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权力价值观与嘉隆万官场生态
海瑞，琼山人，生于正德九年（1514），万历十五年（1587）去世。在人世走过了73个春秋。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与宋代包拯齐名，有“海青天”之誉。后世一提到清官，很自然就会想起这个响亮的名字。在中国文化的悠长时空里，“海瑞”已俨然成为清官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
然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寻觅海瑞的信息时，我们发现人们一方面在仰望其高尚人格，唏嘘赞叹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其为官行事也多有不解，或谓其“痴”，谓其“憨直”，谓其行事偏颇，更有人攻其“沽名乱政”，
觉得海瑞不通人情世故，以“怪人”目之。直至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尚称其为“古怪的模范官僚”。那么，海瑞的为官行事是不是真的难以理解？人们对海瑞“怪”的认知是因何而形成的？我们试从海瑞的权力价值观及其与嘉隆万官场生态的矛盾冲突中做一解读。
一 海瑞权力价值观的内涵
权力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权力价值的认识和主观评价，它是价值观的一部分，是价值观在权力层面的集中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权力价值观是不同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同一时代的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权力价值观也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权力主体的权力价值观决定权力使用的方向。
海瑞，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两次会试不第后，遂于嘉靖三十二年谒选吏部，授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时年已39岁矣。后历淳安知县、兴国知县、主事、应天巡抚等职，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卒于任。一生“高标绝俗”，仕途坎坷，为官时间长达22年。其权力价值观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出仕为官，掌握权力的目的是行义、行道，致君尧舜，实现天下大治
海瑞认为，君子是应该出仕的：“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万物之性。天地以生物为心，生人之理尽生意也。天地间尽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负天与，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为尧舜亦在于是。”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君子出仕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认为君子出仕是履行天地所赋予的职责。而世人则禀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之说，将仕、隐“对待言之”，做僵化的理解，把二者的关系加以绝对化。海瑞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孔子虽有是言，然观其“终身事业”，“春秋之时，是亦无道而极者矣。齐、鲁、蔡、宋之郊，流行辙环，日不舍置。”栖栖惶惶，周游列国14年，谋求各国君主的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究竟是隐还是仕呢？进而对春秋时“以时而隐”者如丈人、荷篑等给予严厉的批评：“丈人、荷篑，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万物一体之义。葆真抱一，饥则食，渴则饮，保之何益。见孺子将入于井，而无怵惕恻隐之心，非人矣。”丢弃天下万物之责，逃避天下责任，葆真又有什么价值呢？“有定仕”，“无定隐”，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万物一体，天之与我，则不以一时而辍。”孟子云：“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得不得，时也。”而须“志念如一”，“此正是有定仕无定隐之道。”
