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
一 21世纪初的国际格局[3]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波澜壮阔而又危难环生。人类在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以往任何时候无可比拟的辉煌成就，同时也经历了许许多多难以言状的挫折、失败与苦难。两次惊天地泣鬼神的世界大战，持续40余年的东西方冷战，还有那数不清的动乱、内战、国家间战争和地区冲突，使人类社会最终意识到了和平与发展的可贵。于是，当新世纪来临之前各国元首聚集联合国总部筹划人类新议程时，当新千年钟声敲响之际60亿地球村民诚挚地祈盼新生活与新秩序时，争和平、谋稳定、求进步、促合作、图发展，切切实实地成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
2001年既为新世纪之初，亦为新千年之始。然而，新世纪与新千年的开端远没有人们期盼和企望的那样顺遂和美好。新年伊始，辞旧迎新的颂词祷语余音犹存，非洲大陆便传来惊世凶讯：曾为反对蒙博托独裁统治而叱咤沙场的非洲著名政治家、刚果（金）总统卡比拉，因政见分歧而暴亡在属下的枪口之下。国际社会惊骇之余，纷纷感叹天下并不太平。
天下之不太平，并不仅仅表现为非洲大陆和其他地区接连不绝的动乱和战祸。当今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内外政策的调整与变化，使纷乱驳杂的国际战略格局和整个国际走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2月10日，“冷战英雄”之子、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就任美国第52届总统。小布什是共和党的代表，因而也是美国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其内外政策带有强烈的右倾保守主义色彩。早在竞选总统期间，他就锋芒毕露，多次发表主张抑俄遏华、强化对所谓“无赖国家”的制裁、不惜一切手段确保美国绝对安全的霸权主义言论。国际社会对美国对外政策何去何从忧心忡忡。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立即着手调整美国对外政策。一方面公开声称中国是美国未来的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准备武力协防台湾，继续在国际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发难。另一方面明确表示要继续研发国家导弹系统和战区导弹系统，不惜撕毁1972年与原苏联签署的反导条约，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并与俄罗斯打起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间谍驱逐战”。此外，就在小布什就职前一天，一艘美国潜水艇在夏威夷水域演习时忘乎所以，违约操作，意外地撞沉了日本渔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美日关系顿起波澜。随后不久，美国又单方面撕毁了它与发达国家共同缔结的关于保护环境的东京议定书。由于这一切，西方国家对美国也颇有微词。
4月初，国际社会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中美关系上。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时撞毁了中国战斗机，导致一名中国飞行员失踪。当中国政府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时，美国竟然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宣布大批量地向台湾地区出售先进武器。近年来摩擦不断的中美关系，因此而再度紧张起来。新世纪开年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的关系，由于美国新政府坚持强权政治立场，在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极力推行单边主义而愈发纷乱无绪。
此时，国际社会聚焦的另一热点是巴尔干。这是因为，20世纪末年的国际风云人物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已陷入政治绝境。虽然他曾领导南斯拉夫反抗过美国的霸权主义、顽强地抵抗过北约的军事侵略，因而被视为民族英雄，但此时光环散去，势孤力绝，被南斯拉夫新政府引渡到荷兰的前南战犯法庭。阿尔巴尼亚族分裂势力的活动依然相当活跃，巴尔干火药桶的导火索还在悄悄燃烧。
6月初，多事之地南亚次大陆也传来骇人听闻的噩耗，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祸起萧墙。陷入情网无法自拔的王子竟然开枪打死国王、王后和几乎所有王室成员，随后自己也饮弹身亡。加德满都发生的这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血案，使这个神秘的喜马拉雅山国政局更加雾霭重重。在贫困落后与武装叛乱的双重折磨下艰难挣扎的尼泊尔，前途愈发混沌不清。
整个上半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同样乱象环生。在菲律宾，臭名昭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阿布萨耶夫匪帮，一再策划绑架人质的恐怖行动，搞得政府焦头烂额。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与形形色色的恐怖势力同流合污，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盘根错节。涉嫌腐败的总统病魔缠身，无法理政，但却不肯辞职，几乎将国家推入内战的深渊。直到7月初，各方势力才最终达成妥协，实现政权平稳转移，总算避免了可怕的内战。
进入下半年，中美关系、美俄关系有所改善。欧盟与俄罗斯、中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展示出良好前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大国关系开始新一轮调整、各国政治家外交家折冲樽俎的台前与幕后，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隐忧明患依然广泛存在。
在中东地区这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老热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的冲突一再升级。由于双方的激进分子不断诉诸武力，巴以之间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恶性循环持续不已。在巴尔干地区这个冷战后爆发的“新热点”，由于南斯拉夫深受美国和北约的钳制，阿族分裂武装有恃无恐，马其顿境内多次发生流血冲突，马其顿的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一度受到严重威胁。在南亚次大陆这个时起时伏的“间歇性热点”，斯里兰卡的暴力活动有增无已，政府同穆斯林分裂武装“猛虎”组织的和谈虽一再启动，但却屡次受挫。印度与巴基斯坦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冲突时断时续，双方不但旧恨难以化解，反而屡结新仇。在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车臣分裂分子的恐怖活动仍在持续，俄联邦政府虽然运用了各种军事手段，依然未能解决问题。
