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流动中的社会关系研究：理论反思与时空架构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总结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时，认为乡村社会人在空间上的不流动，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而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人伦、道德、秩序等机制的探讨以及他最著名的“差序格局”关系概念，都基于此（费孝通，2006）。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空间迁移与城市化进程相伴而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大转移，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原来乡土社会人与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这一巨变的核心——作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之基本构件的社会关系（包括城乡之间的和农民工内部的）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自然成了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

面对上亿流动民工进城这一轰轰烈烈而又千载难逢的社会场景，中国社会学界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著述成果颇丰。其中大部分相关研究以民工进城后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为研究重点；其余的文献角度不一，我大致将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姑且称为“排斥观”，主要从社会分层、社会距离、社会排斥、社会冲突等理论视角来考察和解释农民工进城后所遭遇的种种阻力；另一类可称为“同化观”，主要从城市适应、城市融入、社会认同、身份认同、现代化、城市化（市民化）等概念和视角探索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所有这两类研究基本上都反映了农民工进城后产生的城市“二元化”弊端及中国农民城市化之艰难；而且这些研究虽然角度有别，但也都离不开对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的分析、探讨。因此，总的说来，在有关流动民工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中国社会学界动用了自齐美尔以来西方大量的学术资源，可谓用心良苦。

以下仅以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方面的文献为线索，对流动民工研究进行一个基本的梳理和检讨。20世纪90年代中期，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在《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一文中通过济南市流动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发现“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李培林，1996）。随后社会学大量有关农民工社会关系的研究以农民工社会网和支持网为分析工具，通过对农民工打工信息、信赖关系、交往范畴、情感或工具支持等方面的考察，再三验证了这一结论，例如王毅杰、童星通过对流动农民支持网的实证研究，发现民工的总体社会网络特征为“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因而支持了李培林的结论（王毅杰、童星，2004）。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大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似乎都在借用西方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两个术语，一再证明同样一个抽象的关系模式，正如张文宏在《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所总结的：“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空间位置、资源获取方式虽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们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仍然没有改变”（张文宏，2011）。

略有不同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发现进城农民工再次就业或随着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会拓展一些异质性的、弱社会关系网络，如包工头、异地工友、城里人、当地居委会等；但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仍然是他们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关系（曹子纬，2002；渠敬东，2001；单菁菁，2007；彭远春，2007）。这些研究对阻碍农民工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改变的原因，从内因上主要归结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乡土文化习性、内群体社会资本的可依赖性、身份地位带来的“城市中的村民”的自卑感等；而外因则主要是户籍政策、城市二元制度、城市排斥、市场信息与组织服务的低效或无效等（王毅杰、王微，2004；任远、邬民乐，2006；符平、江立华，2007）。其中也有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建议从正面理解农民工群体对血缘、地缘的依赖，认为这是出于农民工的理性选择，这种社会关系模式可以节约流动资本，降低了其进入城市的风险成本，甚至有利于其城市适应（李培林，1996；文军，2006；李强，2008）。

上述这些研究理路和结论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看上去都言之有理，但真正走进农民工群体，却发现都没那么简单。我这里并不否定流动民工进城之后，血缘、地缘仍是他们主要关系架构这一结论，我只是质疑这种大而化之的血缘、地缘关系结构似乎没有给流动中的主体提供多少能动性的余地。以常识而论，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农民工，空间、职业、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人们的关系模式难道没有发生变化？换言之，进城后的血缘、地缘关系与进城前的血缘、地缘关系难道还是一模一样的关系模式？进城前的同乡与进城打工后的那个同乡，可能人事俱非，交往的内容、情境、过程都发生了变化，仅仅用血缘、地缘关系架构这一抽象的概括能有多少解释力？

