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巴尔干国家性问题的由来

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大都经过了较长历史阶段的整合，逐渐形成稳固的领土、居民、宗教信仰和成熟的政府，掌握了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和能力等，这些条件能够保证平稳地维持国家—政府—社会之间良性的关系。但是，南斯拉夫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大都难以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从而导致国家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在于南斯拉夫内部固有的民族对立和矛盾。

对于南斯拉夫内部民族矛盾问题，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学者关注的着眼点在于，民族矛盾是如何促成南斯拉夫解体的。在这些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分析思路。第一种是以民族认同的差异为着眼点。美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迈克尔·布朗根据冷战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冲突，提出引发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冲突的4组共12种基本因素：结构因素包括国家实力孱弱、国内安全形势严峻、民族分布复杂；政治因素包括带有歧视性的政治制度、排外的民族思想、集团政治和精英政治极端化；经济（社会）因素包括带歧视性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与国际发展主流趋势脱节；文化因素包括文化歧视、集体身份不确定等。他认为民族冲突乃至国家解体是许多民族和宗教集团彼此之间的宿怨所驱动的结果。这些根深蒂固的仇恨被统治集团压制多年，一旦旧有权力体制崩溃，这些积压已久的对抗就会得以释放，并逐步升级为武装冲突。事实上，上述分析部分诠释了这样的观点，即由于历史、宗教和文化发展轨迹的不同，南斯拉夫人民有着不同的民族性，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认同，这为国家解体埋下了祸根。第二种是以外部影响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理查德·韦斯特认为，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与意大利、奥地利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并且采取开放政策，正是外部力量的影响加剧了南联邦内部的民族矛盾。“从地缘层面上来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西方国家直接接壤，与南联邦其他共和国相比，它们从外部交往中获得的收益明显较高。”这不仅使得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因开放旅游业而获得不菲收入，而且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更加接近西方，经济发展较快，由此而时常抱怨“自己被南联邦内其他贫困地区所拖累”，进而强化了这两个共和国内部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及独立倾向。

对于因民族矛盾所产生的国家性问题，尽管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但既有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是以两者存在“逻辑桥”的关系为前提的，即民族矛盾→国家分裂→国家性产生。民族矛盾是推动南联邦分裂的直接因素，而国家分裂又直接催生了国家性问题（独立出来的国家大多难以作为一个正常国家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