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在不断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逐步开创和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60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自始至终注意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
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与这样的历史转变相适应，我们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肩负着带领人民巩固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对新的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主要是围绕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领导本领，经受执政考验等问题来展开的。
在毛泽东看来，要执好政，关键是要把党建设好。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审视和思考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醒全党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指出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准备下，他领导全党开展了新的探索。
一是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努力使党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从1950年5月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运动历时半年之久，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同时，经过整风运动，也暴露出一些基层组织和部分党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工作能力和水平不能适应执政的需要，思想上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作风上出现了贪图享受等问题。因此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又领导开展了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任务的整党运动。这次整党，与随后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结合起来，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腐败分子。到1954年春，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取得显著成效，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素质，纯洁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二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早在筹划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他就特别谈到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是低的，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因此我们在理论上不仅要提高，而且还要普及。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要把继续学习马列主义，作为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的重要保证。正是根据这些要求，党中央相继作出《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决定建立干部轮训制度，要求在未来五年内，一半高级干部要进入党校学习，另一半坚持在职自修。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后来又编辑出版了第四卷）；多次印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指导全党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三是认真总结高、饶事件的教训，维护和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
1953年，党内发生了执政后的第一次严重事件，即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行为，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深刻指出：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的，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2]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通过对高、饶事件的正确处理，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了一次系统、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四是从适应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高度，要求全党提高领导本领。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置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因此必须学会我们自己不懂的东西。[3]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4]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管理国家和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党中央及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又开始领导新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号召全党，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他还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我们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
（二）党的“八大”前后
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党在全国执政已有七年时间，社会主义事业即将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在此前后，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考验这样一些问题上。
一是初步总结了党执政以来的基本经验，突出强调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充分总结经济建设基本经验的同时，也初步总结了党的建设的主要经验，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十大关系”中的第七大关系就是“党与非党的关系”，其中特别提到了党政机构精简的问题，主张要砍掉三分之二。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为党的建设进一步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八大”着重研究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对党的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醒全党，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八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一任务的提出，对执政党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是向全党提出了要善于学习、创新理论的任务。
面对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党的“八大”上，他向全党提出了善于学习的问题，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不久，他又号召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也是不行的。[5]这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全党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
三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局面。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认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6]不久，他又领导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提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7]他认为，这次整风的总题目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尽管整风运动后来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失误，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想要通过整风造成良好政治局面的愿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六十年代前期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主要是围绕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来展开的。
一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党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从端正党风入手纠正“左”倾错误。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议前后，多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起来。会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正是在充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陆续制定出“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主观主义作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创造了条件。
二是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加深了对发扬党内民主的深刻认识。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集中阐述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特别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如果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95%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上述观点，是毛泽东在经历挫折之后对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深刻反思。
三是提出全党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水平。
在经历严重的挫折之后，党中央不断进行总结和思考。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他要求全党同志“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8]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从我们全党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知识非常不够，应当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9]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次向全党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根本需要的明确要求。
四是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1964年6月，毛泽东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及其五条标准，即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他强调，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0]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展现了一个党的领袖的远见卓识，尽管带有当时的历史痕迹，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对党的建设进行了不懈探索，在曲折前进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艰辛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社会主义中国逐步开始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新环境和新任务的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逐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在拨乱反正中加强党的建设
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首先是从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入手的。他一经复出，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强调要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他特别重视恢复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意义，认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11]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成为当时拨乱反正的思想先导。
正是在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任务，并针对党内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盛行的状况，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新要求，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结束了两年徘徊的局面，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建设在拨乱反正中全面展开，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由于“左”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影响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公开散布怀疑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党内也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难以顺利贯彻，党的建设就会被引入歧途。针对这种现实危险，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强调，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1980年1月，邓小平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进一步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根本上说，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12]
正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980年初，他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领导工作状况、领导制度和加强党的纪律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途径和措施，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五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并着重解决了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
这年8月，邓小平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认为如果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13]这篇讲话，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是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二是端正党风，加强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
十年“文革”，使党的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有所下降。对此，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他们的流毒在某些范围内还不能低估。他认为，在当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建设，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4]他提出，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陈云也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健全党规党纪的决定，1979年1月，中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着手解决端正党风的一些突出问题。同年11月，为了制止部分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的现象，恢复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邓小平要求，这个规定一经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各级党组织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党风建设。这一文件的公布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党风状况的好转。
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统一全党思想认识。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也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重要途径。邓小平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改善党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15]
1980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具体分析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状况，认为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对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这种严峻的情况表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摆在全党同志面前。一定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认为，关键是要教育全党发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要在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出指示，要求思想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战线必须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决不允许发表与党的方针政策相悖的言论。此后，党内思想混乱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扭转；全党的思想认识，逐步得到统一。
四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认真选好接班人。
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16]他认为，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对于选拔干部的标准，邓小平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陈云主张“德才兼备”，并提出了建立第一、二、三梯队，形成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队伍的设想。正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全党逐步明确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要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
