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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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

赵世举赵世举,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汉语国际推广教学资源研究与开发基地(武汉大学)执行副主任。[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10JZD0043)、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语言保障。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语言人才、语言产品、语言应用、语言学术等需求必不可少。面对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有关方面应尽快制定专门的语言服务规划,加快培养语言人才,创新语言资源开发,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

[关键词] 一带一路;语言需求;语言服务;语言服务能力建设


国家开始实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可以推知,它不仅会对我国及沿线国家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必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一定的激荡。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离不开语言保障。那么,“一带一路”建设中会有哪些语言需求?语言领域应该怎样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怎样利用这个机遇,推进相关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促进相关国家人文交流,发展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和国家语言事业?这是亟待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略呈浅见,以引方家高论。

一 语言需求丰富多样

语言是交际工具,任何基础建设、经贸往来都离不开语言沟通。同时,语言又是文化载体和文化要素,是经济资源,是当代科技创新的要素,这都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不同层面都需要语言支持。粗略地说,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预见的。

(一)语言文化融通需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语言相通则是实现这“五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其基础性不仅表现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上,而且也体现在语言文化融通这一核心层面上。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有效沟通。只有有效沟通,才能实现相互理解、获得信任,别人才会支持你铺路架桥、经贸往来、合作发展。因此,“五通”的关键是要搭建人心联通桥。如果人心不通,任何合作都会寸步难行。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信任和友谊,探寻不同国家在文化、利益方面的契合点,促进文化互鉴和彼此认同,夯实民意基础,深植社会根基,可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

在这一问题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相同的认识和诉求。阿拉伯国家联盟副秘书长本·哈里说:“丝绸之路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通商通道,是不同文明、文化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渠道。”也门前通信部部长、前驻华大使穆阿里米指出:“如今,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有责任保障世界的贫富均衡,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一个良好的范式,是一条真正的‘人文之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利益。赚钱并不是国际贸易的唯一目的,各国更应该通过贸易建立一种人文关系,找到利益的契合点,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关切,而这也恰恰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缺乏的人文价值观。”约旦前首相马贾利说:“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立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一个创造性的举措。它得以激活阿中合作的共同点,便利沿途国家之间不断增多的货物和资本流动,加强安全基础上的货币合作,并通过密切语言、文化和文明等领域的交流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集中建设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和电力等,这些合作会使各国关系更密切,并超越政治分歧创造利益,实现均衡。”《人民日报》2014年6月5日。可见,文化交流与融通是相关国家的共同期待。其中,需要发挥语言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古代丝绸之路就是语言文化融通的典范。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兴盛千年,其关键恐怕就在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相伴而行、相得益彰。中外史料都充分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通道。叙利亚东部的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属于公元1世纪的汉字文锦斐斯特(R. Pfister):《帕尔米拉的汉代丝织品》,《亚洲艺术杂志》(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卷Ⅷ, 1939-42。表明送到西亚甚至欧洲的不仅有丝绸等物品,还有汉语汉字等文化。英国学者G. F.赫德逊指出:“由于欧洲进口了中国的色丝、瓷器、漆器、屏风和扇子,中国的装饰设计原理和远东独特的艺术想象力也为欧洲,尤其是为法国所熟悉。于是,中国的影响帮助形成了罗珂珂的风格……同时,有关中国制度的文字记述和中国经典作品的翻译,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有影响。”赫德逊:《欧洲与中国》,李申等译,中华书局,2004,第16页。而“在波斯古典文学中,常有描述中国帝王的故事情节。波斯文学还常把最美的美女比作中国姑娘,或称赞为出自中国画家之笔”。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257页。外域文化对我国也影响巨大。东汉以来,佛教传入并本土化,形成了所谓“儒释道”鼎力之势;唐代,西域乐舞融入朝野日常生活,出现了诗人王建《西凉行》等诗篇所描述的“胡姬压酒,胡乐当筵”的市井风情;在元代,波斯语几成朝廷通用语之一,仅次于蒙古语和汉语,朝廷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甚至一些地方接待国外客人还专门表演外语歌曲。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257页。语言的借用也记录了文化的交融,域外语言吸收汉语的“丝”“茶”“瓷”“秦”“船”“钞”等,汉语吸收域外语言的“葡萄”“狮子”“佛”“因果”等,无不表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有机互动和成功结合。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文化的融通也应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地缘复杂,各国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差异较大,加上一些历史问题的纠葛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也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甚至阻力。有学者分析我们在中亚面临的不利情况时指出:“对中国文化在中亚影响力的评估与认识上的偏差是影响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心理障碍因素”;“冷战结束后多种文化力量在中亚并存竞争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结构性障碍因素”;“中亚孔子学院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现实障碍因素”;“苏联解体后中国劣质商品大量涌入中亚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不容忽视的障碍因素”。焦一强:《中国文化走向中亚障碍因素分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某些国家的炒作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给我国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据2009年哈萨克斯坦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可能对哈国构成威胁的国家排序是:中国46.1%,美国22.7%,俄罗斯7.3%,中亚邻国6.8%,欧洲国家3.6%。2012年4月在16个城市开展的题为“您是如何看待进一步深化哈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民意调查中,超过1/4的被调查者对发展哈中合作关系持否定态度,另有27.7%的被调查者认为必须将同中国的关系降至最低程度,原因在于中国是哈国的威胁。焦一强:《中国文化走向中亚障碍因素分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借助语言文化融通,化解误解,增进信任,促进人心相通,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至关重要。

