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传播偏向

突发事件中往往生发出众多不同类型的网络舆论场域，当这些网络舆论场域之间意见分歧较大时，就会造成网络舆论偏向。本节将从这个特殊视角，细致分析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的谣言、背景与恶搞等三种类型，由此揭示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场域的复杂性及其信息传播模式特点。

一 突发事件网络舆论传播偏向类别及其模式

所谓网络舆论传播偏向，是指事件舆论并不符合事件自身发展的规律，“节外生枝”，生发出不少另类话题，这些话题由于网络话语空间的大量“关注”，反而成为事件舆论的热点和焦点，由此转移了事件舆论的核心议题，甚至改变了事件的发展方向。近几年来，突发事件中均出现明显的网络舆论偏向问题，按照舆论偏向的内容、动机、方式等因素，我们可以大致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分为三种类型：谣言式偏向、背景式偏向和恶搞式偏向。

第一，谣言式偏向。突发事件事发突然，涉及面广，破坏力强，往往是相关谣言集中爆发的时期。从本节论题角度分析，我们认为谣言是突发事件网络舆论最为典型的偏向类型。突发事件中，相关谣言常常围绕事故原因、事件过程、伤亡人数、参与方背景、事件解决方式与结果等方面展开。例如，2011年的“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围绕有关受损车厢是否有受伤乘客、高架桥上是否有乘客掉下、铁道部官员背景、事故死亡人数、事故处理方式、“阴谋论”等问题出现各种似是而非的谣言。同样，在2013年4月20日发生的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地震事件中，微博中出现了所谓的十大谣言。这些谣言虽然契合事件发展的逻辑节点，但谣言提供的是这些关键节点中似是而非甚至完全错误的信息，由此产生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正偏向”（见图1-3）。

第二，背景式偏向。在突发事件网络舆论中，常常会出现涉及腐败、种族、民族、政府组织乃至体制等社会背景方面的舆论节点，往往会凝聚成为突发事件中新的网络舆论焦点，甚至会引发线下的相关活动，我们将此种偏向称为网络舆论的背景式偏向。网络舆论的背景式偏向虽然可能包含相关谣言，但是与谣言式偏向又有所不同。网络舆论的背景式偏向常常集中于突发事件中的“旁枝末节”，结合众多当前背景式的热点或者难点问题，刻意生发出新的舆论事件或者新的焦点，在这一舆论偏向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人肉搜索不同规模的运用（见图1-4）。

比如，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铁道部官员的裙带关系就是当时一个焦点化的舆论偏向。又如，2012年8月26日，包茂高速陕西延安境内发生客货车相撞事故，造成36人死亡。车祸发生后，眼尖的网友发现新华社刊发的现场图片中，竟然有一当地官员在事故现场“傻笑”，这张照片被微博转发并被大规模“围观”。网友迅速人肉搜索出图中官员是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很快，杨达才佩戴世界顶级品牌手表的多张图片也被晒到了网上，网友开始对其收入等方面进行质疑。同年9月21日，鉴于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露笑脸”的不当行为和佩戴多块名表等问题，陕西省纪委给予其撤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同样，在2013年4月20日发生的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地震事件中，新媒体中也出现了明显的背景式舆论偏向。例如，徐昕（法律学者，有新浪粉丝52万多人）在地震前的7时35分，发布一条名为“国家地震局”的微博，这条帖文主要针对国家地震局公布的2013年财政支出预算：“国家地震局今年预算支出40.87亿元，其中地震预报监测支出382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54亿元；地震流动观测预算142万元；震情跟踪295万元（http://t.cn/zTJ59b5）。1．地震局房子必须建结实，他们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会震；2．想起网民提前3天预报云南大理地震，地震局却称违法；3．地震局能否撤销预报监测研究机构？”这条帖文同时配有国家地震局年度预算的解析图。在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地震之后，这条帖文逐渐升温，截至该日上午10时20分该帖文被赞40次，被转发1743次，被评论288次。在这些评论的回复中，讨论话题大多集中在是否撤销地震局上，形成较为典型的突发事件的舆论偏向。而王冉（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有新浪微博粉丝289万多人）在当日9时23分发表微博：“此时此刻，央视一套在播电视剧《我的抗战》，央视新闻频道播的是珠峰冰川科考……这就是我们国家级电视台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这条帖文在39分钟后被赞66次，被转发3060次，被评论1037次，其中内容多涉及对央视所代表的媒介体制的批评。这条帖文还引发网友对四川卫视的诘难，成为此次事件中比较突出的舆论偏向事件。在2015年哈尔滨“1· 2”大火事件中，1月7日由网民曝出现场处置的哈尔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石嘉兴身着万元羽绒服，被网友戏称为“棉服哥”。相关信息在微博和微信中被大规模转发与评论，引发第二波舆论危机，成为该突发事件中一个节点式的网络舆论偏向。