1979年9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着重研究了新时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加强党员教育，改革干部制度，健全组织生活等，为新时期党的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和任务。此后，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继续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实现新老干部交替；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改善党的组织状况。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1982年2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此后，一批老干部主动离退休或退居二线。到1982年6月，在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66%，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干部年轻化取得初步成效。
五是认真总结历史，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前后10多次提出起草和修改意见，对决议的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不仅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的历史，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全党的指导作用；而且简要概括了毛泽东的党建学说，明确提出了“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目标，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新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始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并最终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二）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建设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主题，标志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始。
“十二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大会明确了当前加强党的建设需要着重解决的几项任务：第一，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第二，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第三，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间的工作，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第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
“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开拓，党的建设全面展开，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开展全面整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党的建设得到逐步加强，组织得到较快恢复，作风得到初步整顿，思想状况也有了一定的改善。但面对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党的状况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十二大”提出要进行全面整党，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得到全党的拥护。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正式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整党绝对不能走过场，一定要通过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7]
这次整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使“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巩固和发展。总的来说，经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有了改变；同时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二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十二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但是“十二大”以后，在发展商品经济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思想理论战线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出现了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必须通过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陈云在会上也提醒全党，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18]
会后，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但软弱涣散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19]
1986年9月，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这年年底，一些地方出现学生闹事的情况，邓小平认为，这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20]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 [21]在改革开放和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他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认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是对实际斗争的深刻总结，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嘱托。
三是注重党政分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邓小平认识到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强调要扩大民主，恢复民主集中制。他认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十二大”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出发，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问题。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日益突出，党政分开势在必行。1986年6月，邓小平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而党要善于领导，就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22]
“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首次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阐述，突出强调加强党内民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第一，从中央做起，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第二，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第三，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第四，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十三大”以后，党的制度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四是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
党的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是干部队伍建设，干部队伍的素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十二大”以后，根据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四化”标准，自上而下地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取得了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约90万名老干部退居二、三线；二是8万多名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县以上各级领导岗位。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已经打开。
在对领导班子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同时，干部制度的改革也全面推开。1983年7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突出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动干部制度改革，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此后，围绕这个主题，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岗位责任制；第二，逐步建立健全干部培训制度；第三，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第四，加强第三梯队建设。
“十三大”以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为了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真正建立起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要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率先垂范，主动离开领导岗位，实现了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
五是整顿党的作风，惩治腐败。
“十二大”以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新环境、新条件，使党的作风问题更加突出。干部特殊化、脱离群众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好转，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等新的不正之风又层出不穷，不仅带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严重影响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此，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比如一切向钱看、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对于这些，群众很不满意。“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不是在整党吗？应该首先把这些不正之风整一整。”[23]
1986年1月，中央书记处成立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他说：“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24]同年6月，他总结半年来端正党风工作的情况，认为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估计太高，现在还刚刚开始；强调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25]
“十三大”把党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开展党内反腐败的斗争不可避免。大会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抓好党风建设的要求，认为从严治党，仅仅靠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清除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总结了整顿党风、反对腐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
综上所述，“十二大”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以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通过不断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实行党政分开，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整顿党的作风、惩治腐败等方面的工作，逐步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出现苏东剧变，一些西方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对我国施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牢记邓小平的政治嘱托，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根据当时的形势，江泽民同志先后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十三届五中全会和党建理论研究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到“十四大”之前，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着重抓好清查、清理工作，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第二，先后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第三，针对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第四，把清查、清理工作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起来，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第五，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领导，澄清和纠正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作风不正和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得到明显扭转。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开始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转变，党的建设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江泽民同志鲜明提出，要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26]这次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并对党的思想理论、干部队伍、基层组织、作风建设及开展反腐败斗争等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
“十四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江泽民同志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其艰巨程度堪比当年毛泽东为教育、改造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所实施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并由此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认为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是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要求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进一步向前推进。
“十四大”以来，党的建设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1993年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4年再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此后，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不但要把理论学习好，而且要学习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科技、法律、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
二是始终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他要求抓紧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积极推动对干部选拔、考核、任用、交流、监督等制度的改革。2000年6月，颁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 2002年7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专业结构有了明显改善，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素质和领导班子战斗力都有了新的提高。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形成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新机制、新规范。
江泽民同志指出，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的思想，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建设，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规章，探索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等，为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规范，制订领导干部的基本行为准则，依靠科学的制度治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下大工夫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以农村和企业党的建设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从1995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农村基层组织进行集中整顿工作，加强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和改进高校、街道、机关、科研院所等其他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解决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开拓党的基层工作的新领域，发展壮大党员队伍，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五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要求，努力纠正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一手抓推进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1993年，他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提出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经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教育、强化监督、健全制度、深化改革四管齐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六是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提高领导干部素质。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严守党的纪律。他强调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从1998年开始，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其间，还领导开展了反对“法轮功”的斗争，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等。通过深入的学习教育活动，全党同志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优良传统作风教育，为探索一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素质的新路子迈出了重要步伐。
