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下的汗马功劳。从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存在上千年的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实现的。为此，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探索了很长时间。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到毛泽东走上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航程，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才为之一变。
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的成功，打开了通向现代社会的大门。中国社会当时面临两大选择：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历史同样证明，毕其功于一役，一步进入社会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要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须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另辟蹊径。这是经过反复探索才得到的结论。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10]他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无力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未能把中国带向现代社会。这使他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
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际上触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民主革命纲领同农民革命的关系，等等。孙中山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同时，他为克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种种矛盾，开始寻求实行含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政策来调解矛盾，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只能走自己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搞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的关系，不知道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直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做出了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定，才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关系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性进步。和前人相比，它第一次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确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并把反帝和反封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采取全新的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它初步分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但却分不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不懂得要创建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由此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
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主观认识而言，大革命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照搬了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模式。当时以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和帮助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首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这时的争夺领导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向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控制权，以及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权，确保工农运动免遭资产阶级镇压，而不是把资产阶级在工农运动高潮中吓得退出革命联盟。只有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性质开始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独立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这便是后来被称之为“二次革命论”的指导思想。这里面的关键，是不懂得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前人的经验出发，也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论断出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极强的阶级，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更是一个买办性和封建性很强的阶级，它们都不可能将中国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不但如此，它们还会在革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背叛这场革命而拔刀相向。这就是大革命最为沉痛也最为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后来形成的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就是从深刻总结和吸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从认清中国两部分资产阶级的特性中产生的。
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探索的开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却有了很大改变。国民政府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合政权，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在当时能够担负起这场革命的力量，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等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中国的现实阶级状况。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远未完成，革命阶级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于这种独特的现象，谁也没有遇到过，也没有现成的书本论断可以遵循。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作两种解读。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那就会认为这时的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至少也是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如果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就会得出混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界限的“无间断革命”的错误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的“左”倾盲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误判了革命的性质。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的解读，这就是中国还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是中共六大决议正确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在有了“左”倾盲动招致失败的教训后反思的结果。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11]
在正确判断中国革命所处阶段及其性质以后，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全部。大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革命营垒里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广大乡村苦斗。但是，这是否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常态，还是说将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还有重新加入革命营垒的可能。这个问题，同样是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中共六大由于缺少这方面的实践，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中共“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批评了“无间断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2]在这种情况下，党仍然不可能有效地阻止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这是中共六大的一个历史局限。
毛泽东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与火的考验中冲杀出来的中国革命领袖，是在破解前无古人的难题、闯过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难关中诞生的中国革命领袖。历史呼唤和锤炼着伟大的人物，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应运而生。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抓住了不同的历史机遇，成功地闯过了五大关口。一是闯过道路关，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二是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这一法宝；三是闯过国共二次合作关，形成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四是闯过思想建党、作风立党关，形成党的建设这一法宝；五是闯过夺取全国胜利关，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我们就循着这一轨迹，看看毛泽东是如何抓住机遇，闯过这一道道关口的。
