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新闻的社会作用、文学的社会作用、史学的社会作用

新闻报道社会生活、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历史记载社会生活，但它们对社会生活都有反作用的功能。这种反作用的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的社会作用、文学的社会作用、史学的社会作用。

一 新闻的社会作用

（一）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

有学者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事业、新闻的社会作用叫作大众传媒、新闻传播事业、新闻的社会“功能”。这里，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含义是大致一致的。不过，我们要区分大众传媒、新闻传播事业、新闻的社会作用或社会功能。它们的含义有互相交叉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传播学者普遍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应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传递信息，监视环境；

第二，引导舆论，协调社会；

第三，传承文化，教育大众；

第四，提供娱乐。

其中第二条协调社会还包括公共管理的功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大众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具有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应对公共事务的功能，媒体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

梁启超对于报刊职能的认识，明显地高于前人，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报刊有两大天职：“一曰，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一见解，比他过去认为报刊主要为国君“宣德达情”之说，也有完全转变。他说，“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唯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报纸对政府不再如嬖臣唯唯，而“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则教导之；其有过失，则朴责之”。谈到报纸对民众的教育向导作用时，梁启超说，“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梁启超强调了报刊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对民众的引导、教育职能。

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功能一般有：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传授知识，提供娱乐，刊载广告。同一般大众传播媒介不同，新闻传播媒介最主要的功能是传递新闻信息。人们把新闻媒介从本质上看作新闻信息载体。新闻传播媒介的又一个功能是反映舆论。

而新闻的社会作用或功能的外延要小于上述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功能。这里所说的新闻的社会作用，当然是指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新闻不传播，就谈不上起社会作用。

（二）新闻的社会作用

新闻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新闻报道传递信息，交流情况。此外，新闻还有一定的宣传、教育、服务功能，如通过某一新闻报道达到宣传的目的，新闻报道的事实具有教育人和启迪心扉的作用，新闻还可提供气象预报、灾害预报、物价变动、车船时刻变动、书讯等服务信息。

二 文学的社会作用

一般认为，文学的社会作用为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娱乐作用。这是诸多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反复谈及的，本书不想就此展开论述。

这里，笔者只想强调，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其实都是在审美娱乐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严格来说，文学的社会作用应该这样提：审美娱乐认识作用、审美娱乐教育作用、审美娱乐作用。审美娱乐作用是文学发挥社会作用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文学发挥社会作用最具有特征性的功能。

“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贺拉斯抓住了文学劝谕读者的特征，即“寓教于乐”，因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似乎与此相对应，有新闻学研究者提出，新闻传播者“在满足中进行引导”，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口号。

三 史学的社会作用

史学的社会作用是了解和认识过去，通过了解和认识过去来理解和认识现在，同时，通过了解和认识过去、通过理解和认识现在更好地预见未来。史学的主要社会作用集中表现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易·系辞下》早就说过：“彰往而察来。”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学为国计民生所不可缺少。好的历史作品常常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种种影响。《春秋》作，使“乱臣贼子惧”; 《资治通鉴》出，成为历代皇帝的教科书；《甲申三百年祭》问世，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

有一种说法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强调学习和研究历史，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为历史而历史。这是对的。然而，我们又不能把“古为今用”作实用主义的理解。像“四人帮”所搞的“评法批儒”，他们也说是“古为今用”，然而，那是对历史的亵渎。坚持历史真实原则与“古为今用”的统一，是防止将“古为今用”实用主义化的有效“方剂”。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可以随意用作某种实用目的的。

（一）了解过去，借鉴历史经验，以指导现实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把史学作为“鉴往知来”的工具。汉初统治者把秦二世而亡作为自己的殷鉴，唐初统治者从隋二世而亡中吸取教训，他们都比较注意调整统治政策，比较注意爱惜民力等，得来了汉唐盛世。我们多说几句汉初的情况。刘邦接受了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启发，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君臣是如何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要从农村转入城市并争取全国胜利时，为了防止骄傲自满，毛泽东又以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甲申三百年祭》，此文1944年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而作。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1645年失败。这篇文章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以上是中国史学对现实社会发挥作用的一些例子。国外知名学者对史学的社会作用有许多论述。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英国史学家卡尔指出：“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历史学家的作用……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要想理解现在，必须了解和理解过去，历史是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

