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

阅读的历史同禁书的历史密不可分。从查禁一方立场看，禁书总有正当性，其目的在于通过禁止某些文本的出版或流通，使人们不接触在禁书者看来非法或不够合法的知识，从而达到查禁者的政治、意识形态或道德、宗教上的目的。而通过对“禁书”的考察，我们就有可能知道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空间中，那时的人应该阅读什么和不应该阅读什么，为何要限制阅读及其成效如何等阅读文化如何打造诸问题。

在中国，历代颁布的禁书之令为数甚夥，而清代尤甚。撇开政治层面的禁书不提，清代禁书令中有许多是针对小说、戏剧、唱词等通俗文学的，其查禁这些通俗文学类书籍，往往指以“淫书小说”、“淫辞小说”等名称，以其于风俗人心、社会秩序大大有碍——“诲淫诲盗”而禁之：

一切鄙俚之词……大率不外乎草窃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斗狠者，溺于邪慝，转相慕效，纠伙结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书词所致，世道人心，大有关系。[1]

这里所谓的诲淫诲盗，多是统治者和士绅精英的强加之词，便于为查禁行动寻找合法性。实际上，这些文类虽包含有不少情色、非圣无法成分，[2]但亦承载有很多正统社会推崇和宣扬的教化观念，有严肃与正统的一面，情欲、暴力和教化在此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当然，其中的某些文类确实属于露骨的色情之作，内容非常淫秽，尽管自序“十九以劝诫为借口”。[3]

此处姑且不论其中所禁之书是否“诲淫诲盗”和是否当禁，类似禁令的屡次颁布与诸多论述的不断生产，虽可表明朝野间对此问题的关注及警惕，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更说明这类禁令与论述的实际效力或许并不大：“功令虽有严禁之条，而奉行者多以为具文。”[4]即或有厉行禁令者，也收效甚微：“思夫淫辞邪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未能禁止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其能禁止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止于阅者之人之心。”[5]另一方面，自然也表明这类书的普及程度与影响力——“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6]此种现象绝非区区律法就能禁止，也非道德训诫就能力挽狂澜，特别是在私人刻书风行和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时期。

然而，在大厦将倾、新学流行的清末社会，受到新学影响、力主文化改造的启蒙人士——主要是一批政治立场不尽相同的新知识分子、趋新士绅、开明官员、新式军人等，受到世变之亟的刺激，意识到“今日法固不能不变，变法根本，端在读书”。[7]在他们看来，中国士民久处于专制政治之下，风气闭塞，眼光狭隘，不关心国事，不具备国家思想：“目未睹凌虐之状，耳未闻失权之事，故习焉安焉，以为国之强弱，于己之荣辱无关，因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云尔”。[8]且普遍迷信“怪力乱神”，“文明”程度非常低。在此情况下，启蒙者开始将大众阅读视为一个关系国家兴亡的政治问题，[9]决心采用启蒙论述来规训老百姓的阅读文化，并借用西方这个象征权威来背书，承续以往正统的禁书论述，凭借新的思想资源及传播媒介，发起一场旨在改造大众阅读、禁止他们阅听“淫辞小说”的文化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清末启蒙人士时时以西方（包括日本在内，下同）列强富国强兵的经验（其中不少是他们想象的经验）自警、警人，且将之转化到小说、戏曲等文类中，去开导在他们看来是懵懂愚昧的“下流社会”，以为可以将己身的阅读经验、思维方式顺理成章地加之于他们，并认为这是通往西方所示范的现代与建构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余谓各种系统之进于文明，皆非读书不可。”[10]“地方上不读书人太多，就为地方的大害。”[11]由是言之，引车卖浆者流阅读什么以及如何阅读，必须适应启蒙精英的方略，服务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于此，阅读已不再纯是私人的行为，也不只是与人心风俗有关的行为，它实际关系到中国的国运和每个人的前途。笔者希望借此展开讨论，就改造阅读习惯的文化肇因，启蒙人士采取的净化策略与所获得的效果，以及阅听者的反应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需要提醒的是，阅读从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其过程和效果同文化习性、物质条件、传播状况等因素息息相关。至于这些因素的制约情形，中西学界对此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读者可以参考。[12]本章限于材料和篇幅，不能一一处理，只能对传统阅读文化的影响、改造内容、读者的经济基础、传播速度和广度、读者的反应等情况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