然“天地间惟道最大”。“士在行道”，非“为贫而仕”，不能把出仕当作谋生的手段。谋生有多种途径，从事农、工、商业皆可获取物质资料，“无非资身之策”。如为贫而仕，“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且云非出处之正。吁！非其正者而可以谓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悬望禄之思，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为贫而仕，怀望禄之思，受制于人，即为出之不正，就丧失了出仕的正当性。这是贤人君子所不为的。“天地间无可以生此身者，为之可也。舍农工商之养自己出，区区于抱关击柝之禄由人制者焉，大贤君子之所为，宁若此哉！”孔子云：“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为贫以进，宁复能后其食耶？”为贫而仕势必“攘攘利往”，贪黩枉法。
权力也不应是保住爵位和进一步向上攀援的工具，持有权力的人要“尽分称职”，有担当。“夫人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古所谓仅得一官，亦可小试。苟不尽分称职，金玉其外而败絮其内也，即陟巍科，登膴仕，徒玷官常耳。”仁爱之心，人人具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论官职大小，皆可行道。如不能尽到应尽的职分，左右弥缝，圆融巧宦，即使高官厚禄，也无可称道之处。海瑞对弥漫于官场的这种乡愿之气深恶痛绝。“盖乡愿馁其浩然之气以从俗。浩然之气孟子身有之，见乡愿若为身害。故言之详、恶之痛。今天下惟乡愿之教入人最深，凡处己待人，事上治下，一以乡愿道行之。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愿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道、乡愿调停行之，乡愿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愿。事在一时，毒流后世。乡愿之害如此！”“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当以恶乡愿为第一。”批评乡愿左右调停，为害甚大，认为君子应养浩然之气于一身，不为贫贱所移，富贵所淫，威武所屈，而身肩道义。明朝的状况让海瑞很是失望：“我朝诸公稍陟高位，便是全然模棱养望，因因循循，度日保官。孟子谓‘自以为是不可以入尧舜之道’，今之谓也。国无幸矣，民无望矣。”官员因循保位，无所作为，是国家不宁，民生不安的重要因素。满怀忧患之情的海瑞，对曾有恩于他的徐阶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批评徐阶为首辅之时，“畏威保位”，“容悦顺从，而随事调和”，“无能改于先帝神仙土木之误。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义”，“诚歉然矣”。将徐阶比做“一味甘草”，戏称之为“甘草国老”。谓其“为佐为使则可”，以之辅弼君王，“和柔之义胜，直方之德微，此其所以误也。”大臣应秉直方之德，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复三代之治，致君于尧舜之境。
（二）权力的使用方向是为民，“可哀”之民是权力的服务对象
出仕乃为行义、行道。海瑞论之甚明。而道、义为何？安民、养民是也。安民、养民是行义、行道的主要内容。对此海瑞有深刻的认识和不凡的论述。其作于嘉靖四十一年仲夏的《淳安县政事序》云：“君子何仕于人哉？天生一物，即所以生万物之理。故一人之身，万物之理无不备焉。万物之理备于一人。故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已，仕之所由来也。然君子居穷，应一身一家其事易；及应举入官，事为
，人为奸欺，日临于前而不能操吾明且刚者以应之，谓能应事之善焉，不可也。且身当利害得丧之冲，始于执义，终于舍义随俗。宾客之怂恿，室人之交谪，始于为人，终于舍人为己。初仕，良心扩充之未能，私心之梏丧，而可哀可忿之在民者，与我不相关矣。吁！仕云乎哉！”君子为何要出仕呢？君子之所以出仕为官，是因为同情饥寒交迫、痛苦不堪的百姓，是因为见到百姓受到冤屈却控告无门而心生愤怒。同情和愤怒交织在一起，情感愈加强烈，不能自已，遂不得已出而为仕。出仕是为了除民瘼、兴民利。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事情丛杂，人事纷纭，日处其中，如不能“明且刚”，扩充善端，窒息私欲，则势必同于流俗，追逐私利，将百姓疾苦置诸脑后。出仕完全成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样的话，则与出仕之本义彻底相悖了。这样做官还有什么意思呢！这还能叫“仕”吗？！
