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庸报》文艺副刊

天津《庸报》，报名取自《中庸》，意为秉承中庸之道，带有尊孔崇儒色彩。报中时常借阐述“四书五经”的章节语句，来宣扬儒家思想。《庸报》与《大公报》、《益世报》、《商报》被誉为“民国四大报”，在当时影响很大。《庸报》设有文艺副刊，曾由姜公伟任主编，时常刊载当时知名文人如周作人等的作品。与其他报刊相比，其别具风格，有独到之处，尤其受到知识分子与文学青年的追捧。在东北三省沦陷以后，日本开始采取多种方式加快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其中手段之一就是收购管制作为重要宣传工具的报刊。在天津沦陷前期，《庸报》被控制在日军之手，成为日军的宣传工具，配合日本军部的“圣战”宣传。1937年秋大矢信彦受日本军部委任，直接接管《庸报》，自此《庸报》彻底成为日军的机关报。当时，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天津所有报刊均被勒令停止运行，除《庸报》外，只剩下《东亚晨报》《天声报》《新天津报》《新天津画报》《天津妇女日报》《银线画报》《每日科学》《游艺画刊》《商钟杂志》《天津杂志》十种报纸杂志。到1941年时仅余八家。截至1943年秋，天津除了《庸报》外只剩下一个画报和一份杂志。可以说，整个天津新闻界被《庸报》垄断。

被日人控制之后，《庸报》改换版面，设立“新茶经”文艺版，又设“花苑”曲艺专版。“花苑”曲艺专版，多介绍关于电影、戏曲方面的信息，而伶人生活表演与剧评是其主要内容，后来这一版还连载小说，如社会言情小说《小桃红》、武侠小说《凤双飞》等。文艺版是《庸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表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文章以及当时文艺界的动态。文艺版同时也历经变化与调整。1937年7月时，“新茶经”约占正版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其中又细分几个小栏目：“灯下谈”专门评论社会现象，内容以中国的政党和军事为主，多为一二百字的短文章；“文化情报”主要报道文化活动与文学出版等消息；“一鳞半爪”多百字文解说汉字，行文谐趣。到1937年8月18日文艺版“新茶经”改版，版面缩小，但出现了一些新栏目：“一笑乐”载笑话；“佳咏”登载五七言诗歌；“随笔”为短小散文；“趣味”刊登古今中外的趣闻轶事。1937年底刊载慎言的小说《情海断魂》。1938年1月起文艺版改版，“谈茶经”更名为“文艺”，更加偏重文学艺术。而“灯下谈”与“茶经”合并为“断论”。4月起又开设“词学研究”，刊载对古今诗词的研究文章。1939年时文艺版一度停止，到11月文艺版再次出现，更名为“每日文艺”，占整版的三分之二，多刊发山水游记、古文鉴赏等。1940年1月起，周作人以“药堂”笔名开设专栏“药草堂随笔”“药草堂语录”，多为五六百字小文，往往有趣质朴与人情味并重。随后文艺版时断时续。自1941年起，文艺版基本一周一版，内容上偏重新文学，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究文章为主。直到9月文艺版才恢复日刊形式。到1942年，随着《庸报》整体实力衰落，文艺版改为三四天一版，且文章数量急剧减少。自9月起，文艺版改为“文艺旬刊”，文章篇幅增长，但是数量减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4年《庸报》停刊。此外，《庸报》文艺版还不定期以某一主题为中心推出专号，其中以文学理论研究类专号居多。尤其是1938年和1939年，曾推出新诗专号、文史研究专号、短篇小说专号、旧诗研究专号、译文专号、文学批评研究专号、意大利文学专号、文艺复兴专号、女作家专号等。总体而言，《庸报》副刊之文艺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文艺版的文学批评；二是文艺版的文学创作；三是曲艺版的通俗小说。

一 文艺版的文学批评

日本军方对中国舆论控制手段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文学理论的介绍和探讨，来规训沦陷时期天津的文学创作，以此来确定与传播日本侵略者所指定的文艺政策。故有别于其他报纸副刊注重娱乐性与可读性，《庸报》副刊对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文章也多有刊载。这些文章虽不成体系，但是涉及面颇广。

