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

一 新中国初期——新女性形象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并发展了革命时代的妇女观，报刊报道了很多女性模范榜样，女英雄、女劳动模范、女飞行员、女拖拉机手等女性形象开始出现。《新中国妇女》杂志是一个比较全面介绍女性问题的杂志，在1949～1952年开设了“家属服务队”“学习笔记”“各地通讯”“大家园地”等栏目，涉及内容十分广泛，集中报道了广大妇女在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运动中，所呈现出的关于婚姻、家庭、职业等问题。

同时，《新中国妇女》杂志在倡导男女平等，推动妇女就业等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1949年的第1期和第2期，《新中国妇女》杂志相继刊发了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罗琼的《妇女被压迫的社会根源》和《妇女被压迫的实质》两文，从1952年第8期到1953第1期，《新中国妇女》杂志又开设了妇女问题基本知识讲座，发表了罗琼的5篇文章。罗琼的这些文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解释妇女问题，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罗琼关于妇女问题的一系列文章的发表，就当时情况来看，从理论上有利于广大女性进一步认清妇女被压迫的社会根源和实质，从实践上对推动广大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参加社会就业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新中国初期，官方把苏联妇女作为新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如《新中国妇女》杂志从1951年的第25、26期开始，增设了《苏联妇女是我们的榜样》专栏，此后至1952年相继报道了苏联联合节约运动创始人科拉贝尔尼科娃，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荣获列宁勋章的纺织女工涅美特谢娃，卫国战争时期的女飞机驾驶员帕丝柯，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索菲亚·基列芙斯卡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库帕文细呢工厂纺纱女工玛丽亚·罗日涅娃，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青年女镟工安托宁娜和阿卡芳诺娃等人。这些被宣传的苏联妇女基本都是以女工人、女飞机驾驶员等女性形象出现的。

《新中国妇女》杂志在1951年第23期～1953年第7期之间，又开设了《妇女的新道路》专栏，集中报道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农业、服务业涌现出的新人新事，被报道的人物主要有山西省第一个女投递员傅振寰，创造科学工作法的郝建秀，闻名全国的女劳动模范、担架女英雄、拖拉机手董力生，10山西省裴志英农业生产互助组，1北京郊区五里店国营农场女拖拉机队，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丁玲，新中国第一个女调度员孙孝菊，第一批女跳伞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建筑工人，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一批女坦克车手，长江上第一个女驾驶员林幼华等人的事迹。这些被报道的女性中，无论苏联女性，还是中国女性，她们几乎都从事了以前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如女镟工、女拖拉机手、女跳伞员等。可以说，她们为全国各地的女性树立了榜样，激励着广大女性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52年2月27日，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向毛泽东做了《对宣传第一批女飞行员问题的报告》的请示。肖华在报告中说，据空军报称，航空学校最近毕业了一批女飞行员，她们已掌握驾驶运输机的技术，为在“三八”节配合宣传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防建设的事迹，拟在3月8日以3～6架运输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希望做适当的文字报道和拍摄新闻电影。毛泽东在这篇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请周（周恩来）调查一下是否可行，如可，请告肖华办理。”10这样，1952年3月8日，首都机场举行了庆祝第一批女空地勤人员“三八”起飞典礼，12时15分从机场起飞，13时10分飞临天安门上空，与首都人民见面。朱德在起飞典礼上讲话，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女战士、女司机、女劳动模范的状况表示欣慰，特别对女航空人员的出现寄予了期望：“我们经过两年的培养，训练出了新中国第一批的女航空人员。她们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在典礼上说：“今日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的光辉成就，证明了新中国妇女都能学习掌握近代化国防建设技术的。”她鼓励各阶层女性向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学习，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男女平等的政策。可以说，这些被宣传报道的女性既有战场上的女英雄战士，又有工业、农业战线上的女劳动模范。她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从家庭走出来，到社会公共领域从事了以前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她们已经成为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人力资源。