七是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如何始终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江泽民同志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深入总结“三讲”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包括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想；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大力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等。江泽民同志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重点是要把握好党的历史方位，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党的“十六大”正式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就指明了党在新世纪继续团结奋斗的方向和现实途径。
综上所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在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发展。
四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以后，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党的自身状况，牢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具体来说，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不断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学习型政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十六大”之后，在全党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编辑出版并组织全党认真学习《江泽民文选》一至三卷。胡锦涛同志在《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明确指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为了加强理论武装，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提出并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央政治局还带头坚持集体学习，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并作重要讲话，以身作则，推动建立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十七大”以后，在全党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要任务，突出强调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以此为抓手带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重要的思想保障。
二是坚持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实践表明，党的执政能力如何，越来越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因素。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我们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面对承担的繁重任务和严峻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是“我们要集中力量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各项部署。会议提出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五个方面的能力”。胡锦涛同志在会上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大力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的过程”， [27]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务实开拓创新的能力等。他强调要结合新的实际运用党执政的成功经验，不断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2005年初，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又提出要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六种本领”。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新要求新举措，强调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根据中央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与完成肩负的使命所需要，与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相适应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执政本领。
三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带领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能够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从2005年开始，在全党开展了历时一年半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六条基本要求。这次活动是我们党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素质，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四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内民主建设的进程和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和决定整个党的建设的进程和质量，而且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颁布《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民主权利，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加大制度建设和创新力度，加快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切实把民主集中制落实到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继续改进党代会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工作机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推进党内选举制度改革，逐步推进党务分开；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度，并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建立巡视制度，等等。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任务，并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党的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必将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五是始终抓住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个重要环节，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
面对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历史重任，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优化领导班子结构，要把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他反复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不断推进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要求考核、评价和使用干部，注重在基层和生产一线锻炼和选拔干部。
“十六大”以来，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中央先后颁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公务员法》《干部任用条例》和一系列法规性文件，积极推进地方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不断深入。党中央召开了建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原则，下发《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颁布和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及相关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建立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和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贯彻落实，有力地推动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干部教育培训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任务，从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养造就大批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六是大力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胡锦涛同志指出，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基层党组织设置创新、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和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下发了加强农村、街道社区、中央企业、高校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意见，认真研究解决加强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等领域的党建工作，扩大了基础党组织的覆盖面，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等文件，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改进党员教育管理，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新形势下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拨专款加强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和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选派大学生到农村任职，等等。通过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得到改进和加强。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重要任务，从扩大基础党组织覆盖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对“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践经验的新总结。
七是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要求全党同志牢固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倡导勤奋学习、学以致用等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大力推进以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任务，着重从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化了“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和实践。
与党的作风建设紧密联系的是党风廉政建设。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败工作。2005年，在中纪委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中央颁布实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强调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全面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从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对“十七大”关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精神的贯彻和落实。
综上所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按照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
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具体实践中，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和运用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探索形成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它们集中概括为“六个坚持”，这是我们党执政兴国60年来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一，关于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这条经验，反映了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对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注意从思想上建党，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创新。在全国执政以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注意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把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着眼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开展集中和经常性的学习教育活动，并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倡导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和宣传。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要求全党必须针对新的实际，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向全党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三讲”教育，倡导建设学习型政党。“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加强干部培训工作，对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全面的部署。60年来，我们党正是通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加强理论武装，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推动了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关于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条经验，反映了党的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任务这一根本指导原则。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抓党建，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强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从拨乱反正、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入手的。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党要管党，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在他的指导下，“十二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江泽民同志把党的建设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面向21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完整构想，明确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总目标。“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党中央狠抓党的建设不放松，从完成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高度，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十七届四中全会把推进“伟大工程”和推进“伟大事业”紧密结合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这是在对党的建设历史深刻总结和党的建设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
第三，关于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这条经验，反映了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了，过去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加强学习、提高本领，领导干部要成为精通政治和业务两方面工作的专家。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学习，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和领导水平。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建设的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全党要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十七大”明确提出党的建设“一条主线、五个重点”的总体布局，即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它作为一条基本经验提出来，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使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四，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条经验，反映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必须始终践行的根本政治要求。我们党有许多优势，根本的一条是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毛泽东同志意识到，党执政后容易出现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及时提出“两个务必”，经常提醒全党要注意与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现象作斗争。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中，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最重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同志根据形势的新变化，针对党内的突出问题，提出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十六大”以来，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胡锦涛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更加关注民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
第五，关于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
