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及其影响

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庄子思想是一个思维开阔、意境宽广、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思想体系。。庄子思想在很多地方表述了可能是属于所有人的那种情境，所以它已不属于他个人和他的那个阶级，而是以构成其思想特质的三个方面，即个人从自然、社会、自我造成的精神束缚中超脱出来的人生哲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立足于经验事实上的理性思辨，加入并影响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文仅就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及其对中国文学、艺术发展所产生的明显的、巨大的影响，试做出一点分析。

一

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首先是指其深刻的人生哲学思想主要不是通过理论的逻辑论证来阐明的，常是通过寓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展示的。《庄子》一书有100多个寓言，司马迁称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构成庄子寓言的基本格调，是对精神自由的想象和对摆脱人生困境方法或途径的暗示。翱翔于苍穹的鹰鹫，飘游于天际的风云，无疑最能唤起庄子对自由的遐想与憧憬，所以庄子“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应帝王》）, “乘云风、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的奇妙幻想，正是他追求绝对自由意念的外现。庄子寓言包容了从广袤宇宙的长空游尘到无形的人心里的幽思隐情，展现了极为丰富奇特的自然景观和人世画面。在这里，不仅有鸟鱼虫兽、花草树木、工匠农夫等无数真实景物，而且有北冥的鲲鹏、楚之南的冥灵、大椿、藐姑射山的神人（《逍遥游》）等许多神话奇观；既有老子、孔子、杨朱、惠施等许多哲人的热烈争论，也有影子与魍魉的窃窃私语（《齐物论》）和人与骷髅在讨论事情（《至乐》），不但可以看到刍狗腊祭、碾足辞谦的古朴风俗人情（《庚桑楚》），还有对更加荒远的“同与禽兽居”原始社会的追寻（《马蹄》）和对千世之后“人与人相食”的猜忖（《庚桑楚》《徐无鬼》）。所有这些寓言故事，主旨都在于说明去心计、任自然，以超脱人生困境：混沌因被凿七窍，心智大开而死（《应帝王》）；黄帝遗失玄珠，只有蒙昧无知的象罔才能探找回来（《天地》）。山沟里的野鸡，十步才能寻到一粒食，百步才能饮到一滴水，饮食虽然艰难，精神却很旺盛（《养生主》）；一只被鲁国君王喜爱的鸟，“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饲养可谓优善，可是三日就恐惧、忧愁而死（《至乐》《达生》）。在《庄子》的寓言情节里，就是这样或隐或现地蕴含着它的哲学思想，在他那对人生严肃的理性思考中，总是妙趣横生地闪现着文学的光彩。正如刘熙载所说：“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艺概·文概》）

与此相连，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还表现在他思想中的理论概念或范畴，往往以某种形象出现。例如在庄子思想里，作为万事万物最后根源或原因的“道”，就常是以“真君”“真宰”“造物”等这类具有人的形象特征名词来表达。庄子也是以人的行为规范特征来对“道”的根本性质进行描述：“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大宗师》）他用“以无厚入有间”（《养生主》）六个字构成一种意象，表达出多少言语和概念也难以描绘尽摆脱人生困境后的那种自在景况。在庄子寓言里，“知”“无为谓”“无有”“无足”“知和”等抽象的、表示人类认识或世界状态的名词概念，也一个个地“活”了起来，在那里侃侃而谈。形象大于理念。庄子赋予他思想中的理论概念、观念以形象化的特征，就使他思想中的概念、范畴所蕴含的意境变得丰富宽广。

