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再研究

——兼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调节经济”

颜鹏飞

一 两种社会经济体制与市场兼容思潮

这是西方两大思潮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亮点，这一思潮致力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兼容或者综合。他们大多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既区别于计划社会主义又区别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或泛指一种凸显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新经济组织形式、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制度。而部分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形成了兼容理论（Compatibility Theory,）、亲和理论（Affinity Theory）或协调理论（Coordination Theory）,并且衍生出若干理论（如联姻论、股份制中性论、趋同论）、流派（如市场社会主义、可行性社会主义）、事件（如经济国有化和私有化运动）、政策模式或体制（如混合经济、第三条道路）。

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兼容论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非天然兼容论者。其代表人物有新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此即著名的“米塞斯—哈耶克诘难”。哈耶克推崇法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而唯理的自由主义则是假自由主义，并鼓吹“新不可知论”，即人类应当“恰当使用理性”，应当承认“理性的无知”，而“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

颇具特色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在三卷本巨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0年）中，提出了早期非兼容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在早期（15～18世纪）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有一个长达300年的互相磨合的过程。激进派大多是资本主义兼容论的怀疑者和否定者。其中，狭义激进派又称“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社会主义”，有的称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用以区别所谓“官方”或“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20世纪下半期西方经济学所出现的大综合思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兼容论者脱颖而出。他们在60～70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他们明确指出，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美国的格雷戈里（P. Gregory）、斯图尔特（R. Stuart）、林德布洛姆（C. Lindbolm）进而提出“中性机制”（Neutral Mechanism）的思想，所谓中性论就是工具论，并指出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此外还有丁伯根的“股份制中性论”。但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折中主义二元机制论。此后还有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埃斯特林（S. Estrin）、米勒（D. Miller）、普兰特（R. Plant）、霍奇森（G. Hodgson）等人。他们在80年代把兼容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代表性理论有社会主义+市场的联姻论、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这种市场导向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Oriented Socialism）克服了折中主义的二元机制论。市场社会主义甚至成为英国工党的政策基础。

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不仅认为东欧各国而且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国内学术界一些同志也持类似观点：“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市场社会主义与人本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误解，即把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其实，尽管两者都重视市场经济、效率、民主和社会公正，但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大相径庭，其中包括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以及在理论基础和最终目标上的差异。

二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多元化自我调节方式和体制创新

20世纪70年代末，吸收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营养，出现了一种强调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致力于克服社会关系的矛盾性以摆脱危机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统一性，主张以社会制度（例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为中介建立相应的多元化调节方式并且以调节概念为分析工具的法国调节学派。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的著作《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1997年）是调节学派产生的标志。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及其相关的与之相适应的“调节方式”，用以支配其积累过程。每种积累体制都在特定的调节方式的框架内运行，因此必须探索“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运行规律，不断创立新的调节方式和经济体制。后者包括19世纪盛行的外延型积累体制、存在于20世纪初“缺少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后者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旧调节”、“竞争性调节”、“垄断性调节”。他们都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但在具体应用上又存在分歧。其中巴黎学派把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改造成“资本/产出”稳定关系理论；格勒诺布尔学派则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改造成人力资本的组织理论；而体制学派主张在马克思这一规律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危机的长周期理论。

20世纪30～50年代产生的美国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它以凯恩斯的扩大财政预算、增加消费需求的理论为基础，即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品为特征；集体谈判、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和美国的霸权是其调节方式。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战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资产积累体制。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所导致的技术发展方向和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变革，功不可没。与金融资产积累体制相适应的调节方式，重点是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调节和如何对所有制关系进行调节。后者是企业通过机构投资为中介的股份制，扩大社会投资从而使企业资本所有权具有了社会性质。私人资本由此而转化成为社会资本。这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的扬弃。

法国调节学派的调节方式实际上是一揽子政策主张的工具箱。其一是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节，其特点是加强国家干预，使它的权力合法地高于其他权力，从而赋予调节方式以国家的身份。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政府经济人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活动，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相得益彰。其二是关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节。金融资产增长方式是内生增长方式。它在微观层次的反映是：企业股权分散化以便于获得新的投资和发展动力。也有学者把这种国家调节方式的转变称为从财政赤字政府向企业投资政府的转变。此外还有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的新进展：“社会主义调节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中国初级阶段的经济总体不同于以往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或者市场经济体，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和若干调节要素并存的多元化的复杂的经济系统。二是已经从西学东渐的引进阶段转向以建构东学、占领话语权制高点为特征的创新阶段——“术语革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

总结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洞察两大思潮的发展进程和融合趋势，尤其吸收和借鉴四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调节经济，以及八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调节经济的经验教训，推出“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这一新话语，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基础之上的深化、升华和发展。

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是一体（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元化混合调节（把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和“第三只手”等纳入总体调节和协调框架）经济体系。第一，它有利于厘正各个调节方式尤其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边界和活动区间，有利于谨防市场或者政府的“错位”、“越位”、“缺位”或者“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亦即“尸位素餐”；它有利于杜绝两个异化即政府异化和市场异化或者两个失灵、两个缺陷，使其回归本位即政府本位和市场本位。第二，它既区别于计划经济话语，避免重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也不套用或者照搬市场经济话语，避免被强行纳入当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既不同于西方兼容理论尤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也不同于法国调节学派理论。第三，它把市场调节、计划调节或者国家调节以及诸多调节因素，作为其内生变量，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并且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框架内运行。第四，目的在于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开启“后西方经济学话语时代”之门。

事物就是过程，就是关系，就是在于运动，调节就是推动事物演变这一主题应有之义。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也就是多元化（诸多调节因素）一体（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经济，顾名思义，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和经济发展的调节要素，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体制、机制、途径、发展模式和政策选择等，是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所着重考察的对象。这一新术语的特征如下；

