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石厦村非商业传播点：古迹与传统

在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在现在福田区南部深圳湾畔，有一处隆起的浅丘地带，人称“打锡岭”。该处正处在深圳湾和深圳河的交汇处，海水咸淡适中，渔产丰富，临近县乡的渔民经常来这里打鱼，打锡岭在岸边，成为渔民歇脚之地。后来一些老渔民在岸边建房居住，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小村落。此即石厦的最初发源地。渔民来自四面八方，姓氏各异。到明朝中叶，又有两个较大家族：赵氏和潘氏携妻儿来到这里。至明朝洪武年间，石厦的八大姓氏雏形基本完成。

这是2009年11月《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向海而生，古村不老”的长篇报道中的片段。在带着怀旧且不乏浪漫色彩的文字中，石厦村600年历史的前世今生像电影蒙太奇的场景，展示了一种“散淡与拼搏、包容与团结、开拓与恋旧交织的深圳气质”。该报道的起因是2009年6月，石厦村东面与福田区区政府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近3万平方米用地动工拆迁，计划五年内建成“石厦环CBD总部经济中心、现代商务中心、深港购物中心和金融一条街”，古村的留存一时成了话题，因此，《南方都市报》特别做了“抢救城中村记忆专题”；而石厦村也花重金请一个专业公司修村史，着手整理自己600年的历史。

在石厦村0.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今变成大工地的3万平方米其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这里所有的居民都清楚：这个黄金地段的社区改造是迟早的事。即便在这3万平方米动工改造、未来的“中心一条街”成形之前，石厦村与四周的环境已极不协调。“变”是一种必然，石厦村的原村民在刚刚经历的30年间，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变”字。

20世纪90年代之前，石厦村的青壮年男性还在深圳湾养蚝。蚝又称牡蛎，是一种软体贝壳类动物，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且富有营养价值。石厦村当年的蚝田主要分布于深圳湾南岸香港境内，当时村里60%的收入就来自养蚝业。但养蚝是一个苦活，尤其是冬季，天越冷，蚝越肥，所以越是寒冬腊月，村民们越要顶着北风跳到刺骨的海水里捞蚝。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区开发，水田被征用建厂，城市一天天包围这个小渔村，海岸线一步步退到望不见的地方。1992年，村改制成了“石厦股份公司”,497名昔日种蚝为生的村民成了深圳市民，村委会主任、村支书摇身变成了股份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短短二十来年，真可谓沧海桑田，令人产生恍如隔世之感。关于1992年之后的特区内城中村改制，学者段川和饶小军的《空间档案：“城中村”改造过程的权力控制与抗争》（段川、饶小军，2006）一文是这样记述的：

1992年深圳特区政府颁发的《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文件的原则指引下，一般的村委会都分解成了居委会和股份公司两个部门，在特区内原有66个行政村、176个自然村和4万多农村户口的基础上，组建了66家股份公司和100个城市居委会。按照设想，股份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发展经济，而原村委会的行政管理工作则交由新成立的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股份公司仍然集行政、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于一身，在原集体社区管理中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居委会则基本上沦为股份公司的附庸。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政体怎样变化，“土地”都是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核心。农民中国千百年来早已知道“土能生财，地能出金”的道理。但很少有城中村原村民这样的千年不遇的时机，土地真令人一夜暴富，实现从泥腿子到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华丽转身。

要说到“变”，感受最深的可能是今天石厦股份公司总经理潘玉国。这位富态的中年男子在20世纪80年代20岁出头时，也和石厦村不少年轻人一样搞过运输，“开车，小巴、的士、泥头车，什么都干”；可如今，这位昔日的“的士佬”俨然成了这块土地上财大气粗的主人。而石厦村90年代密密麻麻造起来的楼房里，现在住着的是从湖南攸县来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他们不仅还是农民，而且背井离乡，每天用12小时的体力换取每月几千元的收入。同样是农民，30年时间，命运像一个无情的骰子，把他们抛向各自的两极。