现实中也有很多以语言文化融通促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石油企业尊重当地文化,学习当地语言,积极为所在地培训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为当地公益事业做贡献,赢得了当地民众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郝时远:《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光明日报》2015年5月29日。这也表明语言文化通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二)语言人才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促使沿线国家之间人员来往更加频繁,各种深度合作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大量的精通沿线国家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的人才。就现实而言,由于我国长期主要聚焦于欧美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相关语言人才严重不足,这就使得“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人才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其一,专门语言人才。专门语言人才不仅需要精通沿线国家的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乃至部族语言,而且应当熟悉当地政治、文化、制度、风土人情和地理,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各种复杂的语言需求。专门语言人才包括翻译、各类语言教师、语言策划师(服务于地区和企事业单位的语言规划及话语策划)、语言技术人员(语言信息处理人员、语言软件开发人员、语言资源建设和开发人员等)、语言研究人员等。

其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一带一路”建设会使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经贸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法律政治人士、文学艺术工作者、历史地理研究者等从事跨国工作或在本国从事国际业务,因而,就这些人士而言,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而且需要掌握工作目标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可以预期,对“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是必然的。

老挝中国商会会长孙磊说:“人才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人才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目前在老挝境内共有200多家中资企业,迫切需要通晓两国语言、文化,同时又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老挝苏州大学在老挝办学,等于把培养人才的学校办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正好能解众多中资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老挝苏州大学常务副校长汪解先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遇到本土人才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教育也应跟着走出去,把本土人才培养成既具备专业知识,又会讲汉语、懂得中国的文化,这批人就会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新华日报》2015年5月29日。这是语言人才需求的一个例证。

(三)语言产品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方方面面的语言需求,也必然带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种各样的语言产品的需求。而由于过去我国对这一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相关的语言产品比较贫乏,无疑需要加快研发。

第一,需要功能互补的语言学习产品。例如教材、教学辅导资料、课件、音频视频课程、工具书、电子词典、网络学习资源、语言学习软件等。其中既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各种语言学习产品,也包括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汉语学习产品。

第二,需要方便适用的语言应用产品。例如便携式多语言翻译器、跨语文阅读器、高速率不同文字输入法等。

第三,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产品。就是以不同语言文字为元素或载体的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娱乐产品。例如适合跨语种消费的文学作品、影视戏剧、文化知识读本、学术著作、游戏、玩具等。

(四)语言应用服务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会促进沿线国家之间人员的大流动,例如工程建设、商贸往来、交流访问、旅游探亲、跨国婚姻、留学等,这将改变现有的语言格局,出现更为复杂多样的语言生活环境。那么,怎样帮助流动人员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语言文字困难,实现交流沟通无障碍,是相关方面必须回应的一个重要需求。

