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河图洛书说

所谓“人更三世，世历三古”等说法，是建立在河图洛书说基础上的，即无论三圣说，还是四圣说，均以伏羲画卦为其基础，即《系辞》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从易学发展史看，关于八卦、六十四卦的起源，易学家们曾经提出“河图洛书说”“设卦观象说”“大衍之数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说”“易有太极说”“乾坤父母说”等，多数易学家往往诸说兼备，各有侧重。

一 河洛之说与易的起源

（一）河图、洛书概念渊源

关于易及八卦、六十四卦的起源，总体上看，易学家的观点大致可归结为“河洛图书说”和“反河洛图书说”两类。在此基础上，易学家又有所谓“易有太极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说”“大衍之数说”“乾坤父母说”等。这些关于易的起源的学说，都与易学家对于河图洛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有密切关系。因此，河洛之说更为根本。

《汉书·艺文志》载：“易道深矣，人更三世，世历三古。”按照任俊华先生的观点，即是说“易学在儒学之前，已经经历了伏羲为代表的上古易、周文王为代表的中古易，而到孔子时代已是近古易了”。即认为上古时代，伏羲得黄河龙马所托之先天图，画出八卦；中古时代，周文王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近古时代，孔子喜易，为易作传。东汉的经师又提出周公旦作爻辞说。据说，伏羲得到的龙马所负之图，即河图。

“河图”一词，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郑玄注曰：“图出于河，帝王者之所受。一有洛书二字。”按郑玄的看法，汉人所见到的《尚书》，有的版本在河图之下，还有洛书两字。依此，河洛一词，最初出现在《尚书·顾命》中。《管子·小匡》记载了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管子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这里也讲到了河图、洛书。《论语》记载了孔子的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第九》）《系辞》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来源于《论语》所记。

其实，上古时代的河洛，同《周易》未必就有真正的联系。将河洛同《周易》联系起来，始于《系辞》文，而《易经》和《易传》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且《系辞》并未说明河图、洛书到底是什么东西。西汉刘歆始以八卦系统解释河图，以《洪范》解释洛书，易的起源问题始与河图联系起来。所谓：“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五行志》）后来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伪传，亦采此说。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西汉的扬雄则进一步视河洛为《周易》的来源，其曰：“大易之始，太初之先，冯冯沉沉，奋搏无端。河出龙马，洛贡龟书。”可见，扬雄以黄河龙马所负之图为河图，洛水神龟背上所托之书为洛书，视河洛为《周易》之本源。汉代的《纬书》据此鼓吹河图洛书说。

在道教易学的影响下，宋朝初期的象数学派为了探讨汉人所谓河图洛书与《周易》的联系，将《系辞》所谓天地之数、大衍之数与河洛联系起来。为了解释数与图的联系，又绘制了不同的河图和洛书图式，如所谓方位图、卦位图、圆图、横图等，用来说明易的起源及《周易》原理。于是，图书学派出现了。按记载，其首创者为陈抟，抟又传于种放。在种放之后，图书学派一分为三：一是陈抟所谓先天图传承至邵雍；二是河图、洛书传授至刘牧；三是太极图传承至周敦颐。三支图书派易学之共性，体现在他们均以图式解读《周易》。据《宋文鉴》载，陈抟曾撰有《龙图序》一文。《龙图序》提出“龙图三变”的观点，其第三变之结果，即后来刘牧所谓河图、洛书。“龙图易的中心思想是，天地之数，经过三次变化，成为龙图，用来说明八卦卦象起于龙图。”按照朱伯崑先生的这种解释，可以看出，陈抟龙图易的中心意思是“数生象”，即八卦之象由数而生。伏羲得龙马所负之图，即河图，这是象。河图中有奇偶点数，可以说是象中有数。伏羲则之画八卦，此即数生象。

（二）先天之易与后天之学

“先天”概念出自乾卦《文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北宋邵雍的易学，可称为先天易学。他将伏羲八卦称为先天之学、天道之学，而周文王依伏羲八卦所演之六十四卦及卦辞则为后天之学、地道之学。地道源自天道，文王继承和发展了伏羲易，文王易为伏羲易之应用。

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图式为伏羲氏所画，故称此类图式为先天图，即乾南坤北图式，邵氏易学被称为先天学。从基本原则看，邵雍易学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一套图式，从而深入发展了北宋李之才的卦变说。邵雍认为汉易中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图式，即离南坎北图式，乃伏羲易的推演，是为文王之易，故称其为后天之学。陈法的八卦方位图既采伏羲先天图，又继承了文王所谓后天之学。

在《答袁机仲书》中，朱熹说：“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终始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朱熹如是说，大致与邵雍易学的基本内容一致。总之，所谓伏羲之易，就是以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四正卦为内容的图式。在邵雍看来，这类图式是《周易》的基本原理，存在于《周易》之先，因此，其以阐发伏羲易为己任的易学即为先天学。

从易学发展史看，所谓八卦方位图、八卦次序图等，均是研究八卦和六十四卦起源的。

在《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中，朱熹将邵雍的伏羲先天图归纳为四种图式：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而这几种图式以八卦次序图和八卦方位图为其基础。陈法《易笺》所举之《八卦方位图》（即伏羲八卦方位图）、《文王卦位图》等即本于邵雍和朱熹。

