德观。道德追求无时不在，道德理想无时不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王尔德的创作，是研究王尔德方法上的全新探讨，有利于更加客观地了解和解读他的创作实践。
二 国内外王尔德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对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的研究与作家的创作同步进行。包括当时牛津大学的美学教授罗斯金在内的著名学者既是王尔德艺术创作的引路人，又对王尔德的创作有过积极的评价。我国学者对王尔德的研究最早应追溯到周作人兄弟1909年对王尔德作品的译介。目前，国内外王尔德的研究，特别是其戏剧研究仍呈迅猛发展之势。
（一）国外王尔德作品的整体研究及戏剧研究现状
1.王尔德作品的整体研究现状：1900年到1995年即从王尔德去世至王尔德被捕100周年这段时间的研究现状，通过Edward Halim Mikhail于1978年编辑出版的《王尔德评论注释书目》（Oscar Wild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和Thomas A Mikolyzk于1993年编辑出版的《王尔德注释书目》（Oscar Wild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可以看出。根据《王尔德评论注释书目》，近80年有关王尔德研究的出版物（包括书籍、论文）近3000本/篇。稍晚出版的《王尔德注释书目》则对其书目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类，研究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笔者统计，有关王尔德研究的博士论文140多篇，全部关于王尔德或部分关于王尔德的书目近1500种，关于王尔德研究的文章有近2000篇，研究的论文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情况如下：
首先，与他同时代的名人以及王尔德生前好友对他研究较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为爱尔兰人的叶芝（William Yeats, 1865 ～1939）对王尔德有较深入的研究。他除了对其童话和诗歌进行介绍外，还在1922年写了《颤抖的面具》等。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1869～1918）是王尔德的生前好友，王尔德的几乎所有手稿都由他保存，他也是与王尔德生前通信较多的朋友之一。他于1905年首次发表了王尔德在狱中写给道格拉斯的长信，取名《来自深渊》（De Profundis）的删节本。此后，罗伯特·罗斯还撰写了多篇研究王尔德的小说、诗歌、戏剧的论文。[17]这一时期对王尔德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也大量出现。这些对王尔德研究的总结与回顾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斯图尔特·梅森是较早研究王尔德的重要人物，他于1907年编辑出版了《王尔德作品目录》（Biliography of Oscar Wilde），较全面地介绍了王尔德的所有作品，1914年又编辑出版了《罗伯特·罗斯注释的王尔德书目》（A Bibliography of Oscar Wilde: with a Note by Robert Ross）。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16年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 1856～1936）出版了《王尔德：生平和自白》（Oscar Wilde: His life and Confessions），也即后来国内学者蔡新乐翻译出版的《奥斯卡·王尔德传》，但它的资料不够翔实，有些观点甚至有失偏颇。兰色姆（Arthur Ransome）于1912年出版的《王尔德：一种批评研究》（Os-car Wilde: A Critical Study, London: Martin Secker）被认为是第一本系统研究王尔德的著作，它不仅有对作品的研究，也有对作家本人的评述。
其次，关于王尔德的传记评论专著大量涌现。在众多王尔德的传记评论专著中，首推艾尔曼（Richard Ellmann, 1918 ～1987）晚年出版的《王尔德》（Oscar Wild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4）。该著作对王尔德的童年、求学、成长、成名、落魄以及他与父母、老师、朋友之间的关系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反潮流的本质、道德反思所做的评价，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与其他传记作品相比，该书因其真实、全面和深刻而更具权威性，被王尔德之子维维安·贺兰誉为“标准的王尔德传记作品”[18]。另外，艾尔曼或写序言，或单独撰写了多篇研究王尔德的文章，如为《王尔德评论集》撰写序言，编辑《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王尔德批评集》（"Introduction", The Artist As Critic: Critical Writings of Oscar Wilde, New York: Random House）并作序。其他重｀要的研究著作还有贝克森（Karl Beckson）的《王尔德：批评的传统》（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1970）和《王尔德百科全书》（The Oscar Wilde Encyclopedia, New York: AMS Press, 1988）。特别是《王尔德百科全书》不仅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把与王尔德相关的研究以“关键词”的形式一一列出，并做出详尽解释。这些传记与评论集已成为目前王尔德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最后，对王尔德的作品研究更加重视，并采用多种批评方法。