产生这种形式主义研究（或米尔斯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研究）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量农民工研究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红极一时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概念和方法，这本身就存在语境上的误用。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一些主流观点者眼中是一对“一体两面”的概念。如林南在其著名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一书中，对两者的关系有过最为简单明了的概括：“社会资本就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林南，2004:18）；边燕杰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虽然存在多种定义，但社会资本的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这可以从资本的本质特征来剖析。资本的原始状态是资源，行为者为获取收益和回报，将其投入于增值导向的努力之中。所以，判定资本的根本形式，需从资源与行为者的关系入手……如关系强弱、网络大小，等等。”（边燕杰，2011:233）简言之，社会网络结构就意味着可待利用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是否就等于社会资本，其实大可质疑，也已经受到了一定的理论挑战（参见刘林平，2006；林南、敖丹，2010），但这里我们且不探讨这个问题，关键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有一个社会脉络（context）与适用度的问题。正如已经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种“社会结构”观在美国的兴起自有其背景：“197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虚拟社区大量兴起，传统的基于地缘与血缘的物理社区衰落，社会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类沟通媒介联系以及调配资源。”因此，这方面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体主义文化在美国社会的转型（纪莺莺，2012）。尤为重要的是，西方经典的社会资本概念是建立在公民社会、自愿社团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起源的主导解释模型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社团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的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美国著名社会资本理论家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研究意大利社区的名著《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和后来他研究美国社区生活衰落的《独自打保龄球》，谈论的都是自发社群组织、公民参与和公民精神。可见，一些学者将西方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与方法如获至宝地运用于中国场景，尤其是用于刚刚脱胎于乡土社会的农民工研究时，并没有太多反思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之下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此外，西方经典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深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我看来，它们本身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登峰造极的一个标志——试图以社会关系结构来描摹总体的社会结构形态、以网络结构来推断个体的资源摄取能力。林南关于社会资本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一定义（林南，2004），就隐含着两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其一，社会资本是结构性的产物，这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关系互动性中可能蕴含的复杂的文化、情境与心理；其二，人是有目的的、理性的甚至功利的行动者，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具体的人抽象为概念的个体。而作为研究工具的社会网络分析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分析、解释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这种结构对社会资源摄取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有呈现局部社会结构形态的可能性（参见纪莺莺，2012），但它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如定位法、提名法）和测量指标（如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网络构成）所得到的基本上只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形态学描摹，而且高度抽象，几乎无法顾及关系互动时丰富的情境、心理活动，尤其是东方关系文化中那些微妙的“规则”、“游戏”，比如许多学者已经研究过的中国关系文化中的人情、面子、报、缘分、差序格局等。因此，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而是信任、感情、义务和算计等要素的混合，这些要素的强弱决定了关系的性质或类型。缺乏对这些关系属性的研究，恰恰是格拉维诺特（Granovetter）之后社会网络研究中出现黑箱问题的重要方面（杨泽鳞，2011）。简言之，拿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分析法来做中国人的关系研究，如果不厘清概念拿来就用的话，无异隔靴搔痒，甚至非驴非马，难中要害。

其实，西方学者也认识到，网络分析的局限性使得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如权力、等级、分化、整合等都无法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再概念化（纪莺莺，2012）。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含糊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局限，西方学者已经做过一定的反思（翟学伟，2009；纪莺莺，2012），尤其针对社会网络分析缺乏动态过程的考量，已有学者提出网络建构、关系维持和资源动员是考察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三个向度，而影响这三个向度的因素需要从结构的、文化的以及个人能动性这三个层面加以分析（何雪松，2005）。这就引出了目前大量流动民工研究的第二个缺憾，即“过程研究”和“实体主义研究”的不足。网络分析法只涉及了关系建构和资源动员中who（谁）的问题，而无法解决why（为什么）和how（如何）这类更为关键的网络形成和变化背后的机制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社会网络分析法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一些实证材料粗糙或演绎推理型农民工关系研究所存在的弊病。过程研究既避免了将结构视为静止、抽象的概念，也防止将结构化作一种由社会网络分析所描摹的纯粹主观的形态图，而是强调人或社群面对结构中的制度、权力时的能动性，由此，社会关系研究才是一个动态的、由具体的人或群体建构的活生生的过程。