一是具有马克思主义遗传基因、元素和话语。人们往往忘记，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调节理论，而凯恩斯等人提出类似思想要晚一个甲子。调节经济的一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并且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它的二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规律，在各个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马克思还以此剖析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调节规律。一是以“农村家长制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形态：“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二是在商品经济形态，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三是“自由人联合体”即产品经济形态，“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一方面，“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的”,人们也就成了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

市场调节在马克思调节经济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早期是以英国作为研究典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后的未来社会，尽管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尤其在晚年，马克思以发展中国家或者俄国、印度和中国等东方社会作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另外一条东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就是利用市场关系或市场机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另外，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李嘉图定律”陷阱（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这一论断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称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尤其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等资本主义异化做了科学的剖析。

二是具有中国本土化文化根基、价值支撑和话语。首先，秦汉以来一直把经济学视为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所谓“以人为本”（管子·霸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或者把“民生”视为“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问题（屈原·离骚）。充分体现其厚生、惠民、彰显民生本位的特征，具有原始的朴素的鲜明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主体本位色彩。其次，既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也崇尚“轻重之术”（《管子·轻重》）。轻重之术就是包括“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唐·白居易《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策》）在内的平抑物价和调节经济之术。把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融为一体，是中国对于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蕴藏着“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和合思维、人本理念和朴素的辩证方法。这是社会主义调节话语体系的本土化理论渊源。

三是基于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论（或者“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学说）和社会或历发展的“合力”理论。马克思很重视“总体”这一术语，现代经济就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构成的“总体”、“统一体”和“有机整体”,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协调工程。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观上把握社会主义调节经济理论，把包括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在内的诸种调节要素作为其内生变量而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十七大提出的“十个结合”是正确处理和调节各种关系的范例。

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虽然提出了调节经济形态理论，但他没有因此否定其他经济形态模式。否则就不能全面系统地探索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就会犯诸如“盲人摸象”一类的认知错误。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其他著名的发展路线和模式：

（1）社会形态的起源路线：一条是以西欧各国模式为基础的家庭——私有制——国家路线，另一条是适用东方的家庭——“直接的公有制”（“东方形式”）——国家路线。

（2）古代共同体（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货币共同体（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经济形态）。

（3）以人类自身的生产（种族繁衍）表现为目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表现为手段[古代世界]→人类自身的生产（单纯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手段，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目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自身的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再生产）表现为目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表现为手段[共产主义社会]。

（4）个体和总体（类）共同发展的原始的浑然的一致性→抽象片面和退化的个体，发展着的总体（类）→具有全面性的个体和总体（类）发展的一致性。

（5）社会经济形态的五形态发展路线和三形态发展路线和模式。

（6）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和演进路径，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有两组四条路线、路径或模式。第一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五形态路径，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三形态路径；第二组是关于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以及另一条适用于东方，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发展道路和模式。

四 破解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三大难题

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的精髓，就是在洞悉“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亦即主观辩证法逻辑运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在有效调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运动过程中，在诸种纷繁复杂的调节要素交叉作用过程中，寻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合力”。

多元化的调节要素包括：①就抽象层次若干关系的调节而言，一是生产力系统诸因素可以区分为“生产力的永恒因素”（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活劳动、生产资料等）以及领先因素或主导因素（科学、管理、信息等）；二是生产关系系统诸因素可以区分为原生态生产关系，以及“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发展方式、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产权、分工、管理、股份制等，可以列入领先的生产力因素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行列；三是生产力——中介范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②调节机制层次，涉及第一配置（市场机制）；第二配置（计划机制）；第三配置（伦理道德、习俗、权力寻租设租、裙带关系）。③调节主体层次，涉及企业、国家、非政府组织（例如工会、慈善机构、智库），以及社会、个人、家庭之间的调节问题。④其调节范围则把微观规制，中观协调，宏观调控，社会政策安排，国家经济关系排序等，囊括其中。⑤就保障和支撑意义而言，调节经济也是区别于权力调节的法治经济，不能忽视法治对于调节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

第一，着重寻找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边界厘定、变动和修正的规律，是这一新话语体系的重中之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完全由政府调节，就会走向计划经济；完全由市场调节，就会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应该尽全力寻找和剖析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平衡各种关系的契合点、调节点或者制约经济发展的合力，适时调整相关调节政策，不断地纠正市场缺陷和市场异化或者政府缺陷和政府异化亦即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有针对性地处理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

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概括：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搞好政府自身建设是重中之重。这是一篇大文章。应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图清除滋生权力寻租-设租亦即权力调节或配置资源的土壤。

第二，要真正区分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包括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和准公共产品（包括高等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事业）。凡是供给和服务涉及住、行、信息对称、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尤其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都属于广义的公共品范畴。实践证明：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试验问题丛生，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限，房地产的泡沫化，因此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重灾区。因此，要真正弄清楚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是处在市场和政府接合部的行业，哪些是要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乃至需要运用国家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产业。另外，还要正确处理具有发散型、开放型及风险型特征的市场改革与带有集中及凝聚型倾向的政府改革之间的关系。政府自身的治理严重滞后，政府还掌管大量本来应该交由市场配置的资源。

第三，如何着重从理论上阐释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形式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和调节，并由此构建一种话语逻辑体系，这是构建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的难点和创新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这两者关系的调节、兼容和相互融合，曾经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公有制社会形式与市场经济这两者关系的调节、兼容和相互融合，必将在更高一级程度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灿烂和辉煌。

可以断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一学习大国，学习和传承马克思调节经济理论、总体方法论和中国文化传统，必然转化成为巨大的学习红利，从而释放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调节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和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