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是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大定位、大认识。因为，中国发展到这一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转型，需要提升。然而，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态势、外部的市场环境、参与的国际分工结构，还是对外的关系格局与特性，都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己本身的发展道路，与外部的关系结构，以及对外部的影响，都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跟别国不一样。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主要的利益关注和需求还是发展问题；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对于外部环境，既有适应性利用的问题，也有创造性构建的问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一方面是一个参与者，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竞争者和改变者。作为参与者，中国从现行体系中获益，有维护其稳定的责任和利益诉求；作为竞争者和改变者，中国对现行体系不满意，有推动调整改革的动力。前者会得到主导现行体系国家的赞许，而后者则会受到它们的责难与阻挠。中国的竞争性参与和推动调整改革的意图会使其面对的外部环境变得非常复杂。由此，分析和认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必须有长远和战略的视野，必须把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同时，中国本身是战略期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任何对外部环境的判断都必须考虑中国本身的权重和影响。
不一样的机遇期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实现“中国梦”这个大战略。什么是中国梦？从宏观的视野来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具体一些来说，就是第一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2050年建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实现中国梦的第一步是关键，这也是发展机遇期的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含义。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机遇期。对于不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中国正在从国际经济体系外生变量转变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内生变量。过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们发展是一个外在的客观存在，但现在讲国际经济环境，就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国内的一些变化和政策措施会立即影响我国面临的周围的国际经济环境。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战略关注从巩固冷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转向应对中国以及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世界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
其三，国际发展空间的增长点从发达国家转向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占据了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
其四，中国的比较优势从“两极互补”转向“承上启下”。所谓“两极互补”，是指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的资本要素之间的互补；所谓“承上启下”，是指我国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渐渐消退，需要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将逐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在装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进入产业链的中高端。
从总的环境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变了，主线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发达国家要维护其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由发展引出来的，是由发展导致的经济政治格局的改变引出来的。中国现在处于矛盾的核心位置，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矛盾不可调和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终止。
重要的是，在新的格局下，中国要正确地把握其与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不断扩大，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将来的权重还会提升。这个发展本身就是挑战，就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也会引起新的矛盾。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实力格局变了，就要求调整。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也是改变者。由于是参与者，所以要做建设性的改革者，而不是做颠覆者。只要这样做了，新秩序的转变就是和平的，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也是国际社会可以接受和认同的。
随着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升，影响力增强，中国应当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这是作为建设性改革者必须做到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利益是在国际参与和交往中实现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创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一般来说，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有三种。一是增长的公共产品。这可以体现在中国经济本身保持稳定和较高的增长，提供不断增大的市场需求，提供稳定与可信度高的交易货币（人民币）等。二是国际体系运行公共产品。这可以体现在中国通过积极参与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推动有序的改革，向国际机构提供更多的捐资等。三是世界发展的公共产品。这可以体现在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推动区域和世界互联互通的发展等。
外部环境研判与应对
不一样的发展机遇期，也即不一样的外部环境，而不一样的外部环境意味着新内涵、新条件和新意义。对于“新”，从大的关系格局角度来分析，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世界经济中心两百多年来首次出现了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东移的趋势，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呈现了两个中心、两个体系的特征。也就是说，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形成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经济体系，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构成的新的开放与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市场上来说，一些国家出现与美国脱钩，与中国挂钩，这个现象只是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内部结构的变化与调整。