这条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治党治国之道。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邓小平同志要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在自身建设中不断改革创新。60多年来，我们党正是以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自身建设，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六，关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这条经验，反映了我们党管党治党的根本方针。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在全党范围内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紧接着又在此基础上领导开展了整党运动，并把整党与“三反”运动结合起来，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素质，纯洁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首先从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入手，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从1983年开始，用三年半的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从1998年开始，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从2005年开始，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2008年开始，又在全党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些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举措，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的六条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体现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此，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倍加重视，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长期坚持。
（本文是中央文献研究室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历程和经验研究”最终结项成果，课题组成员为唐洲雁、王骏、郝首栋，主要内容载于《前线》2010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毛泽东探索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党面对的形势、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党自身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方面，党在执政以后，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重大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党肩负着带领人民巩固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党的建设能否得到加强，党的自身状况能否与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相适应，成为又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历史考验面前，毛泽东对执政后的党的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必须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确保党的建设健康顺利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充分表明，思想路线对头不对头，政治路线正确不正确，对党和党的事业至关重要。它关系党的建设的全局，决定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成效，是党的建设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前后的七年中，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进行得就比较顺利和成功。从1957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几度发生动摇和偏差，党的建设就随之经历了曲折。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出了问题，“左”的错误愈加严重，党的建设因之遭受了严重挫折。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一定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只有把思想路线搞对头，把政治路线搞正确，党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
二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曾经有人不止一次发生疑问：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究竟能不能领导？对于这个问题，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定而清醒的。毛泽东一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28]“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29]同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特别强调，要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总之，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对于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中，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正面经验来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并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同场合，也较多地强调和论述了这一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以及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部分时间里，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上，做得都是比较好的，促进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从1959年庐山会议起，党内民主生活开始遭到破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和泛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这一原则坚持好。正如邓小平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30]
四 必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表明，我们党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无论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抓得很紧，是一以贯之的。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1950年、1957年整风，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开展“三反”运动，除了反对官僚主义，还反对贪污、浪费。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好的。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10年中，我们的党风总的来说也是好的，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所以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克服遇到的困难，渡过难关。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严重错误，但在反对官僚主义，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放松过。邓小平后来曾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31]在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态度始终是鲜明、坚决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党的建设的一大成绩，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五 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
在这个问题上，从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来看，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在党的“八大”以前，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党通过整风的办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即使是在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我们党对此处理得正确得当，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但是，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把党内一批同志错划为右派以后，党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较大的曲折。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混淆了党内矛盾的性质，把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看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阶级斗争引向了党内。在后来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使一些党员干部受到打击。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把党内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使一大批党员干部遭到迫害，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启示我们，对于党内矛盾和斗争，要用正确的立场来对待，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要通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进一步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而不是相反。
六 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使党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从经验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十分注意加强制度建设。1952年1月，毛泽东在批示一份“三反”报告中，指出：“建立各种制度，保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重犯，或犯了也易克服。”[32]4月，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实施。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及执行群众路线的问题时，指出：“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33]应当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制度建设是重视的。但总体来看，党内制度建设相对比较薄弱，而且没有一贯地得到切实执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许多好的制度遭到了破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4]“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35]这是对历史经验教训所作的深刻的总结。
除了以上主要经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中，还创造和积累了其他许多宝贵经验。比如，要善于学习，努力成为各方面工作的内行；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执政党要不断提高党员素质，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等等。所有这些经验，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是作者与郝首栋合作撰写的，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删节）
邓小平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探索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新环境和新任务的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逐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抓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从来都是同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首先是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开始的。正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逐步提出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得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十二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也明确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以此为指导，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自身建设经验。
二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当代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有资格、有能力来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强调不仅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而且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他认为，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钻研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要求广大干部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即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知识，要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正是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始终注意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紧密联系起来，把学习业务和提高本领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 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邓小平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方面，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反对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认为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了就会否定我们党的历史，老工人通不过、贫下中农通不过、广大干部通不过，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逐步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四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党要管党，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党要管党，关键是要从严治党。针对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党中央不仅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方针，而且强调从严治党仅仅靠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清除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加大了党要管党的力度。
党要管党，重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目标，强调党的自身建设也要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特别是要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通过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来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要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依靠制度作保障。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成功推进，是我们党能够健康发展、充满活力的可靠保证。
五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干部队伍的素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为适应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废除了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认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36]总之，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六 必须自始至终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坚决惩治腐败
党风反映着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拨乱反正之初就严重存在，那时是因为受到十年“文革”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干部特殊化、脱离群众、思想僵化等现象；到了全面改革开放以后，党的作风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铺张浪费、贪污腐败等新的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不仅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也严重阻碍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新环境、新条件下，腐败问题来势很猛，成为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突出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惩治腐败决不能手软，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中。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总结了党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惩治腐败乃是“当务之急”，“要雷厉风行地抓”。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七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党内确实出现过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思想政治工作也受到极大的削弱。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批评过这种错误倾向并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37]事实证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38]他提出今后“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39]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总结了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精神文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打击经济犯罪等方面，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为此，他反复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注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八 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在自身建设中不断改革创新。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党承担着领导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使命，在自身建设中也必须充满改革创新精神。邓小平反复倡导这种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努力解决党的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他特别强调，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作风状况和领导方法等，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党的监督机制，摸索制度建党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总之，他认为只有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才能够永葆青春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是遵照邓小平的要求，以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自身建设，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删节）