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罗德尼·斯万（Rodney Shewan）从道德角度研究的《王尔德：艺术与自我主义》（Oscar Wilde: Art & Egotism）。90年代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有帕特丽夏·弗兰冈·伯哈德（Patricia Flana-gan Behrendt）的专著《奥斯卡·王尔德：爱欲与美学》（Oscar Wilde: Eros and Aesthetics, London: Macmi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等。同时王尔德研究中的文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加尼尔（Regenia Gagnier）是其重要代表，著有《都市中的田园生活：王尔德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Idylls of the Marketplace: Oscar Wilde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编选有《论王尔德的批评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 New York: G.K.Hall & Co.1991），虽然此编选集并非其一人所撰，但已有明显的文化倾向，即把王尔德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研究，并得出全新的结论。总之，王尔德的研究已呈现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1995年以后，即王尔德被捕入狱100周年以后，王尔德被重新阅读，重新研究。众多研究者从现代的角度重新发现王尔德，掀起了王尔德研究的又一次新的高潮。桑德雷斯库（C.George Sandulescu）的《重新发现王尔德》（Rediscovering Oscar Wilde）是当代重要的王尔德研究著作之一，其中有多篇文章运用了现代研究方法，再现了王尔德的戏剧思想、戏剧策略、小说艺术。而雷比（Peter Raby）的《剑桥指南：王尔德》（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也是当代多位王尔德研究专家论文的重要选集。书中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包括王尔德生平，王尔德和维多利亚时代，王尔德和当时流行的矫揉雕琢风格的背景材料，也包括了对其诗歌、戏剧、小说等进行深度研究的文章。可以说这些研究文章基本代表了西方学者对王尔德的最新思考。这部论文选集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并在国内出版发行。
近年来，国外王尔德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剑桥公共图书馆中以“Oscar Wilde”为关键词检索出的条目就有1058项。在EBSCO全文数据库内ASP子数据库中，同样以“Oscar Wilde”为关键词，可检索到386页，每页10项，可见其研究数量之多。总之，国外王尔德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王尔德的戏剧研究现状：王尔德对英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其创作的戏剧。独幕悲剧《莎乐美》于1891年用法文写成，后经诗人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将它改编成英文。该剧由于涉及《圣经》题材而一度被英国当局禁演。1896年，《莎乐美》在巴黎首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另外，王尔德创作的4部社会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一个理想的丈夫》以及《认真的重要》，一经上演即轰动全国。时至今日，王尔德的喜剧在英国舞台上仍有强盛的活力。
（1）戏剧演出评论：从1892年到1895年，王尔德的戏剧先后在伦敦上演，由此掀起了一股评论王尔德戏剧的热潮。当时有多家报刊如《泰晤士报》（The Times）、《戏剧》（Theatre）、《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等均刊登过王尔德戏剧的评论文章。刊登在这些杂志或报纸上的评论主要由当时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阿契尔（William Archer），剧评家沃克利（Arther Bingham Walkley），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叶芝（W.B.Yeat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撰写，代表了当时王尔德戏剧研究的最高成果。后来由于王尔德被捕入狱，对王尔德戏剧的评论几乎销声匿迹。
1900年，王尔德去世。此后，人们又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发现和挖掘王尔德戏剧的巨大价值。他的戏剧作品被重新搬上舞台并继续昔日的辉煌。英美报刊也相继刊出相关评论文章，由此继续推动了王尔德的戏剧演出与研究，至今未衰。
（2）戏剧研究：除了王尔德戏剧演出的评论，在与王尔德同时代的名人中，较早研究王尔德戏剧的文章当属同为爱尔兰人的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于1909年用意大利文所写的《王尔德〈莎乐美〉中的诗》，乔伊斯研究中的《莎乐美》是作为诗剧的《莎乐美》。这一时期对王尔德戏剧进行了专门研究的还有：蒙特格（C.E.Montague）的《王尔德的喜剧》（Oscar Wilde's Comedies, Manchester Guardian, 13 Apr.1908）；格林（Jacob Thomas Green）的《论戏剧家王尔德》（On Wilde as a Drama-tist, Sunday Special, 9 December 1900）；亨德森（Archibald Henderson）的《王尔德戏剧》（The Theatre of Oscar Wilde, Overland Monthly, 1, 1907）；格瑞格尔（Ian Gregor）的《喜剧与王尔德》（Comedy and Oscar Wilde, Se-wanee Rewiew, Spring 1966）；洛克哈特（J.H.K Lockhart）的《萧、王尔德与风俗喜剧的复兴》（Shaw, Wild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Comedy of Man-ners., Dublin: Hermathena, Spring 1968）；等等。此后对王尔德的戏剧研究进一步深入而全面。
