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汉王朝对岭南西部统治的渐趋深入

一 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岭南地区处于南疆僻远之地，远离中原动荡中心，当时的交趾牧邓让和各郡长吏采取闭境自守的对策，以观形势。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其大将岑彭素来与邓让交情深厚，于是致书邓让，坦陈利害得失，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颁行诏命。在各地纷纷响应归顺的背景下，建武五年（29），“交趾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包括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而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等亦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不难看出，东汉初对江南、岭南各地采取了“传檄而定”的策略，而“传檄而定”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是边疆地区经过秦、西汉王朝的经营，已经与中原地区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内生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即使中原王朝发生政权的更迭，也不会影响到这种归属心理；另一方面，岭南边疆地区郡县制与部族社会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已经相当稳定，中原王朝官吏对岭南地方社会的控制已经较为成熟，中原地区的内乱一般不会对岭南边疆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岭南边疆也很少产生对抗中原王朝的反叛势力。因此，当新王朝建立后，传檄所至，各地往往迎风归附，其实质就是王朝制度移植到边疆后形成的内地化效果。

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政区设置延续了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以来的格局，共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7郡。汉武帝时在海南岛上设置的儋耳、珠崖2郡，则分别于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和汉元帝初元三年废罢。岭南7郡隶属交趾刺史部管辖，此时的刺史部还不是一级政区，而是一种监察区，刺史的权力也比较轻。东汉中后期，扩大刺史部长官的权力，将刺史升格为州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汉顺帝永和六年（141），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但未获批准，显然交趾刺史部在王朝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还较为低下。尽管如此，交趾刺史部逐渐演变为一个高层政区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宗室刘焉认为四方寇乱不断，是由于刺史威信不足、权力太轻，不能禁止，建议在交趾“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若仅从此建议分析，似乎刘焉一心公忠体国，实际上他有着自己的打算，鉴于当时中原动荡的迹象已经显现，刘焉感到僻远的交趾可以成为避祸之地，若自己能成为交州牧，则可拥众一方，坐观时局。无疑，岭南地方在东汉王朝一些统治者眼中，已经具备了一方封疆的地位。而岭南地区真正成为一个高层政区，是在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实现的。建安八年，交趾刺史张津和交趾太守士燮共同上书，请求将交趾刺史部改立为交州，得到朝廷批准，由张津出任首位交州牧，并于建安十五年（210）将州治从苍梧郡广信县移至番禺。交趾刺史部治所长期位于苍梧郡广信县，直到建安十五年才移居番禺，表明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由中部向东部转移。

交州的设立，是岭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岭南地区自秦代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后，在东汉末年又成为王朝体制下一个独立的高层政区。州牧和郡守的地位都得到提升，据《晋书》卷15《地理下·交州》载：“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加以九锡六佾之舞。”另一方面，交州远离王朝统治中心，其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较为明显，南越割据的前车之鉴，使西汉王朝通过“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则对岭南地区进行控制，东汉王朝亦不例外，荆州刺史部的零陵郡和桂阳郡深入岭南，使交州失去了北部的天然屏障。因此，虽然交州的设立使岭南实质上成为一个高层政区，但却难以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

对岭南西部而言，地理的分割比较厉害。今广西东北部隶属荆州刺史部的零陵郡，跨越了越城岭和都庞岭；东部的苍梧郡兼跨今两广政区，跨越了大桂山和云开大山。交州设立后，岭南的政治中心从苍梧郡广信县移至番禺，使今广西境内的地缘重要性有所下降。但随着龙编（今越南河内）成为越南地区又一个政治中心，岭南西部的地位又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今广西境内作为中原王朝通往交趾三郡的重要通道和后方基地，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二 东汉王朝对岭南西部土著民族的治理策略

东汉王朝沿袭西汉王朝的做法，在岭南地区的行政治理策略，除了继续实施郡县制外，仍对岭南部族社会采取“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政策。所不同者，乃在于东汉王朝鉴于西汉时期岭南土著民族频繁反抗的情况，注重加强对土著民族的教化；同时加强了王朝地方行政制度在土著民族聚居区的渗透，集中表现为土著民族的内属与置县。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时期对岭南边疆的统治力度已较西汉时期大为强化。

（一）推广并完善郡县制，加强对土著民族聚居区的行政控制

马援在平定交趾征侧、征贰姐妹的叛乱后，鉴于交趾郡境内置县过疏的弊端，其奏请的善后措施之一就是分县。当时西于县有32000户，最远的地方距离交趾郡治有一千多里，马援奏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封溪、望海二县的新置，进一步完善了以郡治龙编为中心的郡县体系，一方面有利于加强郡县政区对辖下部族社会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王朝势力向边疆基层社会的进一步延伸。据《后汉书·郡国志五》所载，东汉永和五年（140），交趾郡下辖12县，县均面积为6100平方千米，管辖幅度虽然较大，但考虑到这些县的治所均位于红河平原地区，那么在交趾郡的核心区，郡县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也较为严密。郁林郡下辖11县，县均面积为11473平方千米，管辖幅度太大，县级政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较为松散，在灵帝建宁三年（170）增设7县后，县均面积为7011平方千米，县级政区对地方的控制无疑大为加强。从永元十四年（102）朝廷因日南郡象林县连续两年遭受战乱，下令免除该县两个年份更赋、田租、刍稿的事件，可以看出，即使在边远如日南郡象林县这样的地方，王朝的赋役制度也照样得以推行，这是郡县制度在岭南边疆逐渐完善的重要表现。