海瑞《政序》云：“学者内以修身，外以为民；爵位者，所托以为民之器也。故服所以温体也，而以体温服则愚；爵位所以庇民也，而以民庇爵则悖。古之人盖有遗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况所重不若身与家者乎！爵位者，物之寄者也；身者，生而有者也；家者，与身俱有也：故爵位不若家与身。身家重矣，而古人为民轻之，何之？为有重于家与身者在也，非民之独重，为心之可解者重也。故曰：‘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故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夫爵位者，亦君子所借以养人者也，而持一身之爵位，以比于天下，若毫末之着马体也。今以爵位之故，坐视吾民之困苦、饿冻、冤抑，而不为之所，是以所以养人者害人，杀无辜以争马体之一毫也，岂不左计矣哉！于彼有毫末之得，而于此有丘山之失矣。”然今“民之尚有失其所者，有司未尽应也。”反复申论，爵位、官职所赋予的权力，是用来为老百姓谋福祉的，而不是相反，不能把关系搞颠倒了。古人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以致遗其身，忘其家，并不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身家的重要，而是认为养民、庇民比身家更为重要。一身之爵位、官职与天下百姓安危相比，即如骏马高大身躯上的一根毫毛。如为保爵位、官职，坐视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熟视无睹，甚至心安理得，则是以本为养民的权力害民、杀民。即使以此保住了权位，于己有毫末之得，但百姓则受苦深矣，甚至可能民心尽失，造成社会动荡，天下所失有如丘山之大。民之流离失所，皆是掌权的官吏未能尽到应尽之责所引发的恶果。
其《兴革条例》亦云：“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即所以万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万物之理备焉。万物之理备于一人，故万物之责亦萃于一人。君子之仕也，彼万物之责身有之，故身求以尽之。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有负而必求其酬，有约而必其践，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义视君子之仕，以荣身及亲当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无一而可。昔人谓士非不修之家也，至应举入官，耽利禄，慕荣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坏焉。”君子有安民、养民之责，履行这一职责，既是君子自身内在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也是民众迫切的渴求，这就犹如欠债必须偿还，有约定必须如期践行一样，使命在身，不得不然。而今之人则把出仕做官当作荣身显亲的终南捷径！动机、观念的不纯，理想信念的缺失，则使其在掌握权力后，为所欲为，为个人的利禄权位无所不用其极，将民众疾苦置诸脑后！这样的人充斥于官场，国家岂有不坏之理！因此批评在学的士子“所希在荣利”，同时也指出了当时教育的失误，“今上人之鼓舞诸士子者，尽声势也。细推论之，多不协义。”认为以高官厚禄诱导士子的功利化教育是危险的。禄位追求既内化于心，“入官之后，其声势更有大焉，将无慕之乎？”上下官员尽皆逐利，国家百姓将何以堪！
其他类似的论述尚多，无一不充满了对害民官员的痛恨和对当时国家权力异化的深深忧虑。如云：“君相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区，其责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饥寒我饥寒之。是其可以易称也哉！况今天下士舍其行道行志之义，幸应举为家图庆，得官为己利，曰要做官则不得不随此俗套，圣贤入官之道即一日也做不得。每事借口无害于义，从俗可也。吁！今之所谓从俗，宁古之所谓从俗也哉！士而入官，举止语默动与民关，举止语默动为民累，其事其心，盖不止于未仕之前，失己而已，而于人无与焉者也。”圣天子代天抚民，各级官员皆负有养民教民之责，有一人饥寒，有一人犯罪，皆是未称其职。这一古老价值远去了，代之以现实官员“为己”的权力导向，严重背离了圣贤的做官之道，而官员却安之若素，毫无一丝道德失范的焦虑，以“从俗”自解！官员的举止言行与其未仕之前不同，动与民生相关！官员皆为自己，民众疾苦不系于心，蝇营狗苟，百姓遭殃啊！海瑞对官场的这种萎靡现状痛心疾首：“今之时何时哉！子得一官之荣，又望子满为足家之计。财帛世界，见可欲而心无止足焉，又富家习气也。”官场为富家习气熏染，俨然一“财帛世界”、生意之场！海瑞力求探索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学为己，仕为人，其义不讲久矣。以故天下之人，坐受仕人之害。”“圣天子为天下择官，地无缺官。天下不见官为天下利，独见官为天下扰。大端在不晓官民义利之辨，先无以洗其心，身家在念，贪取毒焉。”认为天下之民受仕人之害，官员的行为不是利天下，而是扰天下的原因在于圣学不讲，官员不晓义利之辨。力倡“仕学融会”，“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重建官员失落的价值。这一办法不论是否有效，但和海瑞的其他观点一样，凸显了其为民的权力价值取向。
（三）权力应保持自身的圣洁性，不容腐败