令国际社会特别不安的是，上述所有地区冲突都有伊斯兰极端分子参与。以宗教激进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本·拉登为精神领袖、以阿富汗为战略基地的恐怖分子，可能早已形成一个国际网络，他们的能量可能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可怕得多。
9月11日，国际社会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批身份不详、背景不清、动因不明的国际恐怖分子，利用他们所劫持的美国民用客机，以常人无法设想的方式，炸毁了美国的标志性建筑世贸大厦，重创了作为美国实力象征的五角大楼，致使8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平民死于非命，酿成了现代人类文明史上闻所未闻的最大一起恐怖主义血案。
“9·11”事件使美国受到了远比当年珍珠港事件更为严重的打击。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都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和支持，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了无条件的声讨和谴责。美国领导人在举国震惊、悲痛、愤怒的情况下，开始了紧张而又周密的反恐外交，组织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国际关系由于反恐问题提上日程而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
10月8日，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反恐战争正式打响。涉嫌制造“9·11”事件的著名国际恐怖分子拉登、统治阿富汗并庇护拉登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塔利班集团，成为美国及其盟国反恐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俄罗斯、中亚一些国家鼎力支持并配合阿富汗反塔联盟，打击塔利班的联合军事行动势如破竹。在战争与内乱中挣扎了30年的阿富汗，出现了借助国际帮助而实现和平与重建的历史性机遇。
12月中旬，关于阿富汗战后安排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波恩举行。由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阿富汗各派力量达成协议。22日，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人的代表卡尔扎伊正式就任阿富汗新政府总理。此时，塔利班武装已彻底失败。拉登的“基地”组织也已完全崩溃。英国人领导的由北约在欧洲的主要国家军队组成的国际维和部队进入喀布尔。美国取得了反恐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没有找到拉登和奥马尔，其心腹大患依然未除。美国无法排除恐怖分子对其发动新的袭击的可能性，举国上下惶恐不安的局面仍未改变。
“9·11”事件是2001年下半年最重大的国际事件。在此前后，中日关系由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暗中支持“台独”、政府对历史问题采取错误立场、两国贸易纠纷加剧，特别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面临建交近30年来最严重的局面。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明显地趋于紧张。
这时，中东形势更加严峻。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组织利用“人体炸弹”频频打击以色列，沙龙领导的右翼政府出动坦克和飞机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猛烈报复，甚至不惜以巴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办公地点和军事设施为目标。中东局势失控的危险性增大。在印度，议会大楼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印度指控此事为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所为，印巴关系急剧紧张，原定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因此被取消，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尼泊尔，当局加大了对“毛派”反政府武装的打击力度，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反政府武装受到重创。在拉丁美洲，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动乱，政府和总统相继被迫辞职。
美国此时继续忙于巩固和扩大反恐联盟，一度收敛单边主义外交锋芒，对俄罗斯、中国、伊斯兰世界说话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它并没有放弃既定的全球战略目标。12月14日，小布什总统正式宣布美国退出1972年美苏两国签署的反导条约，并且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断然进行了第五次反导试验。“9·11”事件后，美国不是放弃，而是大大地强化了它的霸权主义心态。
当然，这不是说，新世纪第一年的国际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变化。由于“9·11”事件的特殊作用和影响，俄罗斯利用美国有求于它的机会，明显加大了同美国以及北约改善关系的力度。俄罗斯与美国、欧洲和北约的关系正在全面改善。欧盟则在不断加强政治、经济、防务、外交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了《莱肯宣言》，旨在进一步加快欧洲联合的步伐。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盟的平等互利关系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美国、日本的关系，到年底也已有了重大改善。纵观新世纪开局以来国际形势的上述变化，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地冲击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导致美国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大国的关系纠葛丛生。由于美国的原因，美俄中欧日几大力量中心之间的关系仍不十分稳定。世界多极化进程由于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和隐藏于这一政策之后的霸权战略而波诡云谲。