蔡元定和朱熹合著《易学启蒙》，首篇即明图书。按朱熹的说法，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卦爻象和奇偶之数皆源于河图洛书。河洛之数的演变，形成八卦和六十四卦卦象。而河洛之数又出于“自然之理”，两仪、四象各具自然之理。这样一来，朱熹的太极观就具有了本体论意义。

在《易学启蒙》中，蔡元定和朱熹以邵雍所谓乾坤坎离四正卦说，解释其河图中的八卦方位，从而发展了河洛之学。《易学启蒙》以乾卦居南、坤卦居北、离卦居东、坎卦居西，解释一年四季阴阳二气运行规则，而不采刘牧所承汉易之坎离兑震四正卦说。

在《河图》，则乾坤离坎分居四实，兑震巽艮分居四虚。在《洛书》，则乾坤离坎分居四方，兑震巽艮分居四隅。

可见，就易的起源和八卦的方位和运行来说，蔡元定和朱熹以河图说为其基础。

关于易的起源及发展，朱熹除所谓先天、后天之说外，又提出“人更四圣”的概念。朱熹认为，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子作传，此为“四圣”说。

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于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意思是说，后人认为《周易》止于卜筮或止于义理，都是不对的。实际上，朱熹认为，孔子易专言义理。只不过，当时的学校课程只设置诗、书、礼、乐，没有设置易的课程。朱熹的“四圣”说也存在内在矛盾，他认为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均讲占筮，只有孔子易讲义理。可是，按照《系辞》所谓“十有八变而成卦”之说，蓍草要经过十八变才得一个六画之卦。有了六画之卦，才能断吉凶。而伏羲的八卦，为八单卦，与《系辞》所言不符。那么，怎么能断定伏羲易就一定是讲占筮而不讲义理的呢？

元代的雷思齐提出“河九八卦”说，认为八卦出于河图。他排斥五行生成图，只承认九宫图为《周易》象数之所本。

到明代，易学中所谓“先天”和“后天”之说，已经超越发生论的立场，从本体论的意义解释八卦和六十四卦的起源。例如，王畿视先天八卦为本体，而以后天八卦为功用，从体用一原的立场说明先天和后天之卦并无时间先后关系。所谓时间先后，只是发生的关系，而体用关系，则为本体论观点。

王畿以乾坤坎离四正卦为所谓先天之卦，以震艮巽兑为后天四隅卦，发展了邵雍关于先天之易的思想。

明代易学家蔡清将易分为“天地之易”和“易书之易”，前者即画前之易，后者则为后天易学。在蔡清看来，易书之易虽为后天之学，但是圣人依天地之易而作，乃为天地之易之摹写。蔡清说：

易何以见其弥纶天地之道邪？盖天地之道不过一阴阳之变也。而易书卦爻亦一阴阳之变也。易书只一阴阳之变，凡幽明、死生、鬼神、智仁之属，易皆有以象之而无遗。

就是说，《周易》之义理是对天地之道的摹写。

明代易学家来知德将《周易》经传分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以河洛图式和邵雍的先天圆图为伏羲之易，后天大圆图为文王之易，皆本于朱熹说。

明末清初的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既重视先后天图式，又特别推崇河洛图式。方孔炤谓“两间物物皆河洛”，视河洛为宇宙运动之根本，“以此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方氏父子对河洛图式的理解采朱熹、蔡元定之“河十九洛”说，即以“中五”为中心理念，试图融“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参五错综”和“参两”说为一体，构造一个逻辑系统，用以说明河洛图式结构及其运动规则。

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吸收了邵雍、蔡清等人的传统说法，以体用关系解释河图和洛书的联系，即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乃河图之用，二者是一致的。方孔炤说：“河源远，故为图之体。洛源近，故为书之用。”因为河图之数五十又五，乃天地之数；洛书之数四十五，包含在天地之数中，故河图为体，洛书为用。实际上，方氏父子继承了邵雍的说法，以河图为天圆，以洛书为地方。方氏父子秉承蔡清的观点，认为河洛二图之体用关系体现在互藏，即河图藏用，洛书寓体。河图之体即藏于洛书之用中。

关于易的起源和性质，王夫之有二说，一是伏羲画卦说；二是乾坤并建说。

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象爻，文周之象爻即伏羲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而未尝有损益也。

就是说，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系辞》是明彖传和爻传之纲领。这就是王夫之所谓四圣同揆说，“同揆”指四圣皆言天人之理，“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王夫之所谓“孔子所赞之说”指《易传》，不含《序卦》，他认为此传不是孔子作。王夫之四圣同揆说的目的之一，是不赞成朱熹所谓“四圣说”，朱熹四圣说认为只有孔子易讲义理。而王夫之同揆说则认为伏羲、文王、周公之易亦讲天人之理。

王夫之赞成河图说，以伏羲所画八卦源于河图之数，持河图八卦说。他说：“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八卦之奇偶配合，必即河图之象，圣人会其通，尽其变，以纪天地之化理也明甚。”就是说，八卦奇偶之画源自河图阴阳点数。但王夫之不赞成用洛书图式解释八卦，也反对以五行配河图。他认为这是刘牧的看法，有悖圣人之旨。实际上，王夫之的河图八卦说是对宋代蔡沈易学观的继承，就是将河图纳入《周易》体系，而将洛书归入《洪范》系统。

王夫之伏羲画卦说的中心观念，是以奇偶二数和阴阳二象的配合解释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或者说，视六十四卦为奇偶二数和阴阳二象的展开。

