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载志: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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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结

云南近代工业文明不是起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深受中法战争的影响。直到中法战争,云南才开始了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云南近代化的开端一般被认为是从中法战争后蒙自、思茅和腾越等地的开埠通商,但工业文明的显现是在滇越铁路开通之后。1910年以后源源不断的西方工业技术、设备和产品从世界各地输入昆明,进而扩展到西南及其他内陆区域。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洋务运动主张的“中体西用”的新文化观念和技术理念在近代中国掀起了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社会思潮,不仅影响到东南沿海地区,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逐渐通过通商口岸影响到地处边疆的云南。洋务派在云南创办的近代企业也为云南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开了先河,尤其是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对儒家思想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技术进行文化整合,为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自办提供了可鉴范式。

除了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和天下为公思想在云南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08年孙中山派黄兴在云南发动河口起义,云南是在全国较早响应辛亥革命的地方之一,云南陆军讲武堂是较早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蔡锷领导的以讲武堂师生为主力的云南辛亥起义军为了救亡图存,用浴血奋战书践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蔡锷将在推翻清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后、在民主革命政权中实行的社会改革付诸实践,他在云南对“天下为公”思想的道路探索,重新塑造了近代云南人的人格和重建了他们的道德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没有建在发达的东南沿海而建设在偏远的云南的思想源头。从地理历史来看滇池养育了早期的云南先民,他们建立起了多元的民族文化,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已证明了滇池流域在很早以前就有较发达的物质文明。本书从人类学的视角将滇池孕育的多元民族文化称为“滇池文明”,从新石器时期以来一直到中法战争,源远流长的滇池文明一直是在“以农为本”的范围内;虽然在与中原、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商贸往来中触碰到过工业文明的火种,但也只是在边缘徘徊,一直到中法战争后,滇池文明才开始转向工业文明。但工业文明真正到了滇越铁路开通后才真正启动,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建设就可以看作这种工业文明的显现。

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在适应文化变迁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工业文明的进程。正如人类学家张光直在考察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基础上比较中国式文明进程和西方式文明进程时所指出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第13页。杜维明也认为中国的文明进程具有延续性的特点,他说:“促使中国人将自然看成是‘各种非人格化的宇宙功能的包罗万象的和谐’的,是他们对存有连续性的信奉,而不是由于他们缺乏创世神话。”〔美〕杜维明:《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东大图书公司,1997,第35页。在石龙坝的水电实践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并不是完全与传统断裂,恰恰是保持了一种文化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