周恩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楷模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家，并提出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开阔的眼界、宽阔的胸襟、较强的领导能力和优良的作风五项具体标准。[40]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周恩来堪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典范。
如果从1927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算起，到197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任上去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周恩来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成员，是当代中国名副其实的政治家，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也享有盛誉。他以其坚定的革命信仰、卓越的领袖风范、杰出的政治智慧、超凡的领导才能和迷人的外交风度，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世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除了时势造英雄的客观原因之外，就主观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管处于低潮还是高潮，他都坚信革命最终能够成功，在斗争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从不退缩，不动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次，是因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坚持同各种错误路线和倾向作斗争；能够做到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时刻注意调解矛盾，解决分歧，团结同志，维护集体。再次，是因为他时时处处都能够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从不居功，不诿过，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的权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能够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造就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善于开拓进取，打开复杂情况下的工作局面，和全党同志一起逐步摸索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正是上述种种精神、意志和修养，种种思想、能力和水平，种种品格、性格和人格，铸就了周恩来的领袖风范、革命楷模。
一 创基立业，功勋卓著
自古以来，大凡有志之士都追求“立功、立言、立德”。三“立”当中，首推“立功”。可见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首先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当今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就是要作出有益于人民的事业。
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的卓著功勋，有口皆碑。早年，他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出色地领导过军队政治工作、地方政权工作和工人武装起义，是党内出了名的实干家。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因此，他不仅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开始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41]这是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当然，作为一个政党，要领导全党乃至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光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围绕着这条政治路线开展一系列的实际工作，包括军事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等等。只有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工作，才能够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当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如何正确地开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纠正错误、减少损失的一个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和途径。
在遵义会议之前，即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走向成熟之前，周恩来不可能通过一己之力改变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充分发挥“党内实干家”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通过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的实际工作，力保党的各级机构正常运转，各项工作全面展开，从而使得中共这个一开始还十分弱小，后来又几经曲折和失败的政党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同时也为党的领导集体克服历次错误路线，最终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在中共中央机关进入苏区之前，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来开展白区党的工作。可以说，中共当时之所以能够在白区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苦心经营、开拓创新。后来，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不断干扰，中共在白区的发展几次经历危难关头，都是周恩来出面力挽狂澜。比如1930年底，由于罗章龙分裂党和工会，造成了组织上的极大混乱。周恩来身为中央组织局负责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出没于白色恐怖之中，与散落在上海各中小旅馆的党内同志，特别是不了解国内情况的留苏学生接头，安排他们疏散。后来，党内又接连出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周恩来积极组织人力，把他们的照片翻印出来，发给大家，要相关人员注意回避，以保安全。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相继叛变，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件，但中央机关和一些骨干分子能够顺利撤出上海，安全渡过危机，这不能不归功于周恩来的正确应变和严密防范，归功于他一手创立起来的情报工作系统。
像这样在关键时刻挽救革命的事例，在周恩来一生中不知道有过多少次！突出的如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长征途中同张国焘作面对面的斗争，西安事变中运筹帷幄，重庆谈判时游刃有余，三大战役中协助毛泽东指挥若定，开国之初奠基立业，过渡时期日理万机，调整经济殚精竭虑，“文革”之中苦撑危局，等等。可以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和决策，并且是这些事件和决策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他都始终立场坚定，沉着应对，起到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创立的丰功伟绩，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二 团结协作，维护核心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要做到建功立业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在建功立业的同时不居功自傲，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在领导集体里团结协作、取长补短，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好配角、甘当助手。而周恩来，就是这样难能可贵的政治家。
列宁曾经说过，领袖是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内，每个成员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优秀分子。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特点，共同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著名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世界齐名的政治家。他们长期合作共事，相辅相成，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政治伙伴。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密合作，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此前，在中共尚未走向成熟的幼年时期，他们由于各自走过的具体道路不同，在党内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也各不相同，但他们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态度是根本一致的，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比如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便分别领导了当时最著名的两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种共同的认识和相似的经历，为他们后来的密切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李德除了发脾气，一筹莫展，博古也只会在一旁唉声叹气，是周恩来在这个危急关头担起了实际的指挥责任。他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三项要职于一身，在贵州黎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顾博古、李德的反对，采纳了毛泽东等人北上的正确意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随后，在遵义会议上，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博古、李德，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当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又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他在会议期间所做的这些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事后，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42]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同时也出于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指挥才能的绝对信赖，主动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曾经说过：“我当不了头，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4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正确领导以来，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助手和配角的地位，竭尽全力地协助毛泽东做好各项工作。突出的如解放战争后期指挥三大战役。当时，毛泽东是主帅，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副帅。一般来说，战略性的电报大多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阅后发出；而执行战役计划的电报，则大多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那时候，周恩来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去参与重大军事决策，又要在毛泽东下定决心后，具体组织实施。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44]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主政一切；周恩来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互补的关系。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乐队的指挥的话，周恩来则是这个乐队的首席提琴手。他们和党的其他核心领导成员一起，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那时候，周恩来身兼多项重任，既要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又要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繁重的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真可谓是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办公室的灯光，每天都要亮到深夜。他曾经这样对身边的同志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更多的深入思考和研究。”[45]
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甘当毛泽东的助手，除了出于对毛泽东由衷敬佩的感情基础之外，还与他的性格特点、价值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16年，他就在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46]对于一个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年轻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宽阔的胸襟。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使周恩来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站得高、看得远，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处处以党的事业、革命大局和人民利益为重。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里，周恩来和毛泽东相差不到5岁，属于同一代人。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气质、性格和特点。具体来说，毛泽东举重若轻，为人果断，大刀阔斧；周恩来举轻若重，处事周密，考虑精细。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幽默而风趣；周恩来文雅而机敏，严谨而认真。毛泽东是哲学家、思想家兼诗人，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周恩来是实干家、谋略家兼外交家，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两个人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在工作中配合起来相得益彰。对此，尼克松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胜利。”
尼克松的说法并不为过。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们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共同组成了一个有生命力、战斗力的集体，成为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强核心。在这个团结合作的领导集体中间，周恩来从不居功，不诿过，以独特的亲和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尽管他在这个领导核心中间的排位顺序有所变动，但他作为核心领导成员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把他排在毛泽东之后，居于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第二位，这样评价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三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说周恩来是当代政治家的楷模，并不是说他就不犯错误。人不是神，没有不犯错误的。共产党员，党的领袖，也同样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实际上，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党内接连出现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那时候周恩来都在中央领导层，他从来没有推卸过自己的责任。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队伍中最早觉悟的分子。他们是革命的宣传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因此他们最早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道路等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彻底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因此，他们在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实际上，从中共“一大”到“六大”，从六届一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是在同各种错误路线和倾向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集体也正是在这种不懈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纠正错误并逐步地成熟起来的。在那个大变动的年代，面对着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过程。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他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树立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周恩来的一生，追求真理最执着，经历的风浪最多，政治斗争经验也最丰富。党内接连发生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时候，他都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最早开始觉悟、努力开展斗争并不断进行纠正的成员之一。当初“立三路线”给刚刚复兴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的时候，正是他和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扭转了这一盲动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后来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更是艰难复杂。在遵义会议上，他不仅同博古、李德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而且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可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在会上光明磊落的举动，错误的军事路线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否定。
与党内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态度，反映了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得失的高风亮节。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领导干部是在用自己的实践探索，用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成果去自下而上地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话，那么周恩来则是在充分听取和接受毛泽东等人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同错误路线的主要领导人作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中国革命许多问题的认识可能有深有浅，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也可能有尖锐、激烈程度的不同，但是他们时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批判和斗争，所起的作用也是同等重要的。