对王尔德戏剧的研究不仅有整体的把握，也有就单部戏剧作品的深入分析，预示着王尔德戏剧研究的细致与深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相关杂志上，其中包括：赫瑞克（Land Herrick）的《一个显得重要的女人》（A Woman of Some Importance, Drama Magazine, New York, Apr 1930）；福斯特（Richard Foster）的《作为模仿者的王尔德：再论〈认真的重要〉》（Wilde As Parodist: A Second Look a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Chicago: College English, Oct 1956）；瑞纳特（Otto Reinrt）的《〈认真的重要〉的讽刺策略》（Satiric Strategy i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Chicargo: College English, Oct 1956）等。
随着王尔德作品的出版，其序言对王尔德的戏剧也有较为独到的论述。其中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序言主要包括：戏剧评论家沃克利为《王尔德全集》（Introduction to vol.vii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New York, 1923）撰写的序言；诗人兼剧作家顿克瓦特（John Drinkwater）的序言（Introduction to vol.viii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New York, 1923）；著名传记作家皮尔森（Hesketh Pearson）为《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和吉尔伯特的〈忍耐〉》（Introduction: From "Bunthorne" to "Bun-bur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by Oscar Wilde and Patience by W.S.Gilbert. London: Methuen, 1952）、《王尔德的五部戏剧》（Introduction, Five Plays by Oscar Wild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1）和《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Introduction, Lady Windermere's Fan by Os-car Wilde, London: Methuen, 1964）作的序言。序言成为王尔德戏剧研究的重要补充与完善，对王尔德戏剧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研究王尔德及王尔德戏剧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其中最早出版的研究王尔德作品的专著是1912年兰瑟姆（Arther Ransome）出版的《王尔德：一种批评研究》（Oscar Wilde：A Critical Study，London：Martin Secker），这部专著中有研究王尔德喜剧的专章，显示了作者极高的研究水平。研究王尔德的其他专著还有英格列比（Leonard Cresswell Ingleby）的《王尔德》（Oscar Wilde, London: T. Werner Laurie, 1907）、苏利文（Vincent O. Sullivan）的《王尔德面面观》（Aspect of Wilde, London: Constable, 1936）、本特利（Eric Bentley）的《作为思想者的戏剧家》（The Playwriter as Thinker, New York：Reynal，1946）、泰勒（John Russel Taylor）的《佳构剧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ll-Made Play, London: Methuen, 1967）和伯德（Alan Bird）的《王尔德的戏剧》（The Plays of Oscar Wilde）。其中以伯德的《王尔德的戏剧》为王尔德戏剧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不仅因为它对王尔德戏剧的研究更加全面，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以及得出的结论都较以前的研究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王尔德及其戏剧研究继续发展，不仅有研究论文、专著，也有王尔德研究的评论集，这些成就不仅代表了目前王尔德及其戏剧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为研究者获取研究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其中主要有：泰德曼（William Tydeman）的《王尔德：喜剧》（Wilde: Comedie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鲍威尔（Kerry Powell）的《王尔德与19世纪90年代的戏剧》（Oscar Wilde and the Theatre of the1890s, Cambrid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90）、唐诺休（Joseph Dono-hue）的《王尔德及其戏剧思想》（Wilde and The Idea of a Theatre）、拉比（Peter