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改革的成就与作为显学的经济学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此间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阶段，或者说“文化大革命”气氛尚未消失的阶段。“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把中国带向“知识荒漠”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没有科学的经济学的时代。当时，中国的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那时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一种简单的“说教式经济学”，还谈不上科学。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的发展，理论开始出现变化、演化和进化，经济学也开始从原来的那种说教状态逐渐走向科学。

科学的经济学，之所以科学，就是因为它能够能动地反映实践并深刻地说明与指导实践。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是从反映、说明和指导实践的经济理论探索开始的。发展到今天，科学的经济学不仅仍保留着它作为古老艺术的本色，而且也在实践中展现着它同时又是一门最新科学的体态和显学特征。

首先，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从事各项活动，几乎都离不开计算这门艺术。经济学的最初创立，实际上也是从计算开始的。在历史上，经济学的最早理论表述体系所用的书名就是《政治算术》。把政治（早期最大的经济）与算术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与《政治算术》的作者威廉·配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高度相关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兴起和工场手工业得到初步发展的时代，是一个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计算的时代。配第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并在这个适应过程中创立了《政治算术》。在该书中，配第不仅第一次发明和使用了经济学的“政治算术”术语，而且还试图用它来说明“世界中混乱而错综的情况”以及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人类事务。配第的长子谢耳本曾于1688年将此书呈送给英国国王，并在呈词中扼要申述了配第的上述思想：“凡关于统治的事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幸福和繁盛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从经济学的这个最初理论表述体系的形成（1671～1676年写成）到现在，已经过去至少有332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原理是暗含其中的。就此而言，还不足以充分地表明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吗？

其次，经济学还是一门最新的科学。说它是最新的科学，主要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仍然是未能得到计算或未被计算清楚的。比如，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能计算清楚中国全社会一般性市场交易的流通费用到底有多少。在发达国家，我们到商场选购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时，店员可以根据我们选购的商品，通过计算机打出一个小账单，账单上记录着所购买商品的名称、价格、应纳消费税额和应付款以及找零多少，除此以外还有商场地址、企业代码及其电话等信息。很窄的一个纸条，实现交易的各项信息均记录得一清二楚。如果你需要到单位报销，有这个纸条就足够了。现在，你再看看中国的情况：你在商场买一样东西，店员首先要给你开出购物小票（注意，这个小票是复写的，共两张）；如果你需要购货发票，那么，你到交款台交款后，收款员还要给你再开一个三联的发票（这是一个比购物小票大两倍以上且由国家或地方税务局统一监制的发票）。这样一算，在中国购物涉及的支付票据，至少要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多出了四张以上。即使不准确计算这四张纸的尺寸比国外市场上的那个结算小账单到底大了多少倍，也仍然不难估算源于这类交易的一般流通费用至少要比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出三至四倍！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没有计算过这类流通费用。诸如此类需要计算却至今尚未计算过的费用还有很多。我们经常说中国比发达国家落后，但是，相对而言，我们认为，最大的落后首先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和管理等，首先是计算管理上的落后。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从计算和管理的变革开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先生在“四人帮”粉碎后不久，曾首先倡导的关于按劳分配理论与实践的讨论，所涉及的一个基础性要素，实际上也是劳动与报酬的计算问题。所谓按劳分配，就是要以劳动者提供的社会有用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多少对个人进行收入的分配。在他提出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毛泽东曾讲“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这样一种说法的影响下，理论上怀疑按劳分配、实践上否定按劳分配的现象盛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也由此普遍化了。在于光远先生的倡导下，理论界于1977年开始讨论按劳分配问题，直至达成基本共识，全国性的大讨论至少搞了五六次。经过讨论，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干和不干不能一个样，干好干坏也不能一个样，干多干少更不能一个样。只有这样，才能使贡献得到肯定，使效率得到弘扬，使经济得到发展。这是一场关于计算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不仅有了如何改变分配上的“大锅饭”、生产上的“大帮轰”的理论和政策实践，而且有了如何更好地解决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以及改变一切脱离实际的不适当管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后来的很多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也都是从计算的研究和讨论开始的。实践证明，计算的讨论，不仅带来了认识的提升，而且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直到今天，这个逻辑仍然普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是一门最新的科学的道理所在。