第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它不仅促使美国全方位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将反恐怖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定了共同反对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但由于对恐怖主义没有明确的定义，各国在反恐方面各有打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联合反恐在短期内估计难以实现。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继续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反全球化运动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南北矛盾和斗争已相当激烈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受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全面走低的影响，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
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格局转换的艰巨性表现得格外突出。一方面，起因于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纠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令人目眩神迷；另一方面，不同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的较量和角逐变得愈发剧烈和微妙。第一，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关系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抗议，联合英国等少数国家，兴兵伊拉克，虽然很快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且占领了这个国家，但却深陷萨达姆余党抵抗运动的泥潭，付出了高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代价。美国与其一些传统盟国暴露出重大的政策性分歧，新老欧洲国家也因对美国政策有别而出现裂痕。美国与日本和某些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得以加强，但未能实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整合伊斯兰世界的目标，反而加深了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广大民众对西方的仇恨。第二，伊拉克事态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尽管美国对伊战争使联合国的地位受到严重损害，国际公理和国际行为准则受到野蛮践踏，表面上看美国巩固了对中东这个世界能源中心和地缘战略要地的控制，但国际社会对美单边主义的抵制，尤其是中俄法德四国协调与合作，对美称霸新世纪的战略图谋构成强有力的牵制。欧盟东扩迈出重大步伐，外交与防务政策的自主性有所加强。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时不得不回到联合国中来，凸显其强权政策的局限性。第三，热点问题的多发性与易变性使国际安全环境变得更加脆弱。巴以双方在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中相互残杀，“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几近夭折。朝核问题风波迭起，东北亚安全形势堪虞。伊朗核问题扑朔迷离，格鲁吉亚危机前景不明。美国对诸如此类的热点问题强势干预，通常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第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刺激国际恐怖活动疯狂反弹。新一轮国际恐怖活动不仅肆虐于阿富汗和伊拉克，其矛头也并非仅仅针对美国“占领者”和所谓的西方“异教徒”。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滥杀无辜，恣意挑战人类良知，其破坏性和残忍性令人发指。国际社会合作反恐的形势和任务相当复杂。第五，政党政治、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潮的新变化令人瞩目。社会结构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利益不断重组。多数发达国家政坛再现右盛左衰情势，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持续萎缩。但社会党国际仍有活力，借欧盟东扩之机向全世界扩张，颇有建树。NGO对本国和国际事务的影响较前增大，其跨国行动规模超常，能量不可低估。在社会意识形态乱如万花筒的形势下，为新帝国主义和新霸权主义张目的奇谈怪论此呼彼应。
新世纪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再次说明，冷战后的世界正处于格局转换时期，形势复杂多变甚至瞬息万变。但这不是说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改变，时代的主要内容已经改变，我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已经改变。不论国际形势怎样千变万化，总体看仍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须知，恰恰是在动荡不宁的新世纪之初，我国成功地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恰恰是在国际恐怖主义阴霾未散、国际社会谈恐色变之际，我国成功地举办了有美国总统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恰恰是在世界经济长势黯然消退的情况下，我国结束了15年的艰苦谈判，按照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世纪初，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在持续提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4]
国际社会送走了21世纪变幻莫测、波诡云谲的第一个“十年”，又迎来了既不平静、也不平凡的“新十年”。
在政治领域，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总体和平稳定、局部动荡冲突的特点比较突出，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变革。