第三，恶搞式偏向。恶搞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如今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网络话语表达形式。近几年的突发事件中，大都伴有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网络恶搞，往往会引起网友的“围观起哄”，有时甚至会聚集大量相关的恶搞话语，形成较长时间的舆论影响。例如，重庆钉子户事件、央视大楼火灾事件、李刚门事件、郭美美事件、“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针对铁道部发言人的“奇迹论”）、东莞扫黄事件、重大反腐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中，都出现了大量影像化或者语言化的网络恶搞，尤其是李刚门事件中出现了“我爸是李刚”的网络“造句比赛”，在短短10天之内就出现了30多万句恶搞话语。这一恶搞式偏向是李刚门事件舆论偏向的一个重要节点，使该事件的社会舆论完全失控。一般分析认为，突发事件的恶搞式偏向常常触及的是这些事件所蕴含的社会背景因素，但与上文分析的背景式偏向不同的是，恶搞式偏向运用的是迂回的、讽刺的、嘲笑的、拼贴的话语形式，体现了网民找到事件的“敏感点”而又不能直接言说的喜剧般的狂欢式情绪（见图1-5）。

恶搞式偏向是目前突发事件网络舆论中最难以预判的一类偏向。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另一类恶搞式偏向。这类恶搞式偏向的网络主体基于特殊目的，故意在突发事件中发表“奇谈怪论”，引起大量网民转发或评论，使之成为有些怪异的恶搞式偏向。例如，“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之后，2011年7月27日，远在美国的凤姐竟然匪夷所思地发布了一条“死者听着自己的大名，死得其所”的帖子，由此引发巨大争议，新浪微博中众博友甚至发起了“你愿意举报和取消关注凤姐罗玉凤吗”的投票活动。这一事件挑战了网络传播伦理与国人的道德底线，可谓温州动车追尾突发事件中奇特的网络舆论之一。又如，2011年6月21日，郭美美（郭美美baby）在其新浪微博上炫富，引发中国红十字会重大危机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后，郭美美在微博中略有沉寂。然而2012年6月29日21时40分，郭美美在其新浪微博中发表英文帖子：“Tonight go party，I'm a sexy girl. I sometimes good sometimes bad, this is me, you don't like me you can get out! ”这条帖文被转发237448次，被评论30797次，引发了众多网民恶搞式的“英译汉”热潮，各种体裁的译文让人叹为观止，成为郭美美事件网络舆论的一个奇异回波。

二 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偏向的具体表现与影响

以上我们将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偏向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实际上在具体的突发事件中，这三种类型的网络舆论偏向大多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下面选择近几年发生的不同性质、较为典型的突发事件，具体分析一下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偏向出现的具体情况及其影响。我们用“+”的多少表示某种网络舆论偏向的存在与影响程度，其中5个“+”表示程度最高（见表1-1）。