时值新中国刚刚诞生，国家百废待兴，生产建设摆在了党和人民面前，如何把各阶层劳动妇女发动起来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就显得愈发迫切。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做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动指南。山东青岛国棉六厂的纺织女工郝建秀就是一位在这个时期被树立起来的“增产、节约”的女工典型，她的一套“细纱工作法”后来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在媒体不断的宣传报道中，她的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全国各地女性掀起学习郝建秀的热潮，并涌现出如青岛国棉六厂的纺织女工李秀芬、唐山华新纺织工厂女工李凤兰、上海国棉三厂女工裔式娟等女生产能手典型。这一时期，已经有女性参加了重工业生产，如1950年的旅大市，参加重工业生产的女工已有2368人。其中包括9名火车司机，20名电车司机，123名车床工，31名修船工，10名铸钢工，49名化学工。《人民日报》报道了她们的事迹：“英雄的女工们，冲破重重阻碍，投入近代技术的学习浪潮中。如果没有坚忍的毅力，会被这些阻碍吓倒的。可是，新中国的妇女如同在和敌人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一样，她们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也是一无所惧的。”

可以说，新中国给广大女性开辟了参加各种社会工作的道路，她们纷纷走出家庭，活跃在工业、农业、财贸等各条战线上。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女性参加的工作部门都开始吸收女性，这样就给广大女性提供了发挥自己才能和智慧的机会。这一时期，农村妇女在农业合作化中参加劳动生产，解决了劳动力的不足；城镇妇女广泛参加工业生产建设，很多以前从没有女性涉足的诸如航空、交通、邮电等部门也都有了女职工。广大女性通过参加社会劳动生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变了几千年来女性依附家庭和社会的局面，女性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她们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了塑造新中国新女性形象的这场社会运动中。

二 “大跃进”运动时期——“穆桂英”等女性形象的出现

（一）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人数史无前例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由酝酿阶段进入到全面开展阶段。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1958年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并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由此，全国人民进入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时代。到1958年8月底，除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外，全国已经新建了24万多座小高炉、土高炉和4300多座转炉。由于工业上的“大跃进”，造成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大量男劳动力不得不向工业流动，从而造成农业等其他行业劳动力的不足。为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迫切需要一批新劳动力补充进来，所以发动约占人口一半数量、又长期闲散在家的广大女性就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

在“大跃进”运动中，参加社会劳动的女性人数之多史无前例。1949～1957年，增加的女职工，总共有200多万人，而1958年的女职工总数由1957年的300多万人增加到750多万人，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10倍多。到1959年底，女职工已达800多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500多万人。农村90%的妇女劳动力参加了农业生产，民办工业这时也“大跃进”起来，据1958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73万多民办工业中，85%以上是妇女。1958年，女性参加水利建设的有7300多万人，参加植树的有6700多万人，在牧区畜牧的饲养和繁殖工作中，有80%是妇女劳动力。这样，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范围空前广泛，激发了她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在“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不同职业的女性之间，还展开了“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这一时期的竞赛活动具有时间长、涉及面广的特点，几乎各行各业、各种工种、车间和科室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竞赛活动。如北京国棉二厂的女职工向上海、天津、武汉、沈阳、郑州、重庆、西安七大城市的纺织女工发起挑战书，内容是：“比干劲足，比思想觉悟高，比生产先进，比艰苦朴素，比勤俭持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务系统的劳动模范翟洁、王瑞莲、张美姬等人向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的护士、助产士挑战，条件是要做到：“三勤”“四快”“四查”“四轻”“六好”。江西省下放到井冈山林牧农综合垦殖场的全体女干部，向全国下放参加农业生产的干部提出在1958年内要做到每天劳动8小时，争取做8个工分，能挑能背80斤，保证全年出勤240天，并且要争取1959年的“三八”节有80%的人要做劳动模范的倡议。

