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审视凯恩斯对待马克思的态度

郭广迪

一 凯恩斯的相关理论与马克思是否毫不相关

尽管凯恩斯本人极力贬低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否认或不承认其经济思想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很多现代西方学者并不认为他的相关理论与马克思的学说无关。这里先以凯恩斯的同胞——英国学者为例，罗宾逊夫人认为，就“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而言，“凯恩斯体系与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罗伯特·威尔在《禅学经济》一书中也强调，“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过分节俭的行为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以收入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为标志的危机”；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凯恩斯虽然“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却含有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某些重要方面”。

克莱因谈到“凯恩斯是否有新见地”这一问题时强调，虽然“与当时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言论相比较，他肯定有些不同的见地”，“但是在经济学文献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前人曾经述及的相同的概念。事实上，凯恩斯体系的每一论点都曾在某时在文献中某处讨论过”。马克思就是克莱因在这一章重点分析的“前人”之一，他还明确指出，“实际上所有消费不足论者的理论中都有凯恩斯体系的幼芽，马克思也不例外”。克莱因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马克思的再生产和积累的图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模型，是现今理论模型建立的先驱”；并指出，“按马克思的精神建立的”卡莱茨基模型“实际预示了凯恩斯体系的全部基本要素”，或者说，“凯恩斯学说发展的基本要素，都是卡莱茨基的模型中已经有了的”。马克·布劳格也说，卡莱茨基的经济学说“最令人感兴趣的特色也许是他采用的从马克思出发，建立长期均衡增长的凯恩斯模型的方法”。米哈尔·卡莱茨基是波兰经济学家，他于“1933年发表了用波兰语写的《论经济波动理论》，其基本内容与三年后凯恩斯发表的《通论》不谋而合”，所以，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的同时发现者”，其“对经济学的贡献首先是独立地发现了‘凯恩斯革命’”。所以，《米哈尔·卡莱斯基》一书的作者表示，“我们把卡莱斯基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了表明，在马克思构造的若干通用原理中，人们可以找到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后来由卡莱斯基（及现代非正统经济学家）发展出的一些观点的胚胎”。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者之一、美籍波兰裔经济学家埃弗塞·多马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的“前言”中也表示，“本书是消费不足论者，包括马克思尤其是凯恩斯的著作的必然产物”。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相关词条的几位作者也都表示，马克思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凯恩斯理论的先知。例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卡罗·帕尼科在“亚当·斯密的‘有效需求’”词条中指出，马克思用与斯密“同样的方法分析了影响需求的诸因素”，并指出了在分析中区分“消费者的需求”和“厂商的需求”的必要性，而“这种方法与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的方法之间有着值得注意到相似之处”。美国经济学家马廷·布朗芬布伦纳在“就业理论”词条中甚至认为，“由凯恩斯的《通论》清晰的表述的”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失业理论，其“基本概念在1936年严格地说没有一点是新的”，因为，“马克思关于‘失业工人的后备军’在资本主义中的高度作用的论述里，就指出其将使工资率保持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这要比凯恩斯的论述早得多”。他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中也表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小于充分就业的移动均衡体系”，所以，“在这方面，马克思的体系是先行于凯恩斯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施奈德在“消费不足”词条中也认为，“消费不足理论与用马克思的术语‘生产比例失调’来解释‘经济危机’之间也有联系”。英国经济学家维多利亚·奇克则在“融资与储蓄”词条中指出“马克思非常关心工业资本获得金融资本和获得足够的利润以偿还金融资本的条件，这也是凯恩斯著作的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众多现代西方学者都认为，凯恩斯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其具有代表性的有效需求理论与马克思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的。

二 凯恩斯是否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毫不知情

有人认为，凯恩斯“不大读马克思的书”，或者说，他“没有研究过马克思”，因为他曾宣称“从德文书籍中没有学到任何新的东西”。凯恩斯是否真的因为“不大读马克思的书”而对上述马克思在其之前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一无所知呢？这里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如果凯恩斯确实没有读过或没有比较认真地读过《资本论》，那么，他将其贬为“垃圾”，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学术规范的不道德行为。现在，我们再回到凯恩斯事实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书，即他是否有可能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这个问题上。

