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过程理论:一种分析范式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过程理论成形以来,麦克亚当一直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尽管政治过程理论是目前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但它仍然受到若干批判与质疑,尤其是来自文化主义阵营的学者对其质疑的声音最大。以古德温和扎斯伯(James M. Jasper)为代表的批评者认为政治过程理论过于强调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尽管麦克亚当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将文化主义因素引入了政治过程理论,但文化主义阵营的支持者仍认为麦克亚当对此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古德温与扎斯伯认为,麦克亚当引入政治过程理论模型中的框定过程分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了对一些与社会运动相关的重要因素的考察,如情感、符号互动,以及对社会运动的道德原则层面的研究。
诚如古德温与扎斯伯批判的那样,政治过程理论仍旧存在诸多局限性,尤其表现在社会运动文化层面研究的欠缺。但与其他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范式相比,政治过程理论仍然被普遍认为是最真实、最全面地展示社会运动发生、发展与衰落过程的分析范式。早期的崩溃理论范式关注了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即情感方面,将社会运动视为个人行为的简单集合,忽视了从个人情感因素转化为社会运动这一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后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化行为,但也并未解释个人的怨愤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原因,只是从早期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关注运动参与者个人微观层面转移到了对社会运动组织中观层面的研究。上述问题直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提出才得到解决。麦克亚当提出了认知解放、框定分析等概念,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阐释从个人情感因素转化为社会运动这一集体行动背后的动力机制。他认为,在机遇与行为之间架起桥梁的是人们的主观认知以及人们对所处环境赋予的主观意义。与政治过程理论模型中结构性变量如社会变迁、政治机遇变量相比,麦克亚当对认知解放这一变量的分析略显薄弱。但尽管如此,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理论模型中并没有停留在结构层面,而是引入了文化因素、心理学因素以及集体属性等变量,这种做法至少为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
政治过程理论的另一个学术意义在于它将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参与联系起来,进而开启了社会运动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麦克亚当认为自己的学术基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将社会运动视为阶级对立的产物,麦克亚当也相信社会结构性矛盾会给予被排斥群体结构性的力量。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的是,麦克亚当与其他新社会运动研究者则试图要分辨出导致社会运动的新的结构性根源。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阶级对立被新的社会矛盾所取代。这样,政治过程理论的提出使社会运动的结构性根源再一次受到关注,并将关注点转移到了经济因素之外的结构性因素上。政治过程理论的目的在于厘清社会政治体制中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要素。
鉴于上述对政治过程理论的评述,以及对本书研究对象、内容与目的的考量,笔者选择政治过程理论作为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概念界定上的一致。本书选择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视为政治运动,与美国制度化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本书对社会运动的界定与麦克亚当对社会运动的定义十分吻合。麦克亚当将社会运动定义为“被排斥群体通过非制度化手段动员充足的政治资源来推动集体利益的理性行为”。他还认为“社会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应该隐含一个更为广义的制度政治的模型”。其次,以政治过程理论为理论基础并综合其主要研究变量,笔者提出了一个分析模型。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解答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右翼社会运动力量对比的深层原因。在政治过程理论分析范式的启发下,笔者试图从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自身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宏观结构性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最后,政治过程理论为本书提供了具体以及实质性的研究内容。本书将借用政治过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借鉴该理论范式中的分析逻辑,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过程,运动组织特点,意义框定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鉴于政治过程理论在框定分析方面略显薄弱,笔者在吸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建构理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对本研究中意义框定过程的分析具化为运动诉求、运动话语构建与传播以及运动策略与手段的研究。通过对这三个变量的考察,研究社会运动参与者集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以此探究个人是如何从情感上的怨愤转变为对社会运动的参与的动态过程。
本研究的五个核心变量及其内在逻辑如图1-5所示。五个核心变量分别是社会政治经济变迁、运动组织动员、运动诉求、运动话语构建与传播以及运动策略与手段。这五个核心变量也可被概括为社会运动的内部结构(运动组织动员、运动诉求、运动话语构建与传播、运动策略与手段)与外部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两大类。其中,社会运动所处的外部环境指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迁过程,它既包含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也包含社会运动在发生之后及其发展的过程中对外部环境产生的压力和作用,以及此时外部环境对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做出的反应及其采取的应对策略,即麦克亚当提出的“社会控制程度”。笔者在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使用了双向箭头,意指两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可以催生社会运动,反之亦然。
图1-5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政治过程比较分析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