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的英国人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的史学著作提出了“挑战”与“应战”。他把那些摆在当前的重大任务叫做“挑战”（challenge），而把解决那些任务的办法叫做“应战”（response）。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核武器的出现，战争的破坏性就更大了。汤因比呼吁道：“我们当前遇着了一种为我们的祖辈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挑战：我们必须废除战争和阶级斗争——必须以艰苦的努力立即废除战争和阶级斗争。如果我们退缩或失败，坐视战争和阶级斗争吞噬全人类，那么这一次人类肯定就要统统完蛋了。”

目前，“挑战”与“应战”已经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口头禅，他们都想用他们所认为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就说明，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已经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

人类固然写下了自己的历史，也有很多智者悉心向历史学习，真正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迪和鉴戒。然而，就人类的大多数而言，包括相当多的出色人物，还是表现出对于历史的难以置信的健忘——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写出《温故一九四二：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的刘震云说：

在温故1942年的路上，最令我震惊的是“遗忘”。

作为灾民的后代，我不知道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的事，就是灾难的幸存者也遗忘了。我问我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她反问我：1942年是哪一年？

历史感和历史意识极强的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句全人类都应警醒的话，大意是：我们学习历史，那么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The only thing we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黑格尔的意思是说，人类太不注意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了。确实，人类一再犯同样的大错误。比如，战争，有史以来，战争停止过吗？它带给人类的灾难还少吗？

后来，在汤因比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一书中，在追溯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之后，也表达了与黑格尔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大地母亲的儿女，人类的一切都是取之于大地母亲，人类是完全赖有大地母亲而生存的。然而，目前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这些科学技术被滥用，那就足以毁灭这个地球。因此，世界各国必须学会共处，否则便只有同归于尽了。“这就是一个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观察家在1973年对历史的一些看法。在这1973年，那些与作者同属人类的侪辈，对历史又有什么看法呢？他们对过去历史上的事究竟知道多少？而他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坚强有力地按照其从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教训来行事？”

我们可以把汤因比在去世前不久（1972～1973，他于1975年去世）说的下面这段话看作对这个提问的回答：“我的一位老朋友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爵士，当我还在牛津做学生的时候就是一位大学教师，曾对我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历史的概念，过去对他们并不存在，而对历史有某些意识的人只是很少、很少的一些人。这种想法使我感到震惊，但它是事实。难道历史的健忘症又会帮什么忙吗？就想一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历史吧！美国人不是正由于几乎原则上忽视历史而一下子冲进了一大堆可怕的错误中去的吗？他们随意忽视法国的经验，一下子就冲进了越南战争。他们认为他们有力量、有技术、有使法国经验变得不中肯的美国生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遭受的许多失败，只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待现在，就可以加以制止。人类的生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在预示将来，而且也是根据了过去。假如你随意忽视、不去思考甚或损伤过去，那么你就妨碍自己在现在去采取有理智的行动。”

可是，全世界、全人类真正听进这两位大师的肺腑之言并付诸行动的人有几个？

也许，中国电影导演冯小宁算一个。他说：西方文明都在重金投入“战争与和平”这个命题的影片，使这个主题在百年电影史上占了33%，中国作为二战受害最深的国家，这类电影和其他片种比，比例严重失调。他说，总有人怪兮兮地问我为什么拍战争片？我说我是在拍近代史的故事，而我们的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日本人年年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吧？人类最宝贵的是和平，人类最不珍惜的也是和平。我10年的创作，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个——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恶魔、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把它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且隔年就增加几颗钉子，谁能担保它哪天不会复活了呢？《魂断蓝桥》《辛德勒的名单》都是这样的钉子，如果我的电影能成为历史的钉子，我将知足。”安倍晋三等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更提醒人们重温历史的必要。