从公开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看，凯恩斯仅有3次提到了马克思，其中2次与马克思对其是否产生了影响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一次是在第1章开头的第一个脚注中指出，“‘古典经济学者’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名词”；还有一次是在第23章中介绍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西尔沃·格塞尔的著作时，称其“主要目的可以被说成为建立反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并指出其“理论基础和马克思完全不同”。不过，他既然知道格塞尔的“理论基础和马克思完全不同”，那就一定是比较认真地读过他们二人的书，否则，这种轻率说法也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唯一一次与马克思的影响有关的是，他在《通论》第3章“有效需求原理”中指出，“马尔萨斯曾经为之斗争的有效需求这一巨大之谜在经济学文献（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引者注）中完全不见踪迹”，“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赛尔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指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引者注）之中”。由此可见，虽然凯恩斯本人从未说过自己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他还是承认在他之前，除马尔萨斯外，其《通论》的核心理论——有效需求理论也存在于马克思的理论之中。这说明，他至少还是比较认真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否则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仅如此，迈克尔·查尔斯·霍华德和约翰·爱德华·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一书中明确指出，凯恩斯并非“对马克思一无所知，也不总是对马克思持蔑视的态度”，并提供了如下佐证：其一，20世纪20年代初，莫里斯·多布作为一位研究生，“曾在凯恩斯的房间里读到一篇论述马克思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论文”，他回忆说，“凯恩斯很赞许这篇论文”。其二，1933年，凯恩斯在“关于古典货币理论的演讲中，婉转地提到马克思对实现问题的阐述，而且发现了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密切相似之处”。其三，在写于1933年的《通论》的第一稿中，凯恩斯曾经对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G-W-G′）与古典公式（W-G-W′）进行了大段的比较分析，并认为，“当马克思补充说G′持续增加的余额，将不可避免地被一系列日益猛烈的危机或者企业倒闭和未充分就业所打断时，马克思正在逐渐接近不偏不倚的真理”。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蒂夫·基恩也曾说过，“马克思对萨伊定理的批判使得晚年的凯恩斯兴奋异常”，因为“该批评直逼瓦尔拉斯定理（以及萨伊定理）的本质”。

也许有人会说，基恩的说法可能缺乏依据，多布的回忆可能有误，凯恩斯本人的演讲则只是“婉转地提到”而已，但《通论》的第一稿可谓是铁证如山。国内有学者也指出：“凯恩斯能够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剑桥时期对《资本论》的研读和讨论”；其《通论》“最后一章所分析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是直接借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

由此可见，不管凯恩斯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如何，他实际上并非真正“不大读马克思的书”，而且曾经对其某些理论的理解和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简而言之，凯恩斯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并非毫不知情。

三 凯恩斯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是否违背学术规范

前面已经指出，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的正式版本中，凯恩斯仅3次提到马克思，也就是说，上述第一稿中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评述消失了。当然，他还可以为自己这样辩护：虽然我知道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但在《通论》的正式版本中，由于第一稿中与马克思相关的内容已经不存在了，因而实际上没有引证或参考过马克思的相关文献，故不存在抄袭或剽窃的问题。

对于这种辩护，我们可以先请美籍罗马尼亚裔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来回答，他在“自述”中指出了“在经济文献中”存在的这样一种“隐秘的剽窃”: “作者仅列出最近二三年的文献，而根本不提及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约翰·R．希克斯或者其他伟人的名字”，“其目的是使自己置于众多的伪原创者之中”，并强调，“牛顿把这种行为视为学术犯罪，他指责伽利略未能提及开普勒的贡献”。按照这个标准，凯恩斯在公开出版的《通论》中论证其有效需求理论时提到了马克思，似乎可以免除“隐秘的剽窃”或“学术犯罪”之嫌。不过，既然他认真读过马克思的书，对于前面提及的众多西方经济学者所说的《通论》正式版本中的有效需求理论与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关联性，就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他却在全书中没有具体注释马克思的任何一部相关文献。所以，其“隐秘的剽窃”之嫌仍然是难以被免除的。

不仅如此，凯恩斯在《通论》正式版本第23章中介绍其思想的先驱者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他当时认为的“重商主义学说中的科学成分”；又专门用了一节来介绍格塞尔这个“古怪而被过分忽视的先知”的著作中所包含的“真知灼见之处”；还在最后一节介绍了伯纳德·曼德维尔（又译为孟德维尔——引者注）的《蜜蜂寓言》、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件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J. A．霍布森和A. F．穆默利的《工业生理学》中的消费不足理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涌现出大量的异端的消费不足论”中，他认为“最为有名”的“道格拉斯少校的理论”，但却唯独没有介绍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或论述。