可能的语言应用服务需求难以穷尽。举例而言,如城乡、道路和窗口行业的语言环境建设;随时随地的个性化翻译服务;各种语言培训、语言家教;语言资源平台服务;语言策划,例如外宣语言设计——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策略和话语体系也亟待科学设计,以避免因话语失当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商贸营销语言策划和企业语言文化设计;产品命名和翻译;应急语言服务等。这些都需要有相应的服务跟进。

(五)语言学术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十分复杂,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从语言研究角度提供学术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举例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跨境的语言较多,戴庆厦(2014)论及30多种,黄行和许峰(2014)按国内语言统计有50余种,周庆生(2013)统计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为33种。跨境语言,突破了国界,凝聚着特定的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呈现出独特的语言样态,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关系,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一带一路”建设要打造“人文之路”,无疑需要开掘和利用跨境语言这一宝藏。例如,跨境语言是民族迁徙、政治变更、文化交融和语言接触的产物,积淀了丰厚斑斓的多元性历史文化,是相关民族文化十分珍贵的“活化石”,可借以研究民族文化生成、演进、传播、变异史,以及异族文化交流交融史等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揭示被湮没的历史文化谜团,从中发掘积极的因素,并继承和借鉴相关国家和民族都认同的优秀内容和形式为今所用,从而增进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彼此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支持,搭建人心联通桥。

具有中国思想的国际话语的构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需求。鉴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我们更应重视正确构建话语体系,正确选择话语策略。一些人士质疑的“战略”“桥头堡”“战略大通道”“西进”等说法,其实也反映了相关国家的一些担忧。如何正确选择话语,尤其是如何构建具有中国思想的国际话语,有机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努力避免被误解和被人利用,也亟待深入研究和科学策划。与此同时,中外重要话语的准确互译和有效传播,也是需要语言学界承担的一大艰巨任务。

二 提升语言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必将带来不同层面的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努力回应这些需求,是语言领域及相关方面的责任,也是推动语言学科及相关事业快速发展的难得机遇。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普遍的语言服务意识还没有形成,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再加上我们过去把主要目光投向欧美主要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无论是熟悉的语种数量、可用的语言人才,还是语言产品及相关的语言服务,都离“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语言需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增强语言服务意识,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已迫在眉睫,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及时制定专门的语言规划

已如上述,“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各有差异,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主导,尽快统筹制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建设规划,以便协调有关工作,全面推进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以有效应对各种语言需求,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切实有效的语言保障。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建设规划应当努力体现如下原则。

第一,总揽全局。也就是说,该规划的制定,既要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全局,不能偏于一隅,也要着眼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全局,不能做成应景之作。换言之,就是要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需要,同时着眼于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整体布局和未来发展,在已有的语言文字发展规划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加快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整体推进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国家语言实力。

第二,紧贴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工程宏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这就需要广泛调研,深入分析,准确研判,摸准各种需求(包括相关国家对汉语和中国民族语言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建设规划。

第三,突出重点。由于我国语言服务能力薄弱,而“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很大,这就需要根据轻重缓急和现实条件,在进行系统规划的同时,选择重点方面优先建设,循序渐进地分步实施。就现有的情况看,语言人才培养、语言产品研发和语言应用服务当是发展重点。

第四,统筹兼顾。语言文字问题复杂而重要,既关涉国家核心利益,也影响大众日常生活。规划的制定务必统筹兼顾,尤其是需要处理好个别需求与整体布局的关系、现实需求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服务经济建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服务“走出去”与服务“迎进来”的关系等。