（二）历史是生活的教科书

历史是一部真实动人的生活教科书，历史是生活的引路人。从确立人生观角度看，历史自有其不容忽视之作用。古人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今人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合适的。李大钊指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缺乏历史经纬构织的人生观，必然具有先天的缺陷，往往显得过于浅薄、时俗。李大钊还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使人走向成熟，可以使人变得聪明。

历史也是爱国主义的极好教材。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很好的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教材。

历史对个人素养和修养也有重要作用。诚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所说，史书可以使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具有“劝善惩恶”的作用。通过学史而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自我修养起了重要作用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史对个人素养同样有重要作用。思想和观念是人的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对人的思想和观念的形成和转变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美国历史学科《全国标准》指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的学生更需要对世界史和创造了不同于美国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其他许多文明国度进行全面了解。通过一部选材平衡和范围广泛的世界历史，学生们可以了解世界的多种文化以及所有文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和存在的共同问题。学生们会由此养成通过别人的眼光评价事物的习惯，并且逐渐认识到，通过研究其他国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尤其重要的是，对世界多种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培育彼此宽容、相互尊重的涵养和文明的精神。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和日益彼此依存的世界要求我们具备这种品质。”对于现代人来说，不仅要学习和了解本国历史，还要学习和了解世界历史。对世界历史缺乏基本了解的人很难说能具有现代观念和意识。

（三）预见未来

有学者曾富有哲理地指出，历史是一门研究未来的学问。此语表面看起来有点玄虚，然而，细细琢磨确有其深刻内涵的一面。帕特里克·亨利说：“除了以史为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判断未来的方法。”对历史回顾得越远，可能对未来前瞻得越远。

心理、生理研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回忆过去与想象未来之间存在密切的精神联系。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丧失记忆的人也会失去想象未来的能力，用来记忆的大脑区域同样被用来驰骋想象。”“推断未来或许并非记忆的主要功能，但肯定是它的原始功能之一。”没有对过去的记忆就无法想象未来。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把过去看作一个点，把现在看作一个点的话，根据两点成一线的道理，那么这两个点的延伸，就是由过去和现在两个点所限定的未来。也就是说，只有了解和懂得过去，同时也了解和懂得现在，才能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当然，这只是打比方，未来并不是过去和现在两个点直线机械延伸的第三个点。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说：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当我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处于一种不知“我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的境地时，就会产生孤独感和迷茫感，就会“独怆然而涕下”。

不了解过去，就不可能预见未来。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批评一些中国青年不了解历史。她说：“我为什么要写周恩来，写毛泽东呢？我希望中国青年了解过去。他们对革命早期的情况非常模糊……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他们中有一种倾向，蔑视历史，嘲笑历史，嘲笑英雄，怀疑中国的领导人在某些紧要关头所起的作用。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过去一无所知，又乐于接受对中国的肤浅指责……让人民知道我们的历史，只有知道我们的过去，才可能支配与塑造我们的未来。”时过近20年，这位女作家的批评其现实针对性越发突出。

（四）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必备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科学。这些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基本规律都是从人类的一般历史和本学科所研究对象的历史材料和历史发展中得来的。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某一学科，比如学习和研究文学，实际上就是学习和研究人类文学活动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李泽厚于1979年夏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至今以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马克思当年是学法律的，但是他最爱哲学和历史。现在一些搞文学史的人，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作家作品的圈子？就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不够。一般搞哲学史的人不深不透，原因大半也如此。”李泽厚的这段话，搞学术研究的人值得认真品味和记取。英国的休谟在《论历史研究》中指出：“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打开了通向许多其他部分的门径，并为许多科学领域提供了材料。”这段话只有认真学习过历史的人才能有深切体会。中国清代大儒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篇即曰：“六经皆史也”，意思是所有的学问都是历史。