表1-1罗列了近几年来出现的较为典型的突发事件（包括网络驱动型突发事件）。我们发现，这些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谣言式偏向和背景式偏向，而在某些重大自然灾害性突发事件、集体维权事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则有可能不会出现恶搞式偏向。这一发现的价值在于：证明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类型、舆论节点及其生成模式的复杂性，即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是由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网络偏向引起的，二者交织在一起产生叠加效应，增加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各种场域的复杂性，也突出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的影响力。对于网络舆论偏向的影响力，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和具体的突发事件应该有所不同。为分析方便，我们结合上述典型的突发事件，大致总结出三个方面。

第一，突发事件的发展转向。网民大规模有意识地参与网络事件的围观与发言，网络舆论空间急剧膨胀，由网络引发或者强化的突发事件——网络驱动型突发事件逐渐增多。有研究者将突发事件中的“事件”分为“本体事件”“网络诱使过程”和“变体事件”3个方面，从相对简单的本体事件，经过网络诱使，致使事件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衍生出的变体事件敏感点增多，影响面不断扩大，致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事件处置难度与成本急剧增大。结合本节论题，我们认为，网络驱动型事件中的“变体事件”就是网络舆论偏向的结果。然而，我们所谓的网络舆论偏向更加关注了“变体事件”的类型、生成过程与影响。一般而言，网络谣言是突发事件中“变体事件”最突出的典型，正是由于网络谣言的极端“偏向”特点，网络谣言对于突发事件的正常舆论和事件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干扰，甚至会直接改变其原有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的螺旋”（reinforcing spirals）的形成与“邻避情结”的超越。我们上文所分析的三种网络舆论偏向常常是突发事件舆论的吸引源，会在很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网民的“围观”，传播学理论中原有的“沉默的受众”就会以“阅读”“转发”“评论”等方式现身或发声，“沉默的螺旋”就会演变成“加强的螺旋”，“沉默的受众”变成了“喧嚣的受众”，进而产生“加强的螺旋”的巨大力量。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出，突发事件尤其是网络舆论偏向，极大地促进了“喧嚣的受众”与“加强的螺旋”的形成，增强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强度、烈度。另外，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群体分层的趋势不断加大，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区分也逐渐明显，对立乃至冲突已经开始通过细分化的媒介与网络话语空间进行表达。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阶层冲突有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由此强化其群体整合功能和特殊的区隔作用。然而，通过上文分析的各类突发事件，我们发现，围绕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偏向，不同身份、职业的群体舆论倾向趋于一致，舆论极化现象明显，尤其是在涉及拆迁、非正常死亡等弱者利益受损和腐败问题、制度不完善等背景式网络舆论偏向方面，常常能够促使所谓的“中产阶层”超越所谓的“邻避情结”，进行相关深层次议程话题的设置与引导，甚至引发线下法律援助、真相调查、签名抗议等具体行为。由此，在突发事件中，不同群体和阶层超越阶层冲突，达成话语表达尤其是情感的一致，形成具有对抗性的网络群体，这一网络群体虽然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但是如果突发事件频发，类似的突发事件中所蕴含的难点问题没有解决时，这一临时性的网络群体就具有了较强的稳定性特征，他们在突发事件中引发网络舆论偏向的倾向也就会更加明显。

第三，公共领域与政府公信力的消损。与网络伪民意一样，网络舆论的信息传播偏向也会较大程度上消损公共领域与政府的公信力。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生的“华南虎事件”、杭州70码事件、“罗彩霞事件”、上海的“倒房事件”、钓鱼执法事件、钱云会事件、官员提拔事件、反腐等重大问题的网络舆论常常伴以背景式的网络舆论偏向，造成政府信任危机。学者王四新认为，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产生“传播的偏向”，会影响甚至是改变人们关注政治事件的方式，并通过影响人们关注政治事件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心理、行为，从而产生重组权力话语谱系、重组政治权力结构的作用。网络争端既是网络舆论背景式的影响因素，也是导致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的关键节点，其复杂诡异之处影响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进而较大程度上消损了公共领域与政府公信力，对社会共识、道德伦理等方面也造成深层次的影响。