其二，两种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和合作逐步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主要的趋势与矛盾。我们如何把握住机遇期的窗口很关键。考虑到中国的双重身份，中国要与两个体系打交道，应避免两个体系对立和冲突。在国际力量对比从单极向多极演变的过程中，中国对外交上的重点次序做调整很有必要。中国的对外战略需要转变过于倚重一个中心国家（如美国）展开的思维，逐步形成与不同层级国家的叠加体系发展关系和发挥作用，避免世界向对抗的两极走。美国试图将形成中的多极转变为对抗性、对立性的集团，包括拉拢一些盟国遏制中国，回到旧的国际政治游戏规则中。这是战略风险的地方。中国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就是以弱击强。所以在新的条件和内涵下，我们的比较优势，不在于用传统的结盟思维经营多极世界和新兴大国关系，而是致力于将多极世界中的各方，包括一些中等国家和新兴国家，引导到不能分离的地步。
其三，两个体系的交流和并行对我们外交的参照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并在里面发挥作用，同时也推动新的机制的发展，像“上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合作”等，还提出构建海上、陆上新丝绸经济带，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这表明，中国重视以美国为主导的、传统的国际体系，也重视新兴的国际体系的建设。这一体系是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的。
实际上，战略机遇期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一是取决于客观的事实，二是取决于如何判断。尽管客观事实是基础，但如何判断也非常重要。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当时中央对外部环境作出了新的判断：一是战争打不起来，和平是可以争取的；二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利用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有了这样的判断，决策方向就明确了。于是，中国的政策就转向了，不再准备打仗，而是裁减军费、裁减军队，让军事发展给经济发展让路；不再搞封闭性的发展，而是全心全意地去融入全球化，吸引外资，发展加工业，发展对外贸易。结果外部环境和对外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经济也上去了。从目前来看，我们面临着诸多的矛盾，比如发生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的黄金期结束。但也应该看到，对于经济危机大家还是联合起来应对，建立了G20，危机没有导致对立的国家集团出现，全球化还在继续发展。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来看，尽管出现了美国的新亚太战略，要实现再平衡，特别是对付中国的战略意图明显；但也并没有出现大集团的对抗，对中国还是以防为主，大国之间仍然不想打仗。这表明，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旋律。
在对外部环境的研判中，对中国自身的因素要有准确的把握。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是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国，将来会上升到第一位。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比较低，排在世界的后端；即便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会处于中等水平，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中国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有两种矛盾的利益需求，并且会受到两种不同行动逻辑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根本利益是谋发展。要实现这样的利益，中国就需要始终把力量和资源集中于国内建设，在对外关系中尽力把可能导致冲突的因素限制在低水平上，以确保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中国就需要基于增长的权利来界定自己的利益。中国地位影响上升就会有开展大国外交的需求；中国经济力量增强，就会有发展相应军事力量的需求；有了日益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就要冲破海上遏制，实现制海权和制空权的需求。而要实现这些利益，中国就要在基于实际的互动中谋求有利的地位，包括进行大国权力竞争。
中国的双重身份导致两种利益、两种动机和两种力量发挥作用。我们看到，中国实力的增强导致了中国权力的增大，而权力的增大则导致了中国利益诉求和战略设计与权力相关的需求的增大。中国的战略重心也在发生变化，原本支配中国战略选择的是发展逻辑，现在随着权力因素影响的上升正逐渐形成两种机制同时起作用的局面。在两种机制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全力集中于国内建设了。由于中国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增大，加上外部世界把中国定位为超级大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就有了更多权力竞争的内涵。因此，中国正面临着冲突因素上升的局面。由于权力政治是一个行动反行动的过程，也就是每一方的行动都会导致另一方采取反行动，因此，不论中国的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安全困境。中国不得不为应对权力竞争而投入日益增多的资源和力量，而这有可能使经济建设和满足国内需求失去首要地位。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显然面对着重大的战略抉择。因为这两种影响机制是不相容的，中国不可能有两个战略重心。对于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基于双重身份进行选择，实际上面对的是如何看待未来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前景的问题。根据卡耐基基金会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联合发布的《中美安全关注调查》的数据，其中中国的受访者多数认为中国应与美国共同领导世界，认为中美权力平衡会使世界更稳定。这种态度就表明在中国对超级大国的向往和利益需求可能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在人均发展程度还不高的阶段出现对超级大国的利益追求，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互动中是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一些重要方面具有了大国的形象和影响力，然而人均发展程度决定中国并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未来，中国不能也不会追求做超级大国。从道义上说，中国会坚持不谋霸、不称霸的立场；从发展上说，做超级大国要有超强的硬实力和软权力，要有能力维护世界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缺乏这样的能力。从未来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传统的超级大国是权力竞争的产物，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大战危险的消除和全球问题的凸显，全球治理不是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可以做到的。全球治理导致了权力的扩散化和中小国家地位的上升，导致了极化政治的淡化。未来有一种可能，没有大国能够或者愿意做世界霸权，超级大国将可能失去传统的国际经济政治意义。