一 闯过道路关，开辟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毛泽东抓住军阀割据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开辟出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出现了一时的迷茫。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历史的惯性，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马上想到的是要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样就从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中，有了两大认识上的进步。一是意识到中国革命靠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国民党已经从原来中国共产党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在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二是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全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掌握独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国民党调转原来共同面对北洋军阀的枪口在杀共产党人，而且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也绝不能坐以待毙。在这两点上，全党上下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做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决定。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需要走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心城市进行暴动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爆发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创造人民军队的道路，但走的仍然是中心城市起义的道路，忽视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且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依靠外援的倾向。当年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回忆说：“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13]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在发言中不无痛惜地谈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4]发言中提到的“新政治局”，就是这次会议选出来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以替代陈独秀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时，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影响其终生也影响中国革命的重大决定。“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秋白之所以要毛泽东去上海，是因为他一向敬重毛泽东的胆识和才能。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时，瞿秋白专门为之作序，还将毛泽东和彭湃并称作“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深知瞿秋白的表示是对他的信任，但他要到农村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已定。会后，毛泽东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组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征程。
“八七会议”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会议记录是由邓小平做的。由此才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如实地保存下来。当时，邓小平被迫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后，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主要工作是管理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参与起草文件。
“实践出真知”，谁也不是算命先生。毛泽东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已定，但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初，也没有意识到要自觉地到农村去创建像井冈山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下的命令是要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去前方执行这个命令的。
9月9日，既是毛泽东这位伟人逝世的日子（1976年），也是这位伟人的伟大事业有了新起点的日子。这就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前后，他写了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十天之后，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湖南浏阳县的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会上争论得很激烈，多数人认为要继续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先取浏阳，再攻长沙。经过一夜的讨论，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直面敌强我弱的现实，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次转兵，奠定了毛泽东开辟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起点。这时，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已由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
从表面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由此开始了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胜利的新探索，产生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以中心城市暴动为起点，而是以农村作为长期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和中心，经过长期积累和力量对比由量到质的转变，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的伟大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能从失败中找到通向胜利的道路，他能从当前发生的具体事件中察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能将自己的认识转化为整个革命集体自觉的行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他能够在事物的运动中意识到原来的路走不通，要走一条新路。当时全党同样都在实践之中，而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一种迷惘之后，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一个事情一出现，我们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力争比较早地做出科学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只要我们走近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到进军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后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先验之道，历史的必然性也不是这样来体现的。历史的必然性，体现在一个个表面看来是偶发性的实践之中，体现在一个个表面看来是毫无关联的孤立事件之中。从毛泽东在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当中的浏阳、铜鼓脱险，到秋收起义部队没有如期会合而变成三路分头行动，再到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以及攻打萍乡失利，攻打醴陵克而复失，攻打浏阳陷入重围损失惨重，等等，这些事件常人遇到，肯定是要横下誓死一搏、拼死一战的决心。当时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起义都经历了如此惨烈的历程，只保留下一些弱小的革命火种。这种精神，令人仰止。这种抉择，无可厚非。但在毛泽东看来，一切都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推理出发，更不能仅凭一时冲动和勇敢精神。他首先想到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想到的是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山区退却，想到的是革命力量要在农村扎根，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进可攻、退可守。而这些基本点，恰恰是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反映。这些规律，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28年10月写成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得到初步的然而又是深刻的总结。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统一参与领导井冈山斗争的党员干部思想。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把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能坚持下来这件事，放大到全国乃至世界来看待，也就是沿着由具体到抽象、由井冈山斗争的特殊到全国革命的一般再到世界革命的特殊这样的思想路径来展开的。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15]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八七会议”所提问题的继续，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等一系列起义所提问题的继续。
凡事都需要既问其所然，又问其所以然。当时，井冈山斗争已经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在“八七会议”以后举行的大大小小的各地起义中，也有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生存了下来，先后形成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等根据地。但是，如何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都未能给予理论和实践上的解决。由此，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本该是党中央来回答的，而毛泽东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向这一在当时最为紧迫也最为尖端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挑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具有胸怀党和中国革命全局、立足于实践最前沿、进行前瞻性理论思维能力的卓越才能。
毛泽东是怎样回答“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他分析了“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同帝国主义间接统治、划分势力范围的关联，同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新旧军阀割据的关联，以及由这两种特殊现象导致的另一种现象的出现，即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是当时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由此，毛泽东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6]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17]在这种分析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分析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那就是从各种表现之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若干联系，并透过这种联系找到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亦即本质特征（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特征之一的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从而找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外部决定性因素。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革命因素。这里面同样存在一种独特的但又是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18]“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19]这时，毛泽东又将视野从世界、全国移到了当年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区域，将当年的红色区域同白色区域作了比较。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善于在偶发性事件中寻找反复出现的概率，并且善于从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寻找规律，这是毛泽东的超常之处。