这方面，社会学其实也有令人惊喜的研究案例与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的社区（或社群）研究中，如项飙等人对北京“浙江村”、刘林平对深圳“平江村”、郭星华等人对湖南新化人的研究等。刘林平通过对一批在深圳从事汽车运输业的湖南平江人的研究发现，这些从内地山区来的外来人群体进入新的行业后在具体的、历时性的场景中，其关系的强弱与关系链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因此提出“要从动态的、多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关系”（刘林平，2001）。郭星华等人通过对湖南新化人复印行业地缘群体的考察，提醒研究者地缘关系应放在人口流动的整个过程中进行考察，而不能笼统地认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在城市中被复制、再生产；文章从新化人复印行业产业链的形成到在城市市场经济环境下同乡间的恶性竞争，探讨了地缘共同体中的熟人关系在不同的阶段由强到弱的过程（郭星华等，2011）。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关系实践中的主体、过程、情境对关系变迁的作用力。

社会学家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堪称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研究的经典范例（王春光，1995；项飙，2000; Li Zhang,2001），尤其是项飙的研究以“主体 -实践”（agent-practice）为范式，强调移民也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他提出要将“传统网”和“流动网”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展示主体的创造性过程，从而将流动中的空间与社会关系变迁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项飙，1998）。此外，他以“行动者本身是在和关系的互动中不断被塑造”为分析思路，用“系”和“关系丛”两个核心概念来把握“浙江村”社会网络在新社会空间的动态建构过程，具有一定的理论概括力，例如他的“关系丛”概念强调两个行动主体在互动中对背后不在场的关系网的认知、把握与计算能力，因而有着生动的情境性，突出了他所强调的生活本身的逻辑（项飙，2000:12）。项飙对浙江村的研究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之后中国社会学界关于流动人口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项飙对关系的实践性和空间性的理论贡献，仍无人能出其右。

上述提到的几个研究都是基于特定时空中的关系实践——以具体的社区或社群为立足点，在方法上都更偏重于民族志的理路。就方法论而言，这也就是学者黄宗智说的注重质性和社区研究的实体主义研究；与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它更倾向于从经验到概念的研究进路，而不是形式主义所广泛使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对惯常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条件下，滥用定量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它可以起重要的纠正作用”（黄宗智，2012）。关于社区研究的好处，吴文藻认为“社区”是“有物质基础”和“可观察到的”；费孝通则认为是“有了时空的坐落”（肖林，2011）。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已有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把农民工变成了一个抽象而庞大的社会范畴，而民族志可以把握农民工的“现实的时空条件、生产场景、生活方式、制度安排、不同的男工女工甚至童工，以及由不同的地域性所造就的包括地方方言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特点。一句话，必须引进曾经被‘科学规则’无情净化掉的各种有意义的细节”（沈原，2006）。

为什么要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关系实践”？除了可以观察主体、过程、情境这些社会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向度外，关键还在于，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时空概念。在这方面，我认为中西方学者对于时空架构与社会关系实践的宏观理论思考，虽然不一定能在中观、微观层面直接应用于农民工流动研究，但作为思想和批判的武器，仍是有启发价值的。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空间理论转向以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哈维（David Harvey）、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索雅（Edward Soja）等人对“空间与社会关系”均做出了理论贡献，可以说从空间的思想谱系来看，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再生产一直是当代西方空间社会学的主题（文军、黄锐，2012）。

