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颇有影响的文士阶层。他们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造诣，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他们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对魏晋文化的形成，对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他们，学术界一向多所留意，出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问题尚待澄清，如竹林七贤之称、竹林所在地、竹林之游的时间、七贤何以有竹林之游等。关于这些问题，笔者有一些粗浅之见，愿与大方之家进行交流。

一 关于竹林七贤之称

七贤之称始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其文云：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李善《文选注》卷二十一注引《魏氏春秋》亦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阮籍、嵇康等人同游于竹林，人数恰好和孔子所说的“贤者七人”相吻合，故时号“竹林七贤”。稍后于孙盛的袁宏有一部《名士传》，他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于是又有了竹林名士之说。但是，袁宏所说的竹林名士仅有阮籍等六人，而不包括阮籍的侄子阮咸。因此可以说，竹林七贤之说自袁宏开始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魏氏春秋》记竹林七贤事仅“游于竹林”一语，太过简略。比较而言，《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引《魏记》和《世说新语》，对竹林七贤的记载就显得详细一些。《魏记》这样写道：“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亦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贤虽非同郡同里，但因他们“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爱好，对当时的社会有大体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访，一见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把身外的险恶、世事的龌龊忘了个一干二净。

根据《魏氏春秋》、《魏记》和《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竹林七贤包括陈留阮籍、阮咸叔侄，祖居谯郡而寓居河内山阳的嵇康，河内山涛、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这也是后世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据史料记载，参与竹林之游的还有另外两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们就是吕巽、吕安兄弟。吕氏兄弟是魏镇北将军吕昭之子。巽字长悌，曾任相国掾，依附于司马氏，深得司马昭的宠信；安字仲悌，气概非凡，不喜仕宦。二人与嵇康、山涛、向秀等有交往，尤其是吕安，还是竹林之游的活跃人物。

吕安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与嵇康是好朋友，每当思念嵇康之时，不远千里，命驾从之；有时嵇康不在，其兄嵇喜想代替弟弟招待，吕安却是不屑一顾，宁愿独宿车中，也不与嵇喜来往。待嵇康回来，尽兴方去。《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称：“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向秀与吕安也是好朋友，《晋书》本传说他“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浪游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

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的山涛，和吕安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晋书·山涛传》载：“性好老庄，每隐身自诲。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吕安不仅与嵇康、山涛、向秀是好朋友，而且待嵇、阮等人会合后，他还参与了竹林之游。既预竹林之游，则其和竹林七贤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有人认为竹林七贤中王戎最小，竹林之游时，王戎方及弱冠，与众人年齿悬殊，名列七贤之中，恐非得当。而吕安与嵇、阮等人情款，理应列名竹林贤士。此说于理可通，可惜史无此称，只好暂备一说。

吕安的兄长吕巽，原来与嵇康也是至交，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有云：“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后来，吕巽计淫弟媳，吕安欲告发，嵇康因是吕氏兄弟的朋友，从中调停，所谓“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不料吕巽出尔反尔，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嵇康与吕巽交恶在魏元帝景元中，竹林之游在此之前，就时间上推论，吕巽也有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不过，竹林七贤之说乃是取孔子“贤者七人”之意，故当时孙盛等仅举七人，如将吕氏兄弟列名竹林名士，虽无妨大雅，却有碍宏旨。

二 竹林究竟在何地

竹林七贤既是以竹林而得名，那么就有必要对“竹林”所在地作一考辨。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对竹林七贤之“竹林”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古时，天竺国有五精舍，竹林精舍即其一，传为如来说法之所。陈寅恪先生以为竹林七贤之“竹林”，是僧徒比附佛教经典“格义”的结果，所谓“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之于七贤之上”，视竹林为乌有。

范寿康先生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就年龄讲，山涛长于嵇康十八岁，长于阮籍五岁，长于王戎二十九岁，所以山涛在竹林之游里面是一个年长的主持者。而山涛的乡里怀县又系河内郡的郡治，大概他们的游宴之地也是以怀县为中心的。至于所谓竹林，似乎并无一定的地点，他们七人都喜欢选择附近各处的竹林作为集会的地方就是了。”范寿康先生肯定竹林的存在，却认为竹林并无一定的地点，这是其一；其二，山涛年龄最大，而山涛的乡里又在河内郡的郡治怀县，所以范寿康先生又推定竹林是在怀县“附近各处”，山涛是竹林之游的主持者。