这一时期，全国妇联在调动女性参与生产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主要奖励形式有召开群英会、奖励“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评选女先进生产者等。据统计，1958年和1959年的女先进生产者人数和1957年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1957年女先进生产者有103000人，1958年全国女先进生产者有281000人，约占女职工总数的4%，占男女先进生产者总数的11.5%。1959年6月前，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贸等26个行业中女先进生产者就有54万人，比1958年增加92.8%，约占女职工总数的7%，占男女先进生产者的15%。1958年和1959年女先进生产者人数的增多，显示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女性参与生产建设的推动力量，客观上也反映出女性群体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

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中，全国涌现出很多妇女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1959年11月，出席全国群英会的796名女代表，向全国女职工和职工家属发出了“八项倡议”。为了鼓舞全国妇女在1960年继续“大跃进”，全国妇联决定在1960年的“三八”节奖励妇女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并分别授予“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奖状和奖旗。在被奖励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中，有“三八”红旗手6305名，“三八”红旗集体3697名。其中，工业战线有2142名；农业战线有3963名；财贸战线有510名；文教、卫生、科学、文艺、体育等战线有993名；集体生活福利战线有1249名；服务行业有252名；党政群众团体的女干部和女工作人员有743名；军队有87名；另外，还有优秀的女民兵和烈军属、勤俭持家等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63名。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涌现出的“三八”红旗手和女先进生产者数量超过以往几倍以致几十倍。这里不能排除广大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或许也有利益因素在作祟，正如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在《第二性》中写道：“若能让未来向她们开放，她们就不会再去死守过去。一旦号召妇女投入具体行动，一旦她们在设计的目标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们就会和男人一样大胆英勇。”

（二）“巧姑娘”“丰产姑娘”等女性形象的产生

农业方面，也产生了诸多的女劳动模范形象。张秋香是陕西省渭南县八里店农业社副主任，她在1955～1959年先后总结出“锄梦花”“施暖苗肥”“五步整枝”“浇桃不浇苗”等植棉经验，并在1958年被聘为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农民研究员。张秋香刻苦钻研，并亲自做实验，不断总结植棉经验，为中国的棉花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农业战线上的突出成就，也使她的政治身份发生变化，她是新中国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为推广张秋香的植棉经验，陕西省开展了“十万个张秋香”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5月底，陕西省就出现了秋香社48个，秋香队328个，以妇女为主的秋香组13441个，连同以男子为主的秋香组共计33238个。还有不少男女秋香式的个人试验田。在产棉地区，基本上达到社社有妇女秋香组，队队、组组有妇女参加的秋香试验田。在“学秋香，赶秋香”运动中，既有六十多岁的老大娘，还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们都把张秋香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甚至有的姑娘表决心说：“学秋香，赶秋香，赶不上秋香不嫁郎。”婚姻是女性人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而这些年轻姑娘竟然把学习秋香运动和自己的婚姻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大跃进”运动对女性的巨大影响。