除了对党内错误路线的主要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之外，周恩来对自己也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对自己的错误，他从不隐瞒，不辩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检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告诫党的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刚刚开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的时候，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总是以当初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经历作例子，反复检讨自己过去的一些失误。有段时间，政务院一开会，他就自我检讨，当着一些民主人士、党外副总理的面讲他犯过的错误，其态度之诚恳，催人泪下。后来毛泽东听说了，几次当面对他说，这些你已经讲过了，不要天天讲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仅是对人，而且是对自己；或者说他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
四 善解矛盾，求同存异
作为伟大政治家，周恩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调和，善解矛盾。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始终能够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不管遇到何种复杂的情况，他都能够以驾驭大局的本领，调解矛盾，解决分歧。
早在1929年，周恩来就曾经说过他天性富于调和。[47]这里所说的调和，实际上是指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指对非对抗性质的矛盾要把握分寸，讲究策略，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内，实际上就是讲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维护党的集体领导，避免内部分裂。因为党内矛盾，主要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大多表现为意见不同，认识分歧，虽然个别时候也有组织分裂、派别对抗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是可以采取调和方式来解决的。历史的经验证明，无原则的调和要不得，有原则的调和则是一种斗争艺术，是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一个政治家，如果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只懂斗争不懂团结，都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
中共成立初期，在党的集体领导还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努力调解矛盾，避免对抗，不使领导集体发生分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何形式的分裂，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正因为如此，自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以后，周恩来除了一方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开展严肃斗争之外，另一方面又长期致力于党的团结工作，多方化解矛盾。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党内斗争局面，他都能够坚持做到以理服人、以诚待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坚持原则又照顾情面，赢得了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甚至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主要负责人的信任和尊重。这一点，在长征中与张国焘的斗争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企图夺取对军队的控制权。在党和红军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难之际，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后，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红军总政委一职，满足张国焘的部分要求，同时又坚决拒绝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企图。决定做出后，周恩来又不计个人恩怨，忍辱负重，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几经劝说和调解，终于使张国焘接受了这个决定。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如儒家的孝悌、中庸，墨家的兼爱、尚同，道家的寡欲无私、以柔克刚等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都深深地渗入了中国人的血液。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作为优秀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也不例外。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多方调和、化解矛盾的做法，是非常符合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是调解党内矛盾的典范，而且是调解党外矛盾的典范，是党的领导人中做统战工作、联络工作、外交工作的典范。比如西安事变期间，面对各种复杂矛盾纵横交错、瞬息万变的情况，是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充分发挥善解矛盾的特长，求同存异，最后通过多方努力，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
正是通过妥善处理像西安事变这样一系列的复杂矛盾，周恩来为中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多次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交涉，积极争取到了第三国际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他通过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逐步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对此，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感慨：与周恩来相比，国民党内无人。解放战争时期，他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运筹帷幄，游刃有余，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挫败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与国统区民主人士的广泛联系和交往，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人格、迷人的风采，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真心拥护。
总之，在中共领导人中间，周恩来最善于调解矛盾，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因此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他都具有极大的亲和力，既维护了党的集体领导，又为党的生存和发展争得了必要的空间，从而促进党的领导核心逐步地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推动了党的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五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政治家的楷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一直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几经更迭而不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组织观念极强，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即使是在党的主要领导犯错误的时候，他也能够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其实，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党刚刚成立的幼年时期，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精诚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决不能因为党犯了错误，就轻易地放弃革命，自乱阵营。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坚定地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同心同德，共同对敌。
1964年，周恩来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党的领导一时有错误，也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因此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48]他还举例说：1934年，在我们离开江西开始长征的时候，党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毛主席当时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却是中央的少数，因此他也坚决执行了长征的决定。即使是遵义会议，那个时候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全部都指出来，因为当时在战斗中，在长征中，环境不允许。加上当时的多数领导者，在认识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毛主席这样成熟的程度。遵义会议以后，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这就不是团结一致，而是已使革命的旗帜动摇了。所以张国焘那个时候反对党中央，是破坏党的纪律的。
周恩来的这段长篇讲话，讲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也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不在于自己不犯错误，而在于必须有坚持革命、共同对敌的精神，能够时时处处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只要这个基本立场不变，即使党的领导一时有错误，也可以通过斗争，耐心说服，逐步使其改正。决不能因此就不讲团结，一味斗争，造成党的分裂，使对敌斗争陷于瘫痪。实际上，从1927年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党内团结和斗争这样两个武器。其间，连续与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主要负责人的斗争，每一次都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忍辱负重。但他始终都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如果没有革命家、政治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恢弘气量，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高贵品质，不仅表现在战争年代，而且表现在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核心领导层中间，对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经济建设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然而正是这一正确方针在党内却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的立场出发，主动承担责任，不断进行检讨，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紧张空气，使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
随后的“大跃进”带来大倒退的事实证明，反冒进是正确的，批评反冒进则是错误的。但是，周恩来并不争这个是非问题，而是不断检讨自己。他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在当时的严重困境中，党内不允许有推诿过错、互争是非的现象发生，必须同舟共济，共挽危局；其次，是因为“大跃进”的风气是从上面一层一层地刮到下面去的，上级领导理所当然应该主动为下级干部承担责任，让他们轻装上阵、心情舒畅地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试想，如果中央领导人把责任推给地方，地方领导人又将责任推给基层，而下级又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与上级有关，这样推来推去，谁还有心思去战胜困难、共渡难关？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的检讨，是有其良苦用心的。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更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的斗争方式不知要复杂艰难多少倍、于党于国于民有利而对自我身心则是万分痛苦的斗争方式，顾全大局，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相忍为党，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各种形式的斗争和必要的妥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力所能及地维系党和国家工作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一方面必须努力维护党的权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另一方面又要抓住时机，提出正确的方法和意见，将错误层面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毕竟历史给他留下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有时候甚至要做一些违心的事。一个一生光明磊落的人，遇到这种场合，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陈云曾经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49]在“文革”中，周恩来用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全部信仰、忠诚和智慧，努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他在孤立无援的逆境中，恰当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纵观全局，权衡利弊，竭尽全力避免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人民军队的分裂。而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下，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与林彪、“四人帮”的正面斗争。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领导革命和建设，党的事业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割断，其原因就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层里都有着像周恩来这样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中坚分子。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支柱。有了这样的脊梁和支柱，即使党在某一时期的方向和路线错了，只要它还坚持团结，开拓前进，经过一段时期的艰难曲折，党的领导核心还能够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党的事业还会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
胡锦涛同志今年2月27日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周恩来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范，即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50]这六个方面，既是对周恩来领袖风范的科学概括，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因此，凡是有志成为当代政治家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以周恩来为楷模，学习他的这些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范。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题为《周恩来——当代政治家的楷模》）
陈云是全党科学决策的典范
党的“十六大”向全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伟大号召，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正是根据“十六大”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党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从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全党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所谓执政能力，是指一个政党根据科学的指导思想，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本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样两个历史性的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以探索和改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当前，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借鉴老一辈革命家治党、治国、治军的基本经验。陈云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1995年6月，江泽民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暨《陈云文选》第2版出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陈云光辉的一生包括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踏实细致地开展工作，并下大的决心一干到底、干出成果，这是陈云同志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他从实践的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51]在陈云10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的时候，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总结他丰富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学习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对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一贯重视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做好各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我们党内比较早地提出了“领导方式”“领导艺术”这样的科学概念。早在1933年，他就写过一篇题为《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的文章，“希望大家来参加关于‘领导方式’的讨论”，指出“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52]把如何有效地实施科学领导当作重大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我们党内领导人的著作中还是不多见的。
陈云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和党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实践，不仅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而且具有高度的实践自觉性。他的一生在许多问题上都为中央正确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堪称我党科学决策的一个典范；他的著作中贯穿着十分丰富的领导方法和理论，对我们党的领导科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薄一波曾经指出，陈云在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生中，能够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这主要是因为他总结了一整套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从他留下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这些科学方法的专门论述和反复倡导，还可以看到他在研究解决各种复杂、困难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运用这些科学方法的。“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我们向陈云学习，这是首先应该学习的。”[53]