权力为民、用以行道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权力必须保持自身的圣洁性。资本化或商品化的权力是无法达成行道的目的，也是不能用以安民、庇民的。恰恰相反，腐败的权力，会害道、害民，引起社会动荡，民心不附。海瑞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保持权力自身圣洁性的途径有四。
首先，居官者要守义洁己，明于义利之辨，经得起金钱美女的诱惑：“入府县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昔有所操，今或为恟恟者一易之乎？财帛世界，无能矻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做官不能贪污财钱，迷恋华屋美妾，要坚持操守，堂堂正正，问心无愧。更不能利欲熏心，“一旦绾半通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没真心，不惜廉耻，多方掊克，以充囊橐，朘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为钱财所役，丧失官德。
其次，官员的财务开支要分清公私，清清爽爽。其为应天巡抚时，所颁《续行条约册式》云：“今后各官事出于公，用此公银，余银贮库候申作正用。若拜客帖、私衙烛，自己事也，用俸金办。请过客、请同僚乡官、行庆、行吊，自己事也，自举自办。如两京官敛分金，不得侵用公银。伊尹一介不以取诸人，一介不以与诸人，言交际也。交际而然，况财之在民，事干仓库，可以一介取之耶！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居官临财，正分别义利之际。其有不分公私，混行支用，虽额数余银，亦以赃论。”对所属官吏谆谆告诫。
再次，不取民财以奉上司，不超标准接待过往官员。地方官员定期进京朝觐述职，为明朝定制。本为朝廷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曾几何时，蜕变为京官收受贿赂的通渠。“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上下相率而为利，所苦者小民而已。”海瑞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夫此举在京谓之礼，在外究之则为赃。”坚决予以抵制：“纵沿习成风，上下一律”，也要悉行禁革，“上官未必执此为我罪也。”“我辈读书知礼义识事几人也，纷纷之说，皆谓要做官则不得不如是。然则举天下而尽不为上官之赂也，吏部能尽不迁转之耶？举天下而又尽惟上官之赂也，三五年考察，吏部能尽不黜之耶？”这些做官的人纷纷“裹金帛以赂人，欺朝廷而窃荣禄，罔朝廷以免刑罪”，是不知礼义、不识事体。地方接待过往官员的标准有明确的规定，但一些地方官员为取悦上司、减少麻烦，常剥民以超标准接待。究其所以，“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百姓没有政治话语权，过往官员位高言重，可以颠倒黑白，影响舆论。厚待过客，也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海瑞洞悉至深：“今人居官克百姓取悦上司，大抵为毁誉计也。夫士如黄金美玉，市有定价。虽一时是非颠倒，事久论定，爱者之口不能使增，憎者之口不能使损。纵已有失，如日月食焉，求以更之。白圭之玷，磨之而圭如故矣。若取民财，事弥缝术，今日存一术心，今日加一玷矣。明日存一术心，明日加一玷矣，尚可为美玉乎！君子行事取快于心，不当较毁誉于外，欲为美玉，可以事弥缝术哉！”认为君子有如黄金美玉，价值自有论定，不会因为过客之誉而增价，也不会因为过客之毁而减值，不必计较过客的毁誉，更没有必要取民财以事弥缝，与之周旋。
最后，书吏也不容其取人钱财。海瑞引曾任严州知府龙可溪之言，“谓容吏书取钱，犹人之纵容妻妾犯奸。”并颇表认同，认为“此言足以发人羞恶之心，破世俗姑息之论。”“借公受取，侵渔百姓”，与强盗劫财没有什么差别。当然，还有重刑惩贪的主张（详见后文）。
二 海瑞权力价值观的特点
海瑞的权力价值观由三部分构成：掌握权力的目的是行义行道，致君尧舜，天下太平；权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可哀之民；权力要达成行义行道的目标和切实服务民众，养民庇民，必须保持自身的圣洁性，不容腐败。此三者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思想观念是人类历史上一条流动的河流。如把海瑞的权力价值观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海瑞的权力价值观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继承性