如果石厦村这块土地是见证人的话，在它眼中，石厦原村民和现在的攸县出租车司机也只不过前者是老移民、后者是新移民而已。但命运造化只能由历史和机遇说了算。前面提到的那位来自攸县网岭的出租车司机文东升自称文天祥的后代，他或许并不清楚，离石厦村不远，同属福田区的另一个叫岗厦的城中村，原村民也是文姓，也自称是文天祥的后代。2009年10月27日《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五百岗厦旧楼倒下十个亿万富翁站起来”的文章讲述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岗厦村民在为这块黄金地段的长期利益拉锯战中，终于在《物权法》出台后，经过不下20次的艰难协商，达成了赔偿方案，于是成就了文姓后代20多个亿万家族、10个亿万富翁的故事——同是文氏后裔，真是命运造化弄人！

在这场巨变中，石厦村村民们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土地的价值。在石厦股份公司的网站的“公司简介”上，写有这样的文字：

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注册资金3238万元，股东人数497人，经营以厂房物业租赁和合作开发房地产为主。石厦工业区共有标准工业厂房9栋，宿舍2栋，面积达4.5万平方米，引进了石川电子有限公司、奕达电子厂、伟生塑料厂等10多家企业，促进了石厦经济的发展，并在沙头辖区内率先进行旧村改造，合作兴建了众孚花园、众孚新村、众孚大厦、新新家园、皇悦酒店等10栋多高层商业楼宇，使石厦村的旧貌焕然一新。

上述这些，只是原村里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的物产。真正赚钱的，还有村民在90年代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用短短几年时间建起的453栋共12639间房。就是这些房，令这些昔日顶着烈日下海劳作的渔民，变成了生活得悠然自得、富甲一方的食利者。对仅仅只有500来名石厦村的原村民来说，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对土地的那份崇拜如今愈发来得强烈——如果说过去的土地是生存之本，如今的土地就是天天坐着也能长出金子的风水宝地。

不难理解，石厦村的原村民最感激的就是他们的老祖宗——是祖先在600年前选择了这块背山面海的小丘地定居下来，换来了今天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富贵生活。华南村落中的宗族制度远比华北农村盛行，这可能是由于历史上经历了整体迁移性的社群对他们的“根”有一种特殊的归依有关。据一些学者对广东家族制度的研究发现，尽管中国东南部乡村的家族制度表层特征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是，像人民公社或者行政村的管理只是附着其上的一层薄网，家族意识并没有被国家的政治理念完全取代，村落空间结构与自然的地理环境和谐共生，具有自然的生态结构和以宗族为传统的文化脉络；而且这种文化深层的结构方式在改革开放后反而更趋强化（孙庆忠，2003；郭立源、饶小军，2007）。同样，石厦村保护、修缮得最完好的也是祠堂和寺庙这类古迹；这几处祠堂和寺庙如今是每年世界各地石厦人聚会的地点——据报道，世界各地的石厦人有3000名左右，是现有的石厦原村民的6倍之多，足迹遍布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等地，在香港甚至有一个石厦村民的老乡组织，名为“众孚堂”，这个组织号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是石厦原村民在海外的精英组织。每到春节，香港的“众孚堂”都要联系深圳这边的石厦村民代表一起举办联欢活动；而石厦的元宵、重阳祭祖和大盆菜宴也有香港那边的人前来参加。建立在石厦这一地域和血缘之上的宗族关系网联系紧密，每年从海外前来参加祭祀活动、认祖归宗的石厦人络绎不绝。

与宗族文化有关的传播点在石厦村共有3个。一个是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小寺庙，名叫“杨侯宫”，另有潘姓和赵姓两个祠堂。石厦村虽小，但八姓杂居，在当地十分罕见。其中赵、潘两姓是大家，即使从目前石厦股份公司的人事权力结构中也可一目了然，董事长姓赵，总经理姓潘；管理层绝大多数不是姓潘就是姓赵，总体上，赵家因人口最多，因此权力相对更大一些。宗祠的地理位置、面积是宗姓村落地位的象征，村落权力一般要与其宗族结构相协调才能“摆得平”。石厦有东、西村之分。石厦村潘、赵祠堂占地面积大，且分别居于西村（旧村地址）中轴线的正南、正北位。依照广府民系风俗，宗祠是敬奉祖灵之所，因此选址上必定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族人子孙的兴旺都与宗祠的风水和祖灵有关。古寺杨侯宫则地处北门入村的咽喉部，一年到头接待慕名而来的八方香客，是社区对外最为开放的场所。这些原村民的专属领地在地理空间上便昭示着其地位的显要。这块黄金地段的土地价格在飙升，但这几块历史见证之所和风水宝地却保存完好，不受丝毫的侵占，这类空间事实上代表了石厦村的身份认同和权力格局。