如何解释凯恩斯的这种“反常”现象呢？《三十个世界大经济学家》一书在谈到“马克思为何不受英国人欢迎”时指出，有人认为，凯恩斯这种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与“英国人的气质：不轻易相信外国人的言论”有关。不过，这种看法的说服力似乎并不是那么强。因为，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评价较高或对马克思经济学比较重视、研究较深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中就有不少英国人，如，罗宾逊夫人就“坚定不移地努力把马克思作为一位学者和第一流的思想分析家加以推举”；埃里克·罗尔认为，“在每本经济思想史里给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传统”；布劳格也强调，“三卷《资本论》尤其是后两卷包含着大量的精辟分析，这些都是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而且，本文前面也已指出，罗宾逊夫人等多位英国学者都认为，凯恩斯的相关理论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凯恩斯本人的所谓“不轻易相信外国人的言论”的“英国人的气质”是否特别强，或比上述英国学者都强呢？也不是。因为，被他认为具有“真知灼见”的格塞尔与马克思一样，也是德国人。

说到这里，凯恩斯对待马克思的这种“反常”态度，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偏见——对社会主义的仇视。如，有人认为，凯恩斯“觉得马克思的东西”“不值一读”，而霍布森与他一样是“英国自由主义者”，因而得到了他的“重视”。对于这一点，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偏见并不能成为免除“隐秘的剽窃”或“学术犯罪”的理由。在此前提下，对于凯恩斯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解释也未必适用。因为，格塞尔与马克思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其“理论基础和马克思完全不同”。更有意思的是，格塞尔还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他曾在1919年短暂出现的德国“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又称“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出任财政部部长，而且，凯恩斯是知道他的这一“历史问题”的。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凯恩斯对待马克思的态度，都是有违学术规范的，或者更为具体说就是，都难逃罗根所说的“隐秘的剽窃”或牛顿所说的“学术犯罪”之嫌。

四 凯恩斯在学术规范上与马克思的差异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对凯恩斯进行全面审视，而只是仅仅就他对待马克思的态度这一点上分析其是否有违学术规范。所以，上述结论并不是对凯恩斯在学术规范或学术道德问题上的全面评价。不过，既然这一问题与马克思密切相关，那么，对比凯恩斯和马克思在学术规范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二人在类似问题上的学术态度，还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坚忍不拔的钻研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可谓举世闻名。熊彼特称马克思是“求知若渴的读者”，“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漏掉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他“悉心研究每件事情和每种议论”，“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研究的兴趣居于超越一切的首要地位连他本人的利益都可以不顾”；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读尽了在他之前的每个经济学家的作品”，而且“对于写脚注有强烈爱好”；巴克霍尔兹认为，马克思“几乎浏览了经济学方面可利用的所有资料”，并指出，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始终保持着一种慢得令人痛苦的、学究式的步伐”，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大约80位作者那里抄录了大段文字，抄满了一个又一个笔记本”，以致“《资本论》一书多达2500页，引文出自1500多本著作”；斯皮格尔则指出，“马克思的方法与李嘉图”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丰富的引证，这证明了马克思阅读之泛”。台湾学者赖建诚先生也称马克思是一位“相当用功的思想家”，并告诉学生，只要看了三卷《资本论》每一页的脚注，你就会明白，“马克思的阅读有多么广泛，所掌握的细节证据有多丰富”。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经济学图书馆和文献的使用”词条中，马克思被作为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典范加以介绍，称他正是由于在大英博物馆“艰苦工作多年”，才具有了“能够展现百科全书式知识的能力”。该辞典的不少人物传记词条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马克思认真的学术态度，如，马克思给予了詹姆斯·斯图亚特“以应有的评价”，“在《资本论》第1卷中”就有“13次提到他”；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赞扬了约瑟夫·马西“研究一般利润率的独到之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纸币的性质与必要性刍探》一文中一段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话“得到了马克思的赞扬”，而且，马克思还注意到富兰克林的“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查尔斯·巴贝奇的经济学著作《论机器与制造业经济》“除了穆勒和马克思外，很少有人认识到了它的意义”。

