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的变迁

“60年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从黑人民权运动开始，一波波大规模左翼社会运动随之发酵——1964年发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1968年爆发于芝加哥、蔓延到首都华盛顿、随后扩展到数百个城镇的反越战和平运动，1969年争取同性恋权利的石墙酒吧事件。在西方，这个特殊时期还有“漫长的60年代”（the long sixties）之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60年代”不是严格地按照时间来划分的。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漫长的60年代”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运动的兴起，确切地说是始于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止于70年代中期，以美国“黄金时代”的终结、1970年5月4日美国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的屠杀惨案、1975年越战的结束以及左翼社会运动的衰退为标志。“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主要包括了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反对越战的和平运动以及提出“公民参与的民主”口号的学生运动等。

尽管战后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末受到两次程度较轻的经济危机打击，即1953～1954年以及1957～1958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但这并未影响美国经济在60年代（1961～1969年）进入高度繁荣阶段。美国经济如此长时间的持续增长在美国经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一倍。到1970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生活水平的差距迅速扩大。只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生产与消费了全世界2/3的产品。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二战后的“婴儿潮”进一步拉动了消费的增长。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拥有自己居室的人口增加50%。1946年，全美国拥有黑白电视机7000台，而到1960年，数量上升到5000万台，9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到1970年，38%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社会却最为动荡与不和谐。这看似矛盾的两种现象事实上是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转折期。尽管美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其旧有的社会权威、社会规范、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官僚制度、科层体制以及教育体制都未能与经济同步快速发展，社会也因此产生了不和谐现象。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不但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推动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了城市的郊区化发展，加速了人口流动，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使资本主义单向度发展及其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矛盾也逐渐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壮大而转变为以种族、性别、年龄划界的社会矛盾。6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只属于少数一部分上层中产阶级。然而，到了1963年，美国人中有60%～70%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人数的激增对传统的美国价值观造成了冲击。在价值观撞击的过程中，社会中的种族歧视、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日益加剧。1954年5月1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做出最终判决，认为种族隔离的法律是违宪的，即剥夺黑人学童的入学权利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规定明确的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日期，因此州政府经常借故拖延判决的实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1964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签署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规定了美国境内不得采取种族隔离，并判定对黑人、少数民族与妇女的歧视行为非法。尽管该法案的通过被认为是人权进步的里程碑，但它并未结束美国自建国以来长期的黑白种族隔离的现实，南方许多州仍然采用各种方法阻止黑人投票。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不仅南部诸州的种族隔离现实仍在继续，而且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现象也在日益加剧。这主要是由在城市中心居住的黑人与邻近的蓝领白人阶层的矛盾造成的。随着6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52～1962年，穷人家庭收入在全国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了0.4个百分点，而富人家庭收入的比例却增加了1个百分点，结果贫富差距扩大了1.4个百分点。在60年代，富人逐渐搬离了城市中心区而向郊区迁移，然而数量与日俱增的蓝领白人却由于支付不起高昂的郊区房价以及无力为子女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只能住在邻近市中心的黑人社区。因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新的社会矛盾也日益显现。北部各州蓝领白人阶层与黑人之间的矛盾就是突出的一例。再加上美国在此时还深陷越战泥潭，这使美国政府向贫困宣战的宏伟目标也大打折扣，引发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抗议。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各种左翼社会运动的出现是美国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也是动荡的“60年代”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历史重合的主要原因。经济繁荣、社会物质丰裕带来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鲜明对比与反差导致了人们的“认同危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失范现象促使人们寻找解决之道。“60年代”的激进派领袖彼德·科利尔（Peter Collier）与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曾讲过，“60年代”运动的参与者是“社会的园艺家，他们要‘绿化美国’，让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冲出清教徒主义的束缚……‘60年代’不仅是一个拥有很多乐趣的时代，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好时光——理想主义风行一时，人们除了想给和平一个机会外别无所求；那也是一个崇尚义务和行动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青年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这为当时的社会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当时的政治因素也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政治环境，培育了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政治意识。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右倾浪潮之后（即麦卡锡主义），美国社会在60年代开始流行狂热的左倾主义思想。“60年代”一系列的左翼社会运动——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反对传统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反文化运动、主张以“公民参与的民主”取代现行代议制的学生运动与新左派运动、支持“自由言论”运动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旨在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革命，而是对美国旧有的社会权威、社会规范、文化与价值观的一次全面批判。然而，这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左翼社会运动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戛然而止。其中的缘由何在？“60年代”虽然已经逝去，但其对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仍然存在。诚如科利尔与霍洛维茨所说的：“60年代是穿在我们脚脖上的绿袜子：厚重。”那么“60年代”为70年代以来的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左右翼社会运动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运动又呈现出怎样的图景？本章将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