在探讨社会形态转型这一宏大理论问题时，特定时空下的关系实践及其变革，同样是一个必要的分析路径。这方面西方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现代性后果的思考和卡斯特（Mannuel Mastells）对建立在信息技术范式上的网络社会的论证。前者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建立在“脱域”（disembedding）的基础上，吉登斯对脱域的定义是：“社会关系从地方背景的互动中‘脱离出来’（lifting out）以及人们在无限的时空跨度中重构社会关系的过程”（A. Giddens,1990）；由此将传统社会向现代性转型之后社会系统的各种机制进行了重新梳理，包括制度、全球化、信任和亲密关系的变迁等。卡斯特以“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和“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解释了网络社会对时空的解构与重塑，以及在此基础上作为历史与文化的社会关系实践在新的时空结构转型中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社会运动（曼纽·卡斯特，2006 a,2006 b）。可见，社会实践的空间变迁，引发的是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重组；脱离了空间的情境性，也就失去了社会关系的主体性与实践性之基础。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理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存在基本上都会涉及时空的交织，从时间、范式（即结构）和空间这三个环节看来，一切社会实践都是情境性（situated）的活动。

如果说吉登斯和卡斯特试图从社会形态转型这一大“广角”来审视特定时空下关系实践的话，那么中国学者翟学伟近年来的研究则致力于从时空性中找到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原点”。翟学伟发现：“在血缘和地缘的背后是中国人的时空构念。这里的时空含义即表现为：相同地理位置中的持久性交往是中国人结成关系的首要原则……另外一项重要性就是时间……无论是事实的持久还是认定的持久，此要素给中国人的关系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和关键的。”（翟学伟，2011:185～186）由此，翟学伟将中国人的关系放在一个无选择性（空间）和持久性（时间）的极端模式中，推导出中国人关系的逻辑起点：“个体的去个性化与交往之间的情理兼备”。他将中国人的关系特征概括为三点：其一是持久并缺乏选择性，或称“捆绑性的纽带”；其二是受儒家伦理与社会制度规约下形成的“互动的等级和类别化”；其三是对同一地区、群体或组织的认同，即“空间的同一化”。而捆绑性的关系催生了感情关系的建立和信任的不证自明，并存在一种关系的义务性界定。他认为：

关系的义务性是同长期的无选择性交往相配合的，它使得人们互相之间的支持和帮助不一定发自一种个人的意愿、善的动机、真诚或真情实感的流露等，而是一种无选择的服务或服从，比如孝顺、义气等（翟学伟，2011:189）。

翟学伟对中国人关系的模型建构，是从中国人时空构念中绎出来的一种总体性概括和逻辑推导。严格上说来，这种关系模式应该适合于所有长期空间上不流动的人类关系特性，这就存在一个能否经得起其他族群、文化检验的问题；同时中国几千年社会空间结构也存在人口流动和迁徙现象，因而不得不考虑关系的变异因素；而且，中国文化本身就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概念，有学者在谈到“中国文化”时就曾提出警告：“所举中国文化的特性，放到中国文化整体上观察，常常体现的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特性，而事实上中国文化往往却又同时存在着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另一个方面或另一种特性。举一掩一，恰恰了抹杀了中国文化本质的复杂性。”（丁伟志、陈崧，1995:398）因此，从时空性回到中国人社会关系总体性框架的“原点”，一不小心就可能受制于结构主义，将人的创造性和文化在流变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视而不见，结果原本“活”的时空反而成了研究者束缚自己的一件“紧身衣”。

但假如我们将翟学伟的这一模式作为中国人关系的基本模式（fundamental model）和逻辑线索来看的话，发现这一概括对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传统中国式关系是有相当解释力的，许多有关中国人关系的研究如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许烺光的“情境中心”说（许烺光，1980），还有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发现的“报”的循环，等等，似乎都可以放到这一时空结构中（即捆绑式关系和互动结构中）重新加以审视，并得到一定的解答。

但翟学伟的用意并不止于追溯中国社会关系原点之本身，而是试图从中国人的关系逻辑出发，考察现代社会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中国人传统的关系网络如何在新的时空下发挥作用，如何从“被动自生型”转化为“主动建构型”（翟学伟，2011:195～196）。因此，是从“不变”中找出“变”的过程与机制来。今天，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的关系实践在时空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可以自由结网的“网络社会”；那么，这种新时空下的关系实践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逻辑变化，这无异从历史、文化、现实角度对我们流动民工的关系网络研究提出了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