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草塘：不同权力形塑下的田野空间

一 国家政权形塑下的草塘

（一）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

在中国，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一个地方空间的形塑，具体体现为行政区划的变动（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这种行政区划变动的剧烈和频繁程度更甚）。这种地理空间所带来的变动，同时会引起社会心理、市场和其他一些社会文化的变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社会空间的塑造作用从来是巨大而明显的。

草塘之名从何而来？据《桑梓述闻》载，元时即有草塘之名，《桑梓述闻》卷一载：“草塘，在城北三十余里，旧司（草塘土司署）北。塘长数里，弥望平芜。每春涨时，乌江之鱼逆流穿洞而上，随水溢入塘中以千数。”民国4年《瓮安县志》载：“今塘尽为田，仅存二亩，不复有鱼矣。”明代旧州、草塘等处长官司、元代草塘安抚司均以此塘命名，草塘之名亦来源于此。

草塘场，元初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为旧州、草塘等处长官司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为草塘安抚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为瓮安县地。清代设草塘里猴场衙里。民国初年设草塘里下司团猴场寨。民国25年，废镇设联保，为第五区草塘联保。民国28年改为第三区草塘联保。民国31年改为建安区草塘镇，次年撤区。1949年12月解放，暂时沿用镇及保甲。1950年1月，设区，隶属第二区。是年秋，镇下撤保甲，设行政村级和平、胜利、民主、建设、前进5街。1951年秋，撤镇，合5街为和平、民主2街。1952年6月，撤街，复设草塘镇。1955年，各区取消数字排列地名，第二区改称草塘区。1956年3月，撤销天文区，其所辖天文、玉屏、云南寨、平坝、木老坪划归草塘区。1959年，以乡（镇）为基础，改建生产管理区，草塘公社辖草塘、下司、盖头山（太平乡）、新华、松坪、清池、小河山、天文、平坝、木老坪10个管理区。1961年8月，县内建7区31个乡级公社，草塘区辖草塘、太平、新华、松坪、小河山、天文、平坝、木老坪8个公社；同年11月30日，草塘区被分为草塘、天文两区，草塘区辖草塘、太平、新华、松坪、小河山5个公社。1963年调整公社，草塘区辖草塘、金星、下司、太平、新华、松坪、小河山、清池8个公社，该区划在其后虽稍有调整，但相对稳定，直到1996年，全县撤区并乡，原属草塘区的松坪、小河山都成了独立的乡，设立草塘镇，直至今日。

（二）今日草塘镇的基本状况

1．地理、人口、耕地、交通

今日的草塘镇位于瓮安县东部，集镇距离瓮安县城16公里，地处东经107°30′～107°38′、北纬27°5′～27°13′，东抵木老坪乡、小河山乡，南邻县城雍阳镇与永和镇，西至银盏乡，北接松坪乡、余庆县，辖区总面积105平方公里，有耕地28950亩，辖18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截至2005年，全镇总人口36602人，其中城镇人口10800人。

以下是草塘镇政府统计工作人员邬培杰向笔者提供的2005年5月统计的各村（社区）人口数、户数和耕地面积（见表2-2）。

草塘的交通在县内尚算发达，有省道久（长）—铜（仁）公路和草塘—洞水的县道在镇上交会。通往瓮安县城及遵义市余庆县的公路均已铺成柏油路面，行车较为方便快捷，到县城仅需20多分钟。

2．科技、文化、教育、卫生、通信等

草塘在县内开发较早，历来也是县内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草塘又被称为“龙狮艺术之乡”，过年过节时玩龙灯和狮子远近闻名。草塘也涌现了一批文化名人，出生于草塘下司的傅玉书（1746～1812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傅玉书是乾隆乙酉（1766年）年进士，能诗能书，著有私家编修的县志《桑梓述闻》《鸳鸯镜传奇》《黔风旧闻录》等，为后世了解瓮安、弘扬贵州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草塘历史上另外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是红军长征期间在草塘召开的“猴场会议”。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经过草塘（当时称“猴场”），于1935年1月1日凌晨在草塘下司宋家湾召开了猴场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等，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李德等东进与红二、六方面军会合的主张，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随后红军强渡乌江天险，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现在宋家湾会议的会址经过了翻修。