三 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的社会成因解读

我们发现，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的确是围绕突发事件中众多信息酝酿而成，这些信息主题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形成多侧面、多层次、多类别的社会舆论，引发线上线下的舆论事件。这既深化了突发事件的经验总结和讨论意义，又可能强化和突出社会矛盾与社会治理的背景化根源，增加了事件解决的难度，消解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并有可能在深层次领域淤积社会负面情绪乃至瓦解社会道德伦理。突发事件中既然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网络舆论偏向问题且影响巨大，那么，导致其产生的具体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第一，突发事件的突发性与网民从众心理的巨大影响。总体分析，正是由于突发事件事发突然，影响力大，所以社会对于相关信息需求量大，相关信息就会在短时间内在各种媒介话语空间中急剧聚集。由于网络话语空间的开放性，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在其中自然会“繁殖”得更为迅速，出于网友间提问、询问、寻找、质疑乃至开玩笑、出名欲、恶意中伤等原因，可能会滋生出各种谣言，并在短时间被大量转发与评论，并形成“三人成虎”的局面。而从网络舆论形成与传播的机制方面分析，网络谣言常常成为突发事件中相关信息流的一个个“亮点”，容易形成蜂聚效应，这也是突发事件谣言丛生而产生舆论偏向的重要原因。赵鼎新则通过对新浪微博的观察发现，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是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赵鼎新的相关论述从受众心理层面深刻揭示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突发事件中，大量网民通过电脑、手机，围绕网络谣言在虚拟话语空间对突发事件围观评价，致使相关网络舆论与网络偏向形成。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转评量很大，而对其辟谣的帖子转评量却很小，这是否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网民信谣、传谣的独特心理呢？

第二，社会情感的酝酿与宣泄。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由于某些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积聚了不少民怨，形成所谓的“历史积怨事件”，其中常常蕴含着上文分析的背景式偏向的各种影响因素，网民的情感倾向性也十分明显。像在拆迁引发的突发事件中，网民往往将动迁户当作受害者或弱势群体，而将政府（公司）当作强势一面，情感的褒贬自然十分鲜明。虎照门事件中，网民认为受到了公权力的愚弄，讨伐之声自然高涨；郭美美事件中，网民认为社会组织以腐败的方式透支了自己的慈善爱心，自有一种“求真相”的义愤填膺的怒火。赵鼎新特别强调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因素，他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网络事件中，最能够激发网民参与抗争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情感因素与信息框架之间的关系紧密，并会在危机传播中产生重要影响。对比分析，网络突发事件的相关情感因素的影响更大。有研究者认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集中侵害了中产阶层的利益，围绕“7 ·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网络舆论，体现了中产阶层的“表演式书写”。有论者针对雅安地震的网络舆论进行分析时认为：“地震发生后，网民通过‘自媒体’第一时间传递信息，对天灾本身的关切带有人类普遍的朴素的同情心、怜悯心；而舆论的第二落点，则糅杂了对社会转型期诸多复杂矛盾的负面认知和消极心态。”因此，突发事件舆论中若是充斥着对社会转型期诸多复杂矛盾负面的、消极的社会情绪，就会形成基于社会背景的多个舆论“落点”，这些“落点”就是突发事件中背景式的舆论偏向。

第三，网络恶搞的话语抵抗。正如上文所述，恶搞式舆论偏向虽然具有嬉笑怒骂、无厘头等鲜明戏谑的话语特征，但是这一形式在突发事件中大量出现，却和“杜甫很忙”类纯粹情绪释放的新媒体恶搞不太一样，恶搞式舆论往往还是基于社会背景因素，只不过结合突发事件中的某些背景因素，运用拼贴、并置、挪用等手段生发出大量话语，既是一种亚文化形式，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常常蕴含着更强的解构、颠覆乃至对抗的特点，体现着德塞图所论述的日常生活空间的抵抗实践价值。由此，我们大约可以看出恶搞及其舆论偏向在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中的特殊价值。如上文分析，网络红人一般故作惊人之语、暴露隐私或者炫富等，在突发事件中，出于出名乃至商业炒作等目的，这些因素一旦与突发事件的某些因素相聚和，恰好符合新媒体蜂聚与窥视的特征，就会产生惊人的裂变能量。网络红人的奇谈怪论引发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奇异偏向，有时甚至直接引发网络驱动型突发事件，当网络丑闻与政治、社会道德伦理等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时，相关的网络恶搞及其偏向对于社会各方面的重创就似乎更为严重与可怕。