第一，举世关注的看点是全球“超级选举年”。从2012年2月也门大选“鸣锣开场”，到12月日本、韩国、加纳等国议会和总统选举的“收官之作”，共有数十个国家及地区轮番上演权力更迭大戏。这一道贯穿全年的选举政治“风景线”，牵动着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这些接连不断的选举，主要可分成四种情形。第一类是安理会“五常”中四大国“竞相换届”，牵动全球战略形势的敏感神经。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后选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美国总统奥巴马守擂成功将再战四年。俄罗斯“梅普组合”平稳易位，普京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取代萨科齐就任总统，打破右翼执政17年的政治格局。第二类是阿拉伯世界中“变天”国家的政治重建。如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赢得埃及总统选举，伊斯兰势力顺势崛起，埃及新政权与世俗政治力量关系紧张，引发严重国内危机。[5]也门、利比亚分别举行了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但局势极不稳定，重建之路困难重重，有关和平、安全、经济和民主的梦想要照进现实，仍需很大努力。此外，叙利亚在颁布新宪法后迎来近50年来首次多党民主选举，但未改变国内危机恶化的趋势。值得指出的是，上述选举既是有关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争夺国家发展方向主导权的斗争，也有地区政治博弈和大国战略角力等因素交织其间。第三类是欧元区国家。欧债危机乌云压顶，深刻影响西班牙、冰岛、希腊、荷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多国选举政治生态。危机不仅成为有关国家选举中最受关注的议题，选举结果往往又直接对危机演进方向和速度产生影响。第四类是其他一些地区重点国家。如日本自民党时隔三年多重新夺回政权，曾任日首相的安倍晋三东山再起。但自民党卷土重来后时过境迁，面对诸多棘手内政外交议题，政策走向模糊不定。韩国5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恰逢4年一次的国会选举，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朴槿惠成为韩国首位女总统。韩国总统选举结果不仅关系韩国内政，更关系到朝鲜半岛安全形势，乃至周边大国的东北亚外交政策。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第四度“坐庄”，但其健康状况牵动政局，能否如期就职已成悬念。[6]查氏本人的命运如何不仅关系到委内瑞拉的未来，也关系到南美左翼复兴运动的前景。曾经连续执政71年后失掉政权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重新赢得总统、议会和地方选举，再次全面执掌国家权力。此外，各国上演的选举“浮世绘”还从整体上给人以一种突出印象，即受大选年特殊生态的影响和刺激，国际关系“内政化”特点明显，“争选票”“比强硬”成为一些国家选举战中的主基调，对外摩擦和冲突的一面有所增加。
第二，大国内政外交展现新动向，大国关系经历新一轮调整互动。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大国的一举一动通常总在“聚光灯”下受到细致入微的检视。观察大国关系锁定这一特别线索，可以收“纲举目张”之效为目标，增强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发展变化中一些格局性、趋势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此处仅以美国、俄罗斯、法国的情况为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要着眼于竞选连任，以提振国内经济、增加就业、促进社会公平为重点，积极施政，对外政策则以“求稳防乱”为主，同时对外交资源和战略力量进行重新部署，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结构性精简、整合和优化，以确保美国在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全方位进取势头，完善全球战略布局，更好地服务于保证美国超强地位的长远既定目标。在大国关系方面，美国将在巩固美欧关系的同时，继续以两手策略对付俄罗斯。在对华关系领域，虽有选举期间两党候选人竞相“敲打中国”的喧嚣，实际对华政策在选举后势力回归现实。俄罗斯继续在复兴“大国梦”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坚持推进经济现代化，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欲在2～3年后步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行列，通过成功入世和外交进一步“向东转”，为其“强国复兴”战略注入新动力；在对反对派活动加以管控、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党政治步入活跃期，同时强调人民有权选择“俄式民主”，并打造重拳治腐的“亮点”；对外则继续展现强硬立场，果敢应对西方挑战和威胁，力求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后，主张在推行紧缩政策的同时，设法刺激经济增长，并从传统的社会党理念出发，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财富再分配。但在现实中，奥朗德政府难以推动深入的经济社会改革，施政成果有限；对外领域，重视维护法德两国交错共生的轴心关系，在欧债治理问题上加强与德国沟通，协调立场，但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执政理念的差异，双方对一些关键性的治理举措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态度迥异，分歧难消。
第三，国际力量对比在更深层面朝相对均衡方向转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脱困依旧乏力，对国际事务掌控力下降。新兴大国遭遇“成长烦恼”，但发展潜能仍在释放，整体保持崛起势头。新兴经济体推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围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就业、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推动发展等议题，达成积极共识，取得切实成果。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新兴经济体，在二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上积极决策，以负责任的姿态作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决定，使后者可用于成员国救助的新增资源达到4560亿美元，明显加固了全球金融防火墙。相形之下，美西方主导的八国集团地位下降，在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上明显力不从心，凸显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没有新兴国家参与，八国集团已难以应对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挑战。[7]