笔者以草塘镇政府统计工作人员邬培杰提供的2005年的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数据，来说明草塘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通信的发展情况（见表2-3）。

3．草塘的经济

草塘镇的经济实力在全县位居前列。2005年，草塘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5140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10100万元，农业总产值8695万元，粮食总产量16936吨。完成财政收入358.9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258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800元（2004年数据）。

草塘镇是全国重点小城镇建设试点镇、省综合改革试点镇和全省32个重点建设集镇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出现了一批具有城市化特征的项目，如引进房地产开发商建成了集住宅、商贸、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小区，完成河道治理，修建排污沟，进行河道绿化等。

草塘也是一个农业大镇，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指引下，草塘农村也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和多样化经营的转变，发展了以蔬菜为主的“菜、菌、药”特色种植业。2005年种植蔬菜4700亩，其中反季节蔬菜1714亩，朝天椒2000亩，生姜150亩，天麻80平方米，食用菌30000余袋。同时在农村鼓励发展畜牧业，发展了对门场养殖小区和石家寨养猪专业村，引资发展了煤磷养殖场、湘安养殖场、兴隆养殖场、猴场百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建立了镇养殖协会和营销协会。

镇政府一直将招商引资作为工作的重头戏来抓，2005年引进了大型项目7个，签约资金6100万元，这些都为草塘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增加了动力。

二 作为基层集镇的草塘

研究乡村社会，人们必然会提到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施坚雅着眼于农村集市贸易体系，研究市场体系对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建立了独特的市场共同体理论。他发表于1964年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否定了村落作为中国农村基本单位的意义，认为地方市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体系，具有传统农耕社会的完整特征。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既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层面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作为社会体系，基层集市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边界，农户所需要的劳务和资金需求一般在这里得到满足；基层市场构成了通婚圈的范围并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有关。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董事会等组织都以基层集市为单位，因而较低的和中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与市场结构平行的等级网络。集市同时又是沟通农民与地方上层的核心。

施坚雅将市场体系看成理解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不过，后来施坚雅自己承认市场体系与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杜赞奇对华北乡村的研究也表明，市场圈与婚姻圈和宗教组织都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作为理解社会空间的一种模式，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草塘作为一个区域的市场中心，对“形塑”草塘的宗教市场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解放前，草塘为贵州十大乡场、黔北四大镇之一。又因草塘场逢猴（申）、虎（寅）日赶场而称为“猴场”，还因当年在离草塘场很远的山上就能听见草塘场内“轰轰”作响，而又称为“响子场”。草塘由于长期作为草塘长官司、草塘安抚司治所，地处几县交界，历来是商贸繁盛之地。民国时期，为棉纱、土布、烤烟等物资的集散市场，曾有“小贵阳”之称。镇上有棉纱、织布、烤烟、百货、染布、油漆、建筑等行业，还有“同兴裕”等商行。贵阳天益酒精厂在镇区开设分厂，收购白酒加工酒精运销外地，年产酒精60多吨。草塘集市规模较大，占地数十万平方米，周围10多个县，乃至上海、厦门、重庆、贵阳等地的客商都云集草塘赶场；当时镇上还专门有湖南、江西等地商人修建的湖南会馆、江西会馆，各商会的活动很多，很多公益活动都由商会组织。每场连赶三天，第一天调查行情，第二天大买大卖，第三天成交扫尾。远近客商普遍反映：别的乡场买不到的东西草塘买得到，别的乡场卖不出去的东西草塘卖得出去。由于买进卖出货物较快，草塘也被称为“快场”。现在在草塘，年纪稍大的人还会记得“同兴裕”等老字号当年的盛况。就是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草塘的牛马市场也是远近闻名的，许多外县的牛马都会赶到草塘来交易。在历史上，草塘集镇是施坚雅所说的四周的农民都依附于它的一个“标准集镇”,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辐射范围从周边乡村而达到更远。