或讨论新文学的诸体写作。今朔《小说的描写技巧》（《庸报》1938年3月10日）、蒙钰《小说的心理描写》（《庸报》1938年4月4日）等主要探讨小说的写作。其中，《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就认为作家应该有较强的心理性格分析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从而写出一篇优秀的小说。而《谈散文》（《庸报》1938年9月25日）、《幽默讽刺性的散文》（《庸报》1938年6月18日）等则是讨论散文的创作方式，以及从语言角度阐述散文的语言应该具有讽刺和幽默的特点。此外，还有文章专门讨论小品文的创作，如《小品文的解释和定义》将小品文界定为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以生活题材为主，体裁上应该更为自由。而蒙钰《关于小品文》（《庸报》1938年1月27日）则针对人们轻看小品文的倾向，提出小品文不易创作的观点，认为小品文在谋篇布局方面要短小，从某一点出发，围绕中心而论，语言精练，能使读者读后有一种清新自如的快感。《谈诗》（《庸报》1938年1月12日）、《新诗的创作》（《庸报》1938年1月12日）、《新春谈诗》（《庸报》1938年2月18日）、黄道明《诗的神秘和同情》（《庸报》1938年3月12日）、金人《新诗的体例》（《庸报》1939年12月26日）与刘爱云《诗是含蓄的艺术》（《庸报》1939年7月23日）等则是专门就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产物之一——新诗展开讨论。《新春谈诗》就认为，诗歌是抒发性灵的文艺，要表现人生最为真切的情感。故不论新诗还是旧诗，都应该占有文艺的最高地位。而《诗是含蓄的艺术》一文则指出诗的含蓄美也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关键，但是，如果过于含蓄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则会失去含蓄之美。

或对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表达看法，这类文章数量较多，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构尚在完善之中。文学理论的探讨明显受到日本方面的影响。许多文章认为文学起源于作家苦闷，这种观点明显来自日人厨川白村的理论。此外，不少文章都是在不断地阐释厨川白村的理论学说，甚至言必称厨川，以之为圭臬。蒙钰《苦闷的文艺》即以杜甫与司马迁为例，论证只有苦闷才能产生文学，只有经受了苦闷的压制，才会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做文章往往是“穷而后工”。黄沙《文人与苦闷》（《庸报》1938年6月19日）也认为，文人是不能离开苦闷而生活的，不管其境遇如何，要想写出上乘的作品必然要具有苦闷的情绪，只有创作才能倾吐出文人心中的苦闷，可以说文人的笔就是写悲歌的。而石舟《文学与苦闷的关系》（《庸报》1939年2月14日）更是提出，文艺创作可以解脱苦闷，苦闷是文艺的因，文艺是苦闷的果，还明确指出，人的生命受到社会各种客观事物的压抑，而生命力就是个性，因为个性受到压抑是苦闷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他如冯江《忧郁与文学》（《庸报》1939年1月28日）、暗波《文艺写作的动因》（《庸报》1939年7月27日）等，也都属于此类探讨。

或对当时的文学批评有所评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是现代人文学观念的直接反映，尤其是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批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有别于古代文学批评的专门之学。在沦陷区特殊的文学生态中，《庸报》副刊登载了大量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如云中《怎样批评文学》（《庸报》1938年4月16日）一文认为，文学批评不应注重多方面而应关注一点，并以西欧的文学批评的榜样，标举文学批评应以客观作为标准，要抛弃主观的文学批评，摒弃批评者自己的观点。而管适与顾微《我们需要批评家》（《庸报》1939年7月9日）则是感于当时文坛缺少批评家，尤其是缺少我们需要的批评家，进而提出批评家应该没有偏见不含功利目的，要适应当前的现实生活。雷雨《关于“干打雷不下雨”》（《庸报》1940年3月31日）依然在阐述批评需要客观公正的思想，认为当前文坛的文学批评，在批评时都“夹枪带棍”，这样“雨里带冰雹”还不如“干打雷不下雨”。《关于“批评”》（《庸报》1940年4月2日）一文则分析称，华北地区之所以没有文学批评就是因为现有的批评都不专业，也都不够严正。