第四，各主要力量围绕地缘利益、战略空间等的博弈更趋激烈。各国纷纷加大对亚太、中东、中亚等重点地域以及发展空间、理念规则等重点领域的关注和投入。在中东，在地区乱局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已进入动荡与变革交织的关键时期。针对叙利亚危机，美、俄着眼于各自战略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展开正面较量，以期掌握引导地区格局演变，塑造秩序转型进程的主导权。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地区主要力量也围绕争夺地区主导权展开激烈竞逐，推动地区格局新一轮调整。在亚太，美、俄在经济和安全上对该地区的战略关切均与日俱增，双方均积极融入亚太经济合作，并参加了探讨亚太安全问题的多边机制。比较来说，美“深耕细作”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先发优势明显自不待言，俄也不甘落后，急起直追，提升亚太在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确定融入亚太经济新目标。设立远东地区发展部，充分体现了俄以远东为前沿和平台融入亚太的决心，年内更抓住举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契机，赶搭亚太经济发展快车，为加速俄国内现代化和创新发展，尤其是振兴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服务。“大中亚地区”也成为美俄竞争的“角力场”。普京复任总统后，将推动欧亚一体化和扩大在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削弱西方在本地区影响力作为对外政治经济的关键任务，对独联体国家掀起新一轮外交攻势，加大对其经援规模，同时强化在中亚军事存在，进一步拉紧和深化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上述俄传统势力范围，美以北约为抓手，加大经营力度，进取姿态明显，尤其是着眼于阿富汗撤军后的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调整等重大问题，欲谋求更大战略空间和更有利的地缘利益。奥巴马亲访阿富汗，将阿定位为“重要非北约盟国”，与之结成“持久战略伙伴关系”，主导北约对阿“转移安全责任”，为未来更深入和大规模介入中亚事务，长久持续地影响欧亚大陆核心板块安全稳定打入“楔子”。北约还以加快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为名，首次拉拢邀请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参加芝加哥峰会。
第五，国际治理中地区化集团化趋势更加突出，区域一体化建设续有进展。2012年，就全球层面来看，由于各方利益差异深刻、协调难度增大导致国际治理有效性仍在下降，在此背景下，以议题式、共识式联盟为主的地区主义进一步兴起。先以全球贸易和投资最为集中和活跃的亚太地区为例，有关国家在东盟和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就2013年启动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一致，表明亚洲地区自贸圈建设开始提速，也给东亚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在欧洲，欧债危机倒逼欧洲加快改革的步伐，催生欧盟内部格局深刻演变，各国维系并推进一体化的共识增强。从银行业联盟到财政整合再到政治联盟的一体化重建脉络逐步显现，成员国向欧盟机构让渡主权的步伐加快，走向一个“超级大联盟”的一体化进程在逆境中继续前行。非洲和美洲的地区组织在协调统一立场，促进经济发展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方面，表现尤为抢眼。西共体在马里和几内亚比绍军事政变后，第一时间介入，通过积极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协助解决危机。英阿马岛争端升温之际，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峰会一致表示支持阿根廷。厄瓜多尔政府给予“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政治庇护引发与英国的外交危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等均给予厄瓜多尔以坚定声援。西共体、南共市、南美洲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还致力于促进马达加斯加和巴拉圭的政治危机以及南北苏丹、津巴布韦、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等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调停和最终解决。此外，围绕解决地区粮食危机、消除贫困和技术鸿沟、应对自然灾害及安全合作、促进区内贸易和一体化等议题，相关地区组织进行会商，取得积极成果。
在经济领域，稳增长、促复苏任重道远，国际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复苏进程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
一直以来，经济形势既是影响国际形势发展演变的一个决定因素，其本身也始终构成反映国际形势全貌的一个重要部分。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尤其是2008年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经济问题在世界全局中的地位愈加凸显。本书所收观察和分析国际大事，经济也是一个重点领域，这其中既涉及由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制定和出台的重要经济战略和政策、现实经济运行表现及其对于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辐射影响，也纳入了各重要国际机构从相关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对世界经济所作预期，等等。可以看到，整体而言，面对经济危机，努力探索破解和治理之道，寻求重振路径和动力，仍是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前进的主流。就全球而言，2012年各国在经济复苏中不同程度地遭遇“整体减速”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3％，低于2011年的3.8％。具体到各主要经济体，情形各异，可以说各有难处，“冷暖自知”。