现在，公历每逢“三”和“八”的日子，草塘都有集市，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赶来交易。就笔者在草塘集市调查所感受到的氛围，并与县城和其他几个同县较大乡镇集市相比较，如今的草塘集市仍然非常热闹。笔者虽然无法确切计算出集镇周边乡村的农民在集镇上出售的产品的数量，但毫无疑问的是，草塘集镇仍然称得上一个重要的市场体系中心和基层市场。通过对赶集人群居住地的随意询问，可以发现草塘集市的辐射范围越过了乡镇边界，越过了草塘镇本身，对周边乡村和较小市镇（如松坪、木老坪、小河山、天文等）都具有极大的辐射作用。同时，随着公路运输的畅通以及运输工具的改进，市场体系的边界在逐渐发生变化，像草塘这样较大的集镇的中心作用更加突出。比如作为松坪乡政府驻地的松坪场原本也是一个比较热闹的集市，但随着草塘到松坪的公路修成等级较高的柏油路后，松坪到草塘（7公里、车费2元）只需要不到10分钟，很多乡民都选择赶草塘场而不赶松坪场，现在松坪场基本失去了集市的功能。其他如清池、太平等集市也是如此。可以说，草塘对周边乡村的辐射能力和吸附能力加强了。

当然，与此同时，草塘上一级别的市场的辐射力也加强了，替代了草塘集市的一些原有功能，使草塘历史上冠绝一方的繁华不复存在。比如，草塘集镇原本和县城差距不大，甚至在很长时期草塘的城镇人口比县城多，但是，近十几年来，县城发展迅速，越来越像一个繁华的小城市，而草塘基本还是保持乡镇的面貌，与县城的差距明显拉大。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县城在借贷、娱乐、非农产品的交易上对乡民显然更加具有吸引力。原来县城的辐射半径可能只有7～10公里（杜赞奇研究的华北就是如此），而现在，由于公路通达，县城可以辐射全县。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离县城40多公里的乡镇（天文）的公交车上总是挤满到县城赶场的农民。因此，可以肯定，草塘虽然已经不是周边乡村唯一的市场聚集点，但仍然是对周边乡村具有重要辐射力的“标准集镇”。

应该说，市场体系对于理解宗教市场是有作用的。集市是信息的集散中心，像寺庙修建、寺庙活动（如塑了新的菩萨像）这样的信息，通过集市得以快速传播。可以说，集市对于宗教组织的信众范围明显是有形塑作用的，是宗教人物和宗教组织重要的市场对象。同时，在后面的论述中也可以发现，像天主教这样的组织，它的很多信徒都是在集市上被发掘的。但市场体系显然与宗教结构也不是重合的，在笔者调查的地方，集镇的寺庙一方面要吸引周边的农民，另一方面为了发展，往往花大力气拓展向上的联系，以寻求比市场体系大得多的宗教市场范围，而这种范围更广的向上联系往往对寺庙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 作为仪式空间中心的草塘

弗里德曼认为，研究中国各种空间组织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的风水。风水统摄了自下而上的宗族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国家力量。王斯福、桑格瑞也不约而同地将仪式、象征作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的地域崇拜空间。不过，最明确的以仪式象征体系来构建地域空间的，是台湾学者发展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的理论。

“祭祀圈”的概念是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所提出，其后经过许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研究台湾地域与宗教的核心概念。根据林美容的定义，祭祀圈是指“一种地方组织，以神明信仰来结合与组织地方人群的一种方式，它有一定的范域，其范域也就是表示一个地方小区涵盖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居民以共神信仰结合为一体，有某种形式的共同祭祀组织，维持例行化的共同祭祀活动”。简单地说，祭祀圈是一个透过共同祭祀活动来建立共同信仰的地域性组织。这个地域组织范围的划定，包括下面五个指标：（1）庙宇修建时共同出钱；（2）平时祭祀费用（也就是所谓的丁口钱）共同分担；（3）头家炉主等共同祭祀组织；（4）演戏等共同祭祀活动；（5）神明绕境的范围等。

