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心理与日常生活

作为一种文学阐释框架，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显然是具有合理性和指导意义的。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框架是比较宏观和粗线条的，是需要“细化”或者具体化的。事实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后学们一直在做着这种“细化”或者“具体化”的工作。

首先是普列汉诺夫，他把“社会中人的心理”作为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6］（P195）

从这五个层次的划分不难看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中人的心理”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决定性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中人的心理”或“社会心理”呢？根据他的论述，在一个特定时期、一个特定地域，人们的情绪与情感、感觉与体验、理想与幻想、要求与愿望、习惯与风俗、道德与禁忌、趣味与时尚等精神现象就构成所谓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就是说，只有社会上多数人共同具有的心理倾向才可以称之为社会心理。换言之，社会心理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是社会阶级或阶层。社会心理还具有自发性特点，就是说，社会心理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地建构或制作而成的，它是没有经过系统化、知识化的精神现象。因此，在精神生活领域，与高高在上的各种理论或艺术等意识形态形式相比，社会心理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对于社会心理来说，社会经济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作为直接的基础而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社会心理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环节。通过对这一“中介环节”的揭示，普列汉诺夫就把恩格斯的“曲线说”具体化了。放到马克思“四种生活”框架中来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说也是对马克思“精神生活”概念的具体化——因为社会心理总体言之可以归之于主体精神范畴，它是作为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基础而存在的。

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在文艺理论方面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他通过对人类艺术发生过程的考察，证明了“劳动先于艺术”以及“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7］（P395）的道理。在具体论证过程，他充分运用了19世纪英、法、德等国在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原始艺术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阐述，从一个侧面丰富并细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此外，普列汉诺夫对18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绘画中所蕴含的“中等资产的人物”们的情绪与欲望的精彩分析，也证明着他的“社会心理”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提供了宏观的坐标系，那么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理论就为这一定位提供了具体的衡量尺度与测量方法。

其次是卢卡契（亦译为卢长奇）。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社会心理”说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发展，它为人们研究文学艺术问题提供了更具体的视角。但是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它所凭借的是怎样的现实条件？这些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可以说，卢卡契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的又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之说使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更加完善、更加严密，那么，卢卡契的“日常生活”与“日常思维”理论则使“社会心理”获得具体而切实的支撑点与现实条件。卢卡契指出：

不论什么人都是从日常生活开始活动的。我们实际生活中有各种存在形式，这些存在形式之间的关系是第一性的，而人的心理是第二性的，它随着社会历史而发展变化。这就是我在《美学》中作为出发点的东西。《审美特性》这一书名也许不完全恰当，更恰当地说是审美原理在人类精神活动构架中的地位。［8］（P4）

卢卡契又说：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日常生活领域对于了解更高且更复杂的反应方式虽然极为重要，但对它尚未充分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相互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式的——源于社会生活需要的——特性，通过它们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8］（P1）

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指“人的世界”，或者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其中当然以劳动为核心，也包括人们的各种社会交往活动。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综合。卢卡契用“日常生活”来代替“社会存在”或“社会生活”，凸显了人类活动的主体性特征，说明一切社会存在都是活着的人的活动，是无数有着主观目的的人的活动的总和，其中自然包括了人的需要、欲望、情感、兴趣等等主观心理因素。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是作为完整的，即感性与理性、精神与身体相统一的人的具体生活过程，是人类的基本存在状态。相对于纯粹的物质性存在来说，日常生活的确包含着主观性因素；但相对于具有反思性的意识与自我意识来说，日常生活又是作为客观基础而存在的。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三种形态的反映方式：日常思维、科学和艺术，三者的反映对象都是日常生活，但它们反映的深度、角度以及方式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为科学和艺术等高层次精神活动提供了基础，后者又渗透于日常生活，通过历史积淀而变为习惯、风俗，最终融汇于日常生活，成为其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日常生活中所包含的日常态度与日常思维不断升华为高层次的精神形式，而后者又不断返回到日常生活并改造其存在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日常生活不断进化、丰富化，而科学和艺术等高层次精神活动也不断细致化、专门化。

毫无疑问，卢卡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态度”“日常思维”等概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存在”或“社会生活”概念的具体化，从而也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发展。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基本上就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全部内容，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就耸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这里，人的情感、欲望、需求、动机等等个人主体性内涵都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卢卡契的“日常生活”思想可以说恰好弥补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不足。与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相比，“日常生活”是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它所意指的乃是人的各个层面的生活状态与过程，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本身。“社会心理”则容易被理解为像“时代精神”“历史精神”一类的黑格尔式的抽象范畴。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是包含着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综合性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或心理现实。因此卢卡契的“日常生活”可以视为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之说的进一步具体化。

在卢卡契的诸多后继者中，马尔库塞值得一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盛行起来，其后来对马克思主义者亦产生重要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尔库塞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马尔库塞一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取二者之长而补其不足。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阐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忽略了人的心理因素这一中介环节，因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却未能将这种矛盾的具体过程揭示出来；弗洛伊德主义发现了人的心理结构的矛盾，使人类自我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遗憾的是未能将个人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统一起来，并由此推导出社会变革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的“心理结构”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前者以个体为本位，后者以社会为本位。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压抑性文明”之说仅仅适应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的发展能够克服“压抑性文明”而进入到“非压抑性文明”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印记。在创造“非压抑性文明”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表现在文学艺术表达了什么，而在于它们的存在本身。他说：“文学并不因为它为工人阶级或为‘革命’而写便是革命的。文学只有从它本身来说作为已经变成形式的内容，才能在深远的意义上被称为革命的。艺术的政治潜能仅在于它的美学方面。”［9］（P254）这意味着，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本身就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因为文学艺术通过将内容转化为形式而超越现实，通过人的幻想、想象以及其他心理机能的和谐一致而确证人自身的自由本性，从而使人产生反抗压抑性现实原则、获得自身解放的内在需求。

马尔库塞引进了个体心理结构的维度来思考文学艺术问题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贡献，是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之说的发展，也是对卢卡契“日常生活”理论的延伸。但是他过于强调“审美”的政治功能了，以至于在他的思考框架中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位置，当然也就没能把个体心理结构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性揭示出来。因此有人说他的思想是近似于席勒的一种“审美乌托邦主义”，这并不算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