Raby）的《王尔德的社会喜剧》（Wilde's Comedies of Society）、《王尔德和欧洲戏剧》（Wilde and European Theatre）和《〈认真的重要〉：读者指南》（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A Reader's Companion, New York: Twayne, 1995），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现代批评解释》（Oscar Wild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8）、卡普兰（Joel Kap-lan）的《舞台上的王尔德》（Wilde on the Stage）、克维（Richard Allen Ca-ve）的《王尔德喜剧的影响》（Wilde's Plays: Some Lines of Influence）、费利曼（Joel Fineman）的《文学的意义：〈认真的重要〉》（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
由此可以看出，对王尔德的研究在全球范围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国内王尔德作品的整体研究及戏剧研究现状
1.王尔德作品的总体研究：从周作人兄弟首次将《快乐王子》翻译介绍到国内，并发表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起，国内对王尔德作品的评介与研究从未间断。1925年，泰东书局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1947年，巴金将王尔德的童话全部译为中文并出版，这一童话译本被公认为权威译本。王尔德戏剧的译介始于五四运动前的1915年，均以连载的形式载于《新青年》上。王尔德的小说作品不多，现已全部译为中文，其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现有的四个译本中，荣如德翻译的《道连·葛雷的画像》，由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也是当今最为流行的一个译本，后收入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尔德全集》中。同时，王尔德的诗歌、散文作品的译介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王尔德在国内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五四前后至20世纪80年代，以译介为主，少有研究之作。后期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历了一段王尔德研究真空之后，研究者多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后，客观地评价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成了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有对作家总体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但数量尚显不足。根据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编写的《外国文学论文索引》记载，王尔德条目下只有区区5条，包括：罗伯特·林德的《王尔德》[19]；纪德的《王尔德》[20]；赵景深的《童话家王尔德》[21]；巴金的《快乐王子集》后记、再记[22]。这里的资料虽然没有包括五四前后的译介情况，但也可看出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不足。
第二阶段是指80年代后的30多年，我国的王尔德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据笔者根据中国期刊网上的论文统计，至2015年7月以“王尔德”为“关键词”的论文共有1630篇，以“王尔德”为“篇名”的论文有458篇；据“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年至2015年的博硕士论文），以“王尔德”为“关键词”的硕士论文多达247篇，现能检索到的博士论文有8篇。[23]可以说王尔德越来越成为国内学者关注及研究的重要作家，王尔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王尔德的研究首先是从对他的介绍开始的，此后，对王尔德的研究更趋于客观、理性、辩证。对唯美主义的评价也不再抱有偏见，从而肯定王尔德在艺术探索上的有益实践。如曾杰在“简论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一文中对唯美主义的分析就体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24]。对王尔德艺术作品的艺术形式、创作个性等进行探讨的论文也不断出现，并发表在专业的外国文学期刊上。吴学平的《论王尔德的创作个性》[25]、张建渝的《试论王尔德散文叙事作品中的童话模式》[26]等是这一阶段比较优秀的成果。
由于国内学者对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和接受，这一时期中国的王尔德研究也呈现出全球视野。学者们纷纷从文化批评、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比较文学等不同角度来解读王尔德及其作品，如刘朝晖的《王尔德与解构主义》[27]；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28]《奥斯卡·王尔德：十九世纪末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29]《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30]；谈瀛洲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莎乐美故事的改写》[31]；陈瑞红的《论王尔德的审美性伦理观》[32]；袁宪军的《王尔德的纨绔诗风》[33]；刘晋的《殖民主义身份的模仿与颠覆》[34]等就是这些研究的主要代表。
