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从2005年开始写作本书第一章，到现在已经十一年过去了，为此书真可谓是“消得人憔悴”了，其间各种经历难以言表，只让我有“凄怆江潭”之感。十余年来花了最大的功夫在此书身上，屡易其稿之后，它却长成这个样子，实在让“黔驴技穷”的我感到惭愧与紧张。然而到了现在拖无可拖的时刻，只能让这本大体围绕读者和受众反应展开的由若干相近主题论文汇聚成的专书问世，同时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歉意，特别是谢意。

在收集资料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有幸得到诸多学者、师长和朋友的指点与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本研究或许就不可能展开，所以在此向他们表达我诚挚的感谢。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姜义华、章清、邹振环、张荣华等教授，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日本成城大学的陈力卫教授，关西大学的沈国威教授，中研院的黄克武、游鑑明、潘光哲、林志宏等教授，四川大学的王东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崔志海、马忠文、刘文楠教授，德国的阿梅龙（Iwo Amelung）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的李孝悌、林学忠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周启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筱才和瞿骏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沈洁、潘玮琳、徐佳贵，台湾政治大学的罗皓星、林志晟兄，四川师大的张晓川，山西大学的赵中亚，复旦大学的博士生林秋云、周永生、李稳稳、许静波，东京大学的博士生杨力，湖州师院的鲁卫东教授，等等。

导师之外，这里尤要感谢潘光哲老师，不但要谢谢他十一年以来在学术上对我的指点、帮助与提携，还要感谢他将我这样一个晚学后辈引荐给王汎森先生，使我能够顺利获得王先生愿意写序的允诺。在此也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厚爱，百忙之中愿意两次抽出时间接待我、指点我，并惠赐大作。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黄海涛（香港城市大学）、陈建守（中研院近代史所）和金菊园（复旦大学古籍所）三位朋友，他们在我过去五六年的研究生涯中，经常扮演审查人的角色，所谓“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未可轻易示人”，他们使我少犯了很多的错误，同时又让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还要感谢上海社科联的周奇兄，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学术“护法”，本书中的不少内容都曾在他所供职的《学术月刊》杂志上发表过，有时因为篇幅过长，甚至需要连载，他也给予支持。

接下来，还要向我所在的学术机构复旦大学历史系及其中的各位同仁表达我的感谢。自2007年7月留系工作以来，不管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生活与工作方面，本人都有幸生活在一个前后多位系领导为青年老师创造的较为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中，并有幸受到多位老师的关照与提携，如张广智、金光耀、黄洋、顾云深、高晞、刘金华、吴景平、熊月之、朱荫贵、戴鞍钢、王立诚、李宏图、巴兆祥、李剑鸣、乐敏、陈雁、郭英之、邓志峰等老师，还经常同一些稍长或同辈的如“欣哥”、“蔚哥”、“奇哥”、“清哥”、“宏哥”、“青姐姐”、孙云龙、章可、曹南屏、仇鹿鸣、戴海斌、司佳、马建标、皇甫秋实等聊天论学，更有热心、善良的王国珍、李春博、陈真伟三位老师以及几位美女老师如于翠艳、李莉、施晴、乔飞、范彦文，包括已经退休或离校的傅德华、吴磊、张丽青、汪丽红、赵芸芸等老师为我们善后。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实在值得珍惜！

再次，要向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各图书馆尤其是郭廷以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资料库”办公室等各个收藏机构致谢，这些地方丰富的馆藏及热情的服务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像我这样的后进即从中深深获益，挖掘到不少有用的资料及研究信息。

本书在成书过程中，获得过姜义华、乐敏老师领导的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资助，书中部分内容也曾先后在不同的演讲中、会议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这里也要表示感谢。

本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资助和支持，感谢时任历史系主管章清教授、金光耀教授，现任主管黄洋教授、刘金华老师，及先后两位教研室主任王立诚教授、高晞教授，谢谢他们的指导、鼓励和督促，终使得此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我长达三年的拖延中，出版社的徐思彦老师、宋荣欣主任都予以大度的包容和支持，如今终于要问世了，又让各位老师尤其是宋荣欣主任耗费假日审稿，对我反复多次的修正也不厌其烦，这使我感到非常抱歉和感谢，乞请大家可以原谅我的拖延与叨扰。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那已去世将近三年的母亲，每每念及母亲长年累月的辛苦操劳，却于寒冷中突然去世，就忍不住潸然泪下……

自己的每本书，我想都应该附上这样一句“老生常谈”：本书的完成依赖了很多人的指点与帮助，唯书中存在的任何疏失，概由作者本人负责，与其他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