陈云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党科学决策的典范？这首先是因为他一贯重视学习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多次强调：“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54]正因为把学习哲学提高到掌握方法论的高度，因此他一生对学习哲学情有独钟。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终身受益不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亲自组织中央财办的领导同志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首先思想方法要对头，这就要学习政治理论，特别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1987年，年逾八旬的陈云还深有感触地说道：“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习哲学，终身受用。”[55]
陈云如此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意义，是受到了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曾经三次向他提出要学习哲学，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方法论。正是通过对毛泽东一系列哲学著作的学习和研究，陈云掌握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奠定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科学基础。从此，他不再把自己的注意力投放于本体论的沉思，而是着眼于方法论的应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解决中国具体实际的方法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全党科学决策的典范。这些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陈云不仅是这条思想路线的坚决拥护者，而且是它的坚定执行者。他时时处处注意把这条思想路线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它当作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942年，他在延安养病的时候，曾经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电，从中得出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从此身体力行，把实事求是作为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点和出发点。1957年，他提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56]1978年，在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他又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57]由此看来，实事求是，在陈云那里不仅是思想路线，而且是指导实际工作的科学原则。
正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奠定了陈云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毫无疑问，陈云是深得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精髓的。他的一生能够为党和人民、为国家和民族卓立功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好地掌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它增加了许多丰富和生动的内容。可以说，无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无论是主持党的干部工作和组织工作，还是领导经济恢复、调整和建设，他都始终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自己领导的部门工作实际相结合，脚踏实地、卓有成效地推进党的事业。在他70年的奋斗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艰苦严峻的斗争，从没犯过大错误，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自始至终、时时处处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并且一贯谦虚谨慎，决不随心所欲，冒失从事。这不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最坚强的党性和最优良的工作作风，而且表现了对人民事业绝对负责的高尚品德。
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务实态度
围绕着怎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陈云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务实态度。
所谓“不唯上”，是指领导干部在决策的过程中，不能只是照抄照搬上级指示，而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加以贯彻落实；所谓“不唯书”，是指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而是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所谓“只唯实”，是指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用陈云同志自己的话来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靠得住的。”[58]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坚持党性原则和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毫不妥协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九个字，是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科学概括，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这条思想路线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始终贯穿于陈云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它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陈云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这个方法的提出，不仅为正确掌握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具有补充意义和更具操作性的思想原则，而且更加强调了实事求是原则在人类认识运动中的过程性特点，即在实践中每迈出一步都必须坚持“只唯实”的原则，对上级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整个过程中，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检验、丰富和发展。
如何才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主张“三个结合”：一是把实事求是与创造精神相结合，二是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观点相结合，三是把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这“三个结合”，集中体现了他尊重实际、尊重群众、注重调查的工作作风，生动表现了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可以说，“只唯实”的科学方法和态度，是陈云思想方法的理论支点，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的灵魂。
三“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方法
为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陈云除了提出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之外，还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科学方法。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就要弄清实事，“这是关键问题”。“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59]在这里，所谓“交换”，是指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更加全面，因此陈云后来又把“交换、比较、反复”说成“全面、比较、反复”；所谓“比较”，就是对事物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对比，以便把情况弄得更清楚；所谓“反复”，就是对事物进行深思熟虑的、反复的思考，避免因为考虑不周而匆忙作出决定。“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60]可以说，“交换、比较、反复”，也就是在了解“实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求是”的方法。
“交换、比较、反复”的科学方法，是陈云积数十年领导经验的深刻体会。这六个字，把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则结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创造性发展。它们不仅是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研究矛盾发展及其向对立面转化的科学方法，而且是防止和克服认识片面性、使之达到全面性的有效方法。作为辩证思维方法的范畴，它们既明白通晓、便于把握，又十分科学、内涵深刻，概括了现代决策科学对于决策程序的阐述，是我们进行科学决策的指导原则。
“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法，构成了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础。“交换、比较、反复”，即是对事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进行相互间的比较，作反复的思考，这是“实事”的必要条件，也是“求是”的必要前提。如果对事物没有正确的认识，无法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也就不可能“求是”。几十年来，陈云正是始终遵循这一指导原则来认识事物，弄清实事，了解情况，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因而能够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
四 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陈云一生注重调查研究。他在处理每个问题和作出每项决策之前，总要开展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活动。他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61]对于陈云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也十分欣赏。他曾经称赞说，陈云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
诚如毛泽东所言，陈云调查研究的作风确实是相当认真、细致的。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从全面的调查研究开始，掌握大量材料，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他的讲话和文章，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掌握材料十分具体周详，完全靠事实和数据说话，在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因而能够经受住实践的检验。王丙乾曾经回忆说：“在我印象中，陈云同志在重大问题上从不当场拍板，总要经过调查研究，尊重‘实事’，深思熟虑，反复‘求是’再作出决定。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他确实称得起‘实事求是’的模范。”[62]周太和指出，陈云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另一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或曾在身边工作的人员，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这两种方法他经常是结合起来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主管财经工作，之所以能够运筹帷幄，就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处理每个问题时，总是进行大量的、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深刻分析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性，弄清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界线，作为制定、实施政策的科学依据。[63]薄一波认为，陈云从全面的调查研究入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种领导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抓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64]
五 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陈云不仅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而且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模范。他经常强调，领导者要善于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入手，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经常了解群众的心理，把握群众的情绪，善于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至于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认为，领导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的群众所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一切工作都应该从群众“最高兴的事情做起”，善于“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抓住了这个关键，就等于抓住了“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推动全盘工作的“钥匙”。[65]
早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陈云就大声疾呼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认为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果领导方法不对，不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就会立即影响到工作成效，使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得不到群众拥护，完不成革命任务。他曾经提出：“要把正确的决议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66]这种方式方法，就是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陈云不仅强调要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而且提出了贯彻这一方法的许多具体的科学做法，例如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广大职工群众的智慧，发动他们深入讨论的方法；在实践中根据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不断修改和补充方案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陈云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彻底性和创造性。
六 科学决策的领导艺术
只有不断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够达到科学决策的目的。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作决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导就是决策。陈云是我们党内著名的战略家，对于正确决策特别是战略决策，历来十分重视。他将正确决策与实事求是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67]在他看来，正确的决策乃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全面分析得出来的，而“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把片面的实事当作全面的实事，必然要导致决策的失误。
陈云的决策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坚持了全面性的原则。他一再强调要时刻把握全局，通盘考虑，统筹兼顾，瞻前顾后；要注意从联系中、整体上去把握实事，发现规律；要有战略眼光，权衡利弊得失，抓住决定性的环节，解决关键性的困难；要多想大事，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着眼大局、着眼全国，不要就经济谈经济，满脑子都是数目字。陈云的这些决策思想，充满了一系列科学的理念，其中包括政治理论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念，“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客观可能性的理念，“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理念，决策就是选择的理念，细考察、细计算、细论证的分析理念，等等。这些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带着强烈的个性特征，是他对我们党的决策科学的重大贡献，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七 关于经济工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陈云一生主要从事我们党和国家的经济领导工作，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中，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经济工作领导经验。毛泽东曾经说过，陈云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他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紧紧抓住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和外汇平衡这四大关键环节，科学处理了国民经济中各主要部门的关系。第二，分清主次，循序渐进。他非常注意从全局出发，分清不同时期工作的主次，始终把握重点，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解决最主要的问题，表现了驾驭复杂局面、解决疑难问题的高超领导艺术。第三，瞻前顾后，开源节流。他在考虑解决问题时有两个突出的着眼点，这就是全局观点和长远观点，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物力资源。第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很善于领导经济工作，他在进行经济决策、制定经济政策和设计具体方案的时候，深思熟虑，多谋善断，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其特点一是慎重稳妥，充分估计困难；二是尽可能提出多种方案，科学比较决策；三是从大局出发，统筹兼顾；四是善于总结经验，使工作更上一层楼。总之，他能够始终坚持两点论、坚持辩证法，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努力探索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的进取精神，以及时刻以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的全局观念。他在经济矛盾的大千世界里显示了高超的分析矛盾、把握对立、掌握适度、驾驭平衡、运用规律的领导艺术。
八 关于干部工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陈云对党的干部工作非常重视。早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七年中央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一再强调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在长期领导党建工作的具体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干部工作经验。
所谓干部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首先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也就是教育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工作。陈云在这方面也是全党的一个模范。他反复强调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出主意，用干部，知人善任，是领导者的责任。他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使用和挑选领导干部的重要原则和标准，主要包括：（1）忠诚党的事业；（2）与群众有密切联系；（3）有独立工作能力和负责任；（4）守纪律；等等。这些标准，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曾经长时期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确掌握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选拔用好干部，是陈云干部工作方法的突出特征。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强调两点：第一，必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防止主观片面、孤立静止地看待干部；第二，必须正确认识德才与资历的关系，坚决打破论资排辈的老框框。陈云把我们党的“用人之道”概括为十二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他强调：调配干部要适当，提拔以后要信任，任命之后要帮助；对干部不安心的问题，要很有耐心、很彻底地去帮助解决，不要怕麻烦；对干部的缺点错误，基本的办法是批评教育，不要带大帽子，处罚必须适当；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既要严格，又要客观，要真正爱护干部的政治生命；要经常关心和解决干部的生活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精神。