再次，经济学又是一门沉闷的科学。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了，过去一直困扰中国的“短缺问题”消失了，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丰富多彩了，社会各界的人们也都纷纷忙碌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有某人“一夜暴富”、发了大财的报道或传闻，商海大潮扑面而来，精彩且充满了诱惑。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从事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还是从事其他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都难免坐不下来，甚至形成一种带有“流感特征”的普遍的“浮躁”。在学术界出现的研究上“走捷径”、理论上“抄袭”等丑闻，就是这种浮躁现象的真实写照。他们以为，由此可以顺利地加入经济学研究和创新队伍中来。然而，经验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经济学讲究效率原则和经济收益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信奉劳动价值论，不支持“浮躁”地“走捷径”，反对一切不求甚解的“妄言”，更唾弃任何形式的“抄袭”和“不劳而获”。经济学研究需要认真进行计算。而要做到认真地进行计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沉下心去，踏踏实实地做些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否则，是不可能得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的。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道理就在于此。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萨缪尔逊曾在其《经济学》教科书的开篇讲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今天，我们要摘取这颗明珠，就必须有这样一种沉下心来、认真苦读、潜心调研的精神。这也是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的道理所在。除此以外，我在这里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还在于作为科学中的一个分支，相对于哲学、文学，甚至历史学来说，它更显“沉闷”。因为，经济学是通过实证性分析和逻辑力量来揭示规律、说明道理的。虽然有时它也需要充满激情的语言或辞藻，但科学的经济学不是靠这些东西堆砌出来的。这便是为什么经济学常常表现出沉闷甚至“枯燥无味”的原因所在。学习经济学的人应当懂得这一点。相反，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准备，甚至带着哗众取宠之心加入经济学学习与研究队伍，不仅难免无法适应这样一门“沉闷的科学”的要求，而且也难以有所成就。

最后，经济学也是一门显学。在大变革的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与实践迫切需要的推动与弘扬下，经济学又成了一门显学。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六十多年间，我们曾经经历过几次理论和学术的辉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掀起过一个读《水浒》的热潮。当时，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人都看《水浒》。我虽然不爱看小说（比如《红楼梦》，毛泽东说值得看，好多人也都说好，但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能够看完它，我实在是读不进去），但是，当年我不仅把《水浒》读完了，而且读了好几遍。虽然当时年轻，看不懂其中更多的道理，但我加入那个潮流中去了，并由此知道了那是一个可以用历史“改写”现实的时代。正因如此，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并不是经济学，而是史学和“斗争的哲学”。后来兴起的全民学哲学运动和中国发展史上的“哲学热”，又曾使当时的哲学成了那个时代的“显学”。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当时，我们学习它，本来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弄懂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遗憾的是，有人把那个学习过程引向了“个人崇拜”的泥潭。所谓物极必反，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对“物的崇拜”代替了对人的崇拜，曾经“红极一时”的繁荣的“哲学”变得“贫困”起来，甚至演变成了“贫困的哲学”，人们的认识从此也走了极端。更多的人认为计算比“抽象地明白”更重要，“效率”比“坐而论道”更现实。于是，计算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原本就是因为要解决计算和效率问题的改革与此不谋而合。通过计算，选择一种制度，使懒惰的人变得勤劳，使勤劳的人变得更勤劳，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使聪明的人变得更聪明。这里的勤劳和聪明以及从懒惰转向勤劳、从愚蠢转向聪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的计算过程和效率的提升过程。这是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经济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根据所在，更是改革的本质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科学的理论特别是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功不可没。三十年来，经济理论研究对于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常常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微观现象研究和基础理论探索开始的。除前面提到了按劳分配理论和生产目的的研究与讨论外，还有价值规律、再生产理论、企业产权与效率理论、所有制理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与讨论，等等。正是通过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与讨论，才有了更加科学地分析和阐明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经济运行内在机理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客观逻辑的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从而才有了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和更好地指导实践的新境界。

三十年来，在所有制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经济学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重大成效，民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提出允许个体私营劳动存在和发展，一个基本动因，就是要解决和处理好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劳动就业问题。在国家财力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鼓励他们自己创业，允许他们上街卖“大碗茶”，实现自食其力。这一允许，返城知青有了生计的来源，个人福利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由此，要不要继续鼓励、支持、引导和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以促进生产力更大发展的问题，便历史地提上了日程。经济学界最先开展了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并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生产力存在多层次，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生产力多层次的必然要求。

理论上的研究成果，不仅变成了人们的普遍社会实践，而且在政策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在这方面大家可以着重翻阅两类重要文献：一类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及其政治报告；另一类是中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通过重读这两类文献不难发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二大，主要讲的是中国要发展就要承认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承认它所具有的补充作用。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既要改革和完善公有制，又要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理论思潮也发生了一定的波动，出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动摇。例如，当时有一些刊物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搞改革就是要问姓资还是姓社”或“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等动摇邓小平理论的论题。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沉闷了很长时间的经济理论被重新激活，人们的思想和理论研究才回到改革和发展这个主题上来。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像一股春风，一下子打开了人们长期郁闷的心扉，揭开了通过经济理论研究与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继续走向深化的新篇章。党的十四大之所以能够在党的十三大已经明确提出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其逻辑基础恰在于此。党的十五大明确肯定了股份合作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和“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确立了公有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平等保护”、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根据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在理论和政策上关于个体私营经济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进行了修改。

总之，改革不仅缔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而且缔造了科学的经济学，并使它成为显学。经济学之显学地位，不仅在于它能够能动地发现、揭示、论证和阐明经济发展本身固有的规律，而且在于它能够通过这种揭示和发现来论证和阐明源于实践并有力地指导实践的理论，并由此较好地推进和深化了中国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应是毫无疑义、当之无愧的。当然，从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角度看，仅仅有了显化的经济学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上述关于作为显学的经济学的发展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作为经济学家，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更愿意大声呼吁人们高度重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通过这种重视和实践，进一步大幅度提升中国国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进而缔造一个新的哲学显化引领中国经济社会更大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