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CT实践中的社群关系与权力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是流动人口（主要是流动民工）在空间意义上的转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重组，因而，社会学者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从村落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聚落形态，它们被冠名为“准社区”（王春光，1995）、“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飙，2000）、“都市里的村庄”（蓝宇蕴，2005），等等。总之，是一个“新社会空间”（连连，2003）。在流入地建构地方空间并竭力维系原有的地域关系，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不同种族、民族在地理迁徙过程中，都有相似的行为特征，在美国，华人、以色列人、穆斯林等族群都有这种移民聚落现象，也因此产生了许多既寄生于城市之中又与城市保持明确边界的“飞地”（enclave）。我们中国人最熟悉“唐人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聚集地石厦村，是地处深圳市中心的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关于南中国地区城中村的形成，李培林、蓝宇蕴等学者已经有过专门的研究（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其中蓝宇蕴给城中村起的“都市里的村庄”一名形象地喻示了城中村矛盾的空间表征与结构张力。但李培林和蓝宇蕴的研究主要针对城中村的原村民，而不是寄居其中的流动人口。在我看来，像城中村这样的“地方建构”（place-making）过程，还在于居住者（流动人口）所赋予地方的象征意义。像石厦村不仅以湖南攸县出租车司机聚集而出名，而且还拥有了“攸县村”、“攸县的哥村”的别名，可见在地方建构中流动者“反客为主”的作用力。作为城中村的石厦村，本身面临着“不确定的异质空间”的特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悬置”着被改造、被拆迁的命运，它恰如李培林所形容的如“大江大浪中暂时安定的小船”（李培林，2004）。但有意思的是，攸县出租车司机就是在这个本身就不确定的异质空间、以自身流动不居的境遇，再现了地方被重构的韧性。
这种地方建构一方面反映在石厦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再现的空间”——包括社区中的湘菜馆及其他攸县人开的各类店铺、攸县人的聚集点，都无不带有攸县人特有的气息，给人以一种“且认他乡作故乡”的错觉；而且这种地方建构也包括了传播基础设施（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的空间建构与呈现。关于社区的传播基础设施，美国学者桑德拉·鲍尔 -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在针对美国洛杉矶社区传播而开展的研究项目“转型”（“Metamorphosis”）中，使用了传播基础设施理论，它包括“邻里的叙事网络”（story-telling network）和“传播行动环境”（communication action context）。这两部分其实是由人们在社区所能获得的所有传播资源和空间构成，所以从生态学的角度，也可称为社区的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logy）——包括所有人们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能获得的新的/传统的传播媒介、地方媒体和人际传播渠道。我在这里借用鲍尔 -洛基奇的这一基本框架，将石厦村所有公共空间的传播点（sites）、传统的和新兴的、商业的和非商业的传播媒介都纳入社区传播基础设施之中。事实上，石厦村的传播生态构成极为丰富——这个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的社区，不仅保留了华南地区村落文化的人际传播点（如宗姓祠堂、寺庙），而且，从村内三五步一个手机店或“公话超市”，无孔不入的招贴信息，人手一部手机这些日常场景看，这个社区的传播基础设施由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地方宗族与移民文化等多种光谱组合而成，这些建立在社区空间基础上的传播基础设施构成了石厦村的流动人口（包括攸县出租车司机）社会关系实践的日常生活场域；同时从传播设施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流动者与原村民之间鲜明的阶层区隔——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之间戏剧性的空间转型造就了农民们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
在关于石厦村社区传播研究中，我从上述社区空间的各种传播基础设施入手，采用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绘制了石厦村公共空间和涉及ICT服务的所有的“点”（sites），以在地理空间层面勾画出一幅流动人口社区现实的传播图景。但我较为侧重社区中的ICT设施，将流动人口放在他们正所处的信息社会环境中，分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ICT实践（包括社区ICT经营者与使用者）；然后再到他们如何利用ICT（尤其是新媒介技术）结成他们特有的社会网络。这一过程（即“传播基础设施——人的ICT实践——人的关系建构”）总体上以空间为主导：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是物质层面的空间建构；而ICT实践中的关系建构，则是以信息流动为过程的人的空间性（或者说是跨空间的）社会关系实践与经验。石厦村作为流动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98%）临时的栖身之所，它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将石厦村与外部世界（包括家乡）进行了联结，这种由“流动”产生的跨地域的关系联结，因为有了ICT基础设施的介入，从而有了新的实践，产生了新的关系。