竹林究竟当作何解呢？陈寅恪先生以为取自天竺“竹林”，是据两晋之际佛教盛行而言。应该说，其推论是言之有据的。但是，这种推论和《魏氏春秋》“游于竹林”的记载不相吻合。《魏氏春秋》两言“游于竹林”，则竹林是一个有确指的地方当是无疑。陈寅恪先生征引的《世说新语》，也有类似《魏氏春秋》的记载，如上文所引《世说新语》称阮籍等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所言竹林当非子虚乌有，同样应是一个有确指的地点。至于后来人们把至交好友间的交往称作“竹林之游”，则是借用七贤“游于竹林”的事典，不能与“游于竹林”等量齐观。

事实上，竹林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地点，是一个可供宴游的场所，而且其地理方位也是可以大体确定的。不过，它并不如范寿康先生推定的那样在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附近各处的竹林”，而是在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即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带。

《魏氏春秋》叙述竹林七贤的交往时，是以“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领起的。这种叙述方式很值得注意。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显然是说嵇康与人交游的地点是山阳县。李善《文选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河内向秀友善，游于竹林”，同样包含着竹林在山阳县的意思。

竹林七贤中虽然山涛年龄最大，但中心人物却是嵇康。关于这点，从《晋书》叙竹林之游于《嵇康传》，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此外，竹林七贤的相识和交往，嵇康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嵇康当初寓居山阳，因家中贫穷，只好靠打铁的手艺维持生计，这就是本传中所说的“初，康贫居，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向秀少时为同郡山涛所知，也许正是因了这个缘故，嵇康与山涛也成了好朋友。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物，也有一些是在山阳与嵇康相识并著忘言之契的。琅邪王戎与阮籍、嵇康先后相识于洛阳，曾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嵇康与阮氏叔侄相识于何处，史无记载，但从《山涛传》“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和《阮咸传》“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的记载来看，嵇康很可能是在山阳与阮氏叔侄相识的；沛国刘伶可能是嵇康最后结识的一个。《刘伶传》说“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则刘伶与嵇康相识当是在嵇康与阮籍相识之后。

竹林之游既然是以嵇康为中心，而嵇康又是寓居在山阳县，那么，竹林之游在山阳当无可疑。于是又引出了下面的问题：竹林在山阳县什么地方呢？郦道元《水经注》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

长泉水出白鹿山，东南伏流，迳十三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世亦谓之重泉也。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嵇公故居，时有遗竹也”。

文中所说的“七贤”即竹林七贤。郦道元是北魏人，其所言“后人”，实即郦道元的前人。这就是说，早在郦道元之前，山阳县长泉水流域已有七贤祠，用以祭祀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七贤祠东，长泉水两岸，翠竹成林，郁郁葱葱，四季常青。郦道元认为，这里就是向秀在《思旧赋》中所说的嵇康山阳旧居。

郦道元《水经注》所说的郭缘生是晋朝人，其生活年代与竹林七贤相去不远。《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引其《述征记》云：“山阳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时有遗竹也。”尽管经过人世沧桑，嵇康园宅已悉为田墟，但当地父老仍然把它称作“嵇公竹林”，这不仅是因为郭缘生撰《述征记》时尚有遗竹存其园宅旧址，而且主要的是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嵇康与其他诸贤宴游之处。试想一下，一个远离县城的村落，只是因了嵇康的缘故，四方贤士慕名而来，在嵇康园宅附近的竹林里饮酒赋诗，肆意酣畅，这在当时该是怎样的一种盛事，该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嵇康园宅虽然已经不存在，但当地人仍然把它称作“嵇公竹林”，就足以说明这件事情的影响。同样是因了这件事情的影响，清代以前，修武县嵇康故里有乡建制，称作七贤乡。《大清一统志》载：“七贤乡，在修武县北。晋初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同居山阳，时人号为竹林七贤。《避暑录》谓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以此得名。本朝乾隆十五年，圣驾经此，有御制《七贤咏》诗。”清人冯继照《修武县志》卷三《舆地志·古迹》亦有“七贤乡在县东北”的记载。此皆可为明证。