随后，毛泽东又把“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同全国革命形势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前面两点分析侧重于解答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时的分析更侧重于解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20]这里，毛泽东不仅把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同全国革命形势相联系，而且把它同“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联系起来。文章是作者心境、心态的流露和写照，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志存高远、充满自信的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不过35岁，正是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
读了这篇文章，怎么能够想象这是在穷乡僻壤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呢！但这就是事实！由此可以强烈地领悟到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全党同样都在实践，也有一批党内有影响的领导人分散在各地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短短一年之内，就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有如此深刻而理性认识的，唯有毛泽东！
当然，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正确而完备系统的认识更是如此。但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成为毛泽东开创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起点，是客观事实。
这以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不断发展完备。写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系统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写于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论述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论述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迟早会成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批驳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文章中特别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21]这时，毛泽东不但有了井冈山斗争的丰富经验，而且有了进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的初步经验。实践是理论总结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进一步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而且明确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不处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而且中共中央依然还在上海大城市之中，毛泽东开辟和代表的这条道路后来还不断遭到质疑和非议，但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问世，已成为客观事实。不但蒋介石逐渐把围剿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央苏区，而且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也不得不把重心向中央苏区转移。这些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昭示着只有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才能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未来。
周恩来作为主要当事人和见证人曾经在1944年3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这样回顾这段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22]
就是这样，毛泽东将开辟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来认识，就是要利用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小块的根据地不断扩展，最后汇成革命的洪流，就能够造就迎接革命高潮的中坚力量。
二 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法宝
道路问题初步解决之后，历史又提出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毛泽东抓住蒋介石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创造出人民军队独特的战略战术。
道路问题至关紧要，但并非是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道路的中心问题，就当时来说，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能否扩大、能否战胜周围敌人的反复“围剿”。这就取决于能否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新型人民军队。所以，后来毛泽东总结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23]
要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建立起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在这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只有旧式军队，士兵对官长、下级对上级实际上是封建依附关系，军队往往是军阀拥兵自重的资本和工具。它们的军饷和军费，一半来自各级政府，一半来自对人民的劫掠。大革命失败后，通过各地起义参加革命营垒的军队尽管已经脱离了反动阵营，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旧式军队的习惯势力，如不彻底改造，不但不能担负中国革命的重任，而且在关键时刻还会出现反水叛变的行为，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毛泽东自带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在探索如何建立一支人民军队的问题。1927年9月底，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进行“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此奠定了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传统。随即，在宁冈县古城宣布革命军最早的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24]在正式上井冈山之前，又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25]在井冈山上，通过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改编，积累了对旧式农军进行改造的成功经验。1928年1月，在下山扩大革命形势时，又宣布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26]不久，根据部队第一次下乡的经验与教训，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还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27]这些举措，使得刚刚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工农革命军逐渐地同旧式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
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一方面革命力量有了壮大，另一方面旧式军队的习惯远不能适应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客观要求的矛盾也日渐积累。到了1929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期间，这一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28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召开以前写复信给林彪，坦言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28]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29]毛泽东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30]复信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31]复信还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32]
这一思想斗争，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彻底解决。大会通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建党的纲领性文献。这个决议开宗明义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33]
“古田会议决议”通过批评和肃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观念，真正解决了以无产阶级思想立党、建军的问题，真正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中国大地上真正出现了绝对听党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军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解决了如何建立人民军队的问题还不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适合红军的战略战术，从而能够驾驭战争的一般规律和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最终赢得中国革命战争。
毛泽东涉足战争之初，并不懂得军事，也没有上过正规的军校。他自己说，他学习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进一步引申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34]由主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样一个入门路径所决定，毛泽东特别重视对军事中的认识论方法的研究和总结，特别重视对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和总结。因为，只有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搞正确，才能保证实践中不迷失方向，才能保证将经验上升为理性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由此，毛泽东逐步在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灵活思维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
毛泽东常说，天下少有常胜将军，我们要求的是“智勇双全的将军”。他还说，他自己的军事生涯，就是从打败仗开始的。这里指的就是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他能够从失败中找到通向胜利、通向成功之路。这又是毛泽东的非同凡响之处。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敢冒风险，特别能担当，特别能经得起人生的挫折。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敢于打破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体模式的迷信，敢于打破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勇于独辟蹊径。而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35]这个消息传达到井冈山，被误传为“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结果，毛泽东不能继续当党代表，只能当师长。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是误传，才恢复了毛泽东的党籍和党代表职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是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的著名论断，但在当时却有人给毛泽东扣了一顶“枪杆子主义”的帽子，理由是马克思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这些都没有吓倒毛泽东。毛泽东很喜欢这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的确，无私才能无畏。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够成为“智勇双全”的人民军队的统帅。