应该说，不断加强对岭南土著民族聚居区的行政控制，是东汉王朝强化在岭南边疆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而地方官无疑是该政策的执行者。汉灵帝建宁三年（170），“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谷永所招降的乌浒人，根据唐人刘昫和杜佑的解释，应主要聚居于唐代贵州、邕州之间，也就是今南宁至贵港地区。刘昫曰：贵州郁平县，汉郁林广郁县地，古西瓯、骆越所居，谷永招降乌浒，开置七县，即此也。杜佑曰：乌浒，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朗宁郡管。今天该地区无疑是广西的腹心之地，但在汉代却长期处于部族社会的自治状态，王朝行政力量的直接渗入，直到东汉末期才得以实现。当然，在土著民族聚居区设置新县，标志着中央王朝在土著民族聚居区行政控制的加强。

（二）“以其故俗治”的策略

东汉时期，从岭南特别是岭南西部社会人口的基本构成看，土著民族占据人口绝对优势的情况没有发生改变，这是东汉王朝在岭南部族社会推行“以其故俗治”政策的基本前提。正因如此，东汉初年马援平定交趾征侧、征贰姐妹的叛乱后，并没有改变交趾越人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习惯法，比如针对越人习惯法与汉朝律令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马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表明汉朝在岭南越人聚居区实行越人的习惯法，而不是与中原地区执行同样的律令。

越南学者明峥认为，二征起义是雒将与东汉统治者之间矛盾爆发的产物，马援镇压二征起义后，改革政治，建城郭，掘河渠，分封土地，雒将制度被废除，代之以县令制度。《越南历史》的编纂者也认为，二征起义失败后，东汉王朝加强了在今越南境内推行郡县制，过去县一级世袭的雒将制度被废除，而是派遣官吏到交州直接管辖各个县。上述看法并不准确，因为郡县制的推行与雒将制度本身并无前后替代关系，而是并行关系。二征之乱后县级行政的最大改变可能在于，以前县令大多由本地的雒将担任，此后则由中央从外地派遣。骆越社会传统的雒将制度在郡县制的强化下逐渐衰落，雒将对骆越社会影响的层次逐渐下移，特别是马援为了防范交趾、九真人再次反叛，“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沉重地打击了雒将的势力。但是县官委任方式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交趾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从马援的善后措施看，对越人的治理充分尊重了其固有的习俗，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仍保留了越人自治的特征。事实上，东汉王朝的统治很难达到县以下的地区，控制不了骆越基层社会。根据三国吴初薛综的记载，汉朝统治时，交趾郡许多地方“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县官羁縻，示令威服”，大部分地区处于羁縻统治的松弛状态。这一点很能说明“以其故俗治”的必要性。

（三）推行教化的政策

东汉时期，王朝统治者加强了对岭南边疆的教化治理，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交趾太守锡光和九真太守任延是其中两个杰出的代表。汉平帝时锡光出任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任）延”。建武（25～55）时，任延做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任延对九真地区越人稻作农业发展的贡献非常巨大，据《水经注》卷36《温水》载：“（九真越人）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米不外散，恒为丰国。”

后世对锡光、任延的教化之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岭南华风始于二人，所谓“光武中兴，锡光任交趾，任延守九真。教民耕种嫁娶，制为冠履，建立学校，于是岭南有华风焉”。

（四）岭南边疆南部土著人民的反叛与王朝的应对措施

东汉时期，岭南土著人民的反叛主要位于交趾刺史部的南部，包括合浦、交趾、九真、日南4郡之地，即今广西南部沿海地区和越南中北部。说明在南部边疆的边缘地带，由于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仍是王朝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环节。从东汉初年的交趾征侧、征贰叛乱，到后期的合浦、交趾乌浒人造反，反映出该地区的民族矛盾和斗争比较突出。而东汉王朝的应对措施，则是镇压与招降相结合、军事与政治手段相辅为用。