二 关于河洛说的修正与批判

关于易起源于河图、洛书，历史上也存在许多不同于上述易学家的观点，甚至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

北宋易学家李觏秉承汉唐卦气说，认为奇偶二画和八卦构成，源自圣人对阴阳二气运行的观察，即所谓“观阴阳而设奇偶二画”。河图只为确定八卦方位提供帮助，洛书只定八卦之象。因此，河图、洛书仅为八卦形成的一种条件。实际上，八卦的方位也来自阴阳二气之变化。就是说，卦爻象的形成来自阴阳二气的变化。李觏进一步以此为基础说明各卦的卦义，这是一种卦气说的观点，是对河洛说与易的起源观的一种修正。

欧阳修直接斥责河图、洛书为虚妄，河洛说为“曲为之说”，乃卜筮者杜撰的，这种解易学风必须禁止。他说：“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受之而已，复何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欧阳修认为河图是存在的，然而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其究竟为何物。欧阳修对河洛说的批判，对南宋功利学派和清代汉学家易学的解易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程颐不赞成图书学派的解易风格，他说：“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数便此中可起，古圣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树木，亦可见数。”意思是，事物内部本身就存在阴阳之象和阴阳之数的对立和统一，即使没有河图洛书，照样可以画出八卦。这是对河洛说的一种修正。依此，程颐对刘牧的图书之说提出了许多批评。

张载易学抛弃了河图洛书之说，他说：“作易以示人，犹天垂象见吉凶；作书契效法，犹地出图书。”意思是，圣人仿效河图洛书创造了文字，圣人作易，同河洛并没有直接联系。张载以阴阳二气之运行代替河洛之说，用以阐述《周易》原则，建立起了气学易学体系。

功利学派之叶适不赞成《汉书》所谓“人更三圣”说，其实质是反对朱熹的“四圣”说。在“四圣”说中，朱熹认为只有孔子易讲义理，而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均讲占筮。叶适不以《周易》为卜筮之书。叶适指出，不应作所谓先天易和后天易的分别。关于河洛，叶适认为，河图和洛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内容各异，后世河洛说解释天人联系，都是伪说。叶适河洛观的要点在于反对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部分易学家用所谓五行生成之数、九宫之数解释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和八卦的起源，打击了河洛之说和邵雍的“画前有易”说。

南宋功利学派的薛季宣认为，伏羲画卦，来自对自然万物的观察，正所谓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观鸟兽虫鱼之文，始画八卦。易的起源与河洛完全无关，解易者所谓龙马负图、神龟献书，乃无稽之谈。为此，薛氏解释了河图洛书的来源。薛氏认为，河图洛书乃周王朝主管河川的官吏所进献的与地图、地理志有关的图籍，如《山海经》然，其功用是记载黄河、洛水流域的地名风物。所谓河称图，洛言书，是因为黄河源头位于中原之外，依世代传闻了解其形态，因此用图以表示；而洛水源头则出于神州，其详情，人得而知之，因此用文字加以记载，“图书者，详略之方也。”总之，薛氏一方面指出古代以来确有河图、洛书存在；另一方面又反对将河洛神秘化。他说：“就龙龟之说，成无验之文，自汉儒启之，后世宗之，征引释经，如出一口，而圣人之道隐，巫史之说行。”因此，在薛氏看来，易的起源与河洛无关。

宋末元初的易学家俞琰虽为朱熹后学，但排斥河洛之学。他认为用河洛之数说明易理，乃汉人之牵强。他认为五十五之数为天地自然之数，五十则为揲蓍之数，这两个数都与河图洛书无关，“《河图》自易言之，吾又于《顾命》见之矣，不过曰‘天球、河图在东序’。又于《论语》见之矣，不过曰‘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又于《礼运》见之矣，不过曰‘河出马图’。未尝有所谓五十五数，亦未尝有所谓四十五数。”就是说，《尚书》《论语》等书中所谓“河图”“洛书”，并没有五十五和四十五之数，即使有，也没有名之“河图”和“洛书”。俞氏认为《系辞》所谓河图，是《尚书·顾命》所谓列于东序之河图，同天球并列，为玉之有文者，洛书乃石而自有文者。相比于薛季宣之说，俞氏此论，是一种新观点。

明代义理派易学家崔述认为，所谓河图与易无关。《四库提要》评论其易学曰：“大旨舍象数而阐义理。故谓陈抟所传图象，皆衍术数，与易无干。诸儒卦变之说，亦支离无取”。可见，崔述既不赞成图书学派的解易学风，也反对汉儒以来的卦变说。

王廷相尖锐批评了邵雍、朱熹的图书之学和先后天之学，他说：

易自邵朱以来，如先天、后天、河洛、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后学自少至老，读其遗文，迷而不省。又为衍其余说，日胶月固而不可解，使四易之圣，杂以异端之说，悲哉！

王廷相也主“四圣”说，但他认为《易经》六十四卦与邵雍、朱熹等所谓图书说、河洛说、先天与后天之学等均无关系。一句话，河洛说、图书说、先后天学与“四圣”之易没有联系。

明代的湛若水不仅不认为圣人作易出于河洛，反之，他指出河洛原理恰恰来自自然阴阳的变易之理。他说：“伏牺作易，只见天地间惟阴阳奇偶耳，故始作一画于上，加之至六，而后尽天地人物变易之理，洛书之合者，亦合于此耳。后世有圣人作易，亦不过此。”这是圣人观象作易说，只不过，圣人所观者并非只是物象，而是阴阳变易之理。