毛泽东高度重视方法论，调查研究成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上井冈山。他在做了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之后，又到宁冈去做社会调查。他要在上山之前先摸清井冈山周围的社会、民情、政治、经济情况。他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他后来就跟大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聋子打仗很有一套，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作“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这句话启发了毛泽东。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叫作“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36]，还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到了1928年1月，毛泽东又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万安农军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37]
起初，毛泽东把整个红军活动的中心一直放在湖南这一边，他最早是看好湘南这一块区域。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了解到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老百姓讲，“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从这个特点出发，毛泽东改变策略，制定了对江西取攻势、对湖南取守势的军事斗争方针。他还告诉战士们，我们来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此后，毛泽东就把根据地扩展的方向改为江西，后来又发展到闽西。这才有了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同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会师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正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来到了井冈山，这是人民军队的精华，极大地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斗争上了一个层次。不久，这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军第四军。在这支部队里，有三个将领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这就是朱德、陈毅、林彪。第二，朱德当年在滇军当旅长的时候，曾经驻守四川泸州，在当地清剿土匪，积累了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到了井冈山如鱼得水。很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总结下提出了十六字诀。[38]原先的“敌来我去”变成了“敌进我退”，后两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都没有变，很关键的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加了第三句话：“敌疲我打”。这句话加进去以后，把原先的“十二字诀”升华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像土匪武装，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革命理想，只图生存、光打游击，不是红军作战的目的。这十六字诀，表面看十分简单，却充满了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我军一整套战略战术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十分看重十六字诀，认为红军后来的全部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这样说：“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39]
国民党和蒋介石集团看到中国共产党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以后，决计集中主力部队发动大规模“围剿”。这样，能否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在战争中取胜，就成为中国革命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毛泽东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形成了红军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这些战略战术，包括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初战必胜，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依托人民的游击战争和巩固的根据地，既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又反对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在这篇名著里，毛泽东还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战争经验的军事上的教条主义指出：“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40]这实际上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恰恰是从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中总结出来的。
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是1930年12月16日至1931年1月3日发动的。国民党军各路由北向南，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毛泽东决定采取“中间突破”的打法，选择对宁冈的国民党军主力张辉瓒师首先下手，“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战斗打响后，“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跑，许（克祥）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41]
从1931年4月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东西八百里战线上，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攻。毛泽东采取“先打弱敌”的战法，首攻富田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王金钰、公秉藩两师。“胜利后，接着打郭（华宗）、打孙（连仲）、打朱（绍良）、打刘（和鼎）。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4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回忆说：“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43]
蒋介石见两次“围剿”连遭失败，便亲自上阵指挥，于7月初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中央苏区。毛泽东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44]此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从敌军结合部乘隙钻过，先后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郝梦龄师、毛炳文师连打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并吸引国民党军主力掉头向东，企图聚歼主力红军。毛泽东则指挥红军转身西行，在兴国境内以逸待劳。“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45]
在指挥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不仅实战检验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如“中间突破”“先打弱敌”“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等，而且还积累了如何机动灵活地处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战略退却与战略反攻及战略进攻、运动战与速决战及歼灭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丰富经验。没有这些经验，不可能产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不朽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46]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总结经验。然而，大家都在总结经验，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把经验的东西上升为规律和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只能是毛泽东呢？就是因为毛泽东最善于从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并将其上升为好学、易懂、管用的理论。毛泽东还有一个过人的长处，就是善于将别人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财富，包括从别人的教训中吸取养料，这些思想财富和养料源于集体智慧和群众实践，但经过他的总结和提炼，更具有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论色彩，更具有指导全局和长远的深刻意义，更具有理论指导实践的直观性、有效性、可操作性。由此培育起中国共产党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理论创新的理论品格，由此培育出一大批拿起枪能打胜仗、放下枪能做群众工作的领导人才。
拿起枪能打胜仗、放下枪能做群众工作这一光荣传统，来自毛泽东治军的重要思想，就是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来的。因为敌军的“围剿”是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根据地也是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敌人来了，红军就是战斗队；敌人走了，两大战役之间的空隙，红军就成了工作队，深入乡镇做群众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宣传发动工作，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给贫苦农民以看得见的实惠。毛泽东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任务，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但是土地革命怎么搞，包括毛泽东在内谁也没有经验。在湘南暴动的时候，为了让农民参加革命武装，当时干了一件蠢事，就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误以为这样做最革命，这些老百姓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就会跟着我们一块闹革命。结果没想到，这把火把我们和群众隔开了，把很好的群众基础给烧掉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你烧了人家的屋子，人家就要革你的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开始懂得，要农民跟党走，就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要打土豪、分田地，这才是真正的土地革命。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这又是一个问题。1928年冬，毛泽东总结当时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后来，毛泽东总结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47]但尽管如此，这部土地法使得井冈山的土地革命第一次有了政策，有了法规。以后则是逐步完善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一个单纯为了打仗的军事武装，还要担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的任务。这就是当时毛泽东经常强调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政权“三位一体”。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12月形成的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决议”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8]在毛泽东的培育下，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有了很强的局部执政的意识，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有能力创建新中国。