杨侯宫相传建于清代。据管理杨侯宫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广东茂名男子说，这里一向是各地善男信女们踏足的地方，一年四季香客不断，尤其是每年的大年三十，从午夜到第二天的大年初一，他都得整夜不眠地接待来上香的信众。每次我们去杨侯宫，这位满脸烟火气的老人说起这个寺庙来都颇为自豪。据当地资料和我们的访谈，杨侯宫于2001年被列为深圳市区级文物保护古迹；至于这位赫赫有名的北宋名将杨六郎（杨延昭）为什么数百年之后被孤身塑像于千里之外的南方，接受一群以打鱼种蚝为生的村民的供奉，这里面其实与石厦村的赵姓家族大有关联。据记载，石厦村的赵姓分两个支系，相传都是宋朝皇室的后裔。一支为宋太祖赵匡胤后裔，明朝中期由虎门迁来；另一支为宋太宗赵光义后代，从塘厦迁来。蒙古入主中原后，赵氏皇家后裔一路南逃；到明代，赵氏族人迁至石厦，昔日的皇家贵族终以打鱼养蚝为生，为感念当年这位杨六郎曾经保护过赵家，故石厦村以赵氏族人为首，建起杨侯宫。另据媒体报道，因当年八姓杂居，人心涣散，为聚焦人心，八姓村民共同商议，建起了石厦村这个杨侯宫，希望通过杨家将的威名，凝聚全村人心，保卫家园。当年村里风俗，凡男丁举办婚事，先拜杨六郎。

石厦村的赵姓是否是宋朝皇族后裔，已无可考证，即便是村里人说起来，也大多托于“传说”，可见很可能是一种攀附，无非是寻求一种庇护。但攀附对于身份的合理化和对这块土地的合法拥有权却很重要，至少这杨侯宫的历史便是赵家与土地的一种物证。杨侯宫虽然经历了几次修缮，但门前“杨侯宫”这块匾和木雕盘龙柱据说还是原件，大门口一副对联“皇恩封侯显赫功高扶宋室，庙宇重整庄严气象庇黎民”似乎在诉说这赵家的来历。杨侯宫占地面积只有200平方米，是一个三间两殿中间天井式建筑。进门天井前设有四扇木雕屏风，上面雕刻着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杨家将的故事，画面布局丰满、刀工精致。后殿则供奉着三位神像，除了正中的主神杨六郎，右边是南方渔民信仰的妈祖；左边是财神。在我们的观察中，发现上香者中妇女居多，偶尔甚至有穿着校服的小学生，大概是求学业进步。2008年正月初一，我曾经在早上6点开始在杨侯宫蹲点两个小时，观察香客，发现上香的主要是中老年妇女，而且大部分是石厦村及附近的当地居民，只遇见一位穿工作服的攸县司机。2010年7月27日，我又正好目睹了杨六郎生日的祭拜仪式，石厦股份公司董事长赵煦东和总经理潘玉国在一群原村民在的簇拥之下，在杨侯宫上香、放鞭炮。仪式时间约20分钟，据股份公司办公室主任苏铁介绍，仪式后还有一个聚餐。总体上看，这是一次石厦村原村民内部的活动，整个过程并没有其他外人参与。