清初的黄宗羲在其所著之《易学象数论》中指出，自京房象数之学到邵雍河洛说和先天之学，都不是《周易》经传之正宗，而是百家之学的窜入，故不可据之解说经文。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却摘邵雍所谓先天图式于卷首，后来官方确定其为教科书。除周孔之易外，又有所谓伏羲之易，使易学回到京焦方技之老路。

黄宗羲依《周易》经传，驳斥河图说。他斥责朱熹容纳图书和象数之学以乱经传，他认为河图象数之学，“不特不见于经，亦是不见于传。”黄宗羲对朱熹易学观的批判，是对封建王朝以《周易本义》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一次挑战。

黄宗羲认为《说卦》“帝出乎震”章已经讨论了八卦的方位问题，邵雍和朱熹又根据《系辞》之“天地定位”章提出八卦方位问题，从而得出所谓伏羲先天说，即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之位，这是没有根据的。

夫卦之方位已见帝出乎震一章，康节舍其明明可据者，而于未尝言方位者，重出之，以为先天，是所谓非所据而据焉。

在黄宗羲看来，“天地定位”章并不讲卦的方位问题，仅为邵氏一家之说，而朱熹却以其为先天说，并在《周易本义》中以所谓伏羲先天说注《系辞》“天地定位”章，以文王后天说注《说卦》“帝出乎震”章。黄宗羲指出，朱熹这样做是先入为主，即由先信有所谓先天之说，后信文王学为后天之学。

离南坎北之位，本无可疑。自康节以为从先天改出，牵前曳后，始不胜其支离。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

黄氏指出，朱熹宁可不信经文，而信邵雍。此论点对《周易本义》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黄宗羲还指出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图，来自陈抟炼丹的理论。

黄宗羲非常赞赏欧阳修以河图洛书为怪妄的观点，认为这是了不起的见解，但他认为应当承认儒家的典籍中确实曾经明言古有河图洛书存在。关于河洛，他取薛季宣说，以其为上古时代的地图。

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扼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

就是说，河洛乃古代地图和地理志一类的东西，与孔安国、陈抟、邵雍等所谓龙马负图、洛龟献书说毫无联系。黄氏指出，《论语》所记孔子慨叹风鸟不至、河图不出，是惋惜“世莫宗周，列国各自有其人民土地，而河洛之图书不至，无以知其盈虚之数”。黄氏确定《系辞》为孔子所作，故认为其中所说河洛，应与《尚书·顾命》《论语》等所言是一回事。这样，黄宗羲的论点陷入了自相矛盾，即一方面认为河洛为古代地图，与易无关，另一方面又肯定《易传》为孔子所作，即肯定“圣人则之”之说。

黄宗羲认为，宋人所提河图、洛书说，都不符合“天地之数”章的本意，乃以主观想法加于经传。汉唐易学家说到天地之数和九宫之数时，都没有认为这两类数是河图和洛书。即便可称天地之数的组合为图，但洛书之书指的是文字，非图象之意。黄氏指出，视河洛为两类图式，始于宋代陈抟，经刘牧阐发，河洛图式方纳入易学系统。黄宗羲认为“图十书九”说与《系辞》天地之数说合，但反对将其配方位，也不赞成用五行生成解释天地之数，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与《系辞》无关。

黄宗羲认为邵雍的先天次序图和先天方位图，是出于对《系辞》“易有太极”章的解释，但其解释与传文的原义不一致。例如，邵雍的先天横图次序有所谓生十六、生三十二之说。而“易有太极”章只讲“两仪”“四象”和“八卦”。

黄宗炎对河洛说和先天学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儒者秉承此观点解易，是对经学的背叛。

易有图学，非古也，注疏犹是魏晋唐所定之书，绝无言及此者。有宋图学三派出自陈图南，以养生驭气之术，托诸大易，假借其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说，参同契，悟真篇之类，与易之为道，截然无所阕合。……图学从来出自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儒者极其崇奉，并讳其所谓老，专以易归之，亦可畏也。上古何尝有图？但文字未备，画为奇偶，示文字之造端尔。陈氏不识古文古字，误以为图也。

“图学三派”指刘牧河洛图式、邵雍先天图和周敦颐太极图。黄宗炎认为，朱熹《周易本义》以河洛说和先天学解释《周易》经传文是乱经，因此，其所著《图学辨惑》实际上是清算以朱熹为代表的官方易学。道教以方术解经，已是乱经，朱熹所为则是乱中再乱，黄氏认为必须清算。

同其兄长一样，黄宗炎认为河图与“天地之数”章没有关系，“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不过言奇与奇相得，合之而成二十有五；偶与偶相得，合之而成三十，未尝有生数成数及五行之所属也。以此为河图，绝无证据。”既不赞成以天地之数的组合为河图，也不赞成以所谓五行生成解释天地之数。关于洛书图式，黄宗炎认为《洪范》九畴之数，同图书学派所说的洛书亦不相干。