龚自珍十分肯定地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里的“大道”，指的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懂得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从研究历史开始。

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深刻了解和把握基础之上的。离开了对历史（包括经济史）发展过程的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指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摘者注）的最大障碍，就是出版物中对于经济史的不可原谅的忽视。不仅很难于抛掉那些在学校里已被灌输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而且更难于搜集为此所必要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这种当年在德国出现的令恩格斯痛心的现象，如今，至少在中国依然存在。由于急功近利和浮躁浮夸，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学界也表现出对历史的令人痛心的冷漠。对历史学的冷漠，实际上是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基础的冷漠。在这样近视、短见的学术氛围中，难以成大家、难以成大气候。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2年指出：

有的人只看看报纸，最多也不过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这种人，在我看来，正像一个极端近视而又不屑戴眼镜的人。他完全依从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因为他从来看不见也听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

一个世纪里，具有清澈的思想风格和优美的鉴赏力的启蒙者，为数很少。他们遗留下来的著作，是人类一份最宝贵的财产。我们要感谢古代的少数作家，全靠他们，中世纪的人才能够从那种曾使生活黑暗了不只五百年的迷信和无知中逐渐摆脱出来。

没有什么还会有比克服现代派的势利俗气更要紧的了。

要避免近视，要克服势利俗气，请沉下心来研习历史——全人类的历史，它会给我们纵深感和穿透力。

长期研习历史就可能养成一种历史思维，以发展的眼光，以过程中的一个链条的眼光看待事物，从而避免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美国新史学的奠基人之一鲁滨逊教授指出：“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地分门别类的总和。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但是水既不像氢，又不像氧。假使要把人类的素质用科学方法分成宗教的、美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知识的和好战的，那就太牵强了。对这些素质固然可以进行分类的研究，而且很有裨益，但是假使没有人去研究它们的整体，那么分类的研究，一定要产生极荒谬的结果。那些研究整体过程的人，就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对人类的研究不仅是“整体”的，更重要的是“整体过程”，大概没有哪个学科能比历史学更重视过程了，因为没有过程就没有历史。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说，历史学“把历史当作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历史学家则在这过程之中随之前进”。研究社会现象要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思维方式。规律是在时间中展示的，有了历史过程的思维，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的、局部的东西，而是规律性的东西。把事物的发展看作一种过程，正是一种历史思维。历史意识养成历史思维，关于历史意识后面还要专门谈。

四 综观新闻、文学、历史的社会作用

我们分别叙述了新闻、文学、历史各自的社会作用。其实，不难看出，它们的这些社会作用，在有些地方相同或类似。比如，新闻、文学、历史都对人类认识自身有其作用。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就是人，新闻对人类认识自身当然起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文学就是人学，读文学作品无疑会帮助人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他人和自己。狄尔泰指出：“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学习和研究历史更是反省和认识人类自身的基本途径。

可以说，新闻、文学、历史都具有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只不过有强有弱罢了。当然，它们的社会作用也有各自独特的他者不能替代的方面。

审美娱乐作用最能代表文学社会作用的特征；传递新闻信息、监视社会环境是新闻最主要和最具特征的社会作用；了解过去，用历史经验、教训鉴戒现实和未来，是史学最基本的也是它区别于新闻和文学的社会功能。当然，新闻能够提供当下的某些信息服务的功能也是文学和历史所不具备的。

新闻、文学、历史都对社会发生作用；然而以新闻发生作用最为直接、最为及时、最为具体。新闻是对社会生活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它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上也最迅速、最直接。对于这一点，人们，尤其是新闻工作者，是有体会的。1980年，萧乾以一个老记者的身份，应邀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生作题为《我爱新闻工作》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我是个老记者，我确实很喜爱新闻工作……我想，倘若死后在阴曹地府要我填表申请下一辈子干什么的话，我还要填“记者”。新闻工作不但能使我们接触广阔的天地，它本身也是个广阔的天地……在所有的文字工作中间，它是最能直接地为人民服务的。