山西省沁县郭村上游人民公社女社员王东果年仅19岁，1957年做了331个工作日，1958年却做502个工作日，一年才365天，即使她一天工也不耽误，也不够502个工作日。原来她参加农业工324个劳动日，拾羊粪、拾杂肥、剥玉米、采集干野菜等其他杂工和零活折劳动日178个，共计502个工作日，被誉为“红、勤、巧”姑娘。从1958年开始，各地相继开展了“丰产姑娘”“巧姑娘”“巧姊妹”“女生产革新者”“生产能手”等运动，与此相伴随的，全国各地产生了成千上万个“巧姑娘”“丰产姑娘”，如湖北开展的百万姑娘运动中，涌现出“丰产姑娘”，生产能手300余万人。山西开展的“巧姑娘”运动中，涌现出70多万“巧姑娘”。江苏扬州专区在以技术革新为中心的“巧姑娘”运动中，涌现出20多万个“巧姑娘”。这些“巧姑娘”“丰产姑娘”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反映出“大跃进”运动对妇女运动的推动力量。广大女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政治上翻了身，获得和男性平等的选举、参政权利；土地改革运动，又使女性在经济上有了保障；而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又保障了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对于深受“男尊女卑”传统文化观念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她们深知女性地位的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大跃进”运动也恰好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力资源，所以广大女性积极投入到“大跃进”运动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增加产量，实现预定目标，全国上下掀起了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1959年5月，上海彭浦机器厂青年女工杨菊芬，向全市女车工提出友谊竞赛，保证每月完成1500台的机器，做到一个人抵七个半人干活，4月底完成了1959年全年的任务，6月份要完成1960年的任务。她主要通过带头、敢想、肯钻研、协作等方法实现了一个人抵七个半人干活的工作效率。还有如山东省济南市的青年女工曲淑姿一年多就提出100多条技术革新的建议，实现了技术革新37项，用20个月零20天的时间，完成了6年零5个月的生产任务。根据16个省的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就有1200多万妇女创造了800万件工具。但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虚报现象普遍，如广西环仁县红旗人民公社妇女水稻试验田竟创造了亩产130450斤的“奇迹”，山东省高唐县宏伟人民公社妇女棉花试验田竟创造了亩产籽棉10000多斤的“奇迹”。但这一时期大量女性参加社会劳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参加生产建设的女性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而在此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穆桂英” “花木兰”式的女性形象。

（三）“穆桂英”“花木兰”等女性形象的出现

“大跃进”运动时期，由于工业劳动力的不足，男工不断地向重工业转移，女工不得不代替转移的男工，很多行业出现“以女替男”现象。自1958～1959年初，据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伊春、鹤岗等6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已抽调10000多名男职工投入工业生产战线，原来男性从事的工作逐渐由女性代替。开始主要是财贸部门和商店、食堂、浴池、理发店等社会服务行业，后来如基建、军工、钢铁部门也开始出现妇女。如哈尔滨市一支以职工家属为主的71人的妇女工程队，经过30天的边学边干，盖成了一座1500多平方米的三层大楼。还有如河北省唐山赵各庄矿机电科电务场的白淑华等9名女工制成能连发百炮以上的新式炮弹。这种女性进入重工业部门的“以女替男”现象，当时有人认为：“这一切都说明重工业也可以较为广泛地使用女工，从车、刨、炼、焊、挖土方、砌砖、抹灰、安装都有女工参加，甚至像井下作业、高空作业到高温作业，也没有妇女不能做的工作。”据此建议国家应该适当地多调配一些女性给重工业部门。这种忽视女性生理特点，却冠以解放妇女为名的言论，对引导女性挑战生理极限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女替男”既是客观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计划调配的产物，尤其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妇女解放的认识相关。“因为妇女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妇女都参加社会劳动，也就是使全体妇女都变成工人。只有这样，妇女才能彻底解放。”当时为了把广大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全国各地农村的基层组织人民公社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洗衣组等。到1959年初，河南、湖南、河北、山东、陕西、江西、浙江、福建、辽宁、山西、内蒙古等11个省和自治区的人民公社办的食堂已达150多万个。其中河南、湖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等省就从农户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2000万以上的妇女劳动力。应该说，在“大跃进”运动中，不能排除很多女性具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诚心理，她们也能在这种革命热情的驱动下积极行动。“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成为支持女性赶超男性的精神支撑。而“大跃进”运动时期，由于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建设，既符合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又符合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

在“大跃进”浪潮的裹挟下，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姐妹之间、兄妹之间，甚至夫妻之间也都展开了比赛，如浙江省嘉兴县荷花乡民主社支部书记陆尽忠和他的爱人女社长许才宝就进行了夫妻“比武”，地委、县委、乡里派来的干部对他们比赛的两块试验田进行了验收，这对夫妻“比武”的结果如下：