海瑞的这一思想观点无疑是深邃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表现出缜密的思维。但任何时代、任何个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除了必须依赖现实土壤为其提供必要的环境外，还必须凭借已有的思想材料，从中吮吸养料。海瑞权力价值观的形成也毫不例外。海瑞幼年孤苦，四岁丧父，母亲谢氏“教之诲之，口授《孝经》《学》《庸》诸书，辄能成诵。出就外傅，必择严师托之。”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14岁“欲学为圣贤”; 28岁读书郡庠，37岁举于乡。儒学伴随其成长，儒家的思想观念浸淫于心，孔孟、张载、程朱、陆王等，这些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都对其影响至深。从其文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孔子“出仕以行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曾子“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孟子“养浩然之气”“得志泽加于，不得志修身以见于世”；张载“民吾胞，物吾与”“仁者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等思想，都是海瑞赖以构筑其权力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材料。儒家思想是其权力价值观得以形成的丰沛的活水源头。
（二）超越性
凡有价值的思想，都是时代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对海瑞的权力价值观也应作如是观。海瑞的权力价值观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定场域，又系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铸就了海瑞的权力价值观体系。儒学思想固然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环境中形成的，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与现代文明不完全相融的总体特征。同时，孕育海瑞权力价值观的明代中后期社会也不是全然没有缺憾。但这些都无损于海瑞权力价值观的价值。对海瑞的权力价值观，如剥去其古典的外壳，深入其体系的内部，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其权力价值观内涵的主要方面是具有超越性的。出仕为官，获取权力，非为贫，也不能将其当作谋取更高职位的工具，而是以吾浩然之气，如江河浩浩东流，遇百折而不回，毅然以天下为己任，行道行义。对这一观点，只需将“道”“义”两个范畴做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阐释，注入符合时代的新内涵，就便具有永恒的意义。权力为民，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不只是古代圣君贤相、先哲硕儒的理想与追求，更是现代，以至将来开明政治家理政的不变主题。保持权力的圣洁，割除附着在社会有机体上的权力腐败的赘瘤，是千百年来百姓的永久期盼。古今中外有良知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为之殚精竭虑，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解决方案和具体措施。这是困扰人类社会的千古难题，不可能停下探索的步伐。
（三）时代局限性
在海瑞的权力价值观中，也有消极或曰时代局限性的因素。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责，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盘石之也。”君主是天下权力的总汇，是臣下权力的来源。天下为君主之家，内外官员的职责都是使君主之天下有磐石之固，垂之久远。即臣子权力使用的方向是为君，有愚忠的倾向。这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相比，显然不及远矣。黄宗羲认为，君与臣为“共拽大木”之人，共同治理天下，臣子的职责是为天下，非为一家一姓效力。甚至与先秦一些思想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观念相比，也是一个不小的退步。海瑞还认为，小民愚朴，完全是权力的客体，只能是施予恩泽的对象。有在感情上同情民众，而在理智上却有轻视民众的倾向。似与孟荀等充分肯定民众的智慧和作用亦稍有不同。保持权力圣洁性的途径，也仅是主张官员修明义利之辨，以道德自律，并恢复明初惩贪重刑。和其时前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一样，没有想到从制度构建上开辟新的蹊径。
三 海瑞权力价值观与嘉隆万官场生态的矛盾冲突
海瑞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性分”具足，只要率真而行，言行相顾，便圣贤可期，也才因此无忝此生。考其仕宦生涯，他是儒家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行者，全无乡愿习气。其权力价值观在政治实践中是得到力行的。
官南平教谕，倡明师道，抗礼御史，不为屈膝，作养士气，不舍礼以媚人；禁教官剥诸生以肥己，“古者执贽以相见，明有敬也。矧弟子有求于师者，可无敬欤！然受命以教，与此则又不同。盖师生分定，朝廷为诸弟子求师，不待诸弟子将敬而后求；教官为朝廷设教，不谓诸子不求而不教也。诸生参见拜揖外，不许更执货物以进。凡俗例所云送节酒食馔先生者，俱不许举行。”