三 闯过国共二次合作关，形成统一战线法宝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确定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成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迈出了大举侵华的第一步——独占中国东北。自此，全国抗日救亡热潮日渐高涨，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但蒋介石集团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不仅无视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潮，而且加紧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其结果，不但激起民怨，而且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就在中国国内阶级力量和阶级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刻，历史的天平再一次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倾斜。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不满于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表赞同。1932年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上海淞沪抗战，1933年福建事变，1934年宋庆龄等17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字，1936年的两广事变、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表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大革命失败后一度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追随国民党的局面，发生了重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一到陕北，立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会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着重指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如下变动：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49]二是国民党营垒。“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50]
由此，毛泽东批驳了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依据是：“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51]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投入国民党营垒、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又再一次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抗日主张这一反一正的变化，验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经过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各派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入反共阵营、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某些派别又表现出联共抗日的积极性这一事实，验证了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可能性。但是，一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会不会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采取联共抗日方针，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这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
这以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对红军“围剿”遭到惨败后，意识到这场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毛泽东适时加强了对东北军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指导周恩来与张学良1936年4月9日肤施会谈取得成功。在肤施会谈中，张学良提出，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52]张学良的意见，对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方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逼蒋抗日”局面的真正形成，是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推动的结果。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容共、“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53]后来，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局面出现时，蒋介石于7月23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力促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解铃还须系铃人。”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十年前，作为中国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奠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向中国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十年后，也正是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再次宣布实行国共合作。这一反一正的事实说明了一条真理：在中国，反共不能长久，反共最终不得人心，统一战线才是人心所向。
这一现象还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54]这样，第三个问题也在全国抗战实践中得到了解答。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和侵略锋芒下，他们具有抗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引诱下，他们又具有动摇性。在国共阶级矛盾面前，一方面，他们始终亡共灭共之心不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贸然反共而背上“萁豆相煎”的千古骂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会不会有朝一日铤而走险，干出“降日”或“分共”事情来？对此，谁也不摸底。
这个底牌终于有一天摸到了。这就是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残杀新四军将士6000余人，扣押了抗日名将叶挺军长。消息传来，国人哗然。起初，毛泽东提出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包括要准备出现第二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下令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随后，经过“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斗争，使得国共两党的政治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提出，“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55]，努力迫使蒋介石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事态果真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这一次反共高潮再一次被打退。
通过皖南事变的斗争，毛泽东得出几条重要的结论。其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绝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其二，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其三，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如果我们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56]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表现，证明了毛泽东这些论断的正确性。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上升，证明了毛泽东这些策略方针的正确性。
经过上述各个回合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博弈，毛泽东在实践中系统地验证了中国中间阶级、上层阶级乃至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特性，掌握了上述各阶级在中日民族战争中的政治底线，从而为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统一战线的发展史，得出六条规律。
（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
（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
（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
（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要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总之，毛泽东通过统一战线遭受挫折和不断发展的历史，依次取得了以下认识：一是通过大革命失败，认识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二是通过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的大变动，认识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三是通过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的内部斗争，特别是皖南事变，认识到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两方面的动摇性，从而确立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通过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较量、大决战，实现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发展，形成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最大限度地使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全民包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在解放战争硝烟中诞生的过程，也是各革命阶级在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打压下最终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过程。
四 闯过思想建党、作风立党关，形成党的建设法宝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规律。如果中国革命始终按照中心城市暴动的路线来走，那么，按照这样的建党一般规律走下去，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历史证明，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这条道路取得成功。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也必须独辟蹊径，按照自身的特点来选择。
即使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数较少的工人阶级必须同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结成革命同盟军，才能有力量，才能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五卅运动的成功，以及大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兴起，都显示了得到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以及工农联盟的威力。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同盟者是农民阶级，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这就遇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如何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当时，共产国际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不纯，依据就是工人成分过少，农民成分过多。而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正是抓住中国近代社会的这一基本特点，从这里起步开始探索的。
