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个性魅力与权威领导

以往我国的历史学、政治学研究并不注重领导者的个性因素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诚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社会历史的确是人类创生性活动的产物，尤其是在巨人迈进的脚步声中，可以听到历史的隆隆惊雷。作为一个时代巨人，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他也留下了艰辛的创业足迹。无论如何，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终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资源与财富。结合政治学与历史学、历史心理学等学科，主要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从毛泽东个性因素出发，对他的权威领导的形成、类型及其对中国社会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一具体的阐释，对现实不无启迪意义。

第一节 巨人的诞生

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在党中央与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如果说这是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来说的，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但是，如果从他的权威领导的形成来说，则不尽确切。这是因为，权力与权威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有所区别。权力是主体对客体合法的制约力，主要表现为一种强制力，权威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仅是合法化的权力，更是由于个人的特殊才能、专长、品格或做出的贡献而形成的一种威望和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影响力。“当领袖的影响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时，通常就被称作为权威”，它是“高度有效的影响力形式”，[1]比赤裸裸的权力强制可靠、有效、持久。因此，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应十分注重把权力转化为权威。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更主要的并不靠权力建立起来的”[2]，而主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从其人格品质中自然渗透出来的。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会上，毛泽东虽然只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但此后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彭德怀回忆说：“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领导”[4]。然而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岁月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稳固，遭受过多次挑战。红军在长征四渡赤水之战中，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长林彪还掀起过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小小的浪潮”；后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遭到了张国焘的挑战。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再一次遭受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王明的挑战。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解决了王明问题，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对此，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5]至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领导才真正得到全党的高度体认。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由他担任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6]。

巨人的诞生客观上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主观上则有赖于个性特质。

马克思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7]。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1840～1949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陷入了空前的动荡和灾难深渊。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呼唤巨人并且诞生巨人的时代。但是，时代的需要与巨人的诞生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偶然因素——个性因素。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讲演《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中说道：有资格将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对事业炽烈的热情，二是对实现目标的神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只有这种将情、意、知三者平衡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才有资格做政治家。而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崇高的理想等个性特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均未能胜任历史重任，都是由于他们身上缺乏作为卓越的政治领袖的诸多特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领袖，这绝非偶然，同样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独特的个性因素。

（一）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注重实践理性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具有深厚国学根底，深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关心国事民瘼、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历来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十分欣赏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终身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受中国经世传统，尤其是湘学务实传统的影响，他一贯奉行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信条与作风。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即十分注重“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并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8]“务实求实的精神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中到处可见”[9]。无疑，毛泽东这种思维图式是传统赋予的，但他的伟大并非在于对传统的简单因袭，而在于他赋予这种实践理性传统以创造性的活力和新的生命力，这对他的一生影响至为深远。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实践理性与马列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综合与升华。

（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

任何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必须洞察本国的国情，并据此制定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出身农家，深通国学，加上十分注重对现实社会（“无字天书”）的调查考察，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殊的国情）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一生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十分羡慕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的经历。1917年夏，他与萧子舁一起在湖南作游学式的徒步考察，“没花一个铜板”，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进行实地考察。1918年，他组织一批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他本人并未去，主要是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0]20世纪30年代初，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倾向，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振聋发聩的著名口号，并躬行实践，切实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远非他人所能企及，并据此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者、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坦途。

（三）渊博的学识

渊博的学识是毛泽东成为杰出政治领袖又一得天独厚的素质。他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战略眼光更宽广，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毛泽东的学识主要来自中国传统国学、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对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无所不读，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有着密切关联。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学习毛泽东》的讲话说：“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11]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吸收了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文化遗产。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是毛泽东学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他集中精力，发奋攻读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研究马列主义同样受实践理性的影响，学以致用。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马列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他为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到马列著作中去找立场、观点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国情及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更是十分宝贵。这些都是他渊博学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学风。”[12]“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3]

（四）卓越的军事才干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事家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则往往同时又是军事家。战争年代的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能在革命舞台上导演威武雄壮话剧的军事才能。毛泽东首先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不断地在战争中战胜敌人，逐渐获得威信和地位。他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全党的体认，出色的军事才干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理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日臻完善、辉煌夺目，这些理论助其取得赫赫战功，奠定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的地位。

（五）出众的组织与领导才能

杰出的政治领袖必须具备出色的领导组织能力和斗争策略手段。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摒弃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刚柔相济的方式；在对敌斗争中则采用刚强与灵活、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手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整套工作方法与作风，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与驾驭能力，并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思想。

（六）坚强的意志力

坚强的意志力与当机立断的魄力也是一个卓越政治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意志极其坚强的政治领袖。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这也就是他酷爱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等体育活动的根由。斯诺观察到，毛泽东的“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14]。越是艰难困苦的岁月，就越能激发毛泽东激越的诗情与奋斗的豪情，他豪迈的诗词风格便是坚强意志力的集中体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伟人的超凡魅力一般都在遭受严峻挑战的危机时期才会得到呈现。斯诺曾经这样描述毛泽东：他“是一个精通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与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15]。毛泽东所具备的这些特殊的个性品质，远非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所能比拟。所有这一切均使他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阵地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纵横自如，胜任愉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个具有渊博学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