综上所述，陈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和党的建设理论，而且形成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成为全党科学决策的典范。陈云的这些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与现代西方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所标榜的领导方法不同，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即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而且具有鲜明的党性，是党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深入开展对陈云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党建研究》2004年第6期，题为《陈云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探析》，收入本书时有较大修改）
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总结我们党执政兴国60年来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6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逐步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已经是被中国革命历史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曾说，指导伟大的革命，需要伟大的政党；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了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提出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建设这样一个政党的任务，称为“伟大的工程”。[68]这一伟大工程，着眼于从思想上建党，不断教育和改造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能否带领人民群众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政权，学会管理国家的新本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面对新的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方面，领导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努力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管理国家和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党中央及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又开始领导新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69]他认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为此，他还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我们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而且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要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又要求全党进行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说，我们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证明，至少还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70]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再次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要求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说服和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作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八大”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善于学习的要求，强调党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八大”还着重研究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为此，毛泽东同志特别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做到又红又专。
《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相继问世的。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两篇著作贯穿了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必须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些重要著作的指导下，我们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逐步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等这样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总结了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我们全党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知识非常不够，应当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71]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向全党提出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根本需要的要求。此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国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领导人民逐步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72]
历史在探索中前进，有成功，也有失误。十年“文革”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使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回到了正确发展轨道。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它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思考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问题，并认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从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思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而深化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73]
正是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逐步开始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对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这个社会主义事业”。[74]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75]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特别强调，修改党章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摸索经济规律，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他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即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知识；要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他还特别强调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带头钻研现代化，只有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些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始终注意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紧密联系起来，把学习业务和提高本领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要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关键是要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76]“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找准了前进的方向。
面对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需要，“十二大”着重强调了党的建设问题，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的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也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此后，在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目标得到了不断的深化。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强调一定要通过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十二大”以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在思想理论和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构想，等等。正是在对这些新鲜经验进行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十三大”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把它称之为“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百年不动摇，充分说明了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
“十三大”以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遭遇了严峻的挑战。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面对国内外风波的考验中强调了“稳定压倒一切”；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过程中强调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总结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过程中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强调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考察特区经济建设过程时强调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不仅全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可靠思想保障。
三“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临危受命，承担起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重任。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不动摇。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全面执行，做到一以贯之。他认为，这些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77]因此，“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党中央牢记邓小平的政治嘱托，聚精会神地抓党的自身建设。江泽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认真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作风不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对政治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十四大”把这一任务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来，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使改革开放事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新问题新挑战。为此，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江泽民在会上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并认为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是由邓小平开创的，要求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进一步推向前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强调指出，要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他认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78]面向新世纪，“十五大”提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会要求全党按照这个总目标，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十五大”还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最新认识成果，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五大”以后，在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指导下，党中央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等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措施，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整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党中央还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等等。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国际影响显著扩大。
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00年初，他在总结全党开展“三讲”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通过不懈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7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深化了党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江泽民曾经总结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可以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把“新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这两方面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在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个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我们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表明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要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胡锦涛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80]
从毛泽东当初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到“十二大”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从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到胡锦涛强调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些提法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使命和党的建设的总体目标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从完成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高度，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到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胡锦涛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在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面对承担的繁重任务和严峻挑战，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我们要集中力量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重大课题，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五个方面的能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我们党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必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81]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在新时期特别重视加强先进性教育。从2005年开始，在全党开展了历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胡锦涛同志还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六条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在新世纪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党中央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转变发展思路，坚持科学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建设方面，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政治建设方面，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十七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面对自然灾害以及经济政治领域的各种困难和风险，特别是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党中央沉着应对，强调越是困难，越要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党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取得了抗击经济危机的初步成效。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
经过6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60年的辉煌发展，充分证明了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本文是作者与王骏合作撰写的，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