《庸报》副刊上的文艺批评文章，带有较为强烈的时代特色。文章的观点既是新文学运动持续发展的反映，同时因在沦陷区这一特殊境遇中而呈现出别样的特征。对其进行评论时，我们应注意到这两大因素。

二 文艺版的文学创作

文艺版上的文学创作，因受沦陷时期特殊的文化生态影响，故具有与当时的解放区及国统区的文学不尽相同的面貌。

文艺版社评类文章在政治上的倾向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粉饰与争辩。署名“益”的文章《和他们没有想干》（《庸报》1937年11月29日）就颠倒黑白、混淆事实地写道：“自从党政府受了共匪的愚，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送万民于水火之中，对友邦轻启战祸，才发生卢沟桥事变。四月以来，丧师失地，断送了四五十万的将士，放弃了晋察冀绥鲁苏浙七省的土地，至今还没有一些儿悔悟的表示，一味抵抗，指日首都将沦丧了。”将战争的全部罪责推到中国方面，意图将日军侵华合法化。《就更幸运了》（《庸报》1937年12月3日）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庸报》1937年12月10日）诸文可为代表。前者写道：“自国民党专权以来，尤其糟透了，行政院的主持的，不是大舅就是连襟……大多是庸碌之辈……大家一起营私舞弊是真个，民众，他们早已经不要了。”故意诋毁国民党当局。后者则写道：“蒋介石……轻信谣言，对友邦挑衅……现已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预备下野以谢国人了。”旨在宣传蒋介石的不堪。这类的文章很多，正是利用中国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黑暗之处，对民众进行宣传，加强其对国民党政府的离心倾向，以及推动民众对共产党保持疏离态势。或宣传中日亲善，炫耀日军实力等。在揭露、抨击、丑化中国政府的同时，又对日本及日伪当局进行无耻地美化。《就更幸运了》（《庸报》1937年12月3日）就鼓吹沦陷区的美好，认为华北民众比全国民众幸运，就是因为“靠着友军的力量，我们不会再受到党政军的虐政了”。

文艺版人生感悟类文章，多折射出沦陷区作家扭曲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谈名》（《庸报》1937年12月6日）就一反传统的实重于名的观点，认为名比实更重要，“名”在一定的时候能增加其“实”的价值，名为外表而外表的优劣决定了实质的优劣。《论钱》（《庸报》1937年11月2日）则强调钱的重要性，一反中国士人所秉承的“富贵不能淫”传统，认为人的欲望可以借金钱来满足，并赞美称：“钱的神通真是广大！”云影的《穷的要命》（《庸报》1937年8月21日）与《论钱》渴望金钱与财富的心态不同，主要是对贫穷的发难与牢骚，持有一种恨穷仇富的心态。文中写到战事不断，百姓困苦，而戏院与歌厅依然歌舞升平。这样的文章具有相当的生活真实，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人生的幻灭》（《庸报》1940年5月2日）基本写出了当时沦陷区中的一种普遍心理。文中称越了解人生越觉着悲哀，故而宣扬难得糊涂。宣仁《话奴隶》（《庸报》1937年11月4日）指出，每个人都是奴隶，只是被不同的事物所奴役而已。人生在世被现实奴役，为生活的奴役。这样的论调，在当时的语境中，具有甘于奴役而为沦陷开脱的意味。至于《忍为高》与《大家忍着过》简直就是在宣传沦陷区的生活哲学了。

文艺版的诗歌与散文则呈现出一种“遗世独立”“超然世外”的姿态，与当时全国宣扬抗日的高涨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品茗、饮酒、赏月、听雨等题材充斥其间。黄沙《谈隐逸者清淡的生活》（《庸报》1938年9月9日）写道，隐逸者脱离朝市的喧嚣并不能摆脱心灵上的烦恼，内心的野心、贪婪、踌躇和淫逸不会随着物理空间的变化而迁移，唯有从当下生活中寻找乐趣，心灵上的安顿才是真正的隐居。若离开当时沦陷的背景来评论此文的话，此文的见识颇高。但是，在日人步步入侵的境遇中提倡这样的人生态度，无疑具有明显的奴隶受虐心态。乱世隐逸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般选择，息影山林包含着对当局不合作的意味。黄沙此文感于乱世而思隐逸本是正常反应，但是，提出隐居沦陷的都市，这则是为自己的殖民心态寻找借口。并且，这种论调，在当时应该是不少人甘于沉沦的借口。既然不反感于在沦陷的都市隐居，那么致力寻找灾难中的闲情逸致与淡泊趣味便成为当时文人的一种倾向。他们或写月色、月景，渲染其诗情画意，而对失地思亲却不敢提及半分。外界的压力难以改变，转而寻求内心的超越，是当时沦陷文人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既不能谈论政治，又不得直面现实，于是肆力于所谓“艺术性”的挖掘，优美的语言、精致的行文、隐晦的情感与虚幻的意境，构成其整体风格。