与杨侯宫不同，潘、赵两个祠堂既作为历史古迹的空间存在体现出华南地区传统乡村宗姓制度和民间信仰的文化气脉，又是石厦海内外原村民祭祖聚会的场地，它有着更为严格的社群边界。据文献资料，深圳的广府民系向来有立祠之俗。宗祠、宗庙是中国古代的祭祀建筑，帝王、诸侯等奉祀祖先的建筑称宗庙或太庙，贵族、显宦、世家大族奉祀祖先的建筑则叫家庙或宗祠。这些宗族的宗祠仿照太庙方位，规模不一。宗祠是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是血缘崇拜的圣堂，也是家族、宗族凝聚力的象征，通常宗祠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兴旺的家族或宗族，四时祭飨，香火不断。据估计，深圳的广府宗祠应在500座以上。同样地处福田区的其他较大型的城中村，其宗祠之占地规模、修缮的完好程度是石厦村这样的小型村庄所远不能及的，例如作者曾考察过福田区下沙村单姓黄氏的黄思铭公世祠，此处为深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结构为三进三开间二天井的宗祠结构，为目前深圳市区内保存最大的宗祠建筑之一，规模远远超过石厦村的潘、赵两个祠堂。《黄氏家谱》中载有家训十条，第三条为“重祭”，曰：“水有源，木有本，人有心，应立祠堂，置祀产，春秋时节令我族人咸集祠堂，举行典礼”等。这个家训到20世纪90年代后反而被发扬光大，除了每年春秋祭，还有祭祖仪式之后族人共聚一堂的大会餐，称“大盆菜宴”。2002年，春祭时，美国、英国、荷兰、新加坡等9个国家，台、港、澳地区及国内其他省市的黄氏后裔回下沙参加祭祖，设宴席5319席，赴宴人数达6万人，这次大盆菜宴的举办席数、参加人数两项均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石厦村潘、赵两家祠堂均创建于清代，重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由族人集资共同管理。潘氏宗祠面积较大，内部结构复杂，为三开间两进深一天井的建筑结构，面阔10.3米，通进深19.6米，建筑物包括院门、前堂、正堂和两廓。前堂门额上书“潘氏宗祠”，门联左右分别写有“派衍荥阳木本水源宗德报功绵祖泽”和“支分石厦地灵人杰经文纬武拜振家声”，正堂名“以德堂”。赵祠面积较小，但门前、檐梁上字画色彩鲜艳，摆设整洁有条。潘赵两祠，内部均设列祖列宗牌位，每天由专人点香上供，另有“祖德流芳”、“怀以同源”、“源远流长”等匾额，无不显示潘赵氏族同源同心之意，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建筑的存在无疑是石厦立村的历史见证。

石厦村的祭祖活动同样设在春秋两季。春季在元宵节；秋季为重阳节。2008年的元宵节（2008年2月21日），我带着几位学生参加了潘家祠堂的祭祖活动。一大早祠堂内便是众人忙碌的景象，有的分切乳猪烤鸭，几位中年妇女坐在小凳子上用燃气炉在铁锅中焙蚝。厨房就设在潘家祠堂院内侧的管理室旁，厨师们抡着大勺忙着油煎鸡翅、香菇炒菜。大盆菜的种类有十几种之多，但肉、茹、蚝三大件是少不了的主菜；而且各种食物各有吉祥的说法，如蚝和乳猪代表好事发财、芹菜是勤劳之意、腐竹取富足之音，等等。听陪同我们的石厦社区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赵桂蓉介绍，这次祭祖活动后的大盆菜宴将设70席，所以不仅靠村内外原村民自愿参与，也得请外面的师傅帮忙。其间，遇到几位老人，有一位80高龄的老太太帮着在每张桌子上分牙签，显得兴致勃勃；另有一位“洪叔”自称是石厦潘家新族谱的编写者。洪叔出生在石厦村，1949年去香港新界，后又在台湾教书，1979年从台湾回来参与举办石厦村“众孚学校”，现在香港定居，算是“众孚堂”组织的重要成员。洪叔那天西装革履，用粤语滔滔不绝讲他重新修订族谱的经历，强调“有了这种族谱，可以维系那些人（指年轻人）”。老先生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撰写的族谱，于2007年出版了精装本《潘以德堂族谱》，并郑重其事地送了我们一本。族谱记录了石厦村的发展轨迹，包括众孚小学的建立、宗祠的修葺、潘家祖坟的保护等一点一滴。