根据《述征记》、《水经注》、《大清一统志》和清修《修武县志》等书的记载，嵇公竹林，也就是七贤宴游的竹林，位于古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长泉水西岸。长泉水出自山阳县城北偏西一点的白鹿山，白鹿山东、山阳县城北是清水的发源地黑山。《水经注》说：“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泉以成川南流，西南屈曲，瀑布垂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声震山谷。”可见，清水出黑山时十分壮观。长泉水作为清水流域的一条溪水，郦道元作《水经注》时把它记录了下来，为我们考定嵇公竹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长泉水发源于白鹿山，东南流十三里，与邓城西北的重泉水汇合，继续朝东南方向而去，经过七贤祠，折而向东。这就是说，嵇公竹林在长泉水由东南向东的转弯处，而这里距古山阳城约二十里。山阳城遗址至今尚存。有山阳城遗址作参照，循着《述征记》和《水经注》提供的线索，找到嵇康园宅和嵇公竹林的旧址，当不是什么难事。

三 关于竹林之游的时间问题

竹林七贤生卒年可考者，只有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四人。阮籍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卒于魏高贵乡公景元四年（263年）冬，享年54岁；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景元三年（262年）被司马昭杀害，年仅40岁；山涛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生于建安十年（205年），卒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享年79岁；王戎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生于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西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卒于郏县，时年72岁。向秀、刘伶、阮咸生卒年无考，生年约略与嵇康相仿，卒年皆不详。向秀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尚在世，刘伶永康二年（301年）还在，阮咸于晋武帝咸宁太康间仍健在。《晋书》竹林七贤本传虽多次提及竹林之游，但竹林之游起于何时，结于何时，却语焉不详。

竹林七贤中嵇康死得最早，而王戎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因此，竹林之游的时间，应是在王戎成年之后和嵇康遇害之前。据《世说新语》记载，王戎15岁时已与阮籍有交往，但此时毕竟年龄尚小，还正在其父王浑的保护下。王戎自己出去闯世界，是在20岁前后。《世说新语》载：“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王戎未满20岁，已可与长他24岁的阮籍举杯对饮，杯觥交错，具备了与其余诸贤“肆意酣畅”“纵酒昏酣”的基本条件。因此，把竹林之游的起始时间定在王戎成年前后，大体是不会错的。而此时正是魏齐王曹芳嘉平初年，这时的嵇康刚过而立之年，已堪当竹林之游主持人的重任。

考阮籍、山涛行实，亦可证上述推论。

据《晋书·阮籍传》记载，曹爽辅政时，曾召阮籍为参军，阮籍以身体有病为借口，坚辞不就。过了一年多，曹爽被司马懿诛杀，阮籍因未应曹爽之召而躲过了这场劫难。司马懿秉持朝政后，阮籍又被迫出来做官，先后任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的从事中郎，但因“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曹爽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被杀，即公元249年。阮籍“屏于田里”在此之前，再次出仕则在此之后，即嘉平年间。但因他“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因此，再次出仕之后，还是有机会参与竹林之游的。

正始年间，山涛也曾隐居，其时间与阮籍约略相同。《晋书》本传载，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山涛从司马懿称病不问朝政料到朝中将发生重大变故，就急流勇退，隐居了起来。他再次出仕，是在嘉平末正元初。《晋书》本传称：“（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山涛的从祖姑之女张春华是司马懿的妻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亲生母亲。通过这层姑表兄弟的关系，山涛重新踏上了仕途。山涛出仕借助的是司马师的力量，则其出仕时间不会迟于正元元年，即公元255年，因为次年二月司马师就在征讨文钦之役中病死在许昌；再次出仕后，山涛离开了河内，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大体可以确定七贤游于竹林的时间。王戎15岁时随父出游，未满20岁就已经可以与阮籍等名士举杯共饮，坐而论道。如果将竹林之游的时间定在王戎15～20岁之间，即魏齐王曹芳嘉平初年，大体是正确的；竹林之游结束的时间，应在山涛再次出仕之前，即嘉平末年。这一推论与晋陶潜《群辅录》所说的七贤“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之说相吻合，因而大抵也是可信的。

事实上，竹林之游七贤齐聚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世说新语》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这里只说嵇、阮、山、刘、王诸人，而不言向秀，则向秀不在其中可知矣。到了景元三年（262年）嵇康遇害，景元四年冬阮籍病死，向秀“应本郡计入洛”，王戎“为时之所羁绁”，竹林之游已无复昔日之景象。待山涛再次出仕后，王戎、刘伶、阮咸也先后进入了西晋官场，竹林之游遂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