建立在社区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之上的ICT实践，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包括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日常生活层面；但本书的community传播研究，同时包括了社群传播——也就是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特定社群的传播行为研究。这样就不得不引进出租车司机在其特殊的职业场景所进行的传播实践。作为现代化交通客运工具，出租车普遍采用高科技车载通信设备，正是这些车载通信设备为在城市四处流动、操着攸县话的的哥们提供了信息传播工具和关系聚合平台，从而令他们有了在工作中编织关系网络的可能性。因而，职场的信息技术平台构成了攸县出租车司机工作层面的传播场域。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建立在ICT基础上的人际关系，而是将社会关系视为中国社会结构中权力和秩序的基础。社区这一中观层面，正是“国家与社会彼此相遇、交织渗透而又微妙互动”的所在（肖林，2011）。“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粗放而通用的分析框架，而我的社区（社群）传播研究，其实是将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个社群作为一个内群体，而相对于这个内群体而言的外部世界则包括了国家、地方政府、出租车公司、原村民阶层甚至作为异乡空间的城市和作为陌生人的“城里人”；而且我书中关于内群体与外部世界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在人们最细小的日常生活和最为平凡的工作环境之中，例如从城中村的黑网吧去看底层社会如何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信息资源分配、行政控制进行权力的博弈。但书中有关攸县出租车司机职业场域如何通过车载通信设备进行关系建构，这方面所涉及的权力关系就比较复杂，在此有必要对出租车司机的职业境遇做一些交代。就像有学者强调“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不同产权安排、不同生产工艺、不同管理制度和不同生产关系”（沈原，2006）——对农民工身份转型的重要性，攸县出租车司机在职业场域也有“职场政体”问题，而且这种职场政体同样涉及产权安排、管理制度和生产关系。
职场是生产关系以及建立于生产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的重要建构领域，在流动民工研究中，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社区这一日常生活空间。沈原认为：“把农民锻造成为工人的，并不只是农民转离农业和农村的流动，也不只是他们所营建的社会网络，而是他们进入的各种生产过程。返回到生产中心性，至少也要使之与社区和人际关系之类的研究并重。”（沈原，2006）事实上在我看来，流动民工社会关系的建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们在特定的职场政体下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是互为缠绕的，离开流动民工职场特定的产权、管理等制度安排下的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发现他们社会关系形成过程的内在逻辑。因此，职场空间是研究流动民工一个无法绕开的场域，尤其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职场政体”因特殊的用工制度所产生的特殊的生产关系，事实上构成了他们在城市新职业中建构特定社会关系的必要基础。
学者黄宗智提出，改革时期由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形成的民工潮，促使中国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国家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黄宗智，2012）。与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相比，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有它的特殊性。出租车公司垄断了出租车的经营权（出租车最核心的资产），并将手中的这一资源实行了最大化的利用——公司要求与司机同时签订租赁承包合同（指司机必须以租赁的形式投资出租车）和劳动用工合同，于是出租车司机兼有了业主和雇员的双重身份——用攸县出租车司机们的话来说叫“自己出钱，给别人打工”。尽管开出租车多少是个技术工种，而且司机们事实上作为投资人也算是个小业主，但实际上，这一方面导致了他们在劳资纠纷中常常因双重身份而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理由是他们的投资人身份）；另一方面，他们的雇员身份并没有给他们换来与城市职工相等的福利保障。因此，出租车司机的职业看上去比一般体力劳动者风光，但他们仍是黄宗智所说的中国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虽然他们的收入比一般打工者要高，但以劳动强度与资金投入而言，其实他们受到了更加严酷的盘剥。
中国经济时报资深记者王克勤曾多年从事出租车行业的调查，并多次揭露过中国出租车行业的黑幕，其最著名的两篇报道为《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和《中国出租车业的矛盾与反思》。报道中，王克勤全面剖析和总结了中国出租车行业“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的尴尬局面。对于出租车司机的艰难处境，王克勤认为，出租车司机承受的已经不是一个被剥削的问题，其性质是一种“掠夺”。在全国出租车行业中，王克勤总结深圳出租车行业营运价格创下国内“三高”：出租车月租金（俗称“份子钱”）最高、燃油费最高、乘车总费用最高。大致而言，出租车司机跑出来的钱70%以上公司拿，20%多是其他成本（汽油、修车等），最后司机真正拿到手的只有10%左右。所以，出租车司机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我眼睛一睁开，就欠公司的几百块钱的车份，我一天拼命跑车，先把公司车份钱赚出来，第二我得赚出加油费，第三我得赚出维修费。这些钱都赚出来，一天的十个小时差不多就干完了，然后，再剩下一两个、两三个小时努力给自己赚一点养命的钱，一家人吃饭的钱。
我从攸县出租车司机听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陈述，他们时常将每月交给公司的份子钱14680元挂在嘴边，以至于这个数字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事实上，多年来，中国出租车行业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的垄断（如特许经营垄断）与管制模式（车量控制、价格管制等），但又是市场经济的运营方式，可以说，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风险都让司机承担了。近年来，中国由出租车行业的劳资矛盾而引发的罢工事件层出不穷，就是这种非正规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分配不合理的一个必然后果。可以说，规模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及其形成的非正规经济是当今中国最具特色、矛盾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现象，是国家强权（包括地方政府）与市场逻辑双重作用下畸形的社会产物。