(二)加快培养语言人才

语言服务,人才是核心。要提高语言服务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培养语言人才。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过程,且事关长远之计。时不我待,为保长久之用,必须从现在抓起。就我国语言国情而言,语言人才的培养,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第一,改善语种结构。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语言有6000多种,而进入我国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的外语语种目前还不到70种。“一带一路”所覆盖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官方语言40余种,而目前内地教授的语言仅20种。《“一带一路”大战略带动中国内地小语种热》,中国新闻网,2015年5月7日。尽管全国学习外语的绝对人数很多,但绝大多数学习的是英语。由此可知,我国外语资源贫乏,不仅语种不多,而且语种结构不合理。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看,更是难以满足未来之用。因此,通过调整专业布局、增加语种数量、改善语种结构,来加快语言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令人欣喜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行动。北外2015年上半年新增了蒙古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及菲律宾语4个语种专业,下半年又新开设了3个语种专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语言专业种类达到70种。《北外校长彭龙:服务“一带一路”,未来5年语言专业种类将扩充至超百种》,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广外在原有的19个非通用语专业的基础上,2015年新增马来语和乌尔都语两个专业;未来5年,还将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再增加3至5个非通用语专业,如希腊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等。《“一带一路”大战略带动中国内地小语种热》,中国新闻网,2015年5月7日。

第二,提升人才标准。针对过去我国语言教育存在的人才素质单一、能力薄弱等问题,进一步加强语言人才综合素质培养和实际能力的提高,提升培养标准和规格,提高培养质量和水平。其中应着力优化学生知识结构,除了基本的语言文学知识之外,还应强化相应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知识教育;再则,强化实践训练,努力增强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研究能力,造就语言能力、国际交往实务能力和国别研究能力并重的高级人才。

第三,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行业领域的整体布局和大规模推进的人才需求,结合相关专业教育,以不同方式,大力培养“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第四,创新培养模式。“一带一路”建设对语言人才具有多样化需求,传统的培养模式和专业格局难胜其任,因此必须加强合作,整合资源,创新培养模式及方式。比如,通过中外联合培养,提高人才培养对不同语言文化及社会环境的深入认知和适应能力;通过校校合作,整合优势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优质教育;通过校企合作,提高人才的培养针对性和实践能力;通过跨学科专业培养,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在培养形式上,可全日制培养与短期培训和在职学习并举,走出去培养与请进来培养相结合,输出性培养与本地化培养相结合,以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人才培养的需要。

(三)创新语言资源开发

包括汉语在内的“一带一路”区域的各种语言文字,是十分丰富的资源宝藏。以新的理念、方式和现代技术,开发利用区域内的各种语言文字资源,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

语言文字是人类珍贵的历史记忆。发掘这个记忆,具有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可借以揭示文化生成、发展、传播、接触、竞争的难得景观和历史经验,为“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提供借鉴和启示。例如孙宏开先生根据语言的分布及其相互关联性,并联系其他方面的证据,论证了“藏彝走廊”的形成线索。他推断,以青藏高原为起点,这一带的人群曾经以多条迁徙路线向南、向西迁徙,形成了多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其中有的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南麓定居,也有从西域往来的各族群在这里贸易乃至生息。因而,这里既是伊斯兰族群的交往通道,又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核心地区,也是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各族群的发源地。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再论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及其相关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这项研究,再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景象。又例如,汉字向东向南的流播,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汉字文化圈。对此进行深入挖掘,也不无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语言文字是丰富的文化资源。语言文字自身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民俗等,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仅可以从中继承和借鉴生动活泼的传统文化样式,以丰富当代文化表现形式,而且也可在内容上挖掘和弘扬其中体现相关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精神,借以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语言文化资源打造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旅游发展。

此外,紧扣“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研发功能各异、形式多样、方便适用、生动活泼、切合所在国家和地区国情民情的语言文化产品,也是语言服务的应有之义。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必将带动语言产业、语言经济的发展。

(四)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要满足其广泛的语言需求,必须构建形式多样、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语言服务体系。这其实也是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现实要求。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实际,应逐步构建以如下方面为重点的语言服务体系。

第一,语言使用服务。主要着眼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语言服务,建设常态化、系统化的服务体系。如翻译、速录、语言环境建设、语言应用培训等。

第二,语言人才服务。包括专门语言人才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调度、继续教育等服务。

第三,语言资源及平台服务。如提供语言知识库、语料库、语言信息库、在线翻译及语联网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这类服务更为重要。

第四,语言技术服务。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软件开发、各类语言情报发掘与分析、舆情监测与分析等。

第五,应急语言服务。即为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

第六,语言咨询服务。如各种语言规划、语言策划、企业及产品命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咨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