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还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来。《庄子》和先秦其他诸子著作不同，它的语言风格不是词意相接的理论论述，而是意接词不接或词接意不接的诗的语言风格。这一点，过去的学者多有所见。如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李太白》）刘熙载亦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 ‘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 ‘飞’之机者。”（《艺概·文概》）例如，庄子用蜗牛两个触角的偶然相碰，来描写一场伏尸数万的大战（《则阳》）；用“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昬”的心理事实来解释津人“操舟若神”的原因（《达生》），这是意接而词不接。他回答“治天下”之问为“奚以异乎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矣”（《徐无鬼》）；定义“善养生者”为“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达生》），这些是词接而意不接。《庄子》中这种词意不相衔接的地方，正是可供想象和思索驰骋的空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它们是相距多么远、根本无法沟通的两个世界！然而它们又是相距多么近的、多么相似的同一情境。

二

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它不仅产生了滋养中国文学艺术不竭的美感源泉，而且构成了中国文学机体上的血肉。

迄今被美学所发现和描述的几种主要美感经验，诸如优美、崇高、悲剧性、喜剧性，都非常丰富地蕴藏于《庄子》之中。具有文学特质的《庄子》首先给予我们一个明显而强烈的审美感受，就是它的优美。《庄子》中那些奇特的幻想，鼓动着我们想象的翅膀，“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那神妙的文笔，勾画出“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原料尽够你欣赏、采撷”（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在这种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美的沐浴之下，我们心境中的烦恼被冲淡了，洗净了。《庄子》也能给予我们伟大、崇高的审美感受。这种美感的心理特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静观伟大之时，我们所感到的或者是畏惧，或者是惊叹，或者是对自己力量和人的尊严的自豪感，或者是肃然拜倒于伟大之前，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脆弱。”《庄子》能激起我们这种崇高、伟大的审美感受就是自然，就是天地，“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天道》）,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在那无垠的长空、苍茫的大地、浩瀚的江海面前，人是多么渺小！“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秋水》）在那永恒的时间长河里，人生是多么短暂！“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在伟大自然面前的这种渺小短暂之感，是一种深沉的哀痛，也是一种人生的自觉。它带来一种难以平息的激动，驱使我们去寻求一种超脱。我们把自己融入自然，视天地万物，如一指一马（《齐物论》），以己之存亡，为气之聚散（《知北游》），我们的心境就从渺小、短暂的感受中超越，“入于寥天一”（《大宗师》）而变得高远。“心情在自然界崇高的表象中感到自己受到激动”，这是潜藏于《庄子》中最有力、最深沉的美感经验。总的来说，庄子思想的主题基调是笼罩在悲剧性的气氛之中，它是在人与自然和社会不可改易的对立、人受到自然和社会不可缓解的压抑的观念背景下展开的。“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人的生死存亡、穷达富贵，“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这是一种“人之有所不得与”（《大宗师》）的必然，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这种必然或困境，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空虚、惆怅，“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庄子反对用奋斗来冲破这种困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主张从理解中超脱这种困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即在对天和命的必然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中，我们的精神从自然和社会的沉重压力下摆脱出来，得到一种如释重负的恬静和充实之感。我们的精神在经历了最困难的路程之后而得到提高，这正是悲剧美感的心理特征。但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故常常又把这种严肃的主题放在诙谐的寓言情节里表达，创造了许多喜剧性的人物和情境。例如，这里有聪明的惠子“拙于用大”（《逍遥游》），机警的猴子分不清“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齐物论》），愚拙的老丈抱瓮灌田（《天地》），幼稚的少年学步邯郸（《秋水》），有道在瓦甓、在屎溺的俗中见雅（《知北游》），儒以《诗》《礼》发冢假中有真（《外物》），视尊位如腐鼠的有趣揶揄（《秋水》），讥邀宠为舐痔的辛辣讽刺……这些都使我们忍俊不禁，开怀不已。在这种轻快、幸福的心境里，人的困境和造成这种困境的自然或社会的因素，常被笑所嘲弄、批判、灼化。

具有文学特质的《庄子》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美感源泉，是它长久地、深深地被人们所喜爱和给人们以影响的主要原因。《庄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艺术家。从贾谊《鵩鸟赋》以齐生死、等祸福、任变化，养恬漠自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鲁迅自述“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随便，时而峻急”；从刘勰认为晋代“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到黄震说《庄子》“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黄氏日抄·庄子》），从前人评论东坡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到今人统计李白诗中出现《庄子》三十三篇其中二十四篇的典故，可见《庄子》是从主题思想、体裁、题材、语言等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庄子》成为中国文学机体上的血和肉。