黄宗炎采其兄黄宗羲说，认为河图洛书乃指古代的版籍和地图。“河图洛书乃地理方册，载山川之险夷，壤赋之高下，与五等六等班爵授禄之制度，若禹贡、王制之类。特因儒者好为神奇，愈作怪妄，愈失真实矣。”黄宗炎指出，龙马负图和神龟载书，皆源于陈抟之徒根据道教炼丹术伪造和附会，并非《诗经》《论语》等文献所说的河图和洛书。

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所列邵雍图式，遭到黄宗炎全面批判。关于邵氏先天方位圆图，黄氏着重批评了其乾南坤北说，立论与其兄同。但他比其兄更进一步，指出邵氏此图式乃道教炼丹术的改头换面。所谓“先天”“后天”都是虚语。

文言之谓先天者，曰天时未至，大人有以开之，若先乎天矣，而与天所将来一无违逆，故云先天而天弗违。谓后天者，曰天既启其端，大人继述其所宜后乎天矣，若奉天之命令而不失其时候，故云后天而奉天时。此先后二字，本属虚语，如礼传先后从前一例，非实有先天后天之可象可指也。

这是对《文言》所谓“先天”“后天”的解释，以之驳斥邵氏所谓先天、后天为虚语。这种观点源于朱熹《周易本义》，但打击了朱熹对邵氏先天学的推崇。

黄宗炎于《图学辨惑》中重点批评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考证此图说乃陈抟无极图的改头换面。朱熹的《太极图说解》却对此图加以剖析，致其乱典。黄宗炎指出，无极乃道教和道家的学说，而儒家只讲太极，不能混同。周敦颐的易学乃道教和道家学说的混合物。

毛奇龄首次从汉学立场，批判了图书之学和太极图说。其所著《河图洛书原件编》系统考证了河图洛书起源和演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先秦典籍及《系辞》中所谓河图、洛书，“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典籍之类”，但其内容，已不可考。第二，汉人论河图、洛书，或以为龙马负图，神龟负书，或以河出书，洛出图，或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或以河图出天苞，洛书吐地符。众说纷纭，皆无证据，难以是从。第三，宋初道士陈抟始解说河图和洛书的内容，但亦未言出于何处。刘牧倡其说，图书之学始行于世。刘牧明言以四十五数者为河图，五十五数者为洛书。至邵雍又以圆者为河图，方者为洛书，不言五十五和四十五之数。北宋阮逸又伪造《关朗易传》和《洞极真经》，以十为图，九为书，对抗刘牧的“河九洛十”说。至朱熹采阮逸说，载于《周易启蒙》和《周易本义》，图书之名始确定下来，不再争议。第四，北宋陈抟始以黑白点之数解释河图的内容，其以五行生成之数释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是窃取汉郑玄注“天地之数”文。而郑玄以五行生成数注天地之数，亦非“大衍之数”章的本义。《系辞》所说五十有五之数乃天地生成之数，并非五行之数。洛书四十五之数，则出于《易纬》太乙下九宫之法，郑玄注九宫说亦未言此是洛书之文或洛书之数，而陈抟之徒则以其为洛书，儒者遵之，竟窜入经文。至于以《洪范》九畴为洛书文，亦无根据。总之，“大衍图至于九宫明堂皆出于纬书，虽经汉儒采及之而不可为训”，至于陈抟之徒以五十五和四十五之数解说图书，更非先秦文献中河图、洛书之本意。

在《太极图说遗议》中，毛奇龄指出，陈抟剽窃道教的太极先天之图，并将其分为先天和太极两图，后者即周敦颐太极图。所以，周敦颐图说来源于道教和道家。

李塨系毛奇龄弟子，他在《周易传注》中发挥了黄宗羲兄弟和其师毛奇龄的观点，进一步批评了图书之学。李氏不赞成陈抟等以五行生成之数解释天地之数，在李塨看来，宋儒以郑玄所变五行生成之数配八卦方位，并以其为河图、洛书的内容，于经传无根据。其结论是：“圣经只有五十五数以为衍之本，而并不及五行生成一语，岂经旨尚有纰漏耶！其为曲学穿凿附会，灼无疑也。”即大衍数来源于天地之数，与五行生成之数和河图无关。

关于河洛原义，李塨取毛氏说，认为乃“周之宝珪典籍”。此典籍西周后失传，汉唐以后各家之解均属猜测。陈抟、刘牧以黑白圈点表示四十五和五十五之数，名之河图和洛书，以为八卦来源，邵雍、朱熹等宗之，错上加错。李塨引胡渭言曰：“欲明易，八卦具在，焉用河图；欲明范，九畴具在，焉用洛书？其言明矣。”即否认所谓河图洛书为易的起源。

清初考据学派大师胡渭是清代汉学的先驱，著有《易图明辨》一书。他继黄宗羲、黄宗炎和毛奇龄之后，系统清算了宋易中的图书之学，是宋明至清初批判图书说和先天学论点的总结。胡渭指出，所谓图就是卦爻象，此外，《周易》无其他图。即便有图，亦无先后可言。《周易》既自古无河图之象，也无洛书之文。据河洛说释八卦起源，乃后人伪造。“……自伪龙图出，而始以五十有五为羲皇复位之数矣。”胡渭直接称陈抟《龙图》为“伪龙图”，而邵雍所谓先天学，源自道教炼丹术。邵氏所谓圆图，是对《说卦》“天地定位”章的错误理解。在胡氏看来，“山泽通气”“雷风相薄”等表示八卦间可相通相配，可重而为六十卦，而与八卦方位无关，与先天无关。邵氏所谓后天易学，即“帝出乎震”章之义，也为伏羲易，没有必要区别为先后天之易。简言之，朱熹所示九图，都可抛弃。

