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开放进程中保持比较优势不断动态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比较优势动态化，就是通过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因素使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调整，从而获得新的比较优势。这一过程涉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的作用、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战略调整等，并带动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发生改变，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地位将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比较优势动态化，实质上也是一个国家增长转型的过程，这对实施开放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国尤为重要。

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经济明显加快了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并成为引进国际直接投资最多、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开放经济体，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早在2002年，联合国的贸易与发展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等国家在国际生产中由于低端要素结构导致收益增长与贸易增长不对称，认为FDI导向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竞争必然产生竞争与合成谬误，以及中国利用FDI技术步伐加快而产业升级不足必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低层次竞争，已经从全球市场竞争角度警示了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不足而可能面临的压力与问题。这表明，我国开放经济发展阶段与比较优势动态实现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偏差，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所产生的逻辑路径即增长转型问题已经为人们所关注。对此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凸显了世界经济失衡格局的特征，同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效应，与我国各地区、产业乃至企业本身存在的结构问题是相关的，即在危机条件下，采用过时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会最先遭到冲击。因此，摆脱危机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重新构建增长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征兆，也表明中国经济或中国开放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低成本的要素优势很快将不复存在。预计2020～2025年，我国低成本优势将告一段落。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煤电油运成本、人民币汇率及其他环境、资源、要素成本都将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而我国本土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如何从模仿创新向自主技术创新过渡，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转折。中国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原有的制度创新效应的衰减和新的制度创新的紧迫性。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经济新常态，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但我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在我国经济开放的新阶段，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问题。然而大量研究也表明，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不一定是连续的，存在中断的可能性，由此依托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存在中断的可能性。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这种威胁存在的可能性最大。作为一个还没有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国家，很难仅用外生比较优势或者内生比较优势概念来理解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按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在国际经济中属于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是有限的，我国比较优势主要有赖于内生变量的积累和创造。在大国经济的范围内，推进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加大人力资本积累、推进技术进步、建立正确制度并提高其效率、促进产业集聚、加快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都是新比较优势形成和积累的重要变量。发现与比较优势相关度高的来源并进行整合，并推进以上过程，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本书在分析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理论和机理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趋势、挑战和制约因素，并以此为出发点，分别对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中的资源制约、要素替代与比较优势的内在关系、国际分割生产格局下的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实现问题、我国产业集聚特征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关系问题、中国进出口贸易互动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动态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市场一体化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国家能力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等领域深入研究增长转型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内在关系。研究将比较优势动态化和中国的结构优化问题结合起来，对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问题进行多元分析。本书的研究表明，无论从要素替代、技术变迁和结构优化的角度看，还是从市场整合与能力构建等方面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动态化都显示出中国比较优势既发生质和量的变化，又面临上升趋势放慢的问题，这充分显现发展阶段的特征和转型时期的结构矛盾、中等收入阶段经济转型的难点。在新的发展阶段，原有的比较优势能否能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从各国增长史和比较优势演化逻辑看，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依托比较优势来源、结构和质量变化与升级，形成新比较优势，即依靠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实现，才能支撑中国经济完成转型与长期发展的历史任务。

杨先明

2014年12月

于昆明，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