从美国的情况看，经济温和复苏，在发达经济体中算是相对的亮点。截至第三季度，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13个季度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经济2012年增长2.2％，高于2011年的1.8％。失业率有所下降，从2012年年初的8.3％降至11月份的7.7％，为2008年12月以来最低。个人消费回暖，农业、制造业和房地产等传统产业仍是经济复苏主要推动力，金融业改革成效明显。不过，美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稳固，未来经济要快速走出阴影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财政悬崖”迫近或致经济重陷衰退等多方面挑战。至于日本，在外贸环境恶化和对华关系紧张的影响下，其经济自2012年第二季度起再陷衰退。日本目前累积的政府债务已经高达GDP的230％。
从欧洲的情况看，欧元区危机仍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总的说来，危机在2012年持续蔓延深化，治理初见成效，但短期内难见摆脱危机的曙光。危机在欧盟各国和欧元区层面发展演变，有关各方的治理应对举措，是2012年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头戏”。具体来说，从年初到年尾，一路走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债国险情不断。希腊一直存在因债务违约退出欧元区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隐忧。西班牙银行业危机进一步恶化，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塞浦路斯继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成为欧元区第五个申请救助国。另外，2012年欧债治理致力于标本兼治，力度明显增强。一年之内，欧盟多次召开领导人峰会、欧元区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克服了巨大分歧和重重困难，通过多项重量级举措。包括欧盟25国缔结财政契约、欧洲央行承诺采取一切行动捍卫欧元区、出台第二次长期再融资操作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无限量回购欧元区国债、欧洲稳定机制正式启动、欧元区实施以欧洲央行为核心的单一金融监管机制，等等。上述举措互为补充，形成合力，使欧债治理初见成效。不过，欧元区“解体”风险虽暂时化解，但欧债危机“急症虽缓，顽症难除”，且有长期化、复杂化、政治化趋势。各国尚未找到紧缩与增长之间的平衡点，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经济分化仍在拉大，重债国经济造血功能不见起色，欧元区外围国家经济疲弱有向核心国家蔓延之势。此外，欧盟内部由于债务危机不断加剧，造成社会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失业率2012年10月份创下11.7％的历史新高，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3.9％。国内失业率高企还导致各国右翼势力抬头，种族矛盾上升。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频现冲突，一些国家对欧盟表现出分离主义倾向，国内的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凸显。总之，欧债危机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仍存在不少变数，经济规模较大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渐成危机新焦点。意大利总理蒙蒂岁末之际突然辞职，令欧元区危机治理前景再生变数。
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由于受发达经济体状况不佳拖累，不少国家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内部通胀加剧等严峻挑战，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2年，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在内，主要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将降至5.3％，低于2011年的6.3％。其中除中国外，俄罗斯成功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速，发展态势良好。2012年1至10月，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7％，尽管低于2011年4.3％的增幅，但考虑到世界经济复苏不振，仍属比较不错的成绩。在其他宏观经济数据方面，俄2012年前10个月外贸顺差达1646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4％，工业生产同比增长2.7％。俄居民工资和退休金均实现增长，而失业率出现下降，截至11月底，从2012年年初的6.6％降至5.4％。相形之下，除中、俄而外“金砖五国”中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则显得较为严峻。在印度、重大改革停滞不前，反腐败未见明显成效，长期忽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利益集团和保护主义影响外资进入，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牵制，这些“内伤”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印度财政部12月中旬公布的官方预测数据称，印度2012至2013财政年经济增长率为5.8％，是10年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在南非，政府2012年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和战略规划，针对减贫、缩小不平等和扩大就业等目标出台了未来20年《国家发展规划》及未来3年《工业政策行动计划》等，相关举措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不过南非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增多，2012年经济增速预计为2.5％，低于2011年的3.1％。在巴西，中央银行年末将本国2012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而两年前巴西还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国家之一。
