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一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溯源

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美国光化学污染事件，英国、日本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的弊端。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到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直至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都标志着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找一种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道路。一些学者也开始从社会文明的高度来反思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在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预见了一种“后文明”即将出现。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与此同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以加拿大的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自然控制》《满足的极限》为标志，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在中国，1984年叶谦吉最早使用生态文明的概念。他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贯穿于文明的起落兴衰之中，并且对文明的走向和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必须依存于一定的环境条件，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累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由生态物质、生态技术与投入、生态精神三个部分构成。生态环境的特点决定了生态文明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多数生态文明成果的物理边界模糊，不易观察和计量；第二，多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消费不具有排他性；第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益具有外溢性和滞后性。

生态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有意识地进行的文明更替。面对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并非短期的灾难，而是一种扩散的系统的趋势，人们开始从技术开发、国家立法、国际环境协调和环境伦理倡导等方面着手，共同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反映了人类价值观念、态度行为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又一次转型的鲜明体现。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说：“瓦特的蒸汽机在经济领域是一种胜利，可对生态领域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这集中体现了当代人类对近代英国所开创的工业化道路和工业文明之成就和问题的深刻反思。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正确的文明史观为引导，通过系统梳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漫长演变历程，揭示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紧密依存的历史真相和规律，为生态文明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新史学生态环境史期望通过系统回顾人与自然关系漫长的演变过程，向历史深处求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文明进化之间的内在逻辑。

生态文明是对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与价值观。建设生态文明，要倡导适度消费，缓和人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保持人类消费与环境供给和恢复能力的协调。单纯以消费带动生产的经济观念和经济模式与建设生态文明是相悖的。

二 中国确立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进程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出发，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道并列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战略。

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首次把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纲要当中，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约束性指标。

2012年7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201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同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作出阐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使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清醒地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责任，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牢固地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其责任。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2013年习近平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 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第一，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政策体系。随着党和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的纲领和国家战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仅“十一五”期间就先后出台了100多部国家和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十一五”时期开始把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14.29%，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了12.45%，以年均6.6%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幅下降，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第三，发展循环经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即提出要发展循环经济，200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十一五”期间已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主要的资源综合产出率累计提高了约8%，能源产出率提高了23.6%，水资源产出率提高了34.5%，工业水资源产出率提高了58.0%, 2010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为15.2亿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2005年的55.8%提高到了69.0%，钢铁工业废钢消耗总量达到8670万吨；再生资源回收率5年内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第四，推进生态保护。“十一五”期间发布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等一系列生态保护的政策文件。全国造林增长了9.6%；自然湿地保护率达50.3%，增加了5个百分点。全国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4.7%，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

第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2007年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确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约束性目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途径，有效控制了温室气体排放。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通过提高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轻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和公众健康等的不利影响。

四 国内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研究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成为“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后，中国理论界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深入推进，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成果。

陈瑞清等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文明”与“野蛮”相对应。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人们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不应停留在生态层面上，不能理解为生态学科中的生态文明。它是比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高形态的文明，追求的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

余谋昌等认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并列，是一种发展理念。文传浩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涵盖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等。不同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态关系的具体体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可分为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生态行为、生态产业、生态制度、生态社会、生态管理、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政治建设等子系统。

生态文明是现代生态价值观，其核心价值是：人类善待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片面夸大主体作用的人类中心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的价值观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生态文明观念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人的主体性不是无限度的，而是有限度的；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是和谐相处的关系。

从文明发展阶段来看，生态文明是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农业时代、工业化时代的生态文明的思想、习俗的继承但又有质的区别的一种文明，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具有强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后思考如何合理运用自己能力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

文传浩等认为，生态文明是对既往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反思。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在人类与自然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具有物质、理性与进攻的特征，强调的是感性、平衡、协调与稳定。生态文明用生态系统概念替代了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了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物质享乐主义和对自然的掠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吸收传统的生态思想资源，但绝非向农业文明回归。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是对立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是离生态文明最近的一种文明形态。工业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提供了完备、丰富、舒适的物质世界。

生态文明又是科学的发展理念，是对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态文明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主要任务，以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为目标。生态文明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是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程度和发达水平。

生态文明还包括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的相关产业、管理、科技、经济、方法等内容。生态文明既是一种硬实力，又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劲。生态诸因素的良性作用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态文明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使其不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短板”、瓶颈的重要保证。

文传浩等认为，生态建设不等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还包括形成节约型消费模式、发展生态产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内容。

生态创建不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省和生态县只是生态文明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利用生态建设的成效和基础，从生态立省转向生态富省，在生态富省的基础上推进全省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才是真正实现了生态立省。

五 国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文明发展规律和民众生态诉求的正面回应。中国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战略任务和基本国策，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

工业化后发国家，应该利用后发优势，充分了解历史上先行国家所开展的工业化试验的结果，认真对待来自20世纪的教训，并付诸谨慎的行动。

中国政府和学者已经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也激发了欧美学者对生态文化和生态精神的思考。