这些政治制度（包括国家与地方的）与市场经济的作用力，加上农村流动人口背井离乡从乡土熟人社区到大都市生人社会的空间迁移，极大地影响了深圳湖南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特定社群的生存与发展。劳资纠纷、职业风险、阶层隔膜、陌生城市、民间借贷等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传播行为和关系建构，也是他们借助ICT形成“空中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些来自外界的种种权力的作用，没有内群体与这些外力的互动、博弈、较量，就很难解释这个社群的关系网络的形成与变迁过程；很难解释职业身份和业缘关系究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很难解释这个身份共同体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学有关流动人口的社区研究中，像浙江村和湖南新化人这样的移民网络，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装业和复印业本身有一个产业链形态，这两个社群将商业活动扩大至全国各地的同时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产业内部分工和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因此，这类社群就存在一个内部的权力分化与竞争关系。而我书中的攸县出租车司机除了主班与副班有一些经济地位与身份标志上的差别外，基本上不存在内部权力分化问题；这种高度同质化、基本平等的社会地位也是形成身份共同体的原因之一。上述由用工制度、职业分工等构成的“职场政体”无疑是理解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传播行为与关系网络的基本背景。
由于ICT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平台在流动民工日常生活和工作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今天的中国农民工也进入了卡斯特所谓的“网络社会”。我对石厦村这个社区和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个社群（两个都有一个英文名community）的传播研究，既放在发生在“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的石厦村，同时，也放在建立在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之上的“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包括互联网、手机、IP电话、车载通信设备等ICT平台。而且一旦进入“流的空间”，对攸县出租车司机社群的研究就溢出了石厦村这个地界（landmark），它不仅涉及了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跨地域的社会联结，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场域——他们在流动性的职业中建立的空中网络。因此，我的“community communication”既是社群的，也是社区的（地方意义上）；既发生在现实空间，也发生在虚拟空间。正是基于“流的空间”的介入，更好地反映了当今同样处于网络社会的流动民工之关系建构，而且职业场域也同时得到了呈现，因此，这两个路径弥补了田阡对这个身份共同体研究的不足。
以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化网络社会看，这是一个本土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小小个案，但正是无数个流动中的社群及属于他们的关系网络，才构成了一幅中国多元复杂的网络社会的现实图景。如果说全球化的网络社会在空间上由无数节点（nods）和中心（hubs）构成，那么，石厦村这个看似并不起眼的节点，却也述说、演绎了一部关于技术、社会、权力相互交织的过程中，人如何主动利用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资源、如何建构自己的族群认同、如何以结网的方式抗拒命运的历史。正如美国后现代政治地理学家索雅关于空间的批判性重建时所说的：
空间性把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活跃的竞技场中——有目的性的人类能动性在质疑中与有倾向性的社会规定性在这个竞技场中产生碰撞——从而影响日常活动，具体呈现社会变迁，并且使时间的过程和历史的创造留下了地方的印迹。
本书以深圳“攸县的哥村”（石厦村）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人的ICT实践、人的社会关系建构为线索，试图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石厦村社区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反映了什么样的社群边界和社群关系？石厦村的ICT商业空间与商业行为展示了底层社会怎样的ICT实践？这其中，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又得到了怎样的呈现？
2．保罗·莱文森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将手机形象地比喻成细胞（cell），“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能够生成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保罗·莱文森，2004:1）。那么，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在掌握了新媒介技术之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建构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血缘、地缘这种乡土社会的关系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在城市的职业身份究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难以实现现代职业团体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当他们面对“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时，尤其当互联网的陌生人出现在他们生活中时，他们的社会关系受到了怎样的冲击？
3．在这个“身份共同体”（田阡所说的“身份社区”）的形成过程中，假如以他们的ICT实践为线索，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图景？ICT对这个身份共同体的建构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技术的更新换代又是如何改变权力格局与关系网络的？建立在ICT基础之上的身份共同体对这个流动民工社群的价值与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