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权力关系，使得中国面对冲突上升的局面。因此，中国要谋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与外部世界的权力互动问题。中国主要面对两大权力政治挑战。其一，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崛起大国通常被认为要改变现状，因此，中国会受到外部权力日益增大的遏制性压力。其二，中国还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这使得中国必须大幅度提升军力和干预能力，这会遭致来自外部的畏惧、怀疑和反制。从中国自身的利益来说，为确保和平发展的环境，希望权力竞争的消极影响最小化；但凸显的大国身份和增进的利益诉求会使得外部世界更倾向于把中国这些行为解读为扩张和挑战，因此会遭到多种力量的制约和遏制。面对外部的制约和遏制，中国如果不作出反应，国家形象和利益就会受损；而进行对抗性的反应就难免要卷入权力竞争的安全困境，从而会导致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对中国来说，卷入这种权力政治的程度越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所受的干扰就越大。中国坚持内向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同样需要谋求军力的相应发展，这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地区甚至世界的权力结构。中国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关键不在于发展军事，而在于与相关国家建立起互信关系和制度化合作机制，使军事互动能够在相互不感到威胁的框架之内进行。
从用好机遇期的角度来说，尽管以权力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以实力为后盾捍卫国家主权是最基本的道理，但中国谋发展的利益诉求要求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以促和为手段。主旨不是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而是以威慑力掌控局面，可以把争端控制在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程度之内。
以发展为中心，决定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出发点是确保和平发展的环境，决定了中国军力的发展具有防御属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中包括维护世界和平，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稳定区域和世界秩序，推动全球治理议程等。实际上，中国只有处理好双重身份带来的困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避免大国政治竞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才能利用好未来的新发展机遇期，实现自己的总体战略目标。
寻求良性互动
维护和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事情，还需要与外部实现良性互动。从亚太地区的情况看，这里是当今矛盾的交汇处，旧的矛盾和新的矛盾交织，发展与安全的矛盾交织，协商合作与争夺影响力与领导权的矛盾交织。在这些矛盾中，中国都是当事方，是矛盾的主要方。由于崛起的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挑战者，存在诸多争端，因此中国成为被防备和被平衡的对象。一个危险的局面是对抗性增强，“制衡中国”的力量结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
大国是关键。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印度等大国都在这个地区。如果大国之间争斗，争夺霸权或者主导权，那就有引发战争的危险。如果他们仅仅是进行利益和影响力的竞争，那就有协商与合作的空间，也会有互相接纳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当今时代，大国拥有的相互摧毁力量太强了，他们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很大，隔断这种关系难度很大，也不是政府可以贸然做得到的，因为涉及的利益集团太多。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持竞争性平衡符合各国的利益。
大国正在试图探索建立一种互为接纳的过渡期秩序。美国、中国和其他区域性大国将渐渐融入新型的区域政治秩序之中，其中包括在安全合作架构之内，形成新型的政治与安全秩序。亚太地区的现实是多种机制并存，这些机制相互参与，也相互制约。比如，在安全领域，双边同盟机制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行，相互参与，同盟成员也参与了诸多区域合作机制。由美国领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受到两股力量的冲击：一是美国自身加入亚洲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又加入了“东亚峰会”；二是亚洲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亚信论坛、六方会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所起的作用在增强，内容在扩大，影响在扩展。这样的趋势继续发展，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性也会增强，共利的基础也就会在亚太秩序过渡期中融合，逐渐形成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在亚太秩序过渡期及未来区域格局的重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周边地缘战略结构变化和国内压力两者相互叠加的挑战。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形成挑战。“再平衡战略”具有综合性（安全、政治、外交、经济）的特点，以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影响力为目标，力图维护美国主导的秩序。
对地区格局来说，大国的实力对比变化影响最大。实力对比包括总体的实力对比，体现为实力在经济、安全、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分布。如果不同领域的实力分布不均衡，它就会带来地区格局的复杂化。这种情况在东亚表现得特别明显，也即经济力量与安全架构不均衡。地区秩序不仅取决于力量结构，还取决于人们对这种力量结构走势的认知和预期。比如，人们预期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地区霸权的野心，那么，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认知，就必然会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制约中国。这倒不一定是因为喜欢美国主导的秩序，而是因为对中国可能主导秩序的担心以及对权力结构转换带来的风险的惧怕。
与美国的实力相比，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中美实力对比的态势是双方的差距在缩小，但是美强中弱的大结构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中美两个巨型国家，长期的方向可能还是要达成一种大的战略妥协。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这种妥协的可能性应该会进一步增大，但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一直到2009年，东亚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中美两国相互兼容的主导力量，基本格局是中美的“互不干涉”并存。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经济陷于困境，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减。这使美国转变看法和战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自身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力量与影响力的对比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前，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更多是从地区的经济繁荣中获得，特别是它要分享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美国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向巩固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地区霸权，防止中国继续做大，进而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从一种防御性的追求友善环境，开始在周边追求与自身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地区影响力。因此，可以看到，中美两国逐渐开始走向权力竞争和影响力的博弈。