胡渭解释河图之本意与李塨基本相同，而认为洛书是古代的象形文，是作《洪范》九畴的根据。其他各种解释，都是附会。

清代易学家焦循关于易的起源，采“四圣”说，认为四圣相袭，其旨均在于明卦爻象之错综变化，以断吉凶之理，他说：

伏羲设卦，自文王始系之。孔子作系辞传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伏羲设卦以观变通之象，况象者即况其当位、失道之吉凶也。

焦循不赞成区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和孔子之易，也反对对卦、爻辞作分别，他企图将卦爻象、卦爻辞和经传统一起来，从而贯彻其“汇而通之”的解易原则。

三 陈法关于河洛说与易的起源

陈法特别重视河图洛书的作用。莫友芝认为，陈法“其酷信宋人图书，不服王祎、归震川、毛际可、李穆堂之辨，所申说嫌于浮游。然固不以掩其大醇也”。关于易的起源和八卦、六十四卦的形成，陈法多说并举，包括河洛说、大衍数说和乾坤父母说等，而以河图说为其基础。陈法本邵雍河洛说，以河图为天圆，洛书为地方。在陈法看来，河图之数即大衍之数、天地之数。《易笺》中的河图见图1-1。

邵雍说：“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邵雍《皇极经世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论及河图者不过这几句话，未见河图洛书之妙处。邵雍也未言河图和洛书之数分别是多少。清朝人江永云：“按此一条，未足以见图、书之妙也。图不必圆，亦可为方。书不必方，亦可为圆。历纪之数，其一隅耳。画州井地之法，其粗迹耳。盖邵子之学，专意于六十四卦圆图，而图、书犹其所略也。”朱熹《周易本义》所列河图，即非邵雍所谓圆者之图。

陈法继承了邵雍的观点，视河图为圆图，其谓：

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则河图宜圆。夫河图者何也？天地之化机也。阴阳之化，日流行于天地之间，莫不由微而之著，以渐而相推，是故阳长而阴消，阴长而阳消，盛衰之变化也。（《易笺图说》）

即河图为圆，象征天，洛书为方，象征地，天地配合而成世界。

关于易产生的年代，陈法在解明夷卦时说：

又尝观之《大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文王与纣之世耶？”如此卦是也。初之“于飞”，“耄逊于荒”也。六二，其文王之在羑里耶？（《易笺·卷三·下经上·明夷》）

这是根据《说卦》文所做的推断。又其解明夷卦六二爻辞说：

六二，明之主，正与五相对，如日之在“地中”，故他爻明夷只带说，而此爻独曰“明夷”。去不如初之速，“夷于左股”，则为所伤矣。盖牵制之，使不得行也。凡行者，先右而后左，夷则后塞，欲行而不能也。（《易笺·卷三·下经上·明夷》）

陈法认为，明夷之六二爻，讲的正是文王被武人囚禁羑里的事。故，易当出乎商代最后一位君主纣到周文王之世这一段时期。

《易》之为文、周作，以小畜、明夷、升、随之象、爻辞推之也。文王处危之时，“故其辞危”。惟其忧危，故不至于危，而“危者”可“使平”。（《易笺·卷六·大传下》）

文王处乱世，但处之得当，故《彖辞》《爻辞》皆以之为法。

关于易的发展演变，陈法赞成朱熹、焦循等人的“四圣”说，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四圣”之易皆以明人事为最终目的。关于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卦名，陈法说：“文、周只因而系之辞耳，是伏羲作，而文、周述也。”（《易笺·卷五·大传上》）就是说，伏羲作八卦，文、周系之以彖、爻辞，以使人能明卦爻之义。

盈虚消息，皆本天道以明人事，而疏“通神明之德”以示人。卦之名虽不一，要不外此“阴阳”“刚柔”之理，其情伪皆上古浑朴之世所未有，故疑名卦之为文王也。（《易笺·卷六·大传下》）

就是说，只有到了文王之世，易才有可能由上古占筮之需，发展为明人事之书。关于六十四卦的产生，陈法认为来自伏羲画八卦，他说：

于是证之河图而无不相合，乃则其奇偶之象：阴阳者，上下内外，两相渐摩，画之而为八卦；八卦之上，又加八卦，如舟之相荡，往来上下，而为六十四卦；重之为圆图，列之为横图，累之为方图。（《易笺·卷五·大传上》）

就是说，伏羲根据河图奇偶之数画八卦，文王据之演为六十四卦。所以，从体例上讲，关于六十四卦的构成，陈法赞成“重卦说”。

陈法认为，朱熹所审定的邵雍先天八卦方位图、先天八卦次序图、六十四卦方位图、六十四卦次序图，从根源上讲，都来自伏羲画八卦。简言之，伏羲画八卦，乃八卦、六十四卦的起源，即易的起源。

康节先天四图，传自希夷，朱子从而表彰之。伏羲之《易》，自是而显，其功大矣！或以为希夷所自作，不知此即伏羲之《易》也。上古无文字，只有此图，伏羲既见河图奇偶之数，浑沦圆转，化育之流行，《大传》所谓“刚柔相摩”是也。乃画为八卦以拟之，所谓方位图也。于是八卦相荡而为六十四卦之圆图，并列之而为横图，重累之而为方图。故有方位图，乃有圆图，有圆图，乃有横图，有方图，此所谓“四图”也。（《易笺·论四图》）