这一时期国内有多部王尔德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周小仪的英文专著“Beyond Aestheticism: Oscar Wilde and Consumer Society”[35]，是国内王尔德研究的第一部外文专著。而他撰写另外一本专著《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36]的目的是“把唯美主义的另一张面孔展示给大家看，同时也使我们对于审美、艺术教育这些更为抽象而宽泛的美学问题有一个全新的思考”[37]。张介明于2005年出版的《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38]则在运用经典叙事学的方法研究王尔德的同时，也借助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新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批评方法，“旨在解剖唯美理论统摄下的王尔德所‘叙’之‘事’，及其动因、机制、目标”。[39]这部专著较好地运用了叙事学等方法来解读小说、戏剧、童话等“故事”。刘晋于2008年出版的《后殖民视角下的奥斯卡·王尔德——论王尔德的阈限性》[40]主要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全面考察了王尔德是一个具有“阈限性”的人的方方面面：身处尴尬却坐怀不乱，面对难题却应付得当、游刃有余。吴刚于2009年出版的《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41]挖掘了王尔德“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反道德”等标签下所有的丰富内涵，揭示王尔德在文艺批评理论方面的独特贡献。2008年出版的拙著《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42]以文学伦理学为主要批评方法，首次将伦理道德纳入王尔德的研究领域，全面梳理了王尔德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因素，结合王尔德所处的时代进行综合、归纳，以揭示其作品的伦理内涵。研究认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创作其实没有一刻离开过伦理道德，这种新阐释和新观点对人们认识王尔德创作的新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王尔德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新的译本出现。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尔德作品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首次推出国内唯一的《王尔德全集》（六卷本），更是为众多王尔德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文本资料。此外，李芬芳还翻译出版了维维安的传记《王尔德》[43]，王尔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在不断增强。陆建德先生在为《王尔德全集》中文版作序时，客观而准确地评价了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成就。
2.王尔德戏剧的研究：国内最早研究王尔德戏剧的论文当属巩思文的《王尔德及其喜剧》[44]。可以说，除了散见于报刊的一般介绍性的文章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王尔德戏剧的文章少之又少。
20世纪80年代后，王尔德戏剧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开始到2015年，有关王尔德戏剧的研究论文有90多篇，虽然这一数量并不算多，但相对之前的研究已经是大有改观。这一阶段前期的研究主要是就作品文本本身的思想与艺术方面的内容展开，其中较重要的论文有樊同伟的《一把扇子的妙用》[45]，戈宝权的《重读王尔德的戏剧作品》[46]，余光中的《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47]，肖锡强、陈戈的《王尔德〈诚实的重要〉思想探微》[48]，郝振益的《王尔德喜剧艺术的魅力》[49]，陈立富的《奇特·巧妙·含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读后》[50]，陈瑞红的《论王尔德喜剧中的纨绔主义》[51]，吴学平的《王尔德喜剧中的家庭观念》[52]，段方的《从〈理想丈夫〉谈王尔德的女性观》[53]，闫霏的《爱的悖论：一个人的悲剧——再看〈莎乐美〉》[54]。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在国内的介绍及运用，王尔德戏剧研究也出现多视角、多层面的系统研究。如陈爱敏的《论王尔德喜剧的唯美主义文化观》[55]，吴学平的《易卜生与王尔德》[56]和《〈莎乐美〉戏剧意象论析》[57]，张介民的《对王尔德戏剧的叙事观照》[58]，李小驹《美与圣的紧张——王尔德〈莎乐美〉的神学解读》[59]，刘茂生的《〈一个理想的丈夫〉中的政治伦理与家庭和谐》[60]等。
目前，还未见王尔德戏剧研究的个人专著出版，但在一些教材与相关的专著中，仍可看到有关王尔德戏剧研究的专章或专节。何其莘在《英国戏剧史》中，就有专节论述王尔德的戏剧，其中重点分析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认真的重要》。张介明的《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和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中，也都有王尔德喜剧的专门论述。
王尔德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方法呈现了多元的创新特点，研究质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近年来更是掀起了王尔德的研究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