这种影响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表现，就是《庄子》中的寓言形象和意旨，突破文学这一具体形态的限制，移化为、升华为文学和艺术的共同美学理想，共同审美标准，即对被视为美的本质的自然本性的追求，和对作为表现这种美的方法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的追求。庄子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 “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主张“雕琢复朴”（《应帝王》）, “无为复朴”（《天地》）。在《庄子》中，这些本来是作为“真人”（至人、神人）超脱人世的修养方法或基本要求而提出来的，但是“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太白全集·古风五十九首》之一）, “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迫庄周”（《东坡集·送文与可出宁陵州》），魏晋以来，就像李白所观察到的和苏轼所表白的那样，庄子寓言中的雕去巧琢，归复自然的真人形象，已移化为中国文学所追求的美学理想。正如王国维所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宋元戏曲考》十二）文论家甚至以对这一美学追求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那些各领一代风骚的才人的文学成就的标尺。陶潜之诗“清悠澹永，有自然之味”（王世员《艺苑卮言》卷三）；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瓯北诗话》卷一）；至于苏轼，则“自东坡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 ‘一洗万古凡马空’意象”（元好问《遗山文集·新轩乐府引》）；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更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因为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等等。

庄子以庖丁解牛（《养生主》）、痀偻承蜩、梓庆为鐻（《达生》）、轮扁斫轮（《天道》）、匠石运斤（《徐无鬼》）等工艺劳动，和黄帝咸池之乐（《天运》）、解衣般礴裸的画史作画（《田子方》）等艺术创作，形象地说明美的创作，必须“与物化而不以心稽”（《达生》），必须“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养生主》）达到“以天合天”（《达生》）。《庄子》中这些寓言形象，引导了此后中国文学、艺术实践的深化。例如唐朝张彦远评吴道子用笔“守其神，专其一，合造化之功”，正是“与乎庖丁发硎，郢匠运斤”（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顾陆张吴用笔》）。“解衣般礴裸”虽是描绘“真画者”作画时那种无任何拘束、负累“入境”的精神状态，但清朝王士祯认为作家“诗文亦须悟此旨”（《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八十）。庄子以正在吮乳的猪崽，忽然发觉其母已死，则惊恐逃避的动物心理现象为例，说明人或物的可爱可求之处是其内蕴的精神，而不是外现的形体，“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德充符》）。但是，“至精无形”，所以对于“精”或“神”的认识，也就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这样，庄子就明确地把显言外之意或求形外之神，当成自己寓言的宗旨：“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寓言的宗旨，在此后的中国文学、艺术实践中，被升华为一种创作要求或审美标准。在文学领域，从陆机的“遗味”（《文赋》）、钟嵘的“滋味”（《诗品·序》）、司空图的“韵味”（《司空表圣文集·与李生论诗书》）、严羽的“趣味”（《沧浪诗话·诗辨》），到王士祯的“神韵”（《池北偶谈》卷十八）。在艺术书画领域，从卫夫人的作书以“意前笔后者胜”（《笔阵图》），到张怀瓘论识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法书要录·张怀瓘议书》）；从顾恺之作画“以形写神”（《历代名画记》卷五），到沈括观画“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书画》），实际上都是和庄子的得意、求神之旨相通或相承。作为一种创作要求或审美标准，它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有宽广的意境和强烈而持久的美感力量，就像《庄子·天下》篇评论庄子文辞后所说的那样：“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总之，庄子思想的文学特质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就像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的超世观点和儒家的经世观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人生观思想体系一样，在文学方面，庄子的自然和言外之意的美学追求，和儒家功利主义的美学追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美学思想体系。

（《文史哲》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