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道路，面临着在农村建党和建军的紧迫问题。如何把广大的小生产者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任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着重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从此，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就成了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得来的。每当中国革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要提出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个历史性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能向前推进。
毛泽东高度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他始终不放松。早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就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目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时，用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而在结束语中又再次强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7]他之所以强调知行关系，并把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归结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就是为了力倡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学风。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同年9月7日，他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在列举了革命集体组织中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深入分析其根源后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1942年，毛泽东决定发动全党整风。由于党中央的所在地在延安，全党整风的重点又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所以又称之为延安整风。在这次整风中，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把整风运动的聚焦点放在整顿党的作风上。这是因为，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内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党的行动中的客观表现和形象反映。抓住党风，也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就能把思想教育成果渗透到每个党员的行动中。因此，延安整风又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自我们党成立之日起，一直有三大危险相伴随，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党内关系庸俗化的危险。毛泽东把纠正这些错误、端正党风，始终同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紧密联系。通过延安整风，逐渐培育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还创造出整风这种实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好办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集中体现。
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严重地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多次危害。其中最严重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沉痛的代价终于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毛泽东还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8]在当时讲这番话，是要有足够的理论创新的勇气的。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有个解释：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他对此有个通俗的比喻，叫作“有的放矢”。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究竟以什么为中心？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搞不清楚。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明确提出：对于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曾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强调调查研究，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并不是否认或者削弱理论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从建党之日起就是明确了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地牺牲了。然而，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也在带领群众前进，但实行的却是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损害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干劲越大，损害就越大，造成的干群矛盾也越大。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到群众路线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渗透到党的工作作风中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体现在诸多方面。它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毛泽东一贯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59]
忠言逆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意见，是检验是否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的试金石。延安时期，有人骂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群众对征公粮太多、负担过重不满意，便对此引起了注意，并采纳开明绅士李鼎铭的意见，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反复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理论基石是群众路线。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路线之下，将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理论贡献。
第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强党内团结的根本保证。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围绕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展开思想交锋，是不可避免的。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在系统地纠正和防止“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在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早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问题。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无情打击”有了切肤之痛以后，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从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过火斗争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如果采取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是第一人。
抗日战争中期，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在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后来，毛泽东谈到“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时说：“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60]
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顺利健康地进行。在审干反特阶段，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防止因失误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当他发现“抢救运动”发生严重问题时，又严厉督促甄别平反，并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在运动后期做出组织结论和处理时，毛泽东提出“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的方针，使一大批认识错误的同志重新得到任用。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做工作，使一些犯过路线错误但又认真改正错误的负责同志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里，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并且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同党内民主作风联系起来。他认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开展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长期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在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里，毛泽东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里还讲过一段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61]这是唯物史观贯彻到党的建设学说上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曾精辟地概括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特色。这同样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干部的作用。在干部问题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这是保证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组织基础。
任人唯贤，是针对任人唯亲说的。毛泽东认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62]什么是“任人唯贤”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63]
