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

一 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基础

（一）产权方式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好的市场手段

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姆·沃斯尔（Tim Worstall）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本身和由联合国出面应对气候变化本身都意味着市场机制失灵。但对市场机制进行改造，重新构建一个“人为的市场”，例如把金融手段嵌入遏制气候变化之中，那么在市场中就会演化出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机制与新市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安·卡尔森进一步提出，市场手段包括“限额交易计划与辅助性政策”。限额交易即所谓产权方式。让公共品具有私人产权的明确界定，使得原来既不可交易也没有价格发现机制的污染行为（气体排放）具有私人产权边界，从而可以进行交易并具有价格发现机制，可以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而达到合意的均衡状态。除产权方式外还有规定限制和禁止行为，技术准入标准和行政审批等行政控制方式，同时包括征收碳税、环境税等经济方式。

姆塞茨（Demsctz）（1976年）认为，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将外部性的激励内部化。安·卡尔森认为，产权方式允许市场制定碳价，由气体排放者自行决定是否减排、怎样减排等。此机制有望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机制。

碳税等经济方式虽然体现了市场经济效益与责任的原则，谁污染谁付费，谁消耗谁承担，但这种方法是以强制手段抑制排放，既可能对发展起到抑制作用，也可能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而企业却难以进行选择。而且这种方式的价格发现（成本确定）往往是行政性的、法律规定的，所以很难实现有效的效益与责任的对应性。而产权方式兼容强制性和竞争性，既能保证企业的可选择性和公共品（环境）的可交易性，由下而上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性目标，又有利于建立起退出扶持机制，使退出企业拥有交易的收入，从而顺利实现转型，使交易双方都获得发展促进因素。

（二）产权方式需要其他方式的辅助和配套

安·卡尔森等将限额交易计划与辅助性政策进行比较后认为，产权方式还需要很多辅助性配套政策。辅助性政策包括，确立排放总量控制、污染排放标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燃煤电厂排放标准、低碳燃料标准、汽车燃油效率标准等行政方式和环境税、碳税等经济方式。

英国石油公司前总裁约翰·布朗认为，辅助性政策可更加直接地控制谁必须减排及如何减排，从而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企业自己不能依靠自身实现减排，需要推行可信的排放权交易体系，和政府强力的严格控制排放的上限来实现。”

碳税和产权方式互补产生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例如，美国通过碳税辅助碳交易推动产业转型。结合市场改革实行碳税，与只实施市场改革相比，可产生两倍的减排量，但对经济影响较小，全国能源服务的成本增加也较小。

瑞典通过碳税让使用煤和石油都更加昂贵，而使用生物质能源却变得更加经济。由此，生物质能源的使用显著上升，大量用于区域供热的生物质能源都是来自林业部门的林下剩余物，而石油与煤的使用则从区域供暖中绝迹。同时区域供暖的网络极大地延伸，从而使更多的家庭与商业建筑不再使用石油取暖。并没有要求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也没有从道德上追究企业的责任，上述改变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区域供暖厂的经理们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或活动家，也从来没有试图撰写任何关于环境问题的书籍，却引领了向新能源体系过渡的潮流。就像环保能源过渡带来了更加环保的结果一样，恰好在这个问题上，环境保护和企业的利益找到了结合点。

（三）因时因地制宜选用产权方式和辅助性政策

蒂姆·沃斯尔还提出，要注意产权方式和辅助性政策各自的适用范围，视情况而定如何采取限额交易政策和辅助性政策。如果决策者只是为了保证成本效益而不考虑其他额外目标，如降低空气污染、创造就业机会等，那么在市场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可只采取限额交易政策而不采取辅助性政策。但是，如果市场失灵导致排放者无法以最低成本减排，那么辅助性政策就显示出一定的重要性。

二 碳排放权交易

（一）碳排放权交易是应对气候变化主要的市场机制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价格信号，将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有利于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发展先进的低碳技术，并将引导投资对行业和项目的选择，促进低碳新兴产业的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源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理念和办法又向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碳排放权交易延伸和发展，《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强制减排任务，尤其是它所建立的三个“灵活履约”机制，开创了借助于市场机制和金融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操作手段，甚至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应用得更为广泛。

专栏1-3 排污权交易（Emission Trading）

排污权交易基于西方经济学科斯的产权理论和庇古的补偿理论。其法理基础就是人类在使用资源和环境方面无论是当代人还是下一代人之间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公平性原则，谁要多使用资源、污染环境就应进行相应的补偿。