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取消知县、县丞、主簿、教官及吏书常例，无丝毫侵用于民；颁《禁馈送告示》，对“贪私成风”的官场现状非常不满，禁止县各衙门收受粮长、里长及各色人等土宜礼物。清丈土地，除各图虚税、虚差，以免百姓赔
钱粮，使小民“得自生理”；见百姓割舍乡土，逃流他方，招抚流民回还原籍，可“赴县告查迷占产业，取赎男女。无业者本县将荒田给做工力，与尔开垦，区处住屋牛种，与尔安生。不能耕作者照向例日给银贰分，或用充答应使客夫役，或用充修理夫役，各随所能使用。凡尔新回之人，给与执照，待三年之后，生理充足，然后科派尔等本身身役”。发布《劝赈贷告示》，曰：“今天本县细访得各都图富积谷粟之家，每每乘荒岁勒掯贫民，质物典当，倍约利息。其贫甚虑无可偿者，虽倍约亦固吝不与。夫当凶岁，小民菜色羸形，妻啼子号，甚者颠仆路衢，展转沟壑，少有人心者见之有不能为情者。尔辈独无恻隐之心至是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尔辈偶以利心蔽真心。故令里老人等将本县言意劝谕尔等，量将所积谷粟，借贷贫民，不许取利，积厚德以遗尔子孙。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与之者，本县以尚义名目书扁鼓乐奖之，列名县志。如仍前略无恻隐，倍称取利，许贫民指告以凭重治。”凶年富民借贷小民，不许取利。如倍取厚利，将治以重罪。颁《定耗银告示》，“原本县各项钱粮耗银多寡不一”,“而多收耗例，比有之。今定自（嘉靖）四十一年为始”，“凡各项钱粮纳者止出二分作耗。收者止取二分作耗，外有多取者，许不时赴县呈告，以凭重治。”“凡通县钱粮俱二分加耗”，违者重治其罪。保护百姓利益，不致使其负担过重。
调兴国县令，据见所闻，“有当兴当革者”，上《兴国八议》以苏贫民。如均赋役、招抚逃民、革冗员等，次第施行。
升户部主事，世宗久不视朝，一意玄修，而“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无一人匡救。海瑞“不胜愤恨”，忧君之不明、世之不治，慷慨上言，批评世宗斋醮以求长生为虚妄，侈兴土木，竭民膏脂，天下离心，以致盗贼滋炽。直言世宗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不直陛下久矣”。
巡抚应天，值水灾异常，近冬至水不消涸，“距冬至仅九日耳，常年播麦之地，尚十有五六淹深水中”。“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海瑞亲行踏勘，弄清水患之因：三吴之水入海通道，大者有三，南为吴淞江，北为白茆河，中有刘家河三处。惟刘家河“通达无滞”。太湖之水经吴淞江，由黄浦入海，然因“水利臣旷职不修，抚按亦不留心”，“日月继嗣”，泥沙淤积，填塞河道，太湖水泄不畅，“因之奔涌四溢”，淹没田舍。遂于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兴工挑浚”，听饥民“上工就食”，海瑞以“节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两、所属各仓米谷及溧阳县乡官等所捐赈谷二万石，“按工给与银米”，“饥民云集”。“兴工之中，兼行赈济，千万饥民，稍安戢矣。”至二月二十九日，吴淞江疏浚工作告成。用银六万余两，疏浚淤塞河道八十余里。常熟白茆河河道浅狭，距吴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饥民之能赴工吴淞者，十之一二而已”。复于二月初九日兴工，开白茆河，三月告竣。“既有利于目前之饥民”，又“河道开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一举而两利。行“口告”以息讼风。“健讼之盛，其根在唆讼之人，然亦起于口告不行，是以唆讼得利。今后须设口告簿，凡不能文者准口陈，不准具状。习唆人则或己密访或令里老开报，执律加刑，勿少假借。夫有口告之易，何事为唆讼之求。”定《督抚条约》36条，修举祖宗成法，上利国，下便民，以孔明以严治蜀相仿效，惩贪治吏如烈日秋霜，令行而禁止。自应天转住苏州二月后，复别为禁约九条，令各道各府州县官“一如前约遵奉”。令乡官自行清退侵夺百姓田宅，均徭平赋。
海瑞离江南巡抚任，蛰居海南16年后，复起而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年已72岁，然愈老为民之情愈浓。上任伊始，即禁革南京兵马司出票取物以供上官。“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事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兵马司官也小，做了一个狼之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奉迎合干上官，又做了一个过送赃私的积年。此与侵用里甲，何异？何异？合行禁革。”“各街人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胆来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或拦街，或叫门，不禁。”复疏，“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