中美两国在周边地区有一个利益和决心不对称的问题。周边对于中国极其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崛起的成败。对美国来说，这个地区主要是维护和扩大影响力与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依托。美国的力量在中国周边投放过程中会有一定的衰减，只能把一部分力量投射到中国周边，比如海上力量的60%，但不可能把总体力量的大部分投放到这里。而中国则不同，可能会有80% ～90%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周边。这样，中国实力的提升就会逐渐产生力量对比向中国方面的倾斜。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会快于中美总体军事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周边影响很大，这也是中国应该具有自信的基础所在。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中国几乎是周边所有重要国家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包括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包括整个东盟，还有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再远一点还有澳大利亚。这种情况是在地区安全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经济的分量还在提升，在东亚会有更大的潜在作用，这种大趋势会影响相关国家对未来的预期。一旦中国在东亚地区或周边地区获得更稳固的经济优势地位，就可以做许多美国在东亚地区做不到的事情。
中国经济优势在提升，但安全有短板，那就要扬长避短。中国要以对本地区有利的方式，以管控和解决部分本地区安全问题的方式来弱化美国在同盟体系、地区安全结构当中的作用。从长远的视野来说，中美两国要实现一种对双方更为有利、更为持久的利益交换关系。中国的目标是推动更为合理的秩序架构，但需要时间。为此，中国要有必要的战略克制。我们可以在亚洲地区做很多事情，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走廊”，这是美国无法做的。弱化美国的主导性不是要与它对着干，而是创造新的机制，通过发挥新机制的作用来平衡，平衡本身就是弱化的过程。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秩序。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既然是“命运共同体”，那就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分享共同的利益和解决共同的危机和威胁。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
利用好发展的新机遇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环境来看，未来一个时期，将进入一个后危机改革、整合与发展的时期。对中国来说，新的时期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中国只要能积极应对挑战，利用好机遇，就可以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20世纪末到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1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支撑这个时期发展的有利因素主要是：其一，世界市场开放的大环境，这得益于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产生的红利；其二，美欧发达国家经济在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管理环境下，保持较快的增长；其三，发展中国家采取开放发展的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其四，跨国资本流动加速，国际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市场。
中国于2000年完成加入WTO谈判，成为WTO成员时恰逢黄金期。中国加入WTO产生了多重积极效应：其一，取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优惠券（普惠环境），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其二，落实加入WTO的承诺，大力推动了中国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市场开放的进程；其三，深度改革开放和可预期的发展前景对外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中国成为外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热土。由此，中国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加速了赶超的步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无论是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GDP总量，都以跳跃式的速度赶超。
不过，中国采取的引进-出口-赶超模式加快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制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新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是推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第一步。构建新的发展方式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完成这种转变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的不懈努力。如果说“十二五”是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开局五年，初见成效，那么“十三五”期间应该是取得明显成效的五年，为实现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互依存，因此外部市场和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既涉及世界市场的结构调整、体系变革、规则制定，也涉及新产业革命的兴起，国际生产网络与产业链调整与重构，还有世界经济的大格局转换等。这场深刻的变化，对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实施政策的制定要高度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审时度势应对新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调整与发展的机遇，创建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在新国际环境条件下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2008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那场危机不仅迅速扩及世界，而且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先是发生在美欧发达国家，而后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传导。之所以把这场金融/经济危机说成是一个转折点，是因为：一方面，它标志着世界经济上一轮黄金增长期结束，进入了一个综合与较长时间的调整期；另一方面，标志着前一个时期世界市场的宽松环境和规则发生转变，驱动新国际经济交易规则的制定。