尽管如此，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深化合作，进一步刺激内需和拓展市场，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更有望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就此意义而言，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仍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看，在经济大环境趋冷背景下，各国关于紧缩与增长的治理理念之争更加突出，欧、美、日、英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出台了新的宽松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被迫跟进，全球已步入新一轮量化宽松时代。还要看到，鉴于各国在危机背景下内顾倾向和政治极化倾向同时上升，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凝聚共识、协调政策、强化合作的难度增大，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停滞不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增强。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从低端制造业扩展到光伏和通信等高端行业，力度空前。由于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救济案例也有所上升。未来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可预测的、有规则可循的、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就业和发展，任重道远。
在安全领域，各种可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影响形势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显著上升。
中东和北非仍是全球动荡和局部战争的“火药桶”，一些热点问题不断升级，胶着难解，局势突变的危险时隐时现。持续近两年的叙利亚危机进一步恶化，国内政治斗争与地区政治博弈及大国战略角力相互交织，其影响加速外溢，波及多个邻国。伊朗核问题僵局依旧，破局尚待时日。伊方与参与谈判的伊核问题六国先后在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莫斯科重启了三轮谈判，均无突破性进展。美西方对伊制裁和军事威胁层层加码，伊朗则以宣示核成就、军演和断油威胁等方式持续示强，并通过主办不结盟运动峰会等方式，努力在国际舞台营造于己有利的舆论氛围。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巴以双方武装冲突时有升级。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获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后采取强硬报复行动，招致国际社会强烈非议。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在巴以和伊核问题上采取单方面军事冒险行动的可能性加剧，地区局势突变的可能性难以排除。
在亚太地区，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争议升温，朝鲜半岛局势不确定性犹存，亚太地区正进入安全热点问题频发的“多事之秋”。日本与俄罗斯、韩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因领土主权之争而明显恶化。菲律宾挑起黄岩岛对峙事件、越南公布《海洋法》，双方联手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充当地区问题复杂化的“急先锋”，影响东盟内部团结。朝鲜正式步入“金正恩时代”后，在对内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同时，继续对外示强以凝聚民心，与美、韩、日等国对峙加剧，尤其是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和反对，两度发射卫星，挑动有关各方敏感神经。这一切凸显半岛局势的脆弱性和危险性，地区安全风险在持续增大。
美国加强战略调整重新聚焦亚太不断“打桩布局”，给地区和平稳定增添新的复杂因素。美新军事战略的出台，标志着“重返亚太”有了具体的战略指导。美国在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军事存在的同时，重点强化针对亚太的军事部署和战略能力建设，以区域多国防务合作为依托，进一步织密、补强一张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大网。美国的重点在于加强与日、韩、澳、泰、菲等传统盟友的军事同盟关系，强化同盟内涵，同时与印度、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加强联系，大力推进新型伙伴关系，以维护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介入亚太局势的意图和动作更加显性化，对于该地区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主权争议，美国明称中立，实则暗挺日菲越等国，“拉偏架”态势非常明显。2012年年内，美国还积极主导与亚洲国家举行了各种双、多边联合军演及战略对话，频密程度之高令人侧目，规模和层级多有提升，且针对特定对象的指向性更强。地区军购热潮也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此起彼伏，有关国家纷纷大手笔投入，亚洲已成为全球军备竞赛“重灾区”。美国以上种种推波助澜之举，均不利于塑造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新秩序。
美国积极推进前沿反导体系建设，全球安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拒绝提供欧洲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核威慑力量的法律保障，与俄罗斯围绕该问题的博弈僵局依旧。北约芝加哥峰会宣布启动第一阶段欧洲反导系统，更激起俄罗斯强硬反制。反导问题仍是俄美关系之间最大的绊脚石，也是阻碍俄欧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欧洲外，美国还进一步推动“亚洲版”导弹防御体系建设，借朝鲜发射卫星事件，拉拢日、韩共建地区反导系统，提升战力，并计划在东南亚部署反导预警雷达，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对目标国家形成有力监测和制衡。美国在欧亚地区富于进攻性的上述反导部署，可能加剧国家间武装对抗和军备竞赛，给地区战略平衡带来震动，危害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