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李塨、胡渭等易学家均认为，河图为宋陈抟所伪造，邵雍又名之先天图，不足信。陈法则认为，邵雍所谓先天四图，即伏羲易。伏羲八卦按照刚柔相推的原理运行，才形成了六十四卦。

陈法认为，《说卦》“天地定位”章，讲的正是伏羲八卦方位图，“八卦相错”三句，讲的就是圆图。

此《说卦》所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也，然亦于卦既画之后名之耳。（《易笺·八卦方位图》）

陈法秉承邵雍、朱熹等人的观点，细致地解释了伏羲八卦方位图。

“天地定位”四句，即图之方位也：南北，阴阳之位也，故以此定乾坤之位；山之在西北者弥高，则环乎东南矣。“山泽”在地而其“气”上“通”于天；“雷”起于东北，“风”厉于西南，雷动而风从，如“相薄”近也；日月寒暑，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水火”之“不相射也”。此言八卦之方位，而流行己在其中。（《易笺·卷八·说卦传》）

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这就是伏羲卦位图。

关于文王卦位，即邵雍所谓“后天图”，多数易学家依《说卦》“帝出乎震”章，从取象和取义立场加以解释。陈法则指出，由“先天图”到“后天图”，乃阴阳对待、流行和消长所致，从而比一般易学家的看法更为深刻。

文王卦位，所以与伏羲异者，诸家之解终费辞说，细绎之，只先天之变为后天耳。天地定位，则下济上行，故乾、坤交而为坎、离于南北，而乾、坤自退于两隅。震之始于东北者，出而奋于东。离之出于东方者，升于天中。……此所以为后天也，对勘自明矣。（《易笺·文王卦位图》）

陈法赞成邵雍以“帝出乎震”章解释文王卦位图的观点，他说：

此一节邵子以为文王卦位，是也。《文图》主阳而言，故首言“帝”，造化之主宰也。（《易笺·卷八·说卦传》）

在文王卦位图中，震居正东，阳气上升，故言主宰。陈法说：

此释“帝出乎震”一节之意，定其方位，明其与《羲图》异也。前言“帝”而此言“万物”，帝不可见，于万物见之，显诸仁，藏诸用，洋洋乎发育万物而帝出矣。（《易笺·卷八·说卦传》）

易学家以“帝出乎震”解释文王后天卦位，受到了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影响。阴阳家以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为五种“德性”，又将这五种德性与四方、四时联系在一起。例如，春天，盛德在木，而木主东方，阳气开始上升。夏天，盛德在火，火主南方，等等。这与震居东方，阳气始升的说法是一致的。

离所以为正南之卦，陈法解曰：

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故“离”为王象。（《易笺·卷八·说卦传》）

这就是所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离为明，为丽，为火，君王以光明照耀天下。

陈法认为，伏羲先天图和文王后天图，都出自天理自然。这个天然之理，就是阴阳相推之理。先天图为体，文王图为用。体寓于用，用不离体。

夫伏羲因河图以画卦，皆天理之自然；文王因伏羲之卦变为后天，亦必出于自然。“帝出乎震”一节，图之既具，乃发明其用与方位耳，非依此以一一安排为图也。故夫《羲图》之变，而为《文图》，“乾父坤母”一节已明言之，而读者不察也。伏羲本河图以画卦，八卦之始也；卦之既具，又有乾坤六子之象，故文王本乾坤之交以为图，八卦之变也。（《易笺·论文王卦位》）

在这里，陈法明确指出，八卦源于伏羲依河图画卦。

陈法认为，“雷以动之”一节，讲图从中起，指的就是横图、方图。

关于河图与方位图、圆图和方图的关系，陈法认为先有河图，后有圆图、方位图和横图。

夫有河图，然后有方位图；有方位图，然后有大圆图；有大圆图，又移其上一层之八卦先横列之，复于每卦之上再加八卦，遂成横图。盖圆图上一层之八卦，震、巽相连于中，次以水、火，次以山、泽，乾、坤持其两端，已与方位图异，与今所谓八卦次序图者无二，故列之即成横图。是因圆图而为横图，非规横图而为圆图也。不须拗转，自无造作。（《易笺·横图》）

可见，关于六十四卦的形成，陈法主重卦说。又其论《大圆图》说：

至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而“相错”而为六十四卦，成大圆图矣。（《易笺·卷八·说卦传》）

这是针对朱熹说的，朱熹认为，比起横图来说，圆图造作，不自然。陈法不赞成朱熹的看法。

陈法又以圆图为体，以横图为用，他说：

天有其时，地有其方，若仍未足以尽阴阳之变也，故又列之为横圆图。图以八卦圆图为之体，上加八卦，其交易也，亦交易于流行之中。若横图，即以圆图上一层列之而各加八卦，则相荡相错，纯乎交易之用。（《易笺·横图》）

陈法认为，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他说：

羲、文各图说《易》者，皆以先、后天分属，又或分为体、用，为对待，为流行。夫体与用原不相离，而所谓流行者，即流行于对待之中耳。对待而不流行，则对待为死物矣。故《羲图》体已该用，而《文图》用不离体。（《易笺·论文王卦位》）