从未来5～10年的总趋势看，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将渐进改善。尽管挑战的因素很多，经过调整与变革，也有可能生成一个新的平稳与创新发展期。其中，发达国家以新科技革命为引领，以新规则为平台，力图构建新的增长机制，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像美国有可能取得新的经济发展优势；新兴经济体则会着力调整结构与发展政策，适应新的环境，重塑比较优势，力图创建新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活力。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基础结构。因此，无论是区域范围，还是全球范围的新规则制定，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推进市场的开放，而不是相反。在趋于改善的国际发展环境下，国际贸易交换、国际生产网络和产业链的构造还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而不是萎缩。特别是，新的产业革命会使国际分工网络和产业链的构造获得新的动力，塑造新的架构，推动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在危机期间，曾出现所谓的“退全球化”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本回流等。但是，随着世界发展环境的改善，新规则的推行，新国际分工网络的发展，全球化的势头会进一步加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和竞争，是各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升级的必然选择。
不过，应该认识到，国际经济交换新规则的制定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力推和主导的。它们之所以推行新规则，当然首先是为了确立其在新形势下的竞争优势。从总的趋势看，新规则的核心是推进市场高度开放，推行高技术标准和市场竞争条件，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的门槛。以往，国际经济交换规则制定的重点是打开国家间的“边界限制”，主要涉及推动部门和领域的开放，主要的手段是降低关税。而新规则的重点是打开国家间的“边界内限制”，主要涉及经济体制、规制与政策。在这样的新规则中，发达国家当然会拥有体制和竞争力的“制高点”。这也正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积极推行新规则制定的动机和动力。特别是，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新规则的制定，消除，至少大大减弱新兴经济体的特殊竞争比较优势（低劳动成本、宽松环境标准、对本土企业的优惠政策支持等），创建有利于发达国家资本回流、产业回归和新产业领先的条件和环境。
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则也有一些积极面。在如今和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随着新的国际生产分工网络和产业链拓展与深化，降低和消除国内的体制与政策障碍的必要性大大提高。从现实的国际经济交换的流程来看，如今对于商品贸易来说，实际的主要限制已经不是关税，而是非关税措施，主要涉及体制、政策、标准的规则。对于服务贸易和投资来说，流动障碍则主要来自规制和政策。因此，创建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和竞争环境，有必要清除诸多的“边界内”障碍。
不过，毕竟这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以低起点累积经济起飞资源和条件的追赶战略形成严重的制约，对已经走向经济起飞的新兴经济体形成巨大的挑战。他们面临的局面是：许多传统的比较竞争优势将会丧失，必须在高平台上构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竞争优势，按照设定的新标准制定政策和规范行为。从参与竞争的能力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可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对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他们不仅对此没有准备好，缺乏足够的能力，而且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构造高起点的竞争力。
美国等发达国家决意要把新规则推向全球多边，以打造全球范围的高标准竞争环境。鉴于多边体系成员多，差别大，利益诉求复杂，发达国家决意抛开以多哈回合为中心的多边框架（WTO）谈判进程，先通过区域自贸区谈判（如TPP、TTIP）和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来制定新标准，进而努力推广到多边体系。美国和欧盟都明确表示要通过TPP、TTIP和TISA等制定面向21世纪的新规则。显然，美国领导新规则制定有着明确的战略，这就是占据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也应该看到，美欧经济的问题主要出自内部结构，需要大的改革，单靠外部环境改造难以使其重具活力。未来的发展也不是发达国家可以完全主导的，发达国家可以力图主导谈判进程，但是并不能垄断谈判进程和强推结果。参与者总是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就像TPP，虽然由美国主导，但参与者有发展中国家，还有像越南这样的刚刚进入中低收入层的国家，他们对超高标准是难以接受的，必然进行讨价还价，争取更多的优惠待遇和实施灵活性。
现实中，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相互参与，仅由发达国家内部圈定的规则只能适用于其内部，并不能完全制约外部。因为即便是它们的经济“内核”依赖于与外部的链接，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仍然难以行得通。尽管WTO多哈回合进程整体受阻，但是多边进程还在继续。2013年底，WTO成员就贸易便利化等协定达成协议就是一个例证。WTO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也是一个合作的结果，表明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有着很强的基础。
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想把区域和局部规则推广到多边规则并没有直通车。如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仅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新规则是行不通的。如果新规则会分割世界市场，跨国生产网络和产业链条就会断裂，最终也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的权重结构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转移。推动这个趋势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主要是：其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分工生产网络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后发增长优势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其二，跨国生产网络和产业链构造是建立在开放市场框架下比较优势分工链接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是构成网络和链条体系动态调整的最具活力的环节；其三，发展中国家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不会坐以待毙。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与产业链的调整重构是一个不同角色、不同力量、不同因素的互动进程。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国际新规则，涉及国内经济管理体制、政策、企业参与能力的诸多方面的改革与调整。
在很大程度上说，发达国家领衔的新规则制定是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所带来的挑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然而，中国也有应对挑战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已经制定了主动调整与转变的战略和实施规划；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奠定了应对挑战的基础，进入打造新经济结构和竞争力的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为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加快开放制定了大战略，而且明晰了行动的进程。中国的深度改革开放取向是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相向而行的，是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合拍的。
国际新规则不是一堵墙，而是一个门槛。中国要练好内功，提升跨越门槛的能力。中国在深化改革与加快开放上有大的进展，取得成效，就能在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铺垫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