四 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的规制策略

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偏向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也集中表现了近几年来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复杂性。目前，我国政府主导舆论传播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其中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调控与引导是难点，如何有效地预判与规避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偏向更是难中之难，也是新媒体问政与提升政府公共信息治理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针对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偏向的类型、影响及其产生原因，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其规制策略。

第一，对于谣言式舆论偏向，关键的规制方法在于突发事件中相关信息发布与辟谣机制的建立。2009年以来，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开始了井喷式的发展，微博时代“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已极大地深入社会日常生活，微博迅速成为广大民众发布信息、表达意见的一个重要平台，形成了新的互动性极强的话语舆论场。因此，加强媒体、政府和舆论领袖在新媒体话语空间中的构建能力与传播影响力就显得至关重要。比如，平时主流舆论强调把握甚至抢占“新媒体话语权”，即说话的机会、阵地和能力，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关键还在于会表达和话语的正面影响力，即你讲的话网民会相信、赞同、附和，而不是听而不闻，甚至嘲笑、起哄、反驳乃至对抗。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话语权并不具有专断性，新媒体话语权是“无限多的”、机会均等的、激烈竞争的。在突发事件中，主导的处理方应该及时设立新媒体信息中心，通过微博、微信、论坛与其他社会化媒体进行及时的信息发布，联合权威媒体、网络舆论领袖加强相关客观信息与基本知识的传播，针对突发事件的新媒体谣言，应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权威性的辟谣，由此促进突发事件信息的有序生成与传播，这样就可以消除由于信息不均衡造成的谣言滋生与传播，进而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行政管理与转型提供有价值的议程设置。从近几年突发事件的情况分析，纯粹的新媒体谣言及其偏向影响在处理方快速辟谣与社会化媒体“自清机制”的作用下，虽然可能会喧嚣一时，但是大都被有效地消除。

第二，对于背景式舆论偏向，其规制关键在于对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相关因素的充分研判方面。有学者在分析雅安地震时认为，救灾部门应和新浪网联手研发社交媒体大数据急报分析系统。这一设想在当前媒介融合技术高度发展的语境下是完全可行的。实际上，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常常为某级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完全可以联动政府的网监系统，甚至借用社会各类网监系统，建立多部门舆论信息监控、共享与研判的信息治理机制，重点在于突发事件参与方、处理方、相关方对相关各类信息进行甄别研判，分析其可能存在的背景式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不留信息盲区。对于突发事件的背景式舆论偏向，有些长期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可以进行“冷处理”，使其舆论热度逐渐消退；而对于某些非常具体的舆论偏向，有关部门则可以择机介入，给新媒体民意一个适度的甚至高调的回应。这一做法虽然有些被动，但是大多仍然能够起到“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的效果。

第三，恶搞式舆论偏向实际上是最难以预测和规制的舆论偏向。恶搞原来是先锋艺术与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通过新媒体媒介被大规模地运用于新闻事件和社会舆论的生成与表达之中，这本身就是值得深入分析的事情。突发事件中，处理方的公务人员应该注意遵守工作程序与话语行为准则，不要因为某一方面的“小失误”而酿成网络舆论偏向的大的节点事件。对于新媒体红人，新媒体应用平台更应该以社会效益与自身声誉为重，避免单纯追求轰动效应与人气而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像凤姐在温州动车事故中的不当言论，激起博友抵制与呼吁新浪网关闭其微博，也许是基于“言论自由”等原因，新浪网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但是其负面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并影响到诸多方面。如果当初新浪网能够对其微博言论进行监管，这一舆论危机完全可以预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