德才兼备，是针对干部标准上的各种偏颇说的。关于干部标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有过一些具体提法，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这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五湖四海是针对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说的。毛泽东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在党的七大所做的结论里，毛泽东还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错误的干部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以此说明搞五湖四海的极端重要性。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解决各种复杂的实际问题，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干部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在全党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竞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就用干部来说，他又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所谓善于识别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所谓善于使用干部，就是要根据干部的特点、特长，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出来。毛泽东曾经把党委书记比喻为“班长”，认为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问题，注意向党委“一班人”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无法带领千百万群众去作战，去建设。所谓善于爱护干部，一是要指导他们，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二是要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要检查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党组织的监督、检查和帮助下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不断进步；四是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要轻易采取“戴帽子”“开展斗争”的方法。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责任。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并成为执政党前夕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不但提出了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要求全党防止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四种情绪，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实际上提出了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装的严肃课题。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五 闯过夺取全国胜利关，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抓住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丧失民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机遇，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入手，成功解决了决战决胜问题，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内战危机。这是由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反共立场造成的。当时，经过了长期抗战的中国人民人心思定。毛泽东审时度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面前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建国的诚意。随后，又围绕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在道义上赢得了主动，争取了民心。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他们为一时来势汹汹、接连得手的假象所迷惑，殊不知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自己置于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毛泽东胸有全局，沉着应对，精心组织了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的军事斗争，并抓住时机指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防守的态势，直接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随后，又抓住敌我力量对比的关键时刻，组织实施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长江以北，为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这以后，全国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也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表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我们只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在工商业政策上、土地政策上、城市政策上犯了错误，同样也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为此，毛泽东重申党的各项土地政策，完善和发展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严肃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并适时提出“五一口号”，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炉火纯青、最为成熟、最为自如的时期。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4]这是公允之论。
六 卓越的理论贡献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思想不但解决了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问题，而且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成功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不能直接领导民主革命？能不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通过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建立某种特殊形态的过渡性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免除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第二次革命？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区别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部立论基础。
新旧两种民主革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基本没变，但是国际阵线、领导力量和革命前途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目的和前途，“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65]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直接领导、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毛泽东在区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同时，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这种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相同。而不同的是：第一，革命的一部分纲领不同；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同；第三，宇宙观不同；第四，革命的彻底性不同。这些区别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两大基本问题。系统地阐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也就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也就完成了中国近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不但从理论上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上下篇，而且在革命纲领和社会政策上把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
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66]
在阐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时候，毛泽东始终强调两点：第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严格的界限；第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为新民主主义作了科学的定位。这个定位，对于中国找到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样，既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坚持了革命的发展论，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从而实现了中国“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革命因此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路。
第三，制定既反右又反“左”的民主革命纲领。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两条基本纲领。其一，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7]其二，是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和“没收官僚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些纲领，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68]它既保证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实现，又避免了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前途；既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避免了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去勉强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既反对取消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也反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谈主义。总之，这既是一个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经验之大成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一个既反右又反“左”的正确纲领。
第四，坚持“两点论”的对资政策。
在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时候，必须解决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不但正确地分析了在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而且肯定了民族资本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革命，“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69]
毛泽东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70]在强调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要“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71]
坚持“两点论”，不是没有重点。越是革命将要成功，胜利在望，毛泽东越是把强调的重点放在防止和反对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是有深刻道理的。
未来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开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孙中山，又不同于孙中山；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这条道路的成功，奠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这条道路的成功，也为毛泽东继续探索，带领新中国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