三 曲艺版的通俗小说

沦陷时期，《庸报》娱乐版与文艺版共连载了13部小说，分别为芳草《小桃红》、抱隐《凤双飞》、慎言《情海断魂》、明月楼主《柳城情焰》、守静《风雪桃花》、范云笙《流云》、呈熙《漂流末路》、白羽《十二金钱镖》、刘云若《酒眼灯唇录》与《燕子人家》、陈慎言《坦途》、董荫狐《虎窟鸳盟》、双琥簃主人《胜国英雄传》等。这13部小说，产生于沦陷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中，在当时虽有影响，但是在抗战胜利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它们的关注很少。其中刘云若与白羽的通俗小说最具代表性。

刘云若《酒眼灯唇录》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自1939年11月至1940年7月连载于《庸报》。主要写京城名伶黄柳莺来天津演出时发生的感情纠葛：一方面是富豪前夫的武力纠缠、政要的虚假应酬、姐妹的感情牵绊，另一方面是与美少年孟奇君的爱情游戏和与舞女争风吃醋的夺夫大战。《酒眼灯唇录》故事情节离合曲折，引人入胜，并且塑造了大量各具性格的人物形象。书中所描写的人物或为清代遗老遗少，或为民国政要，或为文艺家名伶，或为走卒贩夫的底层百姓，均刻画细致，细腻贴切。此外，此书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擅用天津方言，其大量使用天津方言将三教九流的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羽卖文为生，并对此“引以为辱又引以为痛”，但仍为生计所迫，故不断写些武侠小说。沦陷时期，尤其在平津一带，白羽颇负有盛名。《十二金钱镖》是白羽的成名作，连载于《庸报》。在当时有“家家读钱镖，户户谈剑平”之誉。剑平即小说主人公俞剑平，其武艺高超，蜚声武林。故事围绕他与飞豹子的矛盾冲突展开，后者谋娶师妹不成与三师弟俞剑平结下仇恨。20年后，飞豹子劫镖报复，镖师俞剑平出山寻镖，双方率众各显神通：俞剑平设下六路排搜计，飞豹子则布下了诱捕镖客的罗网，最后，经过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正义终于战胜邪恶。白羽的小说有其独特之处，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手法描写武林的恩怨与纠纷，但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写成超凡脱俗的神，而是写成有血有肉的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真实可信性，同时也注意在环境中塑造人物，生活场景贴近现实，有的作品还揭露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并且，在以逼真笔墨描写大侠高超技击的同时，还歌颂了武林中那种勤学苦练、惩恶扬善的正气。又由于作者有较为深厚的新文学修养，故他在武侠小说这种传统形式中运用了现代叙事手法，使作品的谋篇构局、人物形象具有新文学的特点，行文中也不乏调侃、幽默、尖刻、冷隽的段落。当代学者张泉曾评论道：“在沦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正面宣扬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歌颂真善美，抨击假丑恶，寓托扬善惩恶的美好理想，并且通过侠客来表达人民的爱憎和反抗，这对于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苦苦挣扎的人民群众来说，称得上是一方精神上逃避同时也是情感上升华的净土。”

天津文坛自沦陷后基本陷入沉寂，当时只有通俗长篇小说保持了活力。而通俗小说之所以能兴而不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报刊业的发达。天津当时在华北沦陷区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集散地，天津报业的发达和天津的文化发展情况必然会使其在整个沦陷区文学中占有一定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