排污权交易是环境保护的产权办法，即把环境容量、排放空间看做一种资源，在明晰其产权的基础之上，根据其治理的成本、稀缺性、供需状况等因素并通过市场交易来形成价格。

排污权交易最主要的功能一是实现污染排放总量减少，改善环境质量，二是促进治理污染的技术进步，降低全社会治理污染的成本。

排污权交易始于美国在水环境、大气环境保护中的一种经济手段和管理手段。现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关于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交易市场、机构等都日臻成熟。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中制定了“酸雨计划”，正式确立了排污权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的法律地位，并应用于削减二氧化硫的排放，防控酸雨污染。1990—2006年美国电力行业发电量增长了37%，而二氧化硫的排放却减少了40%, NOx（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下降了48%。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湿硫酸盐沉降下降了25%—40%，显现出了重大的治污和环保效应。

（二）国际上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1）欧盟：2005年设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体系，覆盖欧盟27个成员，以及与欧盟有密切联系的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的约1.1万家企业。遵循“限制和交易”的原则，依据每年规定的碳排放总额通过这一体系对成员境内的企业每年免费发放20亿吨碳排放配额。若超额排放，将遭受处罚；若减少排放，可获取信用。碳配额和碳信用可作为许可证在碳市场上交易。除工厂外，碳交易市场参与者还包括银行、投资机构、碳交易企业等。

（2）美国：2003年建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世界上第二大碳交易市场、成熟的区域性碳交易体系，主要为承担自愿减排任务的10个州和自愿减排的交易企业提供交易服务。交易的种类包括二氧化硫等全部六种温室气体。该交易所实施严密的监控体系和测算体系，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韩国：2012年通过全国碳交易体系法案，规定企业可以买卖碳排放许可或者去购买联合国清洁机制框架下的碳汇。参与韩国碳交易机制的企业已超过450家，排放规模占全国总排放量的60%。韩国还将在2015年正式实施碳交易体系法案。在严格的减排目标压力下，韩国可能产生世界性规模的碳交易市场。

（三）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与进展

1．全国七个碳交易试点地区

北京市已发布了碳交易计划，对300户企业分配碳排放配额，在2013年底开始交易。天津市2013年2月发布碳交易实施方案，碳排放权交易的各项基本要素建设已初步完成，包括制定区域碳市场管理办法、建立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建立统一的监测、报告、核查体系，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等。湖北已将107家企业纳入试点。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在2013年底开始运行。上海市针对碳金融市场建设的实施方案已接近完成。深圳市没有重化工、钢铁、火力发电等大型碳源，但是通过控制“间接碳源”实现节能减排，实现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成为深圳开展碳交易的动力，深圳市提出了年碳交易规模要达到3000万吨的目标。

中国在碳交易体系建立过程中对参与主体各方责任和职能的界定，运行中相关配套的法制建设，碳排放交易中第三方的核证机构的培育和建设，认证、认可、登记注册系统的建立，交易平台的建设和相关的技术规范标准等都需要协调统一和完善。另外，建立科学健全、行之有效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中国开展碳排放交易的重要指标和必要条件。

2．中国首个强制性碳交易市场、首单配额交易成功

2013年6月14日由深圳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出售2万吨2013年的碳排放配额。广东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汉能控股集团分别购得1万吨，单价为每吨28—30元，总成交额达58万元。两家买方都不是纳入深圳碳交易体系的控制企业，而是以市场投资者的身份参与碳交易的。

深圳开展碳交易的具体做法是把重点工业企业和大型公共建筑作为碳排放管控的单位，其碳排放量占全市的40%。

重点企业的确定：根据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规模大小、能耗水平等因素确定了635家企业。这些企业2010年的碳排放量共为3173万吨，占全市排放总量的38%，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59%，占全市GDP的26%。这些企业2013—2015年获得的排放配额为1亿吨。倒逼这些企业到2015年平均碳强度比2010年下降32%, 2013—2015年平均碳强度下降率达到6.68%，均高于同期全市减排强度下降目标，将为全市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独创会员形式，鼓励和允许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参与，既面向国内又面向国际市场。其目的在于鼓励富有环保责任感的公民和社会团体在降低自身碳排放的同时，对于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通过购买配额进行注销的方式来抵销，从而有效地利用强制的碳市场使公民及社会团体提高减排意识，促进社会大众的减排活动。

深圳碳交易市场建在前海，目的就是与香港联手共建深港碳交易市场，探索合作模式和配套措施，推动人民币成为跨境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

欧美碳交易产品以期货为主，而深圳是以现货为主。深圳首批提供的交易产品有两种：一是发改委分配给635家工业企业和197栋建筑物的碳排放配额；二是核证减排量，即碳低消项目的减排量。项目业主申请签发后即可上市交易。个人投资者可在碳交易所开设账户，首次参与的门槛为3000元。