第二节 超凡型权威

按照韦伯的经典理论，权威的合法性具有三种类型，即传统的、法理的和个性魅力型的权威。但纯粹的典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各种类型具有不稳定性及相互转变的趋势。自然，作为一个造反者、革命家，毛泽东的权威不可能是传统赋予的，但他的确兼具法理型和个性魅力型两种类型的权威，后者则更为突出，形成了一种“超凡的权威”。尼克松说，毛泽东的确“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16]。没有哪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不为他的巨大魅力所折服。

毛泽东这种“超凡型权威”的构成要素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旷世巨人

毛泽东是一代巨人，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巨大人物。他是一位睿智远虑、足智多谋而又气度恢宏、谈笑风生的政治家、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战略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理论家、哲人兼诗人。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巨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冯友兰评价他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人”。作为一代“旷世巨人”，在一个以农民为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与“天下定于一尊”的传统气氛相呼应，毛泽东的特殊才能与神奇力量就构成了一种“人间神”效应。斯诺发现，在革命者眼中，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17]。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了《沁园春·雪》，轰动了整个山城的知识界，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风流人物”；同时，也使蒋介石的“领袖形象”相形见绌。

（二）实践贡献

具有特殊的品质与非凡的才能，使毛泽东超出一般人，卓尔不群。当他的这些特殊才能被体认后，人们就开始带着崇敬的心情自觉地服从他的领导。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同国民党蒋介石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同时，他也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扭转危局。因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诚心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彭德怀在延安整风时逢人便说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井冈山时期，他只是把毛泽东当作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大哥；长征时期，则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直到延安时期，他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权威领导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岁月里，毛泽东几乎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他代表着正确、代表着胜利；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革命避免了很多曲折和弯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在以后取得的一系列近乎不可思议的胜利中不断得到强化。

（三）理论权威

一个政治领袖要具有非凡权威，必须树立自己的理论权威，即通过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感召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理论一旦为群众掌握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能量。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他在全党最早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并且身体力行，集中全党集体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他在党内无可置辩的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强烈吸引着广大爱国者献身神圣的事业。

第三节 非常的作用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与统一，对旧的统治体系与秩序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巨大作用。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那场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激烈较量中，诚然斗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国共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但是其中的确始终蕴含着政治领袖之间个性力量的抗衡。国民党统治垮台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固然是国共双方政治、经济、人心、军事等各方面综合较量的结果，但其中的确包含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个性较量。与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形成的超凡权威相对照，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推行军事独裁，谈不上权威，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自相消耗。此外，毛泽东的创新灵活与蒋介石的刻板守旧、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与蒋介石的两面三刀……这一切确乎不可同日而语。对此，尼克松曾对蒋介石与毛泽东作过十分有趣的比较，结论指出：由于蒋介石“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18]

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毛泽东的权威领导确乎是中国革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尼克松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19]

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0]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

毛泽东是特定时代的巨人，在这个历史的转型期，毛泽东独特的才能、学识、意志、气质与性格使他出色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骤然而至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的欠缺也逐渐暴露。从他的读书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广博的知识结构中欠缺现代化大生产和社会化管理方面的知识。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21]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坦承：“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22]

因而，他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虽然他一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及至1961年他还一再告诫：“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23]

毛泽东力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是他晚年的失误正在于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尽管如此，由革命年代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的超凡权威不仅未曾动摇，反而逐渐向“个人崇拜”方向发展。毛泽东也一再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1958年3月，毛泽东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24]对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持一定的保留态度。1965年1月9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承认说，个人迷信“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25]1970年12月8日，他在《会见斯诺谈话记录》中又说：“比如说我个人崇拜。……总要有人崇拜嘛！”[26]

不管他内心对个人崇拜态度如何，毛泽东在晚年多少有点自觉不自觉地去扮演“人间神”的角色，并逐渐抛弃了战争年代党内良好的民主集中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他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终酿成国家民族的灾难性厄运，也导致了他晚年的悲剧。

通过对毛泽东权威领导及其影响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对毛泽东权威领导的评价

国内外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大概有五种观点：第一，全盘肯定；第二，全盘否定；第三，功大于过；第四，过大于功；第五，功过相当。我们认为功大于过是没有问题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从时间来看，在1921～1976年这一段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生涯当中，1957年以前是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问题主要出在1957年以后，而且在1957年以后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从作用来看，毛泽东一生主要完成了三项历史使命，一是领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条件，二是接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三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还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的成就。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毛泽东有一个完整的评价，总体上讲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这个结论是经受住历史考验的。

（二）一定的政治体系需要政治权威

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27]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需要权威。党内缺乏一个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权威，并不利于党的团结与凝聚力的加强，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巩固，最终将会影响现代化的发展。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效应。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也十分强调中央政治局需要有一个核心，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中明确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28]

（三）个性魅力型权威可能具有双重效应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主要属于个性魅力型权威，它是历史形成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负面效应。冯友兰指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29]当然，历史地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四）个性魅力型权威需向法理型集体领导权威转换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30]因此，怎样防止权威领导向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轨道滑行，建立一个法理型的集体领导权威，对我国政治民主以及整个现代化事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