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很多美国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意识到，我们推崇的文化已超出了环境的承载力。70年代，公众和政府曾作出过积极的回应，但这一行为遭受到公司的阻止，因为这种改变会减少其利润。现在的美国正为了短期公司利润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一旦发展速度趋缓，国家就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生态文明追求的不是无止境、快速的发展，而是尽可能满足所有人对基本物质条件的需求。当这一目标完成后，社会就要减缓发展速度。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有限的资源无法一直支撑无止境的发展。我们现有的资源足够支撑所有人对于食物、住房、交通和医疗的基本需求，但远不能满足所有人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因此合理、均衡地分配资源对于实现生态文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减缓发展以休养生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一定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教育民众认识到他们的使命：用可持续方式生产绝大多数必需品。

长期以来我们抨击消费主义的盛行，但没能遏制消费主义的流行。教育的现代化削弱了古典价值观的传承，减轻了对消费主义的抵制。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价值观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中国很可能结合自己的古代智慧，遏制消费主义的潮流。

六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一）评价及奖惩制度

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激励制度。

（二）国土空间开发的保护制度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选择性的激励，以推动跨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集体行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仅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形成的，生态文明建设受益者的“搭便车”行为，使单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现有体制下往往难以得到相邻区域政府的协作与配合，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受制于各生态主体的行为，无法实现“集体行动”。跨区域的生态文明一体化制度建设需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社会制裁和社会奖励这两种“选择性的激励”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可以用于动员潜在的集团，这种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它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人受到排斥，合作的个人被邀请参加”。

（三）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生态也是资源，生态也是资本，利用生态要付费。对生态环境不仅要索取，还要进行大量的投资。如果要保持这种投资的持续性，就要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能够有效地激励人们从事生态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

资源性产品大多不可再生。由于长期以来资源价格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要将资源性产品全部当成资本看待，它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只有充分认识到每一种资源都是十分重要的，使用就要付费，给资源一个合理的价格，并课以合理的税费，才能保障资源性产品不被滥用。

（四）生态补偿制度

创设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作为一种极其有效的调和剂，使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并行不悖。如何测算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不同区域的生态补偿值是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

（五）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

重点是对各级政府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制定约束性规范，要做到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其他生态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到重点行业和单位，确保约束性指标的完成。要将环保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对造成严重环境事故的官员要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建立地方领导干部离任生态审计制度，考核其在任职期间各项经济决策和本人政绩是否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六）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要克服“人类中心”理念。人类中心说，在对待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强调资源的经济价值，而无视其生态价值，强调当代人的经济利益和舒适生活而无视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导致了代际不公平，最终导致了自然反控人类——地球生态正走向无法承载人类生存的境地。因此，“必须在观念上承认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或善性，而这种价值来源于生态环境本身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的属性而非人类劳动所创造”。

七 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路径

（一）从“经济人”到“生态人”的转变

生态文明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道德关系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扩大到自然领域。道德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且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要由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转变为包括生态效益在内的整个系统效益最大化为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依据的“生态人”，把单纯的经济效益变为生态经济效益、系统效益。与此相应，社会道德标准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还应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要让生态文明的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把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二）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要从“经济增长＝发展”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代之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方式，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从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转变，从只重视经济发展向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重转变。

（三）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要建设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从粗放的“低效益、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不循环”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尤其要发展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由主要消耗物质资源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向文明、节约、适度、合理、循环型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模式转变。

（四）变“两难”为“双赢”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突出，这是各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共性问题。在正处于后发现代化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可能出现一些冲突，需要付出发达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处理好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物质文明的关系尤其重要和艰难。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后发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经济发展、环境破坏和全球变暖等问题则要同时面对，并以压缩型、集中型的状态表现出来。这是这些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之所在。

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两难”矛盾，在对待和处理这对矛盾的过程中应走出两种观点所形成的误区。一种观点是“代价论”，认为环境污染是工业化、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资源节约环境保护问题是后现代问题，是富裕的国家、富裕的民众提出来的“奢求”。之所以这种“先污染后治理”、有悖于生态文明的“经济优先论”迄今为止依然占上风、有市场，有其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一是因为经济增长是社会的组织原则，民众主要根据国家在其政策下有多快的增长来判断一个政府；同时，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则主要是未来的。另外一种观点是“零增长”理论，即用停止经济社会发展来求得生态环境的良好。这种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主要是因为以放弃经济增长来谋求环境保护将会丧失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最终背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正确的选择是在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在经济发展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下发展经济。不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而是统一到可持续发展上来，变“两难”为“双赢”。

（五）克服“外部性”，实现两个转化

所谓“外部性”是指生态“效益”或治理“成本”往往会转嫁给社会、转移给后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成本或收益，往往会外溢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宣传教育等综合措施，建立健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外部成本内部化、社会成本企业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六）坚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建设生态文明要有国际眼光，坚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把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起来，把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等国际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共同实施。既要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也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本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色。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既要遵循“共同但是有差别的责任”原则，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贡献，同时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进理念、制度、技术经济手段等也要为我所用，以利于提高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本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机会和体制机制、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七）深化改革