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复发《夫差册》，一扫各衙门私出小票，滥取夫役的积弊。“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各官不得持票取一物一人。“以后一体如平人两平交易”。
纵观海瑞一世为官理政，行道、为民、洁己洁人，一秉本心，毫无矫饰之态，可用一个字概括其为官的特点——真。一是真言：对上官、对君主，进真言，讲真话，口言其心，直面矛盾，直揭弊端，不留情面。如在《治安疏》中对世宗的痛斥；在给神宗的奏疏中提出重刑惩贪等。二是真行：不惧权贵，敢于碰硬。如为南平教谕时，御史诣县学，属吏皆行跪礼，海瑞独遵会典宪纲，长揖而已；为淳安县令时，鄢懋卿出理八省盐法，声势煊赫，所过郡邑，供奉奢华。将入淳安，海瑞上书懋卿：“邑小不足容车马”。懋卿只得绕道而过。海瑞治政尚严，雷厉风行，属吏惮其威；洁人洁己，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以致官应天巡抚时，贪墨之官吏多自挂印绶而去。徐阶罢相里居，令其还田，“按问其家无少贷”。其他事例尚多，不再列举。三是真情：于百姓疾苦，感同身受，所至清丈均税，兴利除弊，对百姓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似一般巧宦，处世圆滑，谀顺取容。海瑞也深得百姓的爱戴。隆庆四年，海瑞因遭弹劾，罢应天巡抚，“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卒于南京，“小民罢市”，表示哀痛。其灵柩运离南京，“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海瑞为官之真，难有其匹！谓其迂、谓其痴、谓其直、谓其偏，理有或当，但皆是“真”的自然流淌。如谓其怪，甚或沽名，则无。
然海瑞的这种不假修饰的“真”，与明中后期的官场生态是不相容的。明中后期的官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场？海瑞的观察是：“攘攘利往”，简直一“财帛世界”！逐利风气之盛过于市井。“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游中都历天下，既归乡闾，叹世君子每有‘财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说。予始闻而疑之，以为此特市井小人自为风俗，性中只有个仁义礼知，我辈读书知礼义，辨别素明，天光焕发，当不如此。已而交与益众，更历既多，乃知我辈出没于声色货利之场，不得不已；奔走于富贵利达之际，老死不休。蚁之附腥膻，蛾之投爝火，无以异也。视市井辈反为过之。”士风异化，追腥逐臭，“此直叔季之下者耳。”官员没有担当，因循苟且，也是当时官场的常态：“今时视做官为戏场事，口曰认真而心实不然。昧没本心”。其《告养病疏》更云：“臣尝谓今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虽有锐然望治之心，群臣绝无毅然当事之念，互为掣肘，互为排齐，而又动自诿曰：‘时势则然，哲人变通。’人无奋志，治功不兴，国俗民风，日就颓敝。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仍敕阁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虚应故事，不得如前挨日待迁，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负平生学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认真，九分之真，一分放过，不谓之真，况半真半假者乎……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之可也。”认为，“今天下了矣，不特不蒙做官人之福，而又反当做官人之害。正以徒有其言，鹦鹉从人，有其言示必有其心也。”这简直就是王朝末世的征兆！海瑞内心充满了忧虑。嘉万时期的丘橓对其时官场的描述，颇与海瑞的看法相似：“贪墨成风”，请托盛行，官员萎靡，“敢徇私而不敢尽法”。考绩流行形式，“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以海瑞为官之真，身处这样的官场，就难免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官僚队伍，自然也就触犯了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惹得“众怒”，为众多官员所不喜，多遭贬斥与弹劾。海瑞的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似乎就是注定的了。只能忧愤地发出“如此世界，干得成甚事业”的千古喟叹！应该说，这既是海瑞个人的不幸，更是那个时代的不幸。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