“体已该用”，即体不离用，这是一种强调相互转化的辩证思维方法。在这里，陈法虽提到体、用概念及其关系，但他所讲的是发生论，而非本体论。陈法论《羲图》和《文图》都是从宇宙发生论的立场展开的，他说：

惟是就二图言之，《羲图》，造化之形容，有天地而后有万物，《大传》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文图》称乾坤以父母，目六子以男女，有万物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周子所谓“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也。（《易笺·论文王卦位》）

就是说，二图均讲天地万物和人的产生，故谓之生生变化而无穷。

陈法认为，《系辞》所谓“天地之数”，即河图之数，这是圣人作易的本源。

盖造化无形也，而河图以数显之，是故奇偶者，阴阳之象也。一三七九、二四六八者，阴阳生长盛衰之象也；五居中而十环之，四方与中为五位；一得五合而为六，阳生北而阴盛于外；三得五合而为八，阳长于东而阴消于外；二得五合而为七，阳盛于南而阴生于内；四得五合而为九，阳消于西而阴长于内；五与十相守于中。此奇偶之合，阴阳之会，氤氲停畜，以储变化流行之用也。即此一图之内，而阴阳之往来升降、盈虚消长已悉具于其中，万物以之成其变化，鬼神以之显其功用。是此一切圣人发明河图之精蕴，卦由此而画，作《易》之本源也。（《易笺·卷五·大传上》）

河图显奇偶之数、阴阳之象，含阴阳往来、盈虚消长之道。圣人则此而画卦，以描述万物形成及变化之功效。

陈法提出，河图、洛书虽各有特点，但其实质则一。伏羲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六十四卦圆图、横图、方图都是河图、洛书的扩展。他的结论是，“有图而后有卦，有卦而后有《易》，非凿空杜撰，无图是无卦无《易》也。”（《易笺·论河图》）

洛书，阴阳奇偶，五位相得相合，虽分四正、四隅，然亦与河图无二，以其圆名之图，以其方名之书。河图于对待之中，显流行之用；而洛书又于流行之内，见交易之用，故河图皆左旋，而洛书阳皆左旋，阴由右转。（《易笺·论洛书》）

比起历史上的易学家来说，陈法更明确地指出，八卦、六十四卦来源于河图。他认为，圆者，方者，均显流行、对待之用。

二者固若合符契，书之与图不同者，方、圆之象。而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中五之数不殊。图之奇偶相附，书则奇处四正，偶居四隅，而五位之相得而各有合则一。图终于九八，阴阳之老而变也；书终于四七，阴阳之灭而消也。河图阴阳皆左旋，而洛书阳左旋而阴右旋。河图对待中有流行，洛书流行中有交易，其理则一也。（《易笺·论洛书》）

无论河图，还是洛书，均显示了阴阳、奇偶之数的相合相得和对待，行鬼神而成变化。陈法又以洛书为《洪范》九畴之数，他说：

书之出，即当禹之世，书之数，既为范之畴，《大传》何为并举之？若夫书之为畴，徒以九类、九章之数偶合，至按其实一。（《易笺·论洛书》）

……

窃意：禹之世，必有《洪范》之瑞如河图洛书者，禹因而第为九畴，如伏羲为八卦耳。但箕子既未明其所自出，后人又不见其遗迹，以洛书数九，遂妄以实之耳。（《易笺·论洛书》）

陈法此说，正与黄宗炎、毛奇龄等人的看法是相对的。陈法认为河图是存在的，他不赞成欧阳修、毛奇龄等人以河图洛书为怪妄的观点，他说：

不知大传已著其五十有五之数，若非言河图则何从说起，其曰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又以阐河图之精蕴而揭作易之本源，可谓深切著明矣。（《易笺·论河图》）

他指出，汉朝之孔安国、刘歆、扬雄都直接或间接讲到河图，而汉朝离古代相距不算远，因此，河图是存在的。又纬书《乾凿度》里讲到四正、四维皆十一的概念。虽然，纬书不足以言《易》，但可证明，河图洛书自汉而有。河图并非自宋初之陈抟始有，最早，图和《周易》应合为一体。后来，人们多用易来卜筮，《周易》的资料又掌握在太卜手中，久而久之，卦与图分离。陈法说：“夫子之时，《易》之四图与系辞合，故夫子玩图而赞之。”（《易笺·卷五·大传上》）意思是说，在文王、周公的年代，《周易》与四图是合为一体的。

古圣人之作《易》，原本之河图，效法乎天地以为之准，故极乎道之至大至小而无所不该。……所谓“画前之《易》”也。（《易笺·卷五·大传上》）

这些论点，体现了陈法对河图洛书说的偏爱。当然，其所阐述的河图洛书存在之理由，显得并不充分。但作为易学家，以河图洛书说阐述易的起源，不只陈法。这体现了陈法对汉、宋图书说的继承。总之，陈法认为，卦与图是统一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就是根据河图洛书而作八卦和六十卦。

此《大传》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也。卦与图岂有二致哉！自世之言《易》者不究，则图、画、卦之旨，直从“元亨”、“利贞”说起，则不知卦之所由以画，而“道之大，源出于天”者，不可得而明也。岂不深可慨哉！（《易笺·八卦方位图》）

河图不仅是六十四卦的根源，更是天地万物流行、化育之总根源。“《周易》首乾画卦，本之河图；河图，化育之流行。”（《易笺·卷一·上经上·乾》）总之，河图是天地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