东汉初年交趾征侧、征贰反叛并自立为王，是骆越人民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它对骆越社会与中原王朝的意义大不相同，对骆越社会而言，是妄图摆脱中原王朝控制的一次尝试，此后该地区大规模的反叛斗争，往往以建立政权为目标，正是肇始于此；对中原王朝而言，则意识到岭南边疆部族社会还存在着较为强大的势力，王朝的统治基础还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强化控制。建武十六年（40），“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刘秀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等率师平叛，马援大军“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在交趾境内多次打败征侧、征贰的军队，并于建武十九年（43）正月斩杀征侧、征贰，传首洛阳。随后又进军九真，剿灭征侧余党都羊等，最终平定了此次叛乱。马援的善后措施一方面表现为强化郡县制与发展民生，另一方面则是削弱传统雒将势力和尊重越人固有习俗。这两手策略被事实证明是有效的，使骆越地区近六十年间未发生反叛。但交趾三郡毕竟离王朝中心太远了，一旦有机会，土著人民便乘机而反。而今广西境内的大部分地方（如苍梧郡、郁林郡），相对于交趾三郡而言，则算是边疆的内地，成为岭南边疆的后方基地。

东汉中期，岭南边疆南界的日南郡频繁爆发土著人民的反叛斗争。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日南郡象林县蛮夷反叛，朝廷派郡兵讨破之。永元十四年（102），为了应对象林县蛮夷频繁反叛的局面，朝廷设立专门的军事指挥官——长史，以防其患。但此后日南郡象林县蛮夷的反叛仍时常发生，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日南郡象林县蛮人区怜等反叛，并于次年进攻日南郡城。永和三年（138），鉴于日南郡象林县蛮夷的反叛连年不绝，顺帝召集百官公卿询问方略，大多数人主张遣将征讨，只有李固建议“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并推荐祝良与张乔前往。朝廷采纳了李固的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祝良、张乔到任后，慰诱日南叛蛮，进行招降，终于平定了此次叛乱。永和年间关于如何应对岭南边疆土著人民叛乱的讨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是采用单纯的军事镇压，还是采用军事威胁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式。李固的建议最后能够得以采纳，其实就是朝廷认可了军事威胁与政治诱降相结合方式的有效性。事实上，对于远离朝廷的岭南边疆来说，怀柔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单纯的军事镇压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何况军事征讨付出的代价往往相当沉重。正如李固所言：

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

由此可见，由于日南等地与中原距离遥远，出师征讨旷日持久、转输艰难。李固因之建议：一是将日南郡吏民北迁交趾，收缩战线；二是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而王朝统治者最后采纳的措施是选派良吏进行诱降。

此后叛乱仍时常爆发。建康元年（144），日南蛮夷攻烧城邑，交趾刺史夏方招诱降之。永寿三年（157），九真蛮夷叛，九真太守儿式在征讨时战死，随后九真都尉魏朗率军击破叛军，但残部却屯据日南，直到延熹三年（160）才投降。光和元年（178），合浦、交趾乌浒蛮人反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直到光和四年（181），交趾刺史朱儁才率军平定。这些在大致相同的地域上发生的较为频繁的土著人民反叛斗争，多坚持三年左右才被平定，使州郡兵疲于应付。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岭南边疆南部地区土著人民与东汉王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而其背后的原因，或许与王朝派遣的地方官多非良吏、地理位置太过靠外、朝廷控制较为薄弱有关。相对而言，今两广地区的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则与岭南政治中心位于苍梧郡广信县、地理位置较为靠内、朝廷控制较强有关。正因如此，三国吴统治时期，交州刺史吕岱建议将交州分为交、广二州，即将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立为交州，海北四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立为广州。

综上所述，地处岭南偏远之地的交趾刺史部，其地缘政治结构随着时局发展在东汉时期发生了较大的演变：一是政治地位逐渐上升，由监察区（交趾刺史部）逐渐演变为独立高层政区（交州），而本区域的政治中心也由西江流域中游的苍梧郡广信县迁至下游的番禺；二是区域内部的分化开始显现，东汉时期岭南土著人民的反抗斗争主要集中于交趾刺史部南部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而北部的今两广境内却较为平静，为三国时期交、广分治提供了地缘政治依据。而东汉王朝所采取的治边策略，一方面与岭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紧密相关，比如岭南边疆县级政区的设置较少，管辖范围太大，不利于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为此东汉王朝采取了推广并完善郡县制，加强对土著民族聚居区行政控制的措施；另一方面，东汉王朝基于岭南边疆土著民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岭南西部的今广西境内和今越南中北部，推行“以其故俗治”和招徕教化的政策，既尊重土著民族固有的习俗，又强化招徕教化，逐步推进土著民族的内地化。而对于土著人民的反叛，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王朝统治者既要采取坚决的平叛行动，又要考虑到岭南边疆的实际情况，运用镇压与招降相结合、军事与政治手段相辅为用的策略。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岭南边疆位置偏远、王朝的控制较为薄弱、委派的官吏多非循良、土著民族人口众多等因素，使得王朝的治理面临着很多困难。尤其是位于今越南中北部的南部三郡，更是王朝统治岭南的一个变数。而今广西由于地缘上相对靠内的位置，在东汉一朝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