“最能直接地为人民服务”，就说出了新闻在反作用于生活时最直接的特点。而在1948年，刘白羽在《时代的印象》一书的“序言”中说过：“我不是一个优良的记者，我却愿永久追随别人之后学习下去，因为这样工作对现实作用更及时更有力些。虽然也还有人把这种写作排居文艺之外，但我坚决不这样想，我坚决认为与时代斗争同呼吸，是文艺最需要的特色。”过了10年，1959年，他在《给人民作一个通信员》一文中又说：“我的志愿，只不过想给广大读者作个通信员，从现实生活中，通过我的观察，写一些通讯，传递一些为读者所关怀的信息而巳。但我一点也不轻视这工作，相反，我觉得做好这工作并不容易。因此，我经常以极大力量去从事它。因为它是生活所需要的，它是河流冲激出来的浪花，它是生活撞击出来的火花。”“对现实作用更及时更有力些”，说出了新闻作用于社会生活迅速有力的特点。“它是生活撞击出来的火花”，则说出了新闻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

与新闻发挥社会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文学和历史多以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社会发挥作用。当然，文学和历史作品有时也可能对社会直接发挥作用。比如，北宋词人柳永在杭州写的《望海潮》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臾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肃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极写杭州盛景和繁华，相传金主完彦亮因此“起投鞭渡江之志”。

又如，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是中西交流史的要籍，它的影响是巨大的。14世纪、15世纪欧洲的一些地理学家，主要是根据《东方见闻录》中所提供的地理知识，绘制出最早的《世界地图》。那种“世界地图”当然是很原始的，只是歪歪斜斜地大致标志出亚、欧、非三洲的方位。哥伦布早年曾细心阅读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且在书页上批注了他自己的意见。1492年哥伦布那次著名的航行，原是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要来中国和印度的，只是无意中航行到美洲罢了。哥伦布到了后来所称的美洲，却以为是到了印度，所以他称当地的土著居民为“印第安人”，以后这个名称就以讹传讹地一直沿用了下来。而且一直到死，哥伦布都以为他所到过的古巴岛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哥伦布是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发现”美洲的。不过，也许需要指出，郭圣铭把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看作史学作品没有什么不妥。但《东方见闻录》在当时有某种类似新闻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尽管西方人看到它时，马可·波罗所写的东方见闻已算不上什么新闻，然而，毕竟是首次看到这些内容，对他们来说依然具有某种新闻的价值。

五 新闻兴盛与“文学危机”“史学危机”

当今之世是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媒体社会，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人们普遍需要新闻，新闻也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新闻和新闻业的兴盛和繁荣有目共睹。在这种兴盛和繁荣面相下新闻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隐忧。新闻业是中国社会改革最滞后的领域之一；这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直接关系。新闻报道中的报喜不报忧、受众知情权还未能全面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盯着基层避开高层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与新闻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文学危机”和“史学危机”。出现这种情势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对它们的需要程度不同。

“文学危机”和“史学危机”的出现，也与它们的自身状况有关。

文学日益远离生活、远离读者是其产生危机的重要原因。其实文学危机并不是全面危机，如果把电视剧和电影也看作文学的一部分，只能说小说、戏剧、诗歌产生了某种危机，而电视剧总体上处于兴旺阶段、电影也不时闪现亮色。不同艺术品种之间交替出现兴旺和衰弱本属正常现象。如果文学艺术真的出现了总体危机，那将不仅是文学艺术本身的悲哀和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哀和不幸；但这种总体危机在当下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史学危机与当下人们的浮躁、急功近利有密切关系，但也与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所谓“史学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学叙事功能的退化而带来的对史学根本精神的背离。在笔者看来，如果史学能够回应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这种危机。其实，在中国，人们对历史的热情并未消减，央视“百家讲坛”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历史讲座获得普遍关注就是一个例证。“百家讲坛”历史讲座为历史普及做出了贡献，但其避开和远离现实而“讲故事”的倾向并不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