信仰圈是在祭祀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者是“地方”性的，前者是“区域”性的。林美容还告诉我们：“信仰圈为某一区域范围内，以某一神明及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的信徒之志愿性的宗教组织。任何一个地域性的民间信仰之宗教组织符合此定义，即以一神为中心，成员资格为志愿性，且成员分布范围超过该神的地方辖区，则谓其为信仰圈。”在谈到信仰圈与祭祀圈两者区别的时候，林美容指出，信仰圈除了以一神为中心、是区域性的、成员资格是志愿性的之外，其活动是非节日性的，祭祀圈则以祭拜多神、地方性、节日性、成员的资格为义务性与强迫性为主要特征。它们最大的一致性为都是地域性组织。

祭祀圈和信仰圈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地域性的祭典组织。台湾学者利用这一理论，在研究台湾汉人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台湾汉人地区开发史和社会发展史、台湾汉人社会组织和族群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当然，信仰圈和祭祀圈理论长期以来也受到人们的质疑，比如，为什么超乡镇的地域性祭祀组织就被认为是信仰圈，而不是更大范围内的祭祀圈？祭祀圈和信仰圈在汉族社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组织吗？祭祀圈理论带有明显的文化传播论痕迹。在宗教从乡土社会的中心位置退出之后，是否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以祭祀或信仰为中心、规则的社会或地域性组织？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

笔者在草塘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解放前确实存在以宗教作为象征来整合不同地域的情况。经过这种整合，形成了以草塘为信仰中心，周边的寺庙（回龙寺、岩家婆庙）为补充的一个仪式空间（在接下来关于草塘1949年以前的宗教图景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不过，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整个草塘或其他地域范围内存在一个明显的“祭祀圈”或“信仰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宗教复兴中，更是很难感觉到这样的一个仪式组织的存在。但是，以一定的地域作为基础、以各种宗教供应商为核心、同时地域范围不确定的一个宗教需求—供给市场却是客观存在的。

总体上，在地方认同中，草塘是一个在国家政权、市场、仪式等力量共同形塑下的地域空间。草塘镇作为瓮安县东部最大的一个城镇，不仅对镇周边的松坪乡、木老坪乡、小河山乡、平坝乡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对更远些的天文镇、永和镇的一些村寨，余庆县（属遵义市）的瓮脚、太平、七坡，黄平县（属黔东南州）的长岭岗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由于上述乡镇集市规模太小或不能形成集市，草塘无可争议地成了这一片区的物资集散、商贸、交通中心，每隔五天的草塘集镇总是聚集了四乡八镇的人，热闹非凡。而且在撤区并乡前，松坪、木老坪、小河山等地都属于草塘区公所管辖，现在尽管成为独立的乡镇，但设置在草塘的法庭、司法所等部门的管辖范围依然及于上述乡镇。因此上述地方的人对草塘具有相当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各乡镇人员交往频繁，草塘的各种宗教活动很轻易地超越了行政区划上的范围。因此，笔者最后选定的田野调查点“草塘”，是跨越现有行政区划上的“草塘镇”范围的。本书田野中的“草塘”，实际上是以草塘集镇（包含猴场社区、上街村、对门场村、水沟边村、金星村、凉水井村）为中心，含周边的下司村、那乡村、太平村和松坪乡的新河村、通水村、下堡村以及永和镇的黑山村。这些村均位于经过草塘的省道和县道上，交通方便，人员流动快，也是草塘宗教活动最主要的区域。当然，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了解和把握草塘宗教市场，笔者在调查中也会涉及这一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域（见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