到11点时分，突听得外面鼓乐声响，从东莞请来的舞狮队从祠堂正门进来，两只彩锦披身的狮子与乐队几位师傅来到潘家祖先牌位前，只见两狮俯身下跪，在乐队锣声中就地摇头摆尾许久；其间，众人忙着上香。这样历时20分钟，以至于两位手执狮尾的年轻人渐渐心不在焉。跪拜祭祖后，开始表演舞狮，双狮在桩上翻腾跳跃，煞是精彩，我是第一次实地看到这种高难度的舞狮表演。正午12点时分，祭祀活动在一阵阵爆竹声中结束。众人在祠堂院子中围着席位坐定。由于场地空间有限，潘家祠堂内的大盆菜宴只是整个宴请活动的一部分，共设20余桌，听说另外借用了赵家祠堂等场地。我们也被邀请作为嘉宾上了宴席。席间发现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赴宴者都有，中老年人大都熟悉，互相热情地打招呼、交谈，但年轻人之间似乎并不熟，交流也不多。经访谈得知，每年元宵、重阳两节的祭祖和大盆菜宴已成惯例，所以无须通知，除了现在村里的潘姓基本上都会到场外，海内外如荷兰、英国、美国的石厦潘姓成员，港澳台以及国内江西等地潘姓家族都有人自动前来，“不需要通知，像法定的一样”。2012年一则报道称，元宵节潘家的大盆菜宴已达150桌之多，可见4年时间增加了一倍有余，如以每桌7～8人计（据2008年记录），参加人数已达千人。

祭祖赴宴自然是为潘家聚人气、传香火。有意思的是，这些活动在村里已经制度化。比如说，1990年潘家祠堂重建后，刚开始是靠村里的潘氏家族和海外华侨捐款，但每年祠堂的管理、祭祀和大盆菜聚会开支颇大，发动捐款并非长远之计。最后经众人商议，还是利用石厦的土地优势，大家集资盖了“以德楼”，靠出租以充实资金，据2008年村里公布的资料，“以德楼”等产业当年的收入为93万元，由此祭祖聚餐活动在经济上就不再有后顾之忧。赵家祠堂也是如此，村民集资兴建了福善堂（楼）用于出租，以供祠堂的公共事务。2008年农历年前后，我们在潘、赵两个祠堂都见过贴在柱子上的公告，上面是一年内祠堂的各项支出，大概有供众人监督之意。制度化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无疑也进一步凝聚了家族的人心；而且这种制度化并非源自现代企业概念，而是更像中国乡村社会宋已有之、到明清广为盛行的族田制（如祠堂田、祭田等），用于村里的祠堂、祭祀等公共事务开支。这个在1992年已经实行了股份制的城中村，实际上仍保持着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内核，甚至可以说，共同的利益令这个共同体的凝聚力更强、协同性更高。

这种每年既定的聚会，是潘氏族人的盛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人际交流的空间，以大盆菜为平台，成了家族内部父老乡亲信息沟通、情感互动的桥梁。有意思的是，石厦村最古老的建筑空间——无论是杨侯宫，还是潘、赵两个祠堂，如今既是最古老的历史传承之地，也是辐射面最广、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空间聚集点。石厦村的原村民虽然也经历了村庄空间上翻天覆地的工业化改造（村内不仅建起了密集的出租房，还兴建了厂房），并形成了各社群混居的格局，但宗族组织在现代生活中的结构性地位并没有被削弱、割断，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宗族生活和仪式承续甚至强化了其原有的文化脉络。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从农民到市民一夜之间的转身，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村民们的文化本性和习俗，但另一方面更是因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土地交易的巨大利益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令其宗族内部更加具有凝聚力，巨变之中的村庄对于仪式化的祭祀和祖先信仰虽流于形式，但其重要性还在于对“根”——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表达。有学者认为南中国城中村农民的身份转型即是农民的终结（孙庆忠，2003），这种判断恐怕只停留在户籍和职业的意义上；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城中村原村民农民的终结恐怕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