妻子才宝一亩一分一厘田收毛谷1623.5斤，折合干谷1381.5斤，计亩产1243.3斤；丈夫尽忠一亩三分收毛谷1581斤，折合干谷1422.斤，计亩产1094斤。

丈夫尽忠输给了妻子才宝，妇女胜过了男人，于是，大家欢天喜地给才宝送了一张大字报，“穆桂英、真英雄，征南战北显威风，如今妇女更能干，敢作敢为敢创作，一熟丰收千斤稻，试验田里立大功，千斤姑娘万斤嫂，桂英献印拜下风”。

还有如河南省许昌县有一支深挖土地被称为“花木兰”战斗营的队伍，“花木兰”战斗营共有3连、9排、27个班，由几百名妇女组成。她们的行动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吃饭和睡觉都在地里，工具、行李、锅碗瓢盆都随身携带，哪有任务就到哪里去，在哪里生产就食宿在哪里。妇女们自成立战斗营以后，十几天没一人离开过岗位，战斗员们做到了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支“花木兰”战斗营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央农业部负责同志的赞扬。

这一时期，诸如“巧姑娘”“丰产姑娘”“穆桂英”“花木兰”等形容女性的词汇逐渐丰富起来，并成为歌颂女性勇敢、能吃苦的代名词。而全国各地出现的一些诗歌宣传的女性形象也基本以“穆桂英”“花木兰”式的女性出现。

妇女们，齐出征，生产战线立奇功，坚决不打退堂鼓，赛过大破天门穆桂英。兴修水利大施工，妇女战线逞英雄，干劲冲天似闪电，挑起土来似流星。石榴花开叶叶尖，妇女占了半边天。农村生产没妇女，累得男子要喊天。鸡唱三遍东方红，姑娘街前大点兵。队长领兵亲挂帅，组长带头当先行。一个好似花木兰，一个好似穆桂英。东方黎明早下地，西山戴月才收工。干起活来真有劲，人人都要当女英雄。干劲比武松，毅力比愚公，智力赛诸葛，速度撵卫星，勇气赛过穆桂英。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坚决争先进，一切为了促进生产大跃进。开山挖土，筑堤修塘。兴修水利，气死龙王。当今武松是我哥。移山填海闹生产，革命干劲通天高。当代木兰是我妹，开山筑路修水库，模范红花我妹配。

除诗歌外，也有漫画把女性比喻为“穆桂英”。1958年第12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有一幅漫画，画着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孙子以及她的儿媳妇，当他们看到孩子的妈妈顶着烈日在田间劳动的时候，祖孙两人进行了对话。

奶奶：“你妈妈姓什么？”

孩子：“姓穆。”

奶奶：“错了，是姓夏。”

孩子：“那为什么人家都叫她穆桂英呢”？

从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在“大跃进”运动时期，“穆桂英”形象成为那个时代尊崇的女性形象。而通过对新中国初期至“大跃进”运动时期女性形象的梳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崇拜英雄、崇尚模范的时代，“穆桂英”“花木兰”式的女性确实对其他普通女性起到了引领作用。“穆桂英”“花木兰”女性形象在“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大量产生，有很多复杂多样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积极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领域制定了保障男女平等的相关措施，保障了女性的权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激发了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当然，“穆桂英”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又和“大跃进”时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加之很多男劳动力向重工业的转移，使很多女性不得不代替男性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女替男”现象的出现，客观上为“穆桂英”“花木兰”女性形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人们往往把那些女先进生产者、女劳动模范比喻为“穆桂英”“花木兰”。这一时期，大量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时工业、农业发展的需要，补充了劳动力的不足，而“穆桂英” “花木兰”女性形象实质上也体现出女性并不比男性差，甚至女性比男性强的心理暗示。但是，也正由于在这种心理暗示的影响下，妇女们不顾自身生理特点，在“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的精神支撑下赶超男性，这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出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