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就意味着社会发展结构和包括生产关系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重组。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环境本身，也不完全在于环境治理方式和技术，而是在于对一系列制度性缺陷进行改革和弥补。

（八）强化理论研究

加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用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观，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深入剖析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的关系，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创建“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体系，并将其作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

（九）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要强化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地位，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增强发展的协调性，推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生态文明素质，推动人文全面发展。倡导生态伦理，普及生态意识，将生态意识逐步上升为民族意识、主流思潮和时尚观念，形成关注生态、保护生态、理性消费的风潮。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生态文化体系，加强生态文化宣传和对外推广，引领国际舆论话语权，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

八 建设生态文明政府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摆在突出的位置，要求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责任，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我们绝不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些都彰显了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肩负的重任和重要地位。

政府的职能除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外，生态责任也是重要责任。传统的公共管理以获取最大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很少考虑环境问题，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态文明则要求充分地考虑环境生态的价值，走技术进步、提高效益、节约资源的道路，公正地对待自然，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种责任无疑应由政府来承担。

首先，政府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市场是生态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有政府作为的广阔空间，如规范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标准，注重产品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制定绿色产品价格，帮助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等。

其次，政府对公众的生态责任。确立“代内公平”观念，以自然为中介实现同代人之间的共同发展。

最后，保证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供给。一是开征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税。环境税既可以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减少污染，又可以为国家公共财政筹集资金；出台“环境税法”等绿色税法，为环境税提供法制保障。二是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许多关于环境资源的利益冲突，已经暴露出行政控制手段的缺陷，必须通过法律手段，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保护生态的法律法规。三是把生态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建立绿色教育机制，在中小学开展普及环保知识的教育，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责任感。在高校非环境专业开设环境学课程，对政府管理者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强化教育；在农村宣传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宣传由于使用农药、化肥、地膜和乡镇企业排放的各种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四是发展生态经济，包括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

（1）生态农业，即能够节能、保护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提供无污染食品的农业。发展生态农业主要通过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生态农业旅游来实现。畜牧业、种植业和水产业要提高市场竞争力，出路在于确保将其发展纳入生态轨道。生态农业旅游是对生态旅游产品的优化调整，通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交叉渗透，农业、旅游业结合，建立起在两个产业间的互动机制，既可以将观光、度假、娱乐、参与等旅游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旅游产品的形式，也可在减少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实现旅游跨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2）生态工业，即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变工业排泄物为原料、实现循环生产、集约经营管理的综合工业生产体系。首先是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使若干个企业或一个企业集团内不同的子企业集聚在一定的区域内，分别承担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角色，建立一个物质、能量多层利用、良性循环、转化效率高、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好的工业链网结构。其次是发展循环型经济。最后是实施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认证制度，通过绿色认证，采用绿色标志，使绿色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3）生态旅游业，即带有生态科教和科普色彩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强调发展旅游业同时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生态旅游业一是要做好开发规划，实行有序开发；二是要加强宣传教育，使生态正义、生态义务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和道德规范；三是要加强生态示范区建设，对森林、水源、物种、湿地等特殊而又集中的地区进行生态保护。

九 生态文明的测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推进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河南、贵阳、厦门等地还建立了地方性生态文明评价标准。综观这些指标体系，主要参照三个领域的指标体系：一是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生态县、生态省建设指标体系，二是国家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三是新农村建设的指标体系；突出三个重点：一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二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三是解决“三农”问题。在方法上主要采用系统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效率等方面，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

综观这些指标体系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指标单一，缺乏全面系统性。主要从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来设计和考核，关于社会进步的指标太少。第二，基本为定性指标或参考指标。第三，总体上参考指标过多，使考核缺乏可操作性。第四，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均未与考核所在行政区在国家、区域主体功能区中的生态、经济功能等作用结合起来。第五，重视节能减排、控污防污和生态环境保护，而关于生态建设的则缺少，甚至忽略了。生态建设的内容只停留在生态保护的层面。这样就不利于充分利用人类已有的科学技术尽快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更不可能在短期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生态服务。

专栏2-4 中国生态文明排行榜

《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主要运用生态文明水平的测度公式：

EEI ＝ GDP/ 地区生态足迹

其中EEI为地区产生单位生态足迹所对应的地区生产总值，它与GDP成正比，在生态足迹一定条件下，GDP越高，其水平亦越高；与生态足迹成反比，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情况下，生态足迹越小，其水平越高。

该研究测度出全国各省份生态文明的发展现状，形成以下排序：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天津、广西、山东、重庆、四川、江西、河南、湖南、（以下为全国平均水平线下）湖北、海南、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青海、河北、辽宁、新疆、云南、甘肃、内蒙古、贵州、宁夏、山西。

生态足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4个省份，其中，山西、内蒙古、宁夏、辽宁、上海是最高的5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6个省份，其中广西、四川、江西、安徽、重庆是最低的5个省份。最高的山西是最低的广西的4.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