一些地区安全组织表现较以往更为活跃。年中，北约举行63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脑会议，第一次提出“灵巧防卫”的新理念，整合成员国资源并共享能力，重视通过“伙伴关系国”链条打造全球安全中心。总的来看，当前北约正在加速转型，中短期内依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与之相对，俄罗斯整合独联体国家力量倾力打造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2012年顺利推进军事一体化进程，并罕见地就欧洲反导系统、叙利亚危机、阿富汗局势以及伊核问题等重大、敏感国际问题表达共同立场，表明其作用和凝聚力有所增强，大有同北约组织唱“对台戏”之势。
极端主义有“卷土重来”之势，“基地”等恐怖组织在南亚、中东、北非等地重趋活跃。恐怖主义虽然被视为人类“公敌”，但遗憾的是，通过对2012年各种恐怖主义分子所策划发起的大量爆炸袭击等事件的回溯可见，上述事件在几乎每个月都有若干起发生，且主要集中于世界上的一些特定地区和国家。例如，在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未取得进展，塔利班频繁发起恐怖袭击，包括针对美军焚烧《古兰经》以及枪杀阿平民事件实施报复行动。在巴基斯坦，美军无人机成功实施越境打击恐怖分子，但被控侵犯巴主权，巴国内局势动荡，安全形势不稳，各种爆炸袭击事件屡有发生。在也门、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政治转型国家，政局平衡脆弱，安全局势难控。美驻利大使在“9·11”周年纪念日遇袭身亡，沉重打击美中东政策。另外，在索马里、肯尼亚等国，年内也分别有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上事实一再证明，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远未消除。
此外，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持续凸显，粮食、能源和水资源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更加突出，紧迫性增强。以粮食安全为例，2012年全球极端天气频现造成粮食减产，国际粮价暴涨，引发国际社会对粮食危机的深切担忧。在联合国和一些地区论坛组织层面，粮食安全均是有关会议的突出议题，如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加强粮食安全纳入会议主要议题，八国集团特别举办粮食安全专题讨论会，非洲各国连续召开以农业和粮食安全为主题的会议，等等。围绕全球关注的气候变化议题，联合国气候谈判多哈大会争扰多时，仅取得有限成果，关键议题未有进展，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前景不容乐观。
在社会文化科技领域，文化多样化持续彰显，社会信息化迅猛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突破口成为各国瞄准未来发展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
世界是由多样文明构成的，而文明由不同发展道路造就。文明的多元、道路的多样，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股推动力量和必然要求。各种文明、各个国家都以开放的心态求同存异，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人类文明就会在比较竞争中不断进步，各国就能在包容互鉴中共同发展。上述观点正越来越被更多人所接受。进入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社会文化思想交流、交融和交锋日益紧密的一面更加突出。举例来说，中国作家莫言首度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摘桂突出表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世界文学领域这个一直由西方左右的著名奖项，不可能永远拒绝中国主流作家。而相较于世界舆论对此评选结果基本是乐见其成，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欧盟，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争议，被批评具有“特殊政治前提”。如果再从所谓“文明冲突论”的角度来佐以论证，美国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影片在伊斯兰世界引发强烈的新一轮反美浪潮很能说明问题，这表明美西方与伊斯兰国家意识形态鸿沟始终未能弥合，而是再度扩大。
从科技领域的发展看，国际金融危机正“倒逼”全球掀起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各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和生产力创新的突破口，抢抓未来竞争优势的制高点。新能源、云计算等重点领域的科技进步正处于喷薄欲出的新阶段。云计算被认为是未来10至20年重要技术之一，决定一国能否在国防、科学、医学、能源等一系列领域拥有巨大优势，美欧竞相重点投入。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泰坦”计算机，在国际TOP500组织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位居榜首（中国“天河-1A”曾在2010年名列榜首，现降至第八位），且拥有500强计算机的一半。欧盟也在2012年宣布启动云计算战略计划，希望加速和扩大云计算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到2020年创造250万个新就业岗位，每年创造1600亿欧元的产值。从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来看，各国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美国2012年年初发布《美国竞争和创新能力》报告，强调创新是美提高竞争能力、增加收入、促进就业、推动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欧盟强调尽管目前总体上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但对科技创新和教育应加大投入。2012年启动了“智能城市欧洲创新伙伴行动”计划，旨在统筹研发与创新资源，为解决欧洲面临的能源安全、资源效率和老龄化等重大挑战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此外，欧盟还提出建立统一专利体系，旨在不断增强知识经济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欧洲区域一体化。再看新能源领域，新型清洁能源页岩气革命被认为是今后数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历程中的最重要关键词之一。美国借助清洁和廉价的页岩气大量投放市场，制造成本大幅下降，也给世界能源利用和产业格局带来深刻影响。俄罗斯专家甚至预言，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向纵深发展，未来世界石油价格可能大幅下跌，借助石油收入走能源兴国之路的俄罗斯，可能因此受到巨大影响，从而导致现代化计划夭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