今后深圳还将把新能源交通纳入碳排放交易管理，实现从强制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过渡到以配额分配方式进行推广。到2015年深圳将建立起工业企业市场、建筑碳市场和交通碳市场三大板块，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碳排放管控体系。

专栏1-4 浙江省红狮水泥股份公司开发CDM项目

浙江省红狮水泥股份公司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以生产高标号水泥为主的大型企业，在全国水泥行业中排第9位。

利用废气发电是该公司的主要特点。过去生产水泥过程中窑头熟料冷却机和窑尾预热器排放掉大量的350摄氏度及以下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废气。其排放的热量要占水泥熟料烧成系统总热量的35%以上。该企业在窑头和窑尾安装大型的余热发电锅炉，利用水泥生产线窑尾预热器及窑头熟料冷却机废气余热，通过低压过热蒸汽发电，可满足全公司全年1/3的用电量，由此节约了3.5万吨标准煤，减少了1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该公司以余热发电减排额度与卢森堡MGM碳基金合作开发CDM项目，转让余热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合同规定转让总量不低于12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不低于每吨二氧化碳8.2欧元，合同期限为6年，总转让量为104.75万吨，交易总价值为858.99万欧元。2009年底前首笔资金580万元人民币已经到账。

水泥行业本来属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是国家信贷政策严格限制贷款的部门，信贷准入门槛很高。但是，由于红狮公司在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努力，得到了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建设余热发电系统时，该企业自筹资金5000万元，尚有4000万元缺口，这时农业银行及时发放贷款，帮助其购买发电机、锅炉和有关控制系统，使废气发电项目按时运行。由于效益良好，加之二氧化碳减排机制的助力，使该公司利用废气发电两年之内归还了贷款，进入了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排放权交易渐行渐近》，中国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npre.com/search/news/index.php?modules＝show＆id＝27201，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2月1日。

三 碳税

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的市场手段。碳税源于环境税，也是环境税的具体税种之一。碳税具体的做法是给碳排放定价，制定一个可预测并逐渐增加的价格，与减排的目标保持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先开征碳税。此后，德国、英国、法国等也相继开征碳税，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瑞典由于开征碳税，促使生物质能源取代了石油用于供暖，从而降低了瑞典的碳排放。挪威对从北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使得将二氧化碳捕获与注入地下比直接排放到大气层更省钱，从而促进了碳捕获和碳收集技术的快速进步。

专栏1-5 环境税

环境税又称生态税，或者绿色税。狭义的环境税是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对排放的污染物所征收的税。广义的环境税除了涵盖狭义的环境税之外，还包括以改善环境质量，激励节能减排为目的而对其他相关的税种给予的减免，因此也被称为“与环境相关的税收”（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es）。

环境税的理论依据是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为了克服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对污染者的每单位产出征收与其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

环境税一般分为间接税和直接税两种。间接税是指对污染物排放和资源使用开征的税收，直接税是指为了激励以节能环保为目的的间接税的减免或抵扣及一些税收返还政策。

间接税中包括能源税、资源税、污染税、交通税。

能源税是针对汽油、柴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的使用所征收的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大部分都要征能源税，税率最高可达25%。

资源税主要是针对水、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使用征收的税。

污染税是针对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等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或估算排放量而征收的税。最典型的废气污染税是二氧化硫税。

水资源税和水污染税本来分属两个不同的环境税税种，但实际中往往是一并收取的。噪声税，通常是根据飞机起降次数或者机场乘客的数量与行李的重量，向航空公司或乘客收取。针对农业生产中使用氮磷化肥、牲畜粪便及杀虫剂也征收污染税。交通税主要是针对车船等交通工具的保有和使用征税，主要参考其能耗的标准与排放标准征收。

资料来源：孙晓伟：《碳税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光明日报》2010年9月14日。

四 碳标签

碳标签既是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市场手段之一，也是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等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机制的重要配套政策。

碳标签就是把产品在生命周期（即从原料、制造、储运、废弃到回收的全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即碳足迹）用可量化的指数标示出来，以产品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有关产品的碳排放信息。

实施碳标签管理，既可以促使碳排放的来源透明化并促进企业采取相关措施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又可以引导消费者选择更低碳排放的商品，从而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气候变暖的目的。

碳标签是鼓励消费者和生产者支持保护环境和气候的一种方法，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感。碳标签的实施需要核定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给商家带来额外的成本，消费者也要因此承担一部分的加价。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消费习惯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而企业则要面临巨大的低碳经济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

自2007年开始，英、日、韩等国开始实施碳标签机制，到2011年全球已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碳标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