显然，在那些被马克思当年“读尽了”的经济学家中，不仅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曾明确表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马克思是否只读被他称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而对庸俗经济学家的作品不屑一顾呢？也不是。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不仅对于有重大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持认真态度，“而且对于‘不屑一顾’的庸俗经济学家亦持此认真态度”；虽然“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但同时又不抹杀它在具体经济问题上提出的哪怕是点滴的有价值的发现”。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家的詹姆斯·穆勒为例，萨缪尔森曾指出：“马克思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他读亚当·斯密的书，也读李嘉图、甚至庸俗的辩护士穆勒（指詹姆斯·穆勒——引者注）的书。”事实上，马克思不仅读了詹姆斯·穆勒的书，而且还在其读书笔记《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他的可取之处：“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并称他“以其惯于嘲讽的尖锐性和明确性分析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

马尔萨斯是受到马克思最为严厉的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之一，郭志琦先生在《马克思是怎样评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文中，列出了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种种“相当严厉的批判”，如，“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统治阶级的辩护士”、“剽窃能手”、“无赖”、“思想极端卑鄙”等，同时强调，“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有价值的见解，哪怕是可取的点滴”，“也都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如，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那些可怜的和谐论者比较起来”，“特别强调不和谐”，这是他的“唯一功绩”；“他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是他的“真正贡献”；他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工作日的延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光荣”；“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困难的，……马尔萨斯至少试图科学地处理问题”，等等。该文还列举了马克思对待让·巴蒂斯特·萨伊、亨利·凯里、詹姆斯·穆勒和约翰·穆勒的态度，以说明马克思“十分注意把庸俗经济学家的政治立场、思想品质与学术观点严格区别开来”，“他总是在揭露批判他们的反动立场、恶劣品质及庸俗谬论的同时，而对其正确的有价值的观点予以应有的评价”。

另外，马克思还说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由于“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他会不会因此而对李嘉图之后或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都不屑一顾呢？下面这个史实足以说明问题：1858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克拉伦在伦敦出版了《通货简史》一书，马克思看到了1858年5月15日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刊登的书评，认为“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因为图书馆通常要等几个月后才有这种新出版的书，他就请夫人燕妮去找出版商买。但是，由于该书价格高达“九先令六便士”，超过了他们家的“整个‘军费’金库所存”，于是马克思不得不于当年5月31日写信向恩格斯求援，其理由是：“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就是这样一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于1830年以后出版的、由资产阶级经济学期刊推荐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却认为，既然他已经知道有这本可能与其正在写作的《资本论》相关的书，如果自己还没有阅读这本书，那就必须暂停《资本论》的写作，否则就违背了自己的学术良心。由此可见，马克思确实“堪称讲究学术道德的典范”，“他既是个富有激情的革命家，更是一位治学严谨、讲究学术道德的学者”。

上述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那些他特别厌恶或鄙视的庸俗经济学家的态度，与凯恩斯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形成的反差，充分表明凯恩斯与马克思在学术规范上所存在的一个巨大差异。

说到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凯恩斯明知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与其有效需求理论相关，而且，他对待包括格赛尔这样一位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其他有效需求理论的先驱者都非常尊重，为什么唯独对马克思采取肆意贬损的态度呢？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所谓“英国人的气质”和意识形态偏见之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其真实原因只可能是：凯恩斯深知，相对于其他先驱者来说，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及其相关理论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更为接近，以至如果引证了他的相关论述或具体介绍这位先驱者的相关文献，其《通论》的原创性就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像一位原创者，他“不得不”这样对待马克思，从而使自己成为罗根所说的“伪原创者”。

不过，像凯恩斯这样对待马克思的西方经济学者恐怕并不止他一个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就曾说过，“我时常指出，西方的经济学家经常采用马克思的理论而没有说明其由来，或者甚至连由来也不知道”，“有些作者甚至就在剽窃马克思理论的上下文里，说明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这么说，相对于众多其他先驱者来说，在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上，西方学者中的“伪原创者”可能更多一些。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凯恩斯是在知道自己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有效需求理论与马克思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的前提下，故意不在自己的论著中引证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并对其采取肆意贬损的态度，因而他对待马克思的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近年来，西方学术规范问题引起了人们关注，虽然“不问国情的照搬西方是既难以成功亦无此必要”，但尽管中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都存在很多差异，二者之间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中西方都把抄袭视为一种强盗行为”，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抄袭或剽窃。这里仅强调一点：不管我们对西方学术规范的看法如何，即使用现在流行的西方学术规范来衡量，